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提国学，其实与现代人类文明的基本走势相关联。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与我们中国人不一样。他们注重个体，我们注意背景。讲国学，就是要注意背景。我想谈三个问题，一、当今人类文明的走向；二、我们如何应对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几百年间发生的巨大变化；三、以我们的国学，迎对人类文明的新发展、新潮流。

从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后，西方人在“全球化”的口号下，非常注重文化问题。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中，反对崇尚多元文化和文化多样性，批判文化多样性。他说如果多元文化盛行，如果对开明的民主制度共识发生分歧，美国就会象前苏联一样，进入历史的垃圾堆。6月份，美国《大西洋月刊》有一篇文章，提出“如何对付中国”，认为中国将利用漫长的海岸线和一直深入到中亚腹地的后方基地在太平洋上跟美国玩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这当然是美国少数右派的观点。《西方最后的机会》这本书也谈了同样的观点，认为如果不对西方风俗文化做特殊的保护，特别的尊重，西方的价值观将被伊斯兰价值观所取代。他们认为阿拉伯文化是最主要的敌人。欧洲如果不采取措施，欧洲将变成“欧拉伯”。美国不能容忍与“欧拉伯”共存。

1988年，一个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博士说，人类要生存下来，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前，回到孔子的时代，汲取孔子的智慧。1993年，世界宗教大会的宣言里写进了儒家伦理，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底线伦理，普适伦理。其他的宗教伦理都不行，都不能相互接受。只有孔子是道德的黄金率。进入新的世纪，在法国里尔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公民大会。人类对新世纪充满了渴望与憧憬，共同认识到，地球只有一个，地球缩小了。可人类面临的挑战没有解决。他们在发表的宣言里提出人类向何处去，为此产生迷惑。俄罗斯认为巴黎的骚乱是文化对抗。我们不能这样分析，其实还是贫富的差距，失业、教育等问题没有解决。宣言提出要改变目前人类的困境，要更张人类之所为，要在诸多领域里，包括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道德伦理、国家体制等方面实行变革。其变革的指南要到东方文明中去寻找。

“国于天下，有与立焉”，我们老祖宗讲和谐。他们寻找行动指南的内涵就是对西方文明的强烈反思、扬弃和批判。2001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把文化权利作为人权的组成部分。提出要尊重不同文化的生活方式、共处方式、价值体系等。不能鼓吹只有一个价值体系，要有文化的多样性。宽容、合作是当前和平安全的重要保障。这个文化多样性宣言就是缓冲文化紧张。宣言是对美国终极价值论、文化全球化的批评。2003年，第32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起草了“文化多样性的国际公约”。80多个国家签字，赞同保护文化多样性，保护文化的生存权利。我们谈国学，就是保护我们民族的发展权利。我们现在与100年前不同，现在是主动积极地倡导弘扬国学。而百年前提出国学，是保族，保种。

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文化？这就是多年来倡导的文化自觉。所谓文化自觉，就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一种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基本精神和发展趋向。我要特别强调，这种文化自觉不是复旧，不是复古。历史是个矢量，像射出的箭一样不能回头，像山上的石头滚下来不能再滚上去。这种回归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回归，是从新的起点开始。不知道自己的文化，谈何文化自觉？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以什么方法态度对待矛盾，就是“和而不同”。这句话不是偶然产生的，它是文化的积累和总结，代表了我们文化的基本趋向。国学既不是复古、复旧，也不是全盘西化。当前就是“中、西、马”三足鼎立，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调整过程。我们不能太乐观，要有文化忧患意识，无论是内还是外。“中、西、马”基本话语不同，价值取向也不完全一样，我们要寻找一个底线伦理。我们国学还没有真正挺起腰杆来。我们说文化自觉就是加强我们在当今人类文明转型期的自主能力，要有自己的主见。当今是文化自我定位的时代，没有文化核心，只靠政治信条和意识形态来界定的社会，在未来人类社会将失去自己的位置。

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文化？定位在哪里？就是要在多元文化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和身份。这是治国之本。这个过程还很遥远。汉末到隋唐儒释道鼎立了400多年，充满了文化纷争和排斥。目前“中、西、马”也需要长时间的调整过程。治国之本从文化角度讲，就是要有一个能使国家立足的本，不能两套语言。我们有几千年的文明背景，立，就是立在文化上。西方尊重中国的只是中国的文化。我们要有文化的承担，文化的自觉。100年前，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没人讲孔子。梁漱溟先生说“我不讲孔子谁讲孔子？”清末民初，邓实提出“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文化与国俱生，文化是这个国家的灵魂。没有灵魂的国家，名存实亡。国亡而学亡，学亡而国亡。国家可能灭亡，但学术不能亡。中国历来以文化界定正统。所谓夷夏之争，夷夏之辩，主要是从文化上讲。儒家思想的夷指汉族以外的民族。他们接受了汉文化就是夏，不是夷了。反之，背弃了汉文化就是夷。即所谓以夷变夏，就是文化的变。儒家主张以夏变夷。所以国学与国俱来，“本之于地理，根之于民性，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这里肯定了本乎地理的原则，明确了必须一国所有之学。在民国初年，与国学概念相同的还有国故、国粹。中学派主张“国粹”，西学派批判为“国糠”。后国粹改为国故，取其粹，扬其糠。西学派又反对“故”，提倡“新”，破旧立新，破“故”。国故派主张温故知新，推陈出新，即所谓学恒派。还有自由派，弃旧图新。中国历史上出现三次大变局。第一次文化大变局是春秋末年。第二次是东汉末年。汉末佛教传入，从信佛到佞佛，从疑佛到释佛。佞佛就是全盘佛化，否定本土化。疑佛，从怀疑到排斥，进而灭佛。韩愈排佛，作《谏迎佛骨表》，被贬曹洲。排佛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释佛，融合本土。后来出现了中国佛教自己的经典《坛经》。《坛经》就吸收了儒家性善论、明明德等思想。这一次文化大变动，500年解决了。这种文化变动都是剧烈的。第三次是明末清初，“天崩地解”的时代，西学夹带着物质文明传入中国，加上本土文化的内部纷争，中国文化出现了几千年未有之变局。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学术，是学术体系。国学除了经史子集，还有其他内容。作为文学作品的集，大量体现了经、子、史的思想。

一个国家没有灵魂不行。要与别人对话，不能拿意识形态与人对话。只有了解自己的文化，才能参与对话。我们就应该以积极主动的态度迎接变动，迎接这个转型期。我们不谈崛起，崛起是爆发户，我们有5000年的文明史，怎么能叫崛起？应该是复兴。能否复兴，需要我们的文化自觉，从我们自己做起。不能把国学作为知识，要能上达。

本文根据作者在乾元国学的演讲整理，未经本人审阅。版权归乾元国学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