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定位应是社会科学学科门类“交叉学科”下设的一级学科。中国边疆学的学术体系可用“一体”即中国边疆学，“三领域”即中国边疆理论体系研究、中国边疆历史研究、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至少可包括：中国边疆界定、“两大历史遗产”在国人历史认知建设中战略地位、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中“统一”与“多民族”、亚洲传统“天下秩序”形成与发展过程解构、中国传统治边思想及其实践、海疆与海洋六个方面话语体系的阐论。
关键词: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队伍建设
“中国边疆学正在构筑的过程中”，这是2020年11月我接受《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采访时说的一句话。于我个人，中国边疆学构筑从提出到思考的不断深化，是一个渐进、持续的进程。在这个颇显漫长的过程中，我深感有四个节点不容忽视：“一是，对中国边疆研究千年积累、百年探索的继承，以及30年创新实践，是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准备；二是，对中国疆域理论的不断探究，是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学科基础；三是，对中国古今边疆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全方位、多层面研究，是中国边疆学构筑的有效切入口；四是，当代鲜活的现实生活的迫切要求，是推动中国边疆学构筑的重要推动力。”
对上述四个节点的探研，学界同仁著文立说，宏论频出。2020年以来，我又先后拜读了邢广程、孙宏年和李大龙三位有关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宏文，推动了愚钝的我对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再思考。广程所长《加快构建中国边疆学》和宏年副所长《加快构建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两文起点高、视野宽，明确提出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应成为中国边疆学理论研究重中之重的议题，将中国边疆学理论研究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可视为是对边疆研究者振臂一呼的号召书；大龙主编致力于中国疆域理论研究，厚积薄发，成果喜人，所撰之《试论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贴近实际、言之有物，读后发人深省之处颇多。本文诸题即是我阅后的片断思考，可算是我们间的一次纸上对话。
一、中国边疆学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一门独立学科得以形成，按学术研究规律大体上必须具备下述四个条件：一是，有专门研究对象；二是，有相对固定的研究队伍；三是，有厚重的研究积累和影响；此处所列之一至三条件，系大龙《试论中国边学“三大体系”建设》文中所概括，本文凡赞同并引述大龙文中观点多多，不一一注明，特予说明。四是，有现实生活紧迫的需求。
以此为标准，观察中国边疆研究演进历程，真如大龙所指出：中国边疆学则是以中国边疆的整体作为研究对象，从理论上说是通过学界有志于此的学者们的努力能够形成其他学科不具备的特点，并通过融合其他有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形成独特的学科特征。基于此，中国边疆学可以成为，也应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中国边疆理论的不断探究，是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学科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将统一多民族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及其规律、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和壮大及其轨迹、中国古代治边思想与实践的总结，以及近代以来边界、边境相关理论的研究作为研究的重点展开全方位、多层面研究，现在看来还远远不够。
新时代向边疆研究学人提出了新要求，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我们应在着力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的高度上，审视中国边疆学构筑中的理论研究的新命题，亦即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并将“三大体系”建设视为中国边疆学理论建设中的首议之题。
二、关于中国边疆学的学科体系
（一）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初解
学科体系于我言是一个十分深奥的问题。借用一位学者的见解：“所谓‘学科’，指的是科学或知识研究的特定领域或分支。而‘学科体系’即是指由科学研究的若干基本领域或分支以特定方式联系而成的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学科整体。”“它的基本特征是：第一，用分析的方法将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逐层切割为一些不同的领域，以此作为科学或知识研究的不同对象；第二，将这些逐层切割出来的不同领域视为一个按抽象程度从低到高逐层上升的归纳—演绎体系。体系的顶端是抽象程度最高的学科领域，即以探讨适用于各领域的普遍或第一原理为要务的哲学，底端则是来自不同领域的经验陈述。整个学科体系由此呈现出一种金字塔状或树状的形式。”“学科体系是一种知识体系。”极具中国特色的中国边疆，其时空可用“上下五千年，东西南北中”来形容，中国边疆又是国人两大历史遗产——统一多民族中国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生的平台。依我理解，中国边疆学即是“指由科学研究的若干基本领域或分支以特定方式联系而成的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学科整体”。
