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0年9月19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举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叙事”研讨会，著名学者马大正先生在会上提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框架下开展对“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两大历史遗产的研究。由于会议发言时限，意犹未尽，编辑部决定组织一次访谈，没想到马大正先生欣然同意。于是，在中关村马先生的工作室中，我们听到了他对中国边疆研究的思考以及开拓者式的实践经历，记录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关键词∶边疆研究；大一统；多元一体；中国边疆学
一、对中国边疆研究的回顾
问∶今天中国边疆研究蓬勃发展，它是如何从边疆史地研究拓展为中国边疆研究的？答∶新中国成立前，有边政研究。1949年后，天翻地覆，把边政学作为历史的垃圾整个扔掉了，边政研究专家大部分因为有国民政府背景，也被打入另册，一些旧政权背景不太深的专家基本都转到民族史研究领域去了。其实，研究边疆不跟政府挂钩，是没法开展的，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边疆研究特别是当代的边疆研究，是没法做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关边疆史地的研究，重点在民族史研究，成绩巨大、成果丰硕。现在回过头来看，也有一些欠缺，我们的民族史实际上只是少数民族史，把汉族撇掉了，这不能归咎于民族史本身，而在于我们对民族的认识存在误区。
20世纪60年代，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从事民族史研究。1977年以后，我主要关注卫拉特蒙古。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开始介入边疆研究领域。为什么会关注边疆研究呢？因为我们当时跟苏联打领土笔墨官司，边界问题涉及边疆、民族，这些边界的来龙去脉，特别是近代的边界研究，也就成为当时边疆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但那时这个领域禁区太多，材料看不到、文章发不出去，中国社科院在这种背景下于1983年成立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就是现在的中国边疆研究所，希望通过这个平台，通过社科院的名声，把边疆研究拓展一下。
如何拓展？我们提出一个思路——边疆研究的范围应比民族研究要宽。以历代民族政策研究为例，民族政策只是边疆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两者不能画等号，边疆治理、边疆政策包括民族政策，但民族政策不能代表全部的边疆政策。同理，边疆研究也就不能仅研究近代的边界问题，视野应该拓宽。
我们当时提出∶边疆研究从历史上来说，就要研究中国疆域形成发展史，即我们的疆域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边疆是我们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边疆，中国就不成为现在的中国了，因此，要研究我们中国的疆域形成、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我们发现，疆域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力，就是中央政府对边疆的治理，如果中央政府对边疆的治理成功，疆域就会拓展，统一多民族国家就得到发展；如果治理失败，王朝可能就崩溃了。但中国有一个特点，疆域发展呈螺旋形发展的态势，分分合合，最后还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一个研究的重点，这样我们就避开了禁区众多的边界问题。
边界问题当然也要研究。因为20世纪80年代我国跟苏联还在进行边界谈判，所以，近代边界问题、不平等条约割让国土等问题，不研究清楚是不行的。近代的边界沿革史还是要研究的。
最后一项是我们提出从史学史的视野研究边疆的研究史。
我们把上述内容称为边疆史地研究的三大研究系列，这样就把研究领域拓宽了，在全国反应还挺热烈，大家原来都盯着边界问题，材料看不到、文章也发不了，着急、发愁，研究领域扩宽后，边疆史的研究一下子就热起来了。到20世纪80年代末，成果越来越多。我把这股热潮称为中国边疆研究第三次高潮的发端。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科院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研究边疆不能光研究古代的、近代的，应该把眼光放到当代。90年代的研究氛围跟现在很不一样，要研究的当代边疆问题又很敏感，有很多禁区。我当时想，这个怎么研究啊？社科院的人跑到地方上去研究当代的边疆存在什么问题，人家理都不会理我们，觉得社科院添乱来了；而且当代的材料都是内部的，甚至是有密级的。院里说，这个你还得想想办法，因为我从民族所调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后，担任了行政职务，得抓这件事。
后来，我们想了一些落实办法，主要有两个重点∶一个是要确定主题。因为你去调研，调研什么得想清楚。当时最热的是经济发展，但我们都是学历史出身，经济学我们外行，去搞一个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也闹不出来，因此，当时我提出，到边疆地区调研，就是调研当地社会存在一些什么问题，除了经济发展滞后以外，还有一些什么问题，我们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确定了这么一个主题，院里也同意我们的这种做法。
另一个重点是要如何进行调研。中国社会还是讲究人脉关系的，只有中国社科院的介绍信是不够的，还需要得到官方、军方、警方的支持，有这两个条件，我们到边疆地区，再找有熟人的地方，结合起来，就顺了。正好我原来做民族史研究的时候，在新疆的蒙古族自治州有些朋友，所以我们当时第一个调研点就选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因为我和这个州的领导关系挺好，我把调研意图告诉他们，调研就得以顺利展开。我们确定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调研的两项重点∶一是蒙古族与州内其他民族的关系如何，历史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演变；二是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有384公里的边界线，当时与苏联存在4块争议区，这些争议区不是近代形成的，而是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这是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初次调研很成功。
