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这个概念非常的大，民国时期的人曾经对国学有一个界定：“国学者何？一国所自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国学者，与有国以俱来，本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所以国学的范围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几千年的积淀和积累，古人皓首穷经，一辈子不能尽其学，所以我们就想能够把握住其中的核心。如果我们简洁地说下国学的核心，就要看到它的源头，也就是影响最大的部分来说起。
关于其核心在民国之前没有争议，从精神、文化、思想层面，简要说就是以六经为源头，以儒道为两翼的思想脉络，也有其他的流派，墨家、法家、诸子百家等等。但是到了汉代，这些流派也渐渐式微，渐渐融入了以儒家为主流、以道家为辅助的这样一个大的文化熔炉当中。我们说诸子之学是流，也就是从源头流出来的大河，而源头就是六经，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
六经是我们中国文化当中最源头的、最基本的、最具有民族性的原创性思想，所以到汉代就把它作为“经”，也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历史上也称作“先王旧典”。春秋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回顾他们的历史，他们看到的这些经典，都是过去的夏商周三代的王的经典。六经就产生于夏、商、周，所以六经当中，除了夏、商、周三代思想的聚集，也包括这更早的思想的流传。
之所以在汉代称之为“经”，也就是所谓的“经者，常也。”古代的时候都是单字成为一个概念，后来才渐渐出现了复合词，比如“经常”。其实“经”是“经”，“常”是“常”，“经”是指我们织布的纵线，没有纵线就织不成布，引申出来就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基础，须臾不可离的恒久之道，所以“常”，就是恒久的意思，也代表着对于源头文化的尊崇。
“ 经 者 ， 圣 贤 所 以 传 道 也 。经之有故训，故须明经以造乎道也。”“道”就在经里，中华民族的历史就记录在其中，包含了我们先人的生产生活，有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所以读经的目的不在于学习一些名言隽语，明经的目的是要达到一些对“道”的认识。我们说到“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实际上“道”就是道路，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走过的道路。虽然这个道路曲曲折折地走了几千年，但是我们今天依旧在走，既然我们要走下去，就要知道过去我们是怎么走到这里来的。所以读经的目的是为了明道，而明道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得更好。读书是为了增长人的知识，然后将知识升华为智慧。六经是六部重要的经典，实际上都是集中到道路的问题，当然它们也各有分工，所以不读经典不足以言国学，不了解历代的注疏经传，也不足以言中国的学术。
六经所涉及的主要问题，也是我们人类今天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我们的经典中也都给出了思考和解读。比如，社会危机是分配的问题，是财富两极分化的问题；道德危机是人性异化、灵肉分离的问题；生态危机就是天人问题、人和自然关系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恰恰是儒、道两家最为关注的问题。离开这些问题，我们读经就会有些偏离，目的就不会太明确。
庄子在《天下》篇中有一段非常精辟的描述，所谓：“《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孔子时代就已经开始采用六经来教育学生了，这几部经除了《春秋》晚出以外，其它的经典在孔子时都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材料。六经的思想在前，而编纂在后，这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造成的文化破坏，所谓的礼坏乐崩，孔子作为中国文化最为重要的一个符号，最大的贡献也不仅仅在于其弟子根据其言行整理出了《论语》，更大的贡献也正是在于对这些先秦古典的整理和保存。
六经也是有变动的。到汉代，《乐经》已经失传了，剩下了五经，然后《礼》变为三《礼》，《春秋》有三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慢慢往上加，到宋代后，就形成了十三经。
究竟有没有《乐经》，这个事情一直有争议。有的人认为有，后来失传了。有的人认为就没有过。也有人认为有，但是汉代人没有整理出来。也有人认为《乐经》就是《周礼》当中《大司乐》这一篇。中国古代音乐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素，也就是五声、八音、十二律，五声就是现在说的音阶。我们历代都有乐制，在史书中都有关于音乐的记录。最早是《史记》中的《乐书》，这些《乐书》、《乐记》、《乐论》当中都有对于音乐起源的追溯。《论语》中记载，孔子到齐国访问，突然晚上听到一段乐曲，让他非常吃惊，就是“韶乐”。这就是舜时代的曲子，这证明在孔子的时代已经很难听到上三代的乐曲了。先秦诸子的著作中，有大量的引文出自五经，但是并没有引自《乐经》的内容，所以《乐经》究竟失传，还是没有，或者说宫商角徵羽都是调子，没办法引用，我们确实可以打个问号。
