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矛盾
印度喀拉拉邦的可持续发展经验一度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我们在考察中发现，喀拉拉的劳动力价格在当地是低的，但由于有l/3的劳动力就近流动到海湾产油国打工，因此喀拉拉本地的劳动力价格被拉高了。如果进一步做国际比较，印度的劳动力价格不如中国低。有调查证明，中国沿海地区的低层劳动力价格10年没有上涨。这是因为，中国农村的劳动年龄人口有5亿，实际上大多数农业劳动是由半劳力承担的，因此，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这就导致市场条件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劳动者也因此根本没有条件建立能够与雇主进行谈判的地位。
于是，农村流动打工的人基本上没有社会保障，沿海企业也从来不支付中西部劳动力的流动成本。可见，其他国家不可能在劳动力价格上与中国相比。
我们应该进一步看到，在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问题上，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有资本输入、输出的矛盾，发展中国家之间也有矛盾。比如我2000年11月在墨西哥访问时了解到，那里的知识分子就强烈反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因为墨西哥的普通劳动力价格比中国高3倍，在一般商品的生产中它就竞争不过中国。
所以，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互相激烈竞争，另一方面几乎都反对WTO，这是有其客观原因的。在与印度朋友的座谈会上，他们质问我，中国为什么那么强烈地要求加入WTO。他们的问题其实不确切，应该问到底是中国的哪部分人如此强烈地要求加入。
如果真正实现了全球经济市场化和一体化，市场的作用就当然会把最过剩的要素价格降到最低。于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劳工价格与他们的生存条件都会同一化到最低程度。这个规律在中国实际上已经有明显表现。在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结构约束下，绝对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价格不仅是在下降的，而且已经降到最低水平了；不仅如此，人们发现无论东部还是中西部，劳动力的价格之低也是一样的。
在中国，最显著不同的，其实是城乡人口的收入差别。
最近20年，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结构变迁的确已经大规模发生，但是，它并非现在才发生的。从19世纪中叶到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就已经是面向全球的开放经济了。由于工业化加快，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沿海地区的农村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因此，农业商品化过程对农村社会结构的解体造成的压力是长期的、客观存在的。这和现在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至少在现象上是有相似之处的。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资本全球化的同时，资本也把自然资源的价格压低，这样才能在资源资本化的进程中变成资本的增量收益。因为，资源价格压低之后产生的任何利益，亦即资源转化为资本的收益，大部分都是被大资本所占有的。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发生的大城市超前繁荣、传统农区却难免衰败的趋势，就是这个规律的作用使然。
二、谁反对全球化？
我在国外接触的大多数NGO（非政府组织）都认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是全球化的推进者。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是反对全球化的。由于发达国家是在一个与中国不同的语境中讨论问题，因此，这个说法值得分析。
我曾经听过美国政治家直言不讳的演讲，认为中国维持“后集权体制”是最有利于美国利益的。这当然只是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反映，我们姑妄听之。但是，人们如果愿意从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成本上做经济学的分析，就会认识到，其实就是现行制度条件才可以保证大资本之间的交易成本最小，获得利益最大。并且我们看到，这也与中国政府和社会公众都在强调的反垄断相关，因为如果经济资源被部门化的垄断资本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搞改良或者改革，就会越来越困难。在谈到国有垄断资本问题时，黄平对此做了评价，他指出：以国有企业名义、合资名义、外资名义垄断资源的少数新贵，实际上已经站到了跨国资本代理人的位置，已经不止是从前的买办。买办的意思是说把一个民族国家的利益出让/出卖给另一个民族国家，现在他们本身则成了跨国资本的代理人。
至于国内大企业对国外大资本集团的实际代理关系，如果我们完全可以从资本经济关系上考虑，也是能够被赋予另外的解释的。比如说，中国电信成功地招募国际资本，成功地在纽约上市，它的股东有各种资本集团。中国电信在国内实行手机双向收费，当然消费者强烈不满，但要改为单向收费，却受到外国资本的反对，说本来因为你们许诺垄断利润高，我们才投资你的股票，现在你们要改单向收费，利润要降低，就等于你们没有实现承诺。显然，这关系到国际信誉问题，不是中国电信可以自行决定的。类似的例子不仅中国，其他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多。中国既然接受资本经济，这种事情就只能按照保障资本收益的制度执行。因为全球化当然也是标准的、制度的全球化。1999年4月，克林顿和中国谈判的时候就明确讲，加入WTO意味着按照西方的制度改变中国。[1]
接着的问题是，讨论全球化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其中很多新话语构成的语境的变化本身，就是值得讨论的。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大多数NGO强调的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问题。
这里的语境不同，可以举例说明。比如在中国的理论界，WTO问题一度成了难以深入讨论的东西，因为人们想当然地把加入WTO与改革开放等同起来，而改革开放相对于过去那种国家高积累、人们低消费的计划经济，已经是具有绝对“政治正确”的民众共识。作为长期从事改革研究的人，我理所当然认同改革开放。但我除了强调不同语境之外，进一步的问题是，谁反对全球化？在中国，普通国民是要求市场化、全球化的，其实只是少数内外垄断集团在阻碍。
