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小传

戴逸，1926年9月出生，江苏常熟人。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名誉所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中国史学会会长。1944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48年进入华北大学学习，后留校任教。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一直在该校执教。曾任中国史学会会长。著有《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乾隆帝及其时代》《履霜集》《繁露集》《语冰集》《涓水集》等，主编有《简明清史》《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卷》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清史部分等。

倾力推动清史纂修

世纪之交，中国史坛再一次发出纂修《清史》的倡议。2000年12月，戴逸教授在接受《瞭望》杂志社记者采访时率先提出“纂修《清史》，此其时也”，倡议把大型《清史》的编写任务提到日程上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五次动议纂修清史。

从定鼎北京始，清朝历史达268年之久，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同今天的社会现实联系紧密。不仅中国的版图疆域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口基数奠定于清朝，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外交、边疆民族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很多是从清代演化、延伸而来的。要深刻了解当代中国国情，就离不开对清朝历史的科学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曾有四次纂修《清史》的提议。特别是1965年秋，周恩来总理责成中共中央宣传部筹备纂修《清史》，中宣部为此召开部长会议，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郭影秋为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关山复、尹达、刘大年、刘导生、佟冬和戴逸为委员，并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纂修《清史》，蓄势待发。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酝酿多年的《清史》编纂工作刚要启动即被搁置。

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当年修史动议的参与者和亲历者多已谢世，戴老师是为数不多的健在者之一。虽历尽磨难，戴老师对清史的研究从未中断。20世纪80年代以降，他带领清史研究所同人先后完成了《清史编年》和《清代人物传稿》等项目。如何完成时代使命，不辜负学界重托，实现《清史》纂修，成了戴老师数十年来时刻思考的重要问题。

戴老师纂修《清史》的倡议得到学界热烈反应。2001年3月，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教授，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王晓秋教授分别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提交“纂修《清史》正当时”的建议和提案。同年4月6日，戴老师和李文海邀请季羡林、任继愈、王钟翰、朱家溍、蔡美彪、龚书铎、王晓秋、郭成康、马大正、朱诚如、成崇德等专家学者共商纂修《清史》大事，一致呼吁尽快启动纂修《清史》的工程，遂有学术界十三人联名向中央写信，呼请由政府出面组织纂修《清史》。与此同时，戴逸组织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专家进行纂修《清史》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并着手起草纂修《清史》的工作方案。

2002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启动清史纂修工程的决定，成立了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同年12月12日，成立了以戴逸为主任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几代学人的努力终于得到回报，戴老师数十年如一日倾力推动《清史》纂修的愿望终成现实，他不顾古稀之躯，日夜操劳，忘我工作，倾注全部心血领导这项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有序开展。

精心谋划纂修布局

戴老师精心谋划纂修布局，他对《清史》纂修工程两个全局的设计是带有战略性和指导性的。

第一个全局是清史纂修工程的全局。戴老师将清史纂修工程分解为主体工程、基础工程和辅助工程三大板块。主体工程是指《清史》，“要写出一部观点正确、实事求是、记事翔实、条理清楚、内容丰富、史料确凿的高质的《清史》，能够反映我们的学术水平，成为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基础工程是指对国内外有关清代档案、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整理档案文献可以提高《清史》的质量，纂修《清史》又可以带动文献档案的整理，两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抢救和保护珍贵的档案文献，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辅助工程是指要筹建档案室、图书室、网络中心和出版中心。对清史纂修工程的总体布局，戴老师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要打造一艘航空母舰，不仅仅需要航空母舰，还要有许多驱逐舰、巡洋舰、潜水艇，要形成一个战斗群，形成规模性的文化工程。”唯此，清史纂修工程才“可以称得上名副其实的国家行为、国家工程，是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第二个全局是对主体工程《清史》的总体布局。

自2003年至2004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全国召开了八次体裁体例研讨会，其中包括戴逸老师带领我们在台湾的宜兰和台北召开的两次研讨会，研究清史编纂总规划，确定《清史》全书的总体布局和框架，将其分类分卷。