“律”是确定一个乐器的准确度的，用不同长度和粗细的竹管，来反复的调整才确定的，所以也叫“十二管”。古代的音乐高调的很少，宫廷音乐大部分是为了祭祀古代祖先神灵之类，所以很少高调，配以歌词，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大多只剩下了歌词，但是音乐没有传下来。包括祭孔大典的音乐是在明朝创制的，传到了日本和韩国，据说直到很晚我们才再次把这个乐从韩国引进回来。所以我们现在流传的很多传说古代的音乐，实际上都不是那样的，包括比较出名的《广陵散》，传说自嵇康也就失传了。
所谓“八音”，是指“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它是按乐器的制作材料对各种乐器的分类。
我认为，汉代学者其实可以把《乐经》重新集成一本的。之所以没有，还是因为如果“乐”作为经典，还是需要很多经典的曲子在其中记录。如果没有曲，只是论，是不可能的。但是乐谱都已经失传了，调音技术因为需要老师手把手的教，没办法用文字记录，写不出来，所以就更为容易失传。讲乐器的这些东西倒是有，但是渐渐的也越来越少了，很少能够有人还原亘古时的条件，仔细地来对待音律，因为音乐本身也变简单。古代音乐当中重点不是在于好不好听，而是在于其中要含有一种精神，关键是要鼓舞人的。音乐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几个领域之一，所以《乐经》究竟有没有集成，我们可以不管，但是从孔子以来开启先河，留下了大量宝贵的乐论。
乐对于一个社会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六经中，虽然《乐经》没有了，但是乐的传统得以保留，所谓“礼乐典章”。孔子反对“八佾舞于庭”，这也是我们所说的礼乐制度化，通过形式将礼和乐的精神固定下来。此外乐论的发展非常发达，对于乐的功能性的讨论也非常丰富，比如《礼记》中《乐记》和荀子的《乐论》。《礼记·乐记》应该代表了中国文化中对于“乐”的经典看法，也就是对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的强调，也代表了中国古代音乐理论的确定表述，对儒家的影响很大。它也涉及到个人塑造和性格的影响，《乐记》当中讨论到了陶冶性情，也就是让人归于和平。乐的本质就是和。和谐理论是中国古代文化中共同推崇的，从中可以表达出天人合一的精神。所谓“《乐》以道和”，道家更倾向于自然之和，而儒家更倾向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之和的表达。
六经诸子之学都强调了“天人合一”，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共识。其中蕴涵着人类的行为方式及思考的方向，不能离开人类生存的环境条件，这即是“勿变天之道，勿绝地之理，勿乱人之纪”。天地人三者是构成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有机链条，这个链条一旦在某处断裂，人类将死无葬身之地。可以说，“天人合一”的价值理念，是对天、地、人三才的共生同构原理的认识，是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一种大智慧。
在有文字记录以来的人类历史以及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其背后的最终原因，可以说几乎都是严重的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造成的。在中国文化中，对此有极其丰富的思考和经验教训的总结。这是一个最为复杂的问题。古人对待这一问题，多是以“义利之辨”为讨论的课题。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说过：“放于利而行，则天下多怨”，都把问题集中在“义”与“利”的关系上。这些议论都是强调，一个社会如果一味地放纵利益的追逐而无社会正义的调节，社会就会陷于危机。如何处理“义”和“利”二者的关系，是保持社会能否和谐发展的关键问题。“义”，就是合理、正义；“利”就是利益、好处。两者的关系应该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可以说，没有离开“利”的“义”，也没有离开“义”的“利”。一个正常的社会，两者都是不能偏废的。离开了“义”的“利”，就叫无义之财，放任无义之财的追逐，走到极点，便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离开了“利”的“义”，可称作空想主义，走到极点，会造成社会的普遍贫穷，最终也会导致社会的瓦解。
“义”是不能脱离“利”来讲的，如果脱离了“利”，就是“望梅止渴”，牺牲了人们的现实利益，追逐一个空想的东西。但反过来，不能离开“义”来讲“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不是说所有的君子都讲义，是做一个君子，你要首先明白什么是“义”，他懂得这个道理；小人往往“鸡鸣而起，孳孳为利”，他用这个来区分君子和小人，没有“义”的指导，来搞这个利，就是小人。