中国边疆学既是一门探究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规律、考察统一多民族中国历史发展轨迹的综合性学科，又是一门总结中国边疆治理理论与实践经验、探求当代中国边疆可持续发展与长治久安现实与未来的极具中国特色的战略性学科。尤其是中国边疆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是中国边疆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只有将中国边疆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客体，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的边疆，研究中国的边疆，才能更好认识中国边疆面临的一系列历史上的难点问题和现实热点问题，并作出科学的回答，而所有这一切只有在中国边疆学学科建立后，才可望得到合理的开展。
中国边疆学具备战略性、综合性、实践性、现实性、预测性五个学科特点。
（二）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定位
中国边疆学是研究极具中国特色的中国边疆的一门综合性交叉学科，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应定位于社会科学学科分类的一级学科，为此我强烈建议将中国边疆学归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新设置的“交叉学科”门类，与“国家安全学”等一同作为我国第14个学科门类——“交叉学科”下设的一级学科。
是否符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这是前提；已有知识体系和结构的储备情况，是否能支撑国家重大战略的可持续发展，是基础。这是学科能否上升成为一级学科的标准。平心而论，依据上述标准中的前提和基础，中国边疆学研究现状都是达标的。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亟需解决的综合性现实问题，是推动交叉学科合作的根本力量”。一旦学科定位成为现实，将大大激发中国边疆学学科特点的无限能量，为当代中国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社会和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关于中国边疆学的学术体系
（一）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的内涵初解
如果说学科体系是关系到学科定位的问题，那么学术体系则是事关一个学科内部体系结构、理论和方法等建构问题。所谓“学术”，“指的是接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按特定规范进行的系统性研究活动”。而“学术体系”则是“指由学术活动的若干基本要素或环节以特定方式联系而成的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学术研究活动的整体”。任何学术体系都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学术活动的基本要素或环节；其二，这些基本要素或环节之间的联系方式，既包括横向联系，也包括纵向联系；其三，由这些基本要素通过特定方式联系而成的学术活动整体及其内部各要素所具有的功能。“学术体系是一种活动体系。”
大龙对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做了如此表述：“我倾向于主张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由一体、两足、八分支构成，即中国边疆学是一级学科，其下有中国边疆历史（历史）学、中国边疆应用（现状）学两足支撑，研究的具体展开则是进一步划分的中国边疆学理论研究、中国东北边疆研究、中国北部边疆研究、中国西北（新疆）边疆研究、中国西藏研究、中国西南边疆研究、中国海疆研究、中国海洋研究等八个分支体系。”
上述见解为我们提供了可进一步思考的蓝本，我想表述愚意有三：
一是关于“一体”。考虑到中国边疆学应定位为社会科学学科分类的一级学科，并归入“交叉学科”门类，中国边疆学应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对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应采取兼容并蓄、为我所用的方针，其中当然包括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
在此，我想特别谈谈自己有关中国边疆学与历史学关系认识的变化。中国边疆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我不止一次做过表述。最近一次表述是：“中国边疆学是一门研究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的专门学科，历史学的理论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是中国边疆学赖以生存的基础，但由于中国边疆这一特定研究对象的多维性、复杂性，仅仅历史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边疆问题研究的全部，诸学科间互通、交融和集约成为必要，中国边疆学需要集纳多学科理论和方法，为构筑中国边疆学提供有益经验。”这一见解已得到学界多数同仁的认同，但我经思考再三，似可做三处补正：
