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边疆学有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边疆理论与治边实践并重、边疆历史与边疆现实并重、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研究成果既有学术意义也有应用价值等特点。由此决定其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应灵活多样。中国边疆学应继承和发展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同时积极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中国边疆学  边疆研究  研究方法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目前中国边疆学如异军突起，已成为边疆问题研究及相关学科诸多学者关注的热点，中国边疆学正逐渐形成一个新兴的学科，已是洞若观火的事实。近年发表的一些文章，从不同视角分析了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有关的问题。[1] 鉴于中国边疆学学科自身具有的特点，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该学科的研究方法。

一、中国边疆学的特点与面临的形势

简言之，中国边疆学是研究中国边疆地区的历史与现状问题的学科。中国历来有重视治边的传统。近代由于列强环伺并中国边疆，导致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严重危机，催生并促进有识之士对中国边疆历史与现实问题做深入研究。中国边疆学大致经历了古代治边研究、近代以来的边疆舆地学、边政学、边疆史地以及边疆综合治理等几个主要的发展阶段。不难看出，中国边疆学的萌芽与诞生，与中国边疆地区的治理以及边疆出现的危机和挑战相联系，并伴随中国边疆问题的日益深化与复杂化而相应得到发展。因此，当前渐趋成型的中国边疆学学科，大致具有如下特点：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并重，边疆理论与治边实践并重，边疆历史与边疆现实问题并重，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边疆史地和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以及自然科学的相关学科相结合，研究成果不仅有学术意义，同时还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可以预期，中国边疆学具有的跨学科、跨领域、注重中长时段研究与多视角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与广泛应用价值等特点，随着时代的发展将更趋鲜明，中国边疆学有十分光明的发展前景。

中国边疆学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一门新兴学科。中国边疆学之所以具有中国特色，主要是出自以下原因：首先，中国的边疆经历了数千年形成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未发生断裂，而且我国有经过长期积累形成的治边传统，包括内容极其丰富的治边的理论与实践，而这一现象在世界上并不多见。其次，我国对边疆问题的研究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并经历了渐次提升、逐渐成熟的过程；我们不仅提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边疆理论，在研究相关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方面，也位居世界前列。其三，中国边疆学界密切关注边疆形势的发展，始终以正确诠释中国边疆的历史与现状、回答现今提出的重大问题为己任，而这一深切的人文关怀，得到其他领域学者的积极的响应，致使中国边疆学呈现迅速发展和渐趋深化的喜人局面。

中国边疆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应注意与国际相关领域扩大交流并实现国际学术接轨。国外一些国家处理边疆问题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国际上处理边界以及与边疆有关的问题，多遵循国际法提出的原则，注重相关概念的明确性与规范性，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当前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我国对边疆问题的研究，与国外相关研究间缺乏共同的话语，对话与合作的基础比较薄弱，这是导致一些误会与曲解产生的重要原因。我们应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加强与相关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求同存异，增进相互了解，逐渐实现我国边疆问题研究与国际的接轨。

最近中国与日本就合作开发东海油气资源问题，达成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协议，提供了两国在解决有争议边疆问题方面寻求双方利益的共同点，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实现互利双赢的成功先例。[2] 可以设想，对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同样可以仿效处理上述问题的成功经验，本着搁置争议、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历史共享”或共同研究。对南京大屠杀的具体情形以及历史上的高句丽问题，有不同看法的国家可以合作进行研究。方法是由相关国家的学者，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共同进行研究，双方学者本着学术探讨的精神充分发表意见，进行磋商讨论；在某些方面可能逐渐达成共识，并为两国社会所接受；对未能达成共识的问题，可以保留意见并各自表述，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研究。关键是社会和舆论界应给予学者探讨以应有的自由空间，不宜轻易将学者的意见升格为政府的表态，而表现出过热或过激的社会反应。事实上，中国与日本的学者就南京大屠杀的某些问题，已开始了两国学者的共同研究，并取得初步成果。实现“历史共享”或共同研究，有助于在面向未来和求同存异的前提下，解决相关国家历史与边疆方面有争议的问题。

