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历史文化认知是重大原则问题，是国人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之一。对此，我国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有过精辟阐论。清代龚自珍曾言：“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我们的先辈为今人留下了两项举世瞩目、无与伦比的历史遗产：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人口众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是中国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特殊国情，也是每一个中国人历史文化认知的核心内容，这些都是大道理、大前提。有了这样的历史文化认知，大道理就能够管住小道理、大前提就能够管住小前提。我们要通过长期、扎实的研究，努力使这些大道理、大前提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的共识。
一、中国特色的两大遗产
统一多民族的中国，是经过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大致定型的。自先秦时期起，在现代中国领土范围内开始形成一个核心区域，这个区域大致在黄河中下游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在这个中心区域建立政权的既有华夏，也有夷狄；既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边疆地区的发展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全国范围的发展状况决定了边疆地区的发展水平，边疆地区的发展状况对全国范围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既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概念，又是一个国族概念。“多元”指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各民族所具有的“个性”和“特质”，即各民族在语言、地域、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所具有的多样性和表现形式上的特殊性；“一体”指各民族在共同发展过程中相互融合、相互同化所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的共同特征和“一体化”趋势。这种由多元到一体的特点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首先是分布于黄河流域的多个部落互相融合形成华夏族；然后是北狄、东夷、西戎、南蛮等多种族群融入华夏族形成汉族；汉族出现后对周围众多民族产生强大的吸引力，成为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密切联系，不断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一个整体，最终形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有两个值得重视的特点：一是多元中的本土特点。中华民族尽管是由众多民族经过数千年的不断融会而形成，但这些民族无论是历史上已消失的民族，还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民族，都是在中国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民族，即使有些少数民族的祖先具有外人的血统，也是在中国境内与其他民族的融合中形成的。二是凝聚力强。历史上中华各民族之间虽然有冲突和战争，但交流和融合是主流，各民族在其同生活、共同斗争中形成一个整体，在抵御外侮尤其是近代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瓜分时，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不断升华并空前释放出来。
两大历史遗产是中国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大原动力，是物质与精神的有机结合、互补互促，并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我们应开展对两大历史遗产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普及于国民教育之中。
二、“新清史”的挑战
“新清史”的提法源于美国，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中国史研究中兴起的一股学术潮流，以哈佛大学教授欧立德（Mark C. Elliott）、耶鲁大学教授濮德培（Peter C. Perdue）、匹兹堡大学教授罗友枝（Evelyn Rawski）、德克萨斯大学教授路康乐（Edward J.M.Rhoads）、达特茅斯学院教授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等人为代表。总体而言，“新清史”呈现几个基本特征：1.强调清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非汉”的“征服王朝”，主张划清与中国历史上汉族王朝的界限；2.强调清代满洲的族群认同和对满洲特色的研究，反对满族被“汉化”的说法；3.提倡以族群、边疆等视角和新的理论框架来重新审视清代历史；4.提倡采用满语、蒙古语、维吾尔语等文献研究清史。
“新清史”提出最初，影响仅限于中美历史学界内部，但其所设置的一些命题、提倡的一些观念牵涉到我国历史上边疆地区的诸多敏感领域。他们把清朝的边疆经略看作是类似近代西方帝国主义的海外殖民行为，把清朝对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统一，一概斥为“侵略”“扩张”，给清王朝贴上早期殖民帝国的标签；夸大“满洲”元素，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非汉族因素；对“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准则提出挑战，并对“中华民族”及国家的认同提出质疑。