根据戴老师的设计，《清史》的五大部类包括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我们称之为新综合体。简言之，通纪实际上就是一部清代通史，这是20世纪初以来章节体的体裁体例，典志、传记、史表是二十四史的传统体例。图录是个创新，因为《清史》它有编图录的可能，有地图、有绘画、有照片，以图证史、以图明史。所以《清史》既吸收了20世纪西方国家修史的章节体的体裁体例，也继承了传统二十四史的体裁体例。

在五大部类中，通纪是“全书的总纲”。通纪以记载史实为主，同时应该有必要的、紧密结合史实的议论，要揭示出历史现象的内在联系。所以我们对这部通纪费心最多。2003年6月4日，戴老师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全体专家会议上发表题为《贯穿〈清史〉的一条主线——新修〈清史·通纪〉内容要旨》长篇学术讲话。“把清代近300年历史加以扼要地叙述，前后贯通，表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和我们的历史观，阐明清代从崛起到发展与鼎盛时期，到衰落以至灭亡的全过程。”2004年10月30日，戴老师在《清史·通纪》工作研讨会上再次就《清史·通纪》的撰写发表五个方面指导性意见，即：1.对清朝历史的定位；2.必须用辩证的思想去对待历史；3.要把清朝近300年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长河里来考察；4.叙述史实要准确、丰满、清楚；5.文字要简明、流畅、生动。戴老师更是直接负责督校近400万字的九卷通纪。

两个全局的确定，奠定了清史纂修工程的整体格局，确定清史纂修工程的主要内容，明确了清史纂修工程的纂修进程和最终目标。作为清史纂修工程总主持人，戴老师功不可没！

从2008年12月份开始，我们把已经完成初稿的《清史》进行了审改，审改过程很复杂，因为毕竟参加这项工作的有千余人，很难做到浑然一体。但是作为这部书，它必须是一个整体，这就需要学者不断打磨。其中发生了一件特别让人困惑的事——我们意识到，因为是集体创作，这部书可能存在很多重复交叉和遗漏的地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写，也许根据不同的史料，就会出现差异，甚至于有时也会出现很重大的遗漏。我们中间就发生过一个很大的笑话。在我们核对传记名单的时候，突然发现里面没有慈禧太后！因为妇女卷的主持人认为慈禧应该放在光绪朝卷，而光绪朝卷的主持人则认为慈禧会被放在妇女卷里面，结果两边都没放。因为慈禧这个人物太显眼了，所以被发现了。还有一些中等级别的人物更容易造成遗漏。当时戴老师就提出要“三查”，就是查重复、查矛盾、查遗漏。2014年以后，我们对“三查”下了很大的功夫，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当前，我们除了做好审读的配合工作外，还要继续进一步打磨、修饰书稿，每一部类的专家们都在照常工作，按照我们自己查出来的问题进行修改。同样，根据审读的意见，我们还会继续修改。出版环节还有三审三校，下面到底还要延续多长时间，不好预测。

我们从2003年就开始主持编辑和出版五套丛书，包括档案丛刊、文献丛刊、研究丛刊、编译丛刊、图录丛刊，共出版图书242种、3603册，总字数超过20亿字。另外在戴老师的坚持下，我们还编了清代诗文总集《清代诗文集汇编》，从六万多篇清代的诗文中间，选了4000种，汇编成801册。戴老师还撰写专文《弹指兴亡三百载，都在诗文吟唱中——清代诗文简论》，指出：“诗与文是我国悠久的文学体裁，唐宋最盛。而《全唐诗》仅四万首，清代诗文之多，远迈唐宋，其艺术水平亦高超卓绝，可与唐宋相比较。”

学问人生魅力人格

最早知戴老师之名还是1958年我大学三年级上中国近代史课，指定参考书是当年刚出版的戴逸著《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立论和文采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确实是高山仰止。1975年我参加《准噶尔史略》研究小组时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请教戴老师等诸位老师，这是我第一次直接面见戴老师请教。自此之后，学术交流从未中断。我在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中心工作过程中，得到了戴老师多方面教导。我视他为师，他把我当成朋友。