孟子对这个问题看得最尖锐，他说“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结果就是“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倖）也。”掌权的人违背社会正义，在下的百姓一再触犯刑法。这话古人都提醒了。所以解决社会矛盾、防止社会矛盾激化，理论上说主要的出路就是“义利”的统一，然后才能做到社会财富分配的合理化。
人的精神家园一旦失落，就会像大海中的一叶浮萍，在汪洋大海中丧失了确定的目标，也会像一个浪迹天涯的孤儿，在茫茫人海中失去归宿。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这叫做营魄（灵魂与肉体）分离。
所谓的道德危机，即是个体人的灵与肉的分离，也可称为“人性的异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都有丰富的解决人性异化的思想文化资源。儒家的办法是道德教化，以人文主义的道德关怀，提倡明明德，即《大学》教育宗旨的第一条：“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尚书》称“克明俊德”，《周易》叫做“继善成性”。到了孟子，把这些克服人性异化的办法叫做“道德良知”。并认为道德良知是人与禽兽区别的标准，对这些标准的判断，叫做“人禽之辨”。
孟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能够自觉地与禽兽区别开来，他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小人去之，君子存之。”这就是说人和禽兽的差异仅仅有那么一点点，但对于人禽之别的这一点点，小人也不愿保留它，而君子则自觉地维护它。孟子说人与禽兽的差别既很小，又很少（几希）。尽管又小又少，但离开它便是小人、便是禽兽，保留它、维护它就是脱离了禽兽的真正的人，真正的君子。那么在孟子看来，这既小又少的人禽之别的标准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一套复杂的道德系统，其核心便是所谓“四端”，也叫“四德”或“四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种“心”，配仁、义、礼、智这四德。
这看起来简单，行起来却不容易。仁、义、礼、智（后来又加上信）总称五常，是儒家建立人类道德大厦的基石，在今天亦未过时。一个丧失良心，不讲仁爱，没有怜悯，违背正义，没有羞耻，在利益面前削脑袋往前钻营，甚至可以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指鹿为马，去善为恶的人，还能叫做人吗？充其量只是一个禽兽而已。此即人禽之辨的道德内涵。今天的道德危机之所以愈演愈烈，在很大程度上是道德教育的缺位和传统文化的断裂所至。解救之方不止一途，但道德教育却是须臾不可离失的。这里我所要声明的是，道德教育更重在身教，即如儒经所言，“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
《尚书》记录古代君王对于臣民的讲话和告诫，多属于政事的档案材料汇编，在六经当中也有重要的意义。讲的是君王治国利民的言论，也可以说是一部历史书。过去的史官分为左右，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那么左史记录的就是讲话训诫等等，题材有六种，比如《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等，还有誓，就是出兵打仗时的动员等等，属于历史的内容。《尚书》的本质，是可以通达过去。当我们对自己的道路足够通晓，才能够走得更远，通过《书》的教化，可以让我们有更好的预见。
比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阙中。”这十六个字被宋儒称为道统传递的心诀。人民的心思动荡不安，对客观真理的存在认识也幽微难明，人心是指个体的人的肉心。人心是不能纯一的，道心是可以纯一的。两者相合的越好，人的道德也就越高；两者分离的越大，人也就品性越差，渐渐地就没有道心，只剩人心，也就没有道理可说了。而要达到对道心的体认，就要精诚专一，才能公允的、实实在在地在行为中实现中道，也就是宋儒所说的格致诚正。
这十六个字被认为是中和的思想的真传，从尧、舜、禹一直传到孟子，然后有断绝，宋明理学家要接续道统，就是要把我们中华文明走过的道路的传统承接下去。道统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也不是说一提到道统就想到封建迷信，这并没有什么不好。我们讲六经，也就是要体会这个道路，这条道路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走的道路。但具体这个道路怎么走，就要看个人的知识和智慧了。这当然脱不开个人的努力，这种努力也就包括“极高明”和“道中庸”，一种理性的思维和在现实当中的运用，有一种精致的理论理解，会影响到行为的结果，两者匹配，也就是儒家所说的内圣外王。
六经之教，从《诗经》培养人的性情，温柔敦厚，一直到《春秋》“属辞比事”，将微言大义寓于历史当中。六经作为中华文明的源头，虽然版本很复杂，但是我们作为阅读和学习，不需要太过拘泥，只要读，就可以从中有所收获。
本文为乾元十周年“经典 · 知道”系列讲座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