其一，对“历史学的理论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是中国边疆学赖以生存的基础”的表述，在“赖以生存的基础”之后加上“之一”，似更符合中国边疆学实际。
其二，强调中国边疆学要依托历史学没有错，但切记，不要将“依托”变成“依附”，若如此，中国边疆学岂非成了历史学的附庸，丧失了独立性，这对一门学科的发展将造成致命的制约。
其三，将边疆史列入一级学科历史学下二级学科专门史里，无疑是符合实际的，但中国边疆学决不是边疆史研究的简单发展，而应是边疆史研究的凤凰涅槃。
二是关于“两足”。将“两足”表述为中国边疆历史（历史）学和中国边疆应用（现状）学，“中国边疆历史学”当然没有问题，但“中国边疆应用（现状）学”的命名，加之，将中国边疆学一体之下按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作为支撑“一体”之下的“两足”，似尚有进一步推敲余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实是指研究方法的分类，从中国边疆研究实际看，很难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截然分开，而应是互补、互促的关系。
三是关于“八分支”。这一划分基本符合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实际。中国边疆这一特定的研究对象其特点就是多样性和差异性。从地域层面看，中国边疆实际上涉及了三个层面，即边疆地区本身、与边疆地区相连接的边内中原地区和边外相邻诸国。从东北、北部、西北、西藏、西南、海疆六大中国边疆地区看，不仅地理条件、民族民风、文化习俗、历史发展均各有特点，凡边疆研究者都深知，边疆研究难，首先是资料的相异，更不用言及相邻周边诸国的地缘政治研究了。从中国边疆所涉之研究课题看，更可说是天文地理、社会百态、历史现状……可谓是无所不包，即以边疆治理命题研究，从历史到当代，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也缺一不可。所以，中国边疆研究专才难得，出一通才更是不易，因此，需集众人之力，形成合力、集体攻关、始成大业，而其中中国边疆学理论研究当起到核心引领的作用。基于研究对象中国边疆的实际，设置研究的学术体系的“八分支”是一种探索，可在研究实践中臻于完备。
有关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我曾在学科设置的命题下做过阐释。2019年我在拙著《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9）》中对中国边疆学学科的二级学科设置分列了七项：中国边疆历史学、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国边疆经济学、中国边疆人口学、中国边疆文化学、中国边疆地理学、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研究。坦率说，个人对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内涵的思考尚处在动态的变化中，此次受大龙“一体、两足、八分支”见解的启发，据我对中国边疆研究对象特点的认识，试提出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一体三领域”的设想。
“一体”，即是中国边疆学。“三领域”，即是中国边疆理论研究、中国边疆历史研究、中国边疆治理研究。
中国边疆理论研究可包括：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中国疆域理论、中国和世界各国边界理论等。
中国边疆历史研究可包括：边疆考古、边疆历史、边疆地理、边疆文化、边疆民族、边疆文献等。
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以当代边疆治理为主，内容除中国边疆治理古今思想与实践研究外，可依研究地域区分，亦可依研究门类区分。按地域分：中国东北边疆、中国北部边疆、中国新疆—河西走廊、中国西藏、中国西南边疆、中国海疆六大块；而依研究门类分，则可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缘政治、生态环境等六大类。
四、关于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
（一）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内涵初解
“话语体系”指的是由言语实践的若干要素以特定方式联系而成的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言语活动整体，话语体系是一种言说体系。而话语体系因其话语者相异又可区分为：学术话语与官方话语、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现代科学话语与传统话语。我们就是要在现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引导下，通过现代中国的学术体系，去创造现代中国的学科体系。
大龙在“关于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的建设”一题中，对当前中国边疆研究遇到的问题和挑战的分析，特别对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建设六个方面核心内容的阐论，所言极是，我只是想在如下两个方面做点强调和补充。