2002年，我成了戴老师的部下。当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我受聘为副主任，一直是做他的助手，他是我名正言顺的领导，从2002年到现在，有19年了。19年来，在戴老师带领下，我参与了新修《清史》的设计、立项、撰写、审改、定稿五个阶段的学术组织工作。这几年来不说每天见面，至少开头几年是每个礼拜都要见一次。现在因为他年龄大了，我们不让他来上班，说你别来了，我们到你家去就行了。最近一次是2021年9月9日，那天老人家精神很好，一口气对我们讲了通纪第9卷有关清末新政与革命党人活动进行修改的想法，但毕竟年事已高，且听力严重下降，我们表示相关意见已落实专家进行修改，请老人家放心、宽心。

戴逸的学问人生所展示的魅力人格，不是作为学生辈的我能来评价的，但从我个人感知感悟的角度留下深刻印象的大致有三。

一是炽热的家国情怀。

戴老师在做学问的同时，保持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因为我长期做边疆研究，在编纂清史过程中，凡是涉及边疆、民族、中外关系的问题，他首先会找我来问。比如说前几年关于“南海仲裁案”，围绕这个问题，戴老师当时特别跟我说：“在我们的《边政志》里边，要设海洋篇，在海洋篇里面一定要把清代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的历史讲清楚。”他的政治敏感性是他学术素养的本能反应。他对《边政志》给以特别的关注，多次叮嘱专家有关边界条约签订史实的叙述一定要准确，清政府对边疆的经营与治理一定要立足国家统一的视角来进行评议。同时，戴老师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坚持唯物主义，态度鲜明。他坚持太平天国起义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进步意义，坚决反对曾一度流布甚广所谓“邪教”论的歪理邪说。

二是严谨的治学风格。

戴老师治学严谨，他曾著文对历史学家提出四项要求，即资料、思想、文采、道德，传诵一时，对后辈学人启迪莫大，我也是受教者之一。戴老师说：“前人说过，优秀的历史学家应具备史学、史识、史才、史德，我把前人说的这八个字转换成资料、思想、文采、道德。含义不完全相同，而大体上还是接近的。‘学’是指知识、资料、信息，‘识’是指理论、思想；‘才’是指文采、才华；‘德’是指道德、人格。这是对历史学家四个方面的要求。每一位历史工作者必须从这四个方面下功夫，努力锻炼，不断提高，才能成为合格的以至优秀的历史学家。”（《历史教学》1996年第10期）从我个人先后学习戴老师所著和主编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1975年以内部资料形式出版，197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限国内发行）、《简明清史》（二册，1980、1984）和《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1999），可深知戴老师是如何将这“四要”贯彻于研究实践之中。尤其是《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以丰富的资料、严谨的考征、厘清了清代康熙年间中俄双方签订条约的史实，既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专著，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以史为鉴可供决策部门参阅的精品力作。

三是宽厚的待人之道。

戴老师待人宽厚，没有架子，是位很好相处的老人。我们编委会主任、副主任开会，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过程。愉快在哪儿？愉快在氛围的和谐。不是说我们没有争议，我们有争议，甚至有几次戴老师提一个想法，我们副主任统统反对，听完以后，戴老师突然明白了，说怎么你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他也不生气，始终坚持学术民主，所以我们也有什么说什么。有时候说了，他当时不接受，但是过了一两天，他会说“你们这个主意还是比我好”。因为戴老师喜欢下围棋，他有一句口头禅，“是不是我又下了臭棋了？”当然，戴老师也有他的短板，科研组织不是他的长项，所以在科研组织的问题上，他有的时候会犯书生气的毛病。但辅佐戴老师的李文海教授不仅是学问大家，也是科研组织的大师，我们几个副主任在这方面也是各有所长，这样正好形成互补。正因为他待人宽厚，所以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里这种温馨的和谐氛围持续至今，成为我们每一个成员的宝贵精神财富。

戴老师宽厚待人、平易近人体现在日常生活各个方面，每次有新著面世，戴老师都亲笔题书，并工整盖上赠书印章，以示尊重。我们后辈学人收到的不仅是给人启迪的学术名著，还是一位慈祥老人的关怀后辈的拳拳之心！

戴老师在85岁时曾这样直抒胸怀：

“清史是我的专业，我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它。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光明日报》2010年11月25日）

高山仰止、佩之敬之呀！

（作者：马大正，1938年生于上海，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