第一编 基本的经济关系
我们要感谢新古典经济学，他们在与凯恩斯主义的论战中尖锐地指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虽然新古典经济学指的是凯恩斯经济学未能与传统经济学一脉相承，未能因袭传统经济学的学理基础，客观上导致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分裂。这引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经济学的基础是什么？新古典经济学当然相信自己的理论的正确，当凯恩斯经济学没有援用他们的理论时，他们指责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这是否有些主观。问题的正确提法或许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如果一定要做这样的划分〕[1]的共同基础是什么？
我们之所以要感谢新古典经济学，是因为它提醒我们注意，经济学要有基础。但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自身的局限性，他们只是追究凯恩斯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没有反躬自问，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又是什么呢？这个基础是否也坚实呢？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现在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还是不谈经济学的基础问题，至少是没有集中的郑重的提出经济学的基础问题。一种学说，没有基础理论，是站不住脚的。这正如一幢建筑物，没有坚实的基础，随时都可能倾覆；没有统一的基础，是支离破碎的；只有坚实的统一的基础，才能屹立不倒、浑然大观。
因此，在这一编中，我们从现实的经济运动探寻出四个基本的经济关系——社会分工、私有产权、个人利得最大化、人与人的对立，作为经济学的基础。
第一章 社会分工
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分工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加之古典经济学对社会分工多有阐发，近世的经济学家很少有人再言及社会分工，因之，社会分工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位置人们也往往熟视无睹。近来，新兴古典经济学却又把社会分工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似乎又吊起了学者们的胃口。但无论如何，社会分工这样一个重要话题，仍然有值得澄清和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 社会分工的理论渊源
历来，无数的经济学家称道过分工的重要性。
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他的经典巨著《国富论》中，一开篇就大谈分工，极陈分工的好处，认为分工能促进劳动生产力，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普遍富裕。被人们引证得最多的是亚当·斯密关于制针生产的经典例子：如果没有分工，一个人一天可能一枚针都制造不出来；由于有了分工，一个人一天却能成针四千八百枚。如此大反差的劳动生产力，是没有任何经济学家能够忽视的。斯密指出，在分工条件下，同数量劳动者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是因为：“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做许多人的工作。”[2]如此干净利落的论证，或许是人们特别喜欢这个例子的原因。
当人们对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啧啧称赞的时候，可能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的经济学家对分工理论的贡献，这个人是约翰·穆勒，他写道：“分工对生产的影响比通常论述这一主题的方式使读者所认为的更为重要。不仅不同物品的生产成为不同人的专门或主要职业时，每种物品的产量会大得多。分工的作用远不止于此。” 接着，约翰·穆勒分析了在社会分工不存在的前提下，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没有动力来促使土地或劳动去生产更多的产品，当社会分工存在并使产品交换发生后，人们会受到激励，提高劳动生产力，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产品。这一思想非常重要，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专门论及。约翰·穆勒也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力来说，极其重要的是，附近有从事不同产业的生产者。一种劳动产品能与另一种劳动产品相交换，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一个条件，若劳动产品不能交换，劳动总量几乎总是会减少。当某种劳动产品获得了新市场，从而产量增加时，产量的增加并非总是靠牺牲另一种产品而取得。”[3][4]这是约翰·穆勒对分工理论的重大贡献，在我们看来，这一贡献并不亚于亚当·斯密在分工理论上的贡献，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尼尔在对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作了一番评论后，也谈了他自己对社会分工的一些见解，大多数见解过于细微，不足道之，但有一点应该在分工理论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即他把社会分工推至更大的范围，把邮差、官吏、士兵、行政人员等都视作社会分工的一部分。[5]过去的分工理论，一般都只论及生产领域的分工，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似乎也只应如此。但是，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随着第三产业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随着政府职能的逐步扩大，生产领域的分工只是社会分工的一小部分，如果仍然拘泥于生产领域的分工，经济学的解释力将会大打折扣。因此，西尼尔关于分工的意见是有现实意义的，经济学的分工理论今后可能要包含各类主要的社会分工。