一是，中国边疆的界定。中国边疆的界定是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如大龙所言，就当今中国边疆研究而言，将有国界存在的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九省区及海疆的全部视为中国边疆涵盖范围，是有历史学背景的多数学者的共识。然而，近些年来随着政治学及其他学科背景的学者积极参与中国边疆研究，在中国边疆的界定上又有高边疆、利益边疆、战略边疆等提法，更有“建构论”“实在论”的认识。由此，在中国边疆学命名上，也提出了“边疆学”“一般边疆学”的新理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虽然有助于中国边疆研究的繁荣，但却引发了关于中国边疆内涵的讨论。在何为中国边疆这一基本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版本的话语解读，让建构完善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更凸显任重道远。我仍是力主还是抓住中国边疆这一特定研究对象来构筑中国边疆学！
二是，在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建设中一定要重视“两大历史遗产”的研究，这是坚守国人历史文化认知的底线。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知是重大原则问题，是国人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之一。对此，我国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有过精辟阐论。清代龚自珍曾言：“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我们曾多次论及，我们的先辈为今人留下了两项举世瞩目、无与伦比的历史遗产：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人口众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是中国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特殊国情，也是每一个中国人历史文化认知的核心内容。这些都是大道理、大前提。有了这样的历史文化认知，大道理就能够管住小道理，大前提就能够管住小前提。我们要通过长期、扎实的研究，努力使这些大道理、大前提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每一成员的共识。
两大历史遗产是中国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大原动力，是物质与精神的有机结合、互补互促，并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国边疆是两大历史遗产的交会平台，两大历史遗产研究应成为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一项重要内容。今天，我们更应该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框架下开展对两大历史遗产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并将历史成果普及于国民教育之中。
由此，结合大龙所提，我认为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建设核心内容至少可包括6个方面：（1）中国边疆界定的话语体系；（2）“两大历史遗产”在国人历史认知建设中战略地位话语体系；（3）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中“统一”与“多民族”的话语体系；（4）亚洲传统“天下秩序”形成与发展过程的解构，或者可称为古今中国与周边关系话语体系；（5）中国传统治边思想及其实践话语体系；（6）海疆与海洋话语体系。
五、边疆学人的历史担当
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当前亟需应对诸多问题，大龙提出了五大应对的问题：一是中国边疆学学科定位亟待明确；二是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亟待整合；三是中国边疆学基础理论研究亟待加强；四是中国边疆学研究队伍亟待整合壮大；五是中国边疆学基本知识的普及亟待加强。
我甚赞同，对上述五个问题深化探究，当是边疆学人的职责所在、历史担当。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在中国边疆学构筑的讨论中，在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探研中，我们毋忘提出这一命题的初衷，更不能迷失这一命题的方向。因此，“始终清晰认识中国边疆学的理论起点、逻辑起点和实践起点，这是我们把握‘初心’的根基；始终准确定位中国边疆学的学科目标、学科任务、学科宗旨，这是我们‘牢记使命’的关键；始终牢牢把握中国边疆学的时代背景、时代要求、时代方向，这是我们‘继往开来’的前提。”
在面对历史担当的重任，我想补叙两点愚意。
首先，最重要的是，中国边疆学构筑、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全面展开，一定要防止边疆概念泛化倾向，千万不要忘了中国两字，不要脱离中国的实际，不要偏离了中国边疆学是研究极具中国特色的中国边疆的一门极具中国特色的“交叉学科”。为此，我愿重申两个担忧：
“第一，我们提倡的是中国边疆学，现在有一些专家，把‘中国’两个字去掉了，或是先说边疆学，再加一个一般边疆学，再来一个中国边疆学。这里就有一个大问题了。我觉得中国边疆学这样一个边疆，在全世界除了俄罗斯有，其他都没有。小国有边疆吗？它们只有边境地区，没有边疆。边界是每个国家都有的，挨着边界的边境也有，但边疆则是有自己发展特点的地方，除了俄罗斯有边疆，包括美国都没有。美国的所谓边疆，特纳的边疆学讲的是开发西部，跟我们的边疆概念完全不一样。如果是边疆学，就要研究世界的边疆，世界很多国家没有边疆，不是给自己弄乱了吗？这是第一个担忧。”
“第二，现在有些年轻学者，外语好，用西方的边界理论来套中国的边疆，越套越乱。中国的边疆是中国特色的，它不是民族国家成立以后现代意义的边界。如果用现代意义的边界来看历史上的边疆，越说越糊涂。中国是东方国家，我们古代是有边无界的，那时的中国人脑子里没有那么清晰的边境线，这是中国特点。”
其次，有关中国边疆学研究队伍亟待整合壮大问题，我也有些许认识可陈述。