这些理论倾向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即使研究者没有主观政治倾向，但实际上践踏了国人历史认知的红线，挑战了国人历史认知的底线，若任由这些观点扩散，确实会对我国边疆地区的稳定产生外部干扰。更为严重的是，“新清史”的上述主张很容易被今天国内外的极端势力所利用，成为他们粉饰自身分裂国家行为的“学理依据”与“思想资源”。
三、坚守国人历史文化认知的中国话语权
面对“新清史”学理上的挑战，我们应采取冷静审视的态度，认真对待、深化研究、妥善应对。弘扬两大历史遗产是国人的历史文化认知的基础，要有效“发声”，抢占舆论制高点，坚守国人的话语权。
为此，如下五端应予重视：
第一，现在所谓的“新清史”热潮，因其研究中触及到当代中国国家认同以及边疆、民族等敏感议题，通过“出口转内销”的形式传入国内，迎合了某些热点，从而形成一股引人关注的潮流。据我们了解，“新清史”流派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仍然属于小众群体，人数不多，被誉为“美国新一代中国研究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之一”的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罗威廉（William T.Rowe），2014年5月在我国史学界权威杂志《清史研究》中发表的《在美国书写清史》一文中指出，美国的清史研究模式呈现多样化，上述几人只是其中之一，更不能代表主流。即使在“新清史”内部，意见也不统一，通常被视为“新清史”流派的柯娇燕就曾公开声明自己对“新清史”研究持保留意见（见2014年9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客观而言，“新清史”流派毕竟包裹着“学术性”外衣，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引发的争论基本仍局限在学界内部，尚未向更广泛的社会大众层面扩散。我们应该采取“冷处理”方式，不能替他们人为“造势”，不应再燃火加薪、推波助澜。
第二，尽力将“新清史”相关论争纳入到正常学术轨道，以学术化方式解决。我们应该坚持将历史与现实分开、学术与政治分开的原则，提倡双向理解、有效沟通，在互相交流中增信释疑。“新清史”流派的几位代表人物大多具有在中国学习、工作的经历，今后对于这一部分学者，应该以礼相待、以理服人，而不能拒人于千里之外。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双方差异的背后，有着不同的学术环境、文化背景以及民族历史的传统，正由于这些不同，才产生了不同的问题意识和研究理念，语言与翻译也是制约双方深层次沟通的重要因素，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与交流之路将会非常曲折和漫长。
第三，“新清史”流派的代表大都来自美国高校，或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重镇。近期的“新清史”热潮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史研究的国际化进程，对国内的清史研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事实提醒我们，史学研究需要一个更国际化的视野，我们应该下大力气培育本土的优秀学者，不仅拥有深厚的学术素养，同时还能熟练掌握外语，运用西方所熟知的表达方式，在国际学术领域有效“发声”，进而引领学术潮流。
第四，“新清史”学人提出的一些问题确实是清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重要内容。我们应进一步加大在清代边疆、民族诸领域的研究力度。从目下研究现状看，对“新清史”研究的“破”中来看，不乏有新意、有深度的文章，但总体看来“破”的力度依旧不够，“破”的角度在未来还可以继续挖掘。要做到正面应对“新清史”，精确了解西方学者的学术逻辑，以及在写作过程中做到自身逻辑完整，讨论有理有据，而不仅是就事论事，打打擦边球。我们认为，在研究中应掌握大局，在事关全局的问题主动发声。统一多民族中国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两大历史遗产应成为研究的重中之重。“大一统”政治思想和实践、中华一体发展的历史轨迹，以及“边疆内地一体化”“中外一家”“夷夏之防”等都应成为研究的重点命题，拿出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成果。
第五，清朝统治者是满族，满语在清朝被视之为国语。清朝给我们留下大量的满文档案资料，其中所包含的信息，有时甚至会改变我们之前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中国的清史学界早已形成共识，近四十年来取得了可喜进展。在这一方面，“新清史”研究者提出的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资料的见解有一定可取之处。现在满语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濒危的语言，除了少数专家学者掌握满文文字之外，满语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基本消失。我们在下一阶段工作中，应继续加强对满文、蒙文等专门人才的培养力度，努力提升中青年学者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清代历史的能力。
总之，“新清史”研究者虽然一直标榜自身研究的学术性，但其一些理论与观点确实具有很强的蛊惑性与煽动性，不仅对我国传统的 “大一统”和“多元一体”历史观形成挑战，更容易被国内外分裂势力所利用，从而消解中国当今对边疆地区管治的合法性，潜在的政治危害不容忽视，需要高度警惕。我们应该防止其对我边疆民族问题造成负面影响。
作者简介：
马大正，1938年生于上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主要著作有《马大正文集》《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考》《中国边疆研究论稿》《中国边疆治理通论》《热点问题冷思考——中国边疆研究十讲》《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8）》《中国边疆学构筑札记》《新疆史鉴》，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卫拉特蒙古史纲》等50余种。
刘姗姗，女，1985年生于安徽。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博士后，文化和旅游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中西关系史、边疆史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