进一步来说，中国与日本就合作开发东海油气资源问题达成协议，将促使我们对既有的边疆理论做更深入的思考，促使目前相对滞后的边疆理论研究，尽快得到发展而赶上中国边疆学学科的进步。永远长青的现实生命之树，已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利益边疆”，冲击了国际法所规定领土主权与国界等现代意义概念，提醒我们可以扩展现代国际法或有所变通。现实中的“利益边疆”与中国古代的“弹性边疆”，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表明中国古代“弹性边疆”的理论及其实践，不仅有十分丰富的内容，而且这一宝贵的历史遗产，还有可资借鉴的重要价值，必须抓紧研究。

二、继承和发展历史学的研究方法

中国边疆学源起于近代以来的边疆舆地学、边政学以及边疆史地研究，这几个领域均属于历史学。此外，中国边疆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并重，这些无不与中国悠久的发展过程以及深厚的历史传统紧密相关，由此表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仍然是中国边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历史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重视史料的收集与整理，注意把握历史发展过程以及相关因素间的复杂联系；在对史料做全面收集、正确诠释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演绎与归纳等方法，尽可能准确地复原历史的原貌，并进而总结历史演变的特点与规律。

从历史学方法的角度来看，对与边疆问题相关的档案、资料进行系统的收集与整理，仍是目前较为薄弱的一个环节。在古代边疆研究方面，除常见的正史和专门史籍外，边疆地区历代的地方志、相关的文集与手稿，也汇集了不少宝贵资料，而这些资料的数量甚多，分布极其零散，整理的难度很大。以云南省为例。明代以来保存至今的云南省志有10种，各地府州县志近1000种，其中已整理标点出版的仅数十种。历朝尤其是明清两代与云南边疆史事相关的文集，据初步统计有数百种，内容涉及诏令奏议、政治军事、边疆事务、财政经济、社会生活、宗教习俗、民族邦交等诸多方面。云南历代的地方志、文集与手稿，还记载了不少封疆大吏的奏议、禀报及议论，对研究历朝治边以及地方官府的治边策略，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在近现代边疆研究方面，北京、云南等地保存了云南省大量的档案资料，涉及边疆的经济开发、社会状况、民族关系、与英法的关系等方面的内容。19世纪，一些西方探险队和传教士从越南、缅甸等国进入云南和广西，进行探险、勘测与考察等活动。他们撰写了不少调查报告和见闻录，对了解当时情况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些材料分藏于中国与西方一些国家的图书馆，其中一些还是手稿，迄今翻译出版的很少。20世纪前期，国民政府曾组织对云南等边疆省份开展一定规模的调查研究，形成一些调研报告与治理开发方案。目前面世的有关著作，叙述了国民政府在西南边疆进行的调研与相关资料保存的大致情形，但对这批资料的正式整理尚未开始。鉴于以上情况，笔者建议，应积极遴选及整理出版重要的地方志，编辑档案文献汇编与专题史料汇编，遴选出版近代西方人关于西南边疆的调查报告与见闻录，使上述资料尽快供研究者使用。

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历史学科各领域的方法也有差异。鉴于边疆历史自身的特点，应特别注意总结边疆专门史、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

边疆治理史、边疆开发史与边疆民族史，是人们较为关注的边疆专门史研究领域。同时，还应开展对边疆理论与治边思想史、边疆社会史、边疆制度与管理史、边疆文化与传统史、边疆与内地和境外地区关系史、边疆跨境民族史、边疆资源开发与环境变迁史等方面的研究。与中国通史、断代史、以内地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史相比较，在研究方法方面，边疆专门史较多地吸收了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方法，注重历史的横向关联与纵向发展，注意历史过程的动态改变及其发展轨迹，还关注边疆地区与内地、邻邦之间的复杂联系。至于在研究视角与知识准备等方面，边疆专门史与历史学其他领域的差异也较明显。