西斯蒙第先一般地肯定了社会分工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然后以他惯常的批判精神，指出社会分工的一些否定性方面，其中有价值的方面是，他认为分工使劳动者成了机器的一部分，使劳动者“智力退化了，体力衰弱了，健康和活泼也受到了影响，”在这里还暗含着一个重要的思想：分工体系中的每一个人，只是社会生产体系中的一分子，他的劳动，只有在联合劳动中才有意义，他的生存，也只有在普遍联系的社会生产中才能维系。另外，西斯蒙第还看到，社会分工的发展是和机器的发明直接相关的，而新机器的使用对劳动者有替代或挤出效应。[6]虽然西斯蒙第没有就这些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但仍给后人留下良多的启示。
……。
接下来我们要着重谈一下新兴古典经济学对亚当·斯密分工理论的推崇，因为它涉及分工理论在经济学中的位置的重大改变，而且有撼动经济学基础的杞人之忧。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它的创始人中，我们看到了难得一见的华人的身影，这是令中国人高兴的事，但是就学术而谈学术，我们还须秉公而论。
新兴古典经济学把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推到了极致，他们认为分工与专业化思想是经济学的核心，并以此为出发点，运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创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7]新兴古典经济学指出，新古典主义把经济学聚焦在稀缺资源的配置上，抛弃了古典经济学最本质的东西，从而使经济学的解释力大大降低。在古典经济学那里，关注的重点并不是资源配置问题，而是如何才能使一个国家更加富裕，并尤其关注分工如何能够减少资源的稀缺程度。因此，应该回归古典经济学，把分工和专业化思想作为经济学的核心。[8]表面上看，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责难并不为过，把国民财富的增加作为经济学关注的重点也不算错，而社会分工的发展能促进社会生产力，从而增加社会产出，所以说，分工和专业化是经济学的核心。这一切看起来似乎都顺理成章。
我们这里不可能全面评价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9]仅就“分工是经济学的核心”而言，还是值得商榷的。分工固然重要，但分工自身是没有动力机制的，人们不可能为分工而分工，分工的扩展和完善，是由其他力量驱动的。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分工并非尽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增进社会财富。一个例子是中国的集体化：解放初期，中国即进行了农业、城市手工业的集体化运动，目的除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之外，另一个考虑是实现较为集约的社会化的生产，可以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集体化后〔包括以后的人民公社化〕，分工水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则没有什么起色。另一个例子是杨小凯在他的书中多次提到的一个事实：苏联有一个分工水平相当高的投入产出网络。[10]然而，尽管有如此高水平的分工，苏联却在与西方国家的经济竞争中败下阵来。
人们马上可以提出更多的相反的例子来说明，正是由于分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完善，才会有生产力的突飞猛进。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在现代经济学的经济分析中，经济学家们喜欢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单纯推导一个变量或少数几个变量的因果变化关系，得出一般结论。这种分析方法，对于我们这里的论题，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任一个变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自身的变化，都可能产生显著的功效。以分工而论，假定其他条件已定，仅只是分工的变化，就可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功效。但是，换一个其他变量，比如一种制度、一项新的发明、甚至一条新铁路的开通，我们都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即同样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功效。 问题的焦点在于：分工究竟是不是经济学的核心?如果分工是经济学的核心，则可以用分工来解释诸多的经济现象与问题，[11]这是新兴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相反，我们的观点则认为，分工不是经济学的核心，分工没有内在的动力机制，是其他更元初、更根本、更内在的力量决定整个市场经济的运行。
我们还是回到中国农业集体化的例子上来。中国农村的集体化，把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转化为几十家或上百家农户的集约经营，分工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按理说农业生产力会有大发展。然而，集体化后，农业生产进展迟缓，粮食产量长期供不应求。改革开放后，农民自己发明的包产到户，一下子就扭转了农业生产的被动局面。在分工层面上讲，从集体经济到包产到户，实质上是退回到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分工水平的倒退或下降，但却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分工或专业化并没有起到主要的作用。那么，真正起作用的是什么呢？在我们看来，主要是产权关系的变化和农民个人利益的实现。故事还可以继续，正是由于产权关系的改变和农民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农村经济的发展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日益向专业化、集约化的经济转化，土地逐渐向种粮大户集中，各种养殖业种植业的专门化已经形成不可逆转的势头，乡镇企业也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社会分工在中国农村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大发展。不过不要忘记：这种分工和专业化的大发展，是由其他力量推动的。