其一，研究队伍的组成，应包括机构和人才，机构是指以研究中国边疆为己任的实体研究机构和非实体研究机构；而人才则应包括研究学人和研究工作的管理者。从当下实际看，相当多的资深研究者大都属业务、行政“双肩挑”者，这样的研究者现状，大有利中国边疆学研究能按学术规律的轨道有序推进。
其二，在中国边疆学研究的队伍建设上应着力培养既长于基础研究，又善于应用研究的复合型人才，因为中国边疆这一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就很难明确区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内涵，加之如果缺少了基础研究的长期积累，应用研究只能就事论事，难以取得带战略性和预测性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我们提出依托历史、直面现实、着眼未来，其本意也即在于此。因此，那种机械地将中国边疆研究人才分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两支队伍的认识是值得商讨的。
其三，如何实现“团结凝聚”中国边疆学研究队伍的任务，这是今天中国边疆研究面临的挑战，也是中国边疆研究所再创辉煌的难得机遇。如何实现“团结凝聚”中国边疆学研究队伍呢？近年一则“药方”，就是成立全国性的“中国边疆学会”，以整合全国涉边疆研究力量。对此，民国时期全国性的边疆学会的兴起对中国边疆研究的重要推动作用，被作为成功的“案例”。据知，有关部门为此已做了大量的前期筹划和准备工作。
对此，我想抒二言：
言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学春天”的降临人间，在研究发展大潮推进下，各色学术性学会、协会、研究会如雨后春笋出现在神州大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学会，能坚持一年或几年开一次会、出一本论集就很是不错了，相反人浮于事、管理松散、资金短缺成了工作中明显的短板，加之不少学会陷入“衙门化”泥沼，顾问、名誉会长、会长论资排辈，常务理事、理事甚至逾百，学术性下降，官僚化上升，学人们看在眼里，心知肚明，要革除如此积疾非不能也，但也难矣！
言之二，说到民国时期（主要指20世纪20—30年代）有关边疆学会的兴起对中国边疆研究事业推动的实践，这方面研究成果颇多，我在拙著《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9）》第二章论及“第二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第59—79页）一题中已有阐论。孙喆、王江的《边疆、民族、国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孙喆《江山多娇：抗战时期的边政与边疆研究》（岳麓书社2015年版），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1931—1948）》（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汪洪亮《抗战建国与边疆学术：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研究》（中华书局2020年版），王振刚《民国学人西南边疆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等等，也多有宏论可供参阅。
其实即以当时成绩斐然的禹贡学会言，学会本身只是一个平台，关键还是利用这个平台的实际掌门人——顾颉刚先生的智慧与能力。顾颉刚先生能抓住推动一门学科发展的两大关键，即提出符合学科发展的远景规划，以及为实现这一规划的切实可行的近期计划；制定为能使符合学科建设需要的远景规划和近期计划实现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学术组织工作的正确方法。今天，人们在回顾禹贡学会前辈的业绩时，有三点令人深思：
一是爱国之心与创业之情是推动禹贡学会同仁艰苦创业共同前行的原动力。
二是同事之间、同仁之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促进禹贡学会同仁默契配合、上下求索的催发剂。
三是禹贡学会学术组织工作的有声有色，成绩斐然，是与顾颉刚先生的努力分不开的。我们知道，一位著名的史学大师，并不一定是一位优秀的史学工作组织者。而顾颉刚先生则是一身而二任，他兼具了作为一位优秀学术组织者不可缺少的品德：他学识渊博，心有全局，能将远景规划融于切实可行的实践之中；他广交同仁，切磋学识，随时吸取有益营养，日新又新地开发新的学术园地；他平易近人，心胸宽广，热心提携青年，不断扩大研究队伍。正是在顾颉刚先生的指导下，禹贡学会造就了生机勃勃的学者群体，并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诸学术团体中脱颖而出，在中国边疆研究第二次研究高潮中，极有光彩地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显然，关键不在于学会本身，而是是否有能利用学会平台的大师。
如今民国时期已远去，那么再一起回忆和审视30多年来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到中国边疆研究所学术实践及其成为中国边疆研究第三次研究高潮出现的推动力之一的成功案例，记忆的亲切、启迪的深切，应该成为一代学人的精神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作为中国边疆学人群体中的一员，在读了大龙宏文之后，将对于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思考片段写出来，是对自己多年有关中国边疆学构筑思考的延续和深化，寄望有更多同仁抒发宏论，参与讨论。
还是一句老话：
我最大的心愿是：祝愿中国边疆学早日成为中国学科之林中的一员和中国边疆研究所兴旺发达！
马大正，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3期,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