中国历史地理学,大致有研究地理学中与历史相关部分的学科，以及探讨历史学中与地理有关部分的学科两种学科定位。前一派学者认为，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与发展的学科。[3] 后一派学者则认为，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上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或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介于历史学与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4] 受这一学科定位的影响，历史地理学势必兼采历史学与地理学两门学科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历史地理学界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历史疆域的形成与变迁，边疆的行政管理及其变迁，边疆人口的分布与迁徙，边疆的经济开发与地域差异，边疆城市与交通线的历史变迁，边疆的历史文化景观及其变迁，边疆人类活动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及其变迁，均具有多学科合作或跨学科研究的性质。上述研究命题，也是中国边疆学界关注的问题。由此可见，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视角与方法，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中国边疆学。历史地理学与中国边疆学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均擅长从整体观、发展观、运动观与比较观的角度来考察历史；但就应用的普遍和熟练程度而言, 似以历史地理学为胜。

除传统的实证方法、分析综合演绎方法外，我们还应引入系统分析方法、中长时段方法与比较方法等较新的研究方法。[5]

系统分析方法的主要特点，是以研究对象为一个由诸多要素组成的复杂系统，这些要素的结构、相互关系及其运动，深刻地影响了研究对象的性质及其发展过程。这一方法脱胎于自然科学，同时也适用于社会科学。该方法注重分析事物内部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并把事物的发展视为动态变化过程的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有相通之处。中长时段方法是法国年鉴学派提出的重要方法。其代表人物鲁代尔认为，历史时间可分为长、中、短等三种不同的时段，[6] 长时段主要研究在长达数百年、上千年的时间内起作用的某些因素，在历史研究中最为重要；中时段关注数十年间被称为态势、局势、周期一类的历史现象；短时段则研究更短时间内的事件、现象与人物短期的活动等。法国年鉴学派对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时间及其研究内容的划分，给我们以积极的启示。对比较研究方法我国学者较为熟悉。成功应用比较方法的关键，在于选择对象应注意有无可比性，遴选适合比较的类型后，遵守相关程序逐项进行比较，最后总结比较对象的异同及其成因。

系统分析方法、中长时段方法与比较方法可以单独使用，也可在研究某一问题时结合使用。试举一例。经过长期研究，笔者认为，就统治的有效性而言，历代王朝对云贵地区的经营，大致可分为秦汉至宋以及元明清两个阶段性的时期，元朝是进入后一时期的转折点。在前一时期，封建王朝建立并初步巩固了对云贵地区的统治，主要表现在设置郡县和推行一些统治的措施。但统治的有效性仍较有限，原因是受重北轻南治边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也由于云贵地区较为落后、资源优势亦未显现，历朝遂将云贵地区归入四川行政区管辖，基本上不在云贵地区收取赋税，统治方式亦大致沿用汉代以来施行于全国边疆范围的羁縻治策。在这一时期，还谈不上对云贵地区做形成规模的治理与开发。由于封建王朝的统治相对松弛，云南出现了南诏、大理国约500年的地方割据。元朝建立单独的云南行省，将统治中心从滇西移至滇东，积极经营云贵地区并广收赋税，同时开通由今昆明经贵阳达湖广地区的驿道，导致前代云南与四川间的旧道逐渐衰废。为保护这条堪称云贵地区命脉的官道，也由于云贵地区脱离四川的行政管辖已成定势，明朝正式建立贵州省，奠定了川、滇、黔、桂四省的政区格局。元朝在西南边疆推行适合当地特点的土官制度，有别于在北方草原地区推行的万户制度，不仅开始了封建王朝统治边疆地区、遵循因地制宜原则分别制定治策的时期，而且使封建统治深入云贵地区，有力地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经营与开发。明清沿袭元制并有所发展，对云贵地区的有效性统治大为增强，终明清之世，云贵地区未再出现地方性割据。研究历朝统治云贵地区有效性变迁的过程，涉及历朝的治边思想与蛮夷治策，云贵地区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西南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交通、核心区域等在西南边疆的重要作用等诸多问题，对此不可不予注意。