其实，对分工的作用亚当·斯密并没有新兴古典经济学那么自信，虽然亚当·斯密认为分工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他同时指出，分工不是源，只是流，“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12]人们更要记住，在亚当·斯密的这本经典著作中，还有一段更加名闻遐迩的话，就是那段关于每个人都只追求自己的利益，最终则促进社会利益话。[13]这段话启迪了无数的经济学家，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理论，“效用最大化”和“厂商利润最大化”学说，都可以看作是从这段话演化而来的。客观地说，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这些理论和学说，相较于新兴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分工理论，更像是经济学的本质和核心。虽然说新古典的这些理论和学说掺杂了虚妄的成分。
最后，我们还是要说，社会分工固然重要，但不可能是经济学的核心。那么，在我们的理论体系中，社会分工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
二 社会分工的历史地位
仔细看看，诸多经济学大家所推崇的社会分工，主要指的是企业内部的分工，无论是亚当·斯密著名的制针的例子，还是马克思从手工制造业一直论述到大工业的分工，无论是马歇尔成篇累牍的关于工业组织的分析，还是萨缪尔森蜻蜓点水般的专业化概说，基本上都是把分工局限在企业内部的。在这种分工中，分工的各方不是作为不同的所有者而彼此对立，而是作为协同劳动的合作者而互为表里，分工者之间不存在商品交换关系。
我们这里所要强调的社会分工，不是以上意义的企业内部的分工，而是那种能引致商品交换并产生诸多巨大变化的社会分工。
市场经济就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以商品交换为首要特征的。一般的理论认为商品交换必须具备两个前提：1．社会分工的存在;2．产品属于不同的所有者。[14]对于第二个前提，我们暂不论及，留待下一章再作详尽的考察。这里把我们的讨论只局限于第一个前提——社会分工。
马克思指出：“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他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15]韦伯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起初，商业是种族集团之间的一种事务，它并没有出现于同一部落或同一社会成员之间，而是最古老的社会共同体中的一种对外现象，只以异族部落为对象。”[16]在以上两段引文中，似乎都没有看到"社会分工"的字眼，但是，在这两段话中，已经隐含了社会分工和产品属于不同的所有者这样两个前提。
约翰·穆勒也许没有马克思和韦伯那样的历史感，但在他的分工理论中，同样也看到，在不同的人群之间，由于各自所产物品的差异性，使交换成为可能；而在同一人群内部，即便有分工，也不存在交换。[17]这就是说，只有社会分工和产品分属于不同的所有者，交换方才产生。
我们这里只谈社会分工。按照流行的史学观点，早期的农牧业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都是以原始氏族、部落或原始公社的形式出现，并主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在这些共同体(氏族、部落或公社)内部，不存在商品交换，这是因为，在共同体内部人们所生产的物品基本上是相同的，没有交换的必要，人们不会在相同的物品之间进行交换。那时虽然有分工，但只表现为共同体内的自然分工，分工的各方被包容在家庭或氏族内部的经济活动中，相互之间并不存在交换的关系。
不同的社会共同体之间情形却不一样，在古代，不同的社会共同体之间相对是封闭的，由于各个社会共同体所处的自然条件如区域位置、生存环境、谋生手段等的不同，人们可能会生产出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物品，当这些不同的社会共同体不期而遇时，这些相异的不同的物品便可能成为最初的交易对象．最初的交换是以物易物，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商品交换，但随着交换的日愈频繁以及货币的出现，商品交换只是迟早的事。因此，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社会共同体之间的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的源头。迨至近代，李嘉图的国际分工理论和比较成本学说，也是奠基在这种自然的社会分工之上的，只不过事过境迁，原始共同体由民族国家取代了。
原始的自然的社会分工是市场经济的源头，这一提法，人们不会感到惊奇，甚至还不以为然。最初的自然的社会分工离我们现今的市场经济实在是太遥远了，有什么必要去追溯它的源头呢?自然的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的一般前提，但这种社会分工既然是原始的自然生成，便不可能是"经济人"理性思考的结果，因此，这种自然的社会分工就很难进入经济学家的研究视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它漠然置之似乎也理所当然了。
但是，如果我们说正是这种自然的社会分工，把人类从野蛮时代导向文明之域，从此便有了战争、阶级、城市、制度等等文明景观，你还会对它漠然置之吗?经济学家们也许还会，因为这些变化都还不属于经济范畴。如果我们说正是这种自然的社会分工，最终成就了"个人利得最大化"、私有产权的一般化、人们作为商品所有者的普遍对立〔或垄断或竞争〕、以及更繁杂得多的经济变化，经济学家们也许就不可能再漠然置之了。
从原始的自然的社会分工到现今遍及世界、巨细俱兼、无所不至的社会分工，人类已走过漫长的历程，随社会分工而来的商品交换一旦出现，就以其势不可挡的力量，最先吞噬了原始的社会共同体，继后埋葬了奴隶制，随之颠覆了封建的宗法关系，接着带来了资本主义的巅峰时刻……这个过程还在继续，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已经迫在眉睫，人们已在开始谈论民族国家的消亡了。社会分工导致商品交换，商品交换反过来又促进社会分工，这样一种往复发生的运动，使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市场经济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成熟壮大的。
社会分工的存在与发展，在特定的条件下，必将导致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我们前面列举的经济学前辈，论述得太多了，不论是企业内部的分工，还是社会范围内的
分工，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生产力的进步。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分工的存在及其日臻细密，社会中的每一阶级、每一阶层、每一个人都置身在社会分工的系统网络中，老子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理想，早已不复存在，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网络中的一分子，每一个人都不可能离群索居，每一个人只有在网络中才能生存，每一个人的存在只有在网络中才有意义．这就为经济学研究设定了限阈，注定经济学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处方，而是普遍联系、统筹兼顾的辩证思考。