在讨论所谓自由贸易的时候也有语境问题。比如很多人都问这样的问题：经济学不是讨论三要素（资本、土地、劳动力）吗，那么，中国的劳动力要素价格最低，为什么不允许自由贸易到美国去，平衡一下美国劳动力的高价格？中国土地要素稀缺，为什么不允许到美国去种地？西方人在发达国家这个语境中所谈的全球化，实际上仅仅意味着只有一个要素的全球化，就是资本。而单纯强调资本全球化的背后，是反对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的全球化；其唯一目的，就是保证大垄断资本的收益不断增加，它的收益只能从对资源的占有和对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剥夺上来。有了对语境的识别，才可能把问题讲清楚。
香港岭南大学教授许宝强最近正在做区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研究，他试图找一个不同于主流的角度，来重新阐释市场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这是很有创造性和理论价值的。但是，这种努力同时也把市场给意识形态化了。实际上，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在面对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矛盾时，目前无论哪一种解释都可能由于其片面性而显得苍白无力。
三、全球化与世界法西斯主义的复苏
如果允许我把这种“宏大叙事”简单化地描述一下，那么可以说现在的全球化和过去的最大不同在于：过去工业化早期的商品贸易发展阶段，世界上还有大量的资源可供转化为资本，后发国家民族资本崛起之际，还能够分享资本增值收益。可现在呢？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会出现全球瓜分资源的战争，是因为全球都在资源资本化。一旦发展中国家没有新的资源可供资本化了，将会出现真正的重大的全球性危机——不是经济全球化的资本流动危机，而是世界法西斯主义的复苏。
因为，20世纪以来全球都认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换句不那么意识形态的话说，是都认同现代工业化的生产方式，结果必然是加速把所有资源都转化为资本。比如印度经济，很多海外的包括印度的学者为什么觉得没有希望，是因为它已经没有什么资源可供资本化了。于是，金融资本进入缓慢，或者说投资者就不来了，这是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只是中国的1/10的根本原因。
因为没有新的资源就不能有资本收益，所以，印度或者南亚次大陆也就可能出现法西斯主义问题。
贫穷的国家，中美的，南美的，也都有法西斯主义的现象；非洲，在完全没有资源可以吸引资本进入的情况下，则是种族屠杀、种族灭绝。而发达国家如美国，尽管已经最发达了，但在没有新的资源可供资本饕餮把它转化为资本收益的时候，最可能向法西斯化转变，因为它实现这种制度转化的成本最低，条件最好，可能的收益最大。
所以，一般讲全球化不错，是指商品的自由贸易那种全球化，是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期的概念；今天，21世纪的全球化，真正反对市场在诸要素自由流动条件下充当“看不见的手”的，其实不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民众，而是在泡沫经济崩溃过程中，在连带发生的社会危机中，无路可走的大垄断资本[2]。因此，今天全球化的矛盾的深刻性远超过20世纪。
我们需要看到，当前的全球化在发达国家也是不同的。一般的投资者在希望获利这样一种欲望的驱使下，其本身是要求资本流动的。那么，到底谁在反对资本流动？一方面是被压迫、被剥夺的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另一方面，是那些真正占有垄断地位的大资本，特别是美国、英国的大资本。因为，他们最担心资本流出。比如说美国之所以在世界上这么多地方“当裁判”，插手那么多问题，似乎在表明全球只有美国是“鲜花盛开的地方”，那是因为它要推动资本从那些所谓“不安全”的地方、从那些受到“流氓国家”影响的地方流入美国，否则，就保持不了美国资本市场上靠外部资本不断流入进行交易而产生的收益，美国的经济就不能软着陆，而可能出现硬着陆。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最保守的，甚至会走上法西斯道路的，是华尔街的银行家，是波士顿集团，是马萨诸塞军火工业集团。
再如，英国金融是第一大产业，是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外资流入国，英国之所以长期坚持反对欧洲统一货币，也有担心资本流出导致本国货币贬值的问题。所以，今天很多非政府组织上街搞反对全球化的游行示威的时候，可能没搞清楚他们到底反的是什么。
可见，我们面临的是一种极特殊的时代变异。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似乎在全球化过程中集各种内外矛盾于一身？是因为唯有中国，在客观上仍然实行部门垄断的条件下，大部分资源还处于自然状态，有待于进一步资本化，并且当然会形成增量资本收益。在全民的名义下占有资源的那些垄断部门，现在面临的既有国际大资本要求参与并且分享权益的压力，也有国内各种利益主体要求重新界定资源和财产权益的压力。
有鉴于此，我们国内现在的所谓右派、左派，以及所有照搬西方的各种主义的人，对我们当前问题的解释也许都需要再从基本概念的讨论入手。他们可能没弄清他们争取的是什么，保护的是什么。用从西方引用的一些概念，生搬硬套地解释今天中国的状况和趋势，似乎都有“失语”的问题。
2001年之初，来自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菲律宾，印度的一行十数人组成的考察团造访了印度的喀拉拉邦。考察团中有经济学、社会学、比较文化研究的学者和作家。数月之后，曾经同行喀拉拉的部分中国学者，在交流彼此的思考时，谈及本章的主要议题“全球化与世界法西斯主义”。当时参与讨论发言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黄平研究员、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戴锦华教授、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刘健芝助理教授等。讨论记录整修后的原文，发表在《天涯》《读书》等刊物上。本文根据发言整理而成。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标题为收入本书时所加，再版时略有调整。
[1]有学者曾经提醒说别陷入“阴谋论”，但这当然是路人皆知的“阳谋”。——作者自注
[2]黄平当时的插话很有见地：今天反对全球化的不仅是全球化过程中的弱者，还包括国家层面的东西，它也可能是一种保守力量，贸易保护主义、排外主义、新法西斯主义，这在发达国家很明显。人们都知道，是那些最保守的力量起来抵制贸易、资本、金融的全球化，还有一个是信息和文化的蔓延和影响，也冲击到发达国家的原有文化，如法国的文化。当然，发达国家几乎都在抵制人口和劳动力（高科技人员除外）的跨国和跨地域流动。——作者自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