三、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

不少学科与中国边疆学尤其是该学科的现状研究有关。除历史学以外，中国边疆学还涉及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人口学、宗教学、考古学、语言学、法学、军事学、外交学、环境学、生态学等诸多学科。不熟悉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方法，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边疆学，难免只是一句空话。

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方法，大致有两种行之有效的途径，其一是通过课题合作与集中探讨某一问题等形式，吸引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参加中国边疆学的研究。优点是相关学科的研究者熟悉本专业的情况，提供的研究成果也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但弱点亦较明显，主要是不同专业研究者之间的对话、合作有一个艰难磨合的过程，同时吸引相关专业研究者参加研究也有难度。 另外一种途径是鼓励中国边疆学界积极学习相关学科的方法，优点是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较易实现传统方法与所学方法的初步结合，弱点则是短期内难以真正掌握新的研究方法，初期成果难免有非驴非马之讥。事实上，上述两种途径可并行不悖，我们可通过组织跨学科的研讨与课题合作，以及举办多学科研究者参加的专题笔谈等形式，促进不同学科间的交流与相互学习。

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难度很大，决非一蹴而就。笔者不揣冒昧，就相关学科与中国边疆学结合以及借鉴这些学科研究方法的问题，试谈几点粗浅的意见。

地理学是一门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整合科学。它以地球表层空间为研究对象，研究核心是人地关系地域。[7] 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是地理科学的两大分支。人文地理学以人地关系为主旨，重点研究人类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等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与历史地理学较为 接近，所不同者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要是现实方面的问题。人文地理学所关注的人地关系，经济活动、人口、聚落、文化活动、政治活动等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自然资源的利用与保护，区域的发展与协调等问题，均与中国边疆学密切相关，其研究方法具有具体性、经验性、精确性与可检验性等一般意义上科学的特征，这是中国边疆学界应予学习和借鉴的。

人类学是全面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8] 在英美等国家，人类学包括文化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两个部分，文化人类学亦称社会人类学，亦即中国所说的民族学。根据研究对象的差异，文化人类学又可分为历史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生态人类学、宗教人类学、人口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应用人类学、心理人类学等不同的分支。人类学主要研究现实生活中的人及其文化，这一点将其与历史学区别开来。笔者认为，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如下特点，其一是以普同论、全貌论、整合论、适应论、文化相对论作为理论基础，强调研究对象的全貌观、整体观与适应性变化观，认为文化的价值是相对和平等的，任何文化均有其独特价值，值得尊重和研究。其二是重视直接观察方法，通过深入的观察与访谈，全面、系统地把握研究对象各方面的情况。其三是注意发掘研究对象的诸多表象所具有的文化涵义，探索深藏其内部的文化要素及其变化的过程，以及相关的运行机制与内在规律。

人类学若与历史学结合，在研究方法上可说是相互弥补、相得益彰。就比较而言,大部分历史学家主要从事根据史料复原史实的工作,而较少关注深藏其中的内在改变及其机制。我们若引入人类学的方法，探讨历史将由表及里，深究历史发展的内因与内部关联，较此前主要关注历史的外貌当更为深刻。文化人类学强调的全貌观、整体观与适应性变化观，与本文提倡的系统分析方法、中长时段方法也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历史人类学使用的研究方法，正是将历史学方法与人类学方法相结合的有益实践。人们已认识到，当今困绕世界各国的一些难题，诸如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关系，因差距扩大导致社会上下层的尖锐对立，一些地方出现的民族与宗教方面的问题，以及艾滋病、毒品的泛滥乃至针对文明世界的恐怖活动，都决非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所能真正解决，而必须寻找深藏其内的文化与社会方面的原因，并作为系统工程进行长期的综合治理。 因此，认真学习和借鉴人类学的方法，对中国边疆学来说极为重要。