最初的社会分工是物质生产领域的分工，最初的交换是物品与物品的交换，但是随着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的发展，社会分工早就溢出了它原有的界限，变得更加宽泛。从职业的分布来看，除了旧有的农、工、商这种大的分类外，军人、官吏、医生、学者、管理者、科学家、信息技术人员、演员、运动员……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职业选择，而且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从商品的结构上来看，除了林林总总的物质商品外，精神商品也是五花八门的，还有很多是既不能归诸于物质商品，也不能归诸于精神商品的。这些在过去的经济学中均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尽管GDP的统计中已经囊括了它们，但是它们不是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可以为之定性定量的。
就以上所论，社会分工在我们的理论框架应该处于这样的位置：
我们这里所指的社会分工是最原初的社会分工，它不同于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强调的企业内部的分工，[18]这种社会分工，开启了人类的文明时代；使商品交换成为可能；让私有产权更为完善、牢固和广泛；使个人利得最大化成为市场经济的定格；促成了人们作为私有者之间的普遍对立〔垄断和竞争只是它的局部表现〕；一句话，自然的、原初的社会分工，是市场经济的历史前提。
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和扩大，使市场经济成为普遍的经济形式，社会分工形成无所不包的网络系统，各种生产要素、各个阶级阶层、各个利益集团、各个家庭个人，只有在这个网络系统中才能生存、才有意义，任何经济行为都必须放在这个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网络体系中来思考，可以说，社会分工是市场经济的网络系统，它是各种经济要素传递和交换的前提条件，是市场经济平衡与运行的天然载体。
[1] 已有不少的经济学家提出这样的划分是不科学的，讥讽这是经济学患了精神分裂症。微观与宏观的区分，实质上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没有局部，何来整体；没有整体，无所谓局部。真正的症结在于，微观与宏观各自有不同的学理规范，人为地被分离开来。这是经济学界的耻辱。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上卷，第8页。
[3]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上卷，第142-143页。
[4] 杨小凯对新古典经济学有一个有力的批驳，他指出新古典把经济学的重心放在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上，社会生产只能在生产可能性边界内进行，人们只能在资源约束条件下作商品生产孰多孰少的抉择，社会的总和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在这里，我们看到约翰·穆勒早就洞察，由于社会分工的存在，社会总生产力大有增加的势头。
[5] 参见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第115-127页。
[6]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第235-240页。
[7] 参见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页。
[8] 同上，第1页。
[9] 张五常以他素有的直率说：“……搞什么超边际分析……超来超去，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看来看去也不明白”。这未免鲁莽了一些，但让人有直抒胸臆之感。这种讥评是否真是张五常所言，我没有完全的把握，因为是从其他人处转录，不过从语气上看，像他老人家的。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更理性更细致的批评，可以看刘孟奇的论文：《新兴古典经济学：能否由挑战者成为继任者？》
[10] 参见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页。
[11] "新兴古典经济学在统一的分析框架内，逐步解释市场如何由分工的发展而出现、企业如何出现、失业和景气循环如何出现、新产品新行业如何由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加深而出院、保险业如何为解决分工加深后分工网络可靠性下降的问题而出现、分层金字塔交易组织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能用来提高交易效率，等等。"〔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12]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上卷，第16页。
[13] 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下卷，第27页。
[14] 众多的历史文献及经济学著述中，把剩余产品的存在看作商品交换的又一个前提，我对此进行过批驳。参见拙著：《从中国到世界-文明社会的深层危机》第15-16页，第47--48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106页。
[16] 马克斯·维贝尔：《世界经济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页。
[17] 参见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上卷，第140-143页。
[18] 企业内部的分工，有如原始共同体的内部分工，同处于一个所有者之内，分工的各方之间不存在商品交换关系，这种分工对人类经济社会的影响远不如基于不同所有者的社会分工大，约翰·穆勒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约翰·穆勒的分工理论比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的贡献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