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与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9] 社会学以现实社会运行的条件和机制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有别于历史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社会学注重微观分析、宏观分析与对策分析，主要是采取社会学调查的方法进行研究。该学科研究的主要手段是运用科学的方法收集和分析社会事实，注意遴选具有典型意义的选题，注重划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科学合理地设计调查问卷，重视所收集资料与数据的信度和效度，并对所收集的资料、数据进行科学的抽样与处理。中国社会学对包括边疆在内我国重大社会问题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重视收集和分析社会事实的方法，以及注重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等学科特点，对研究边疆方面的重大现实问题，均有十分重要的启示。近年发展起来的应用社会学，研究对象包括社会心理、环境、人口、家庭、民族、社会分层、城市、现代化理论、犯罪等诸多方面，并表现出吸收人类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方法的趋势。中国边疆学与社会学的合作与相互借鉴，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

政治学是研究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10] 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国家问题。中国政治学界近10余年来探讨的热点，主要是国家理论、政治发展、政治文化、政治参与、政治稳定等方面的问题。显而易见，这些问题也是中国边疆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包括政治制度史与当代政治制度在内的中国政治制度研究，近年来方兴未艾，而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大致有政治学与历史学两种不同的视角，表明这是一个学科边缘领域。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封建集权制度，中央与地方的行政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包括法律、监察、军事、财经、教育、职官等在内的国家管理制度，以及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对探讨中国历史疆域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管理，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近年兴起的政治社会学、政治人类学、政治地理学、民族政治学、比较政治学、政策分析等学科分支，积极关注重大现实问题，并较多地表现出跨学科研究的特点。政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如重视结合国家理论进行探讨，具有全球范围、历史对比以及比较研究的视野，积极捕捉并追踪重大理论与现实方面的问题，善于根据研究对象的差异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这些都值得中国边疆学界学习及借鉴。

国际关系学是一门关涉和研究国际关系的学科。[11] 所言国际关系指国家及跨国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国际关系学的研究重点是国家间的冲突与合作，以及围绕双边和多边关系而展开的各种外交活动。有学者认为国际关系学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主要关注国家间的联系尤其是对外政策。与国际关系学相近的学科，主要有外交学、国际法学、国际经济学、国际传播学等，由此反映出国际关系学与政治学、法学等学科存在密切的关联，以及在研究方法方面彼此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如主权国家、国家对外关系的战略与政策、对外关系的途径与手段、国际合作、国际关系的制约因素、国际关系的协调与整合、国际安全与国际秩序等，均与中国边疆学界研究的问题有关，因此受到相关研究者的关注。

尤应指出，国际关系学虽主要研究现实的国际关系，但其遵循和使用的原则与方法，对探讨古代中国的邦交关系以及边疆内外关系，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原因是现代处理国际关系所依据来自法学、外交学与政治学的基本原则，虽不尽适用于古代，但毕竟为探讨古代的此类问题提供了宝贵借鉴。如据笔者研究，[12] 中国封建王朝对边疆及徼外诸族实行“来则纳之，去则不追”以及重赏朝贡者以收羁縻之效的政策，致使封建王朝名义上的臣属者遍布边陲甚至疆土以外的地区，古代边疆因此成为一个意义含混及地域范围不甚明确的区域，或称之为“弹性边疆”。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古代的邦交关系与边疆藩属关系经常混淆，不仅情况经常变化，亦或见上述关系相互转换的情形。一般而言，封建统治者对邦交关系与边疆藩属关系的区别仍较清楚，通常以不同的用语分别称呼之。但遍阅历代典籍，并无区分这两类不同性质关系相关原则及尺度的集中记载。当然，古人对邦交关系与边疆藩属关系的理解，抑或与现今不同。比照现实国际关系方面处理此类问题的原则与做法，进一步探讨古代的邦交关系与边疆藩属关系，必将有所斩获。又如根据传统国际法，某一国家获得领土主权，大致有先占、时效、添附、割让与征服等五种方式；现代国际法又产生了民族自决、全民公决等领土变更的方式。[13] 同时，对领土居民实施稳定而有效的法律管辖，也是享有该领土主权的有力证据，即俗语所说：经营疆土“管人比管地更重要”。过去因对国际法缺乏了解，一些学者阐述历史疆土的形成与保有，多强调先占与时效两种方式，而较少叙述对边疆居民实施有效法律管辖的情形。亦应指出，历史疆土的保有与现今领土主权仍有一定的区别，需要进一步研究。

近年国际关系学还发展出一些新的分支，地缘政治学便是其中备受关注的一个领域。以地理状况和政治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地缘政治学，其理论肇始于一次大战以来西方的相关研究，但中国古代对地缘政治早有深刻认识，并发展出一些相关的思想与方略。历先秦至明清，与地缘政治有关的论述虽甚零散，但在一些史籍中仍不稀见。

初步看来，中国古代的地缘政治，大致包括内地与边疆的关系，统一时期中央王朝与边疆蛮夷的关系，分裂时期诸政权统治地域间的关系，全国范围内重要区域性板块间的关系，中国与邻邦的关系，南北方地域间的差异与相互关系，不同区位边疆地区在治理方略方面的异同等。总体而言，中国古代较重视人文因素、文化传统在地缘政治中的作用，而相对忽视海洋等地理因素。古人认为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王朝核心区域与其他地区间的关系，其密切的程度与地位之重要依距离近远而逐渐递减。农业文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由此形成中国社会安土重迁、和平保守的历史传统。受其影响，大多数封建王朝对开疆拓土持保守的态度，恪守“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的治边传统，所追求的目标是腹心地区安定繁荣，在边陲实现“守在四夷”。统治者注重在边疆乃至徼外广大地区施行羁縻，积极推行教化，使中华文明的影响得以远播。古人重视国际通道和地方性中心在边疆地缘政治中的作用，注重在边疆地区设治管理，这些都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毫不夸张地说，地缘政治方面的思想与方略，是我国古代思想实践宝库的重要部分，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继承。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明显增强，“大国崛起”已属国内外热议的一个话题。“中国和平崛起时期的战略”、“中国崛起与地缘政治”一类着眼于现实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至今未见探讨中国古代地缘政治的系统成果，这一尴尬局面的出现再次表明，边疆学理论的研究已远远落后于学科和社会的发展。之所以如此，固然有古代关于地缘政治的记载，在史籍中极为零散等方面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与我们长期奉行单一静止的研究方法，以及热衷选择冷僻、零碎的课题有关，这是值得深思的。

经济学、人口学、宗教学、考古学、语言学、军事学、环境学、生态学等相关学科，其与中国边疆学的结合点以及可资借鉴的研究方法也不少，因篇幅所限，难以逐一枚举。

总之，中国边疆学有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边疆理论与治边实践并重、边疆历史与边疆现实并重、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研究成果既有学术意义也有应用价值等特点。由此决定其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应灵活多样。中国边疆学应继承和发展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同时积极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鉴于中国边疆学自身的特点与所面临的形势，实现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与先进化，已属刻不容缓。我们既要继承和发展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也应学习和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只要勇于实践，善于总结；持之以衡，努力攀登，我们终将会达到预期的目标。

[1] 例如：马大正：《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断想》，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马大正：《关于当代中国边疆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方铁：《论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方铁：《古代治理边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构想》，载《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6期。

[2] 据外交部发言人姜瑜2008年6月18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宣布，见2008年06月19日人民网。

[3] 参见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第1 页。

[4] 参见张全明等：《中国历史地理论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5] 参见方铁：《论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

[6] 参见徐浩等：《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2页。

[7] 参见潘玉君：《地理学基础》，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8] 参见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第12页。

[9] 参见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版，第3页，457页，471页，503页。

[10] 参见中国社科院科研局编：《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页。

[11] 参见蔡拓等：《国际关系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3页。

[12] 参见方铁：《古代治边观念的研究内容与主要特点》，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

[13] 杨泽伟：《主权论——国际法上的主权问题及其发展趋势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5页。

来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