从此，我们把视野从边疆史地三大研究系列扩展到现实问题的研究。现实问题的研究也从除了经济以外各种问题集中于社会稳定面临的问题，比如，在新疆、西藏主要关注反分裂斗争，在西南地区主要关注毒品贩卖、枪支走私等问题，东北边疆则是朝鲜半岛形势发展走向问题等。中国边疆史的研究有很悠久的传统，而中国边疆史的研究发展成中国边疆研究，则是因为它要面对现实。只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有些问题可能解决不了，要用政治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多学科的知识来研究，才能理解和解决当代边疆问题。
怎么能做好依托历史、面对现实、预测未来呢？关键在于求真求实，所谓求真求实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一个非常好的传统。中国不同的边疆地区有不同的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在治理边疆的问题上，绝对不能搞“一刀切”。清朝的皇帝也没有“一刀切”，我们共产党人当然比清朝皇帝要高明。另外，作为边疆研究者，既要继承我们几千年来的边疆史地研究好的传统，同时，我们也应该有当代边疆研究者自己的历史担当，不能回避现实，钻到故纸堆里去。当然，对边疆研究里面包括许多“绝学”的领域，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是我们的边疆史地研究到中国边疆研究发展的简单脉络。如今，边疆研究越来越热，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二、中国边疆研究深化势在必行
问∶中国边疆研究中仍有哪些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持续关注？
答∶中国边疆研究蓬勃发展、全方位推进，形势喜人，但仍有很多可以深化和开拓的空间。这里试从继承和创新、开拓和深化两个维度略陈己见。
（一）继承和创新
中国边疆研究中一些传统的研究领域成果丰硕，但尚有许多问题仍可继承和创新。以愚见，如∶
1.历史上民族政策中的“因俗而治”问题
“因俗而治”是历代民族政策研究中为学人重视的一个大问题，论文、专著很多，综其成果来看大都是论其治边中的积极方面。但对因俗过度而对国家边疆治理造成负面影响，论者甚鲜！今天学人应立足现实、回观历史，对“因俗过度”的消极面的探究，给以更多关注。
2.清代的民族起义问题
对于清代的民族起义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和评价，不能简单因为反清、反封建统治就认为它都是革命。我们不能美化清朝的封建性，但在国家治理层面上，也应看到清朝治理的合理性。过去所有的反清运动都被认为是革命；现在对这个问题应该在国家治理大视角下进行实事求是的再研究、再评价。有关清代打着民族旗号起义的问题已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因为这方面的争论，对我们当前的民族团结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那么，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正确史观来指导写出正确的历史叙述、用正确的历史叙述来引导群众呢？我以为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深化研究、慎重对待。有的民族起义我们可中性地描述，但有些打着反清的旗号，其实不是反清，实际上是狂热的圣战或民族屠杀，对此也不能美化（当然对于历史上民族之间的屠杀也不能渲染）。这个问题，也值得大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一个问题到一个问题、一个人物到一个人物，最终由点到面进行深化研究。
我们还应该寻找一个理论的平衡点，既要肯定反封建的革命性，也要承认清朝所进行的国家治理的合理性。这两者怎么能找到一个理论的平衡点？我说不出来，但是我觉得，光从一个角度来说，现在肯定不行。统一新疆当然没问题，那镇压太平天国怎么看？镇压回民起义也死了不少人，怎么说？总得有一个说法。要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有些治理是有合理性的，毕竟当时不能让国家乱。这个理论平衡点很复杂，处理不好，还会影响民族团结。我们边疆研究面临的任务是很重的，很多人都愿意在这方面多做一些事、多做一些思考，这是好事。
3.边疆大吏的素质和作用问题
这个方面过去研究不够。在治理边疆过程中，边疆大吏的作用不可否认，每个边疆大吏的素质，往往关系到边疆治理的成败，以及边疆政策执行的效率。跟边疆大吏有关的，是清代在治理边疆时中央决策执行得正确或失误。以前对清前期的边疆治理，我们往往肯定其成功，但是在成功的前提下也有失误，哪些失误是时代性的？哪些失误是由于阶级利益所决定的？哪些失误是因为当时的条件做不到的？对于清晚期，我们往往否定的多，肯定的少。但是晚清收复新疆，除了左宗棠之外，如果没有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最高统治层的支持，左宗棠也做不了多少。虽然清晚期有一系列的卖国和丧权辱国的行为，但是在治理边疆上也有亮点，在边疆设立行省，比如在新疆建立行省就是一个亮点。所以这样的问题，也值得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
（二）开拓和深化
中国边疆研究，不仅具有以史为鉴的功能，而且还有咨政育人的功能，中国边疆研究的成果可以直接为决策服务。因此，边疆研究者应直面新问题开拓和深化。依愚见，如∶
1.深化对以“疆独”、“藏独”为代表的当代分裂势力的研究
我们在现实中面临分裂势力的挑战，原来是“藏独”，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疆独”后来居上。无论“藏独”，还是“疆独”，每个地区分裂势力发展的脉络不完全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之所以能够成气候，关键还是当地民众的文化认同和中华文化的认同距离很大。从20世纪50年代，“藏独”的问题就提上议事日程，1959年的叛乱、达赖出逃、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到后来“藏独”的起起伏伏，在国际上成了西方国家制约我们的一张牌，达赖成了境外势力反华的工具，不承认这一客观事实不行。我们曾专门研究达赖在国外的活动，他的起起伏伏直接跟美国的对华政策有关系，什么时候中美关系好，达赖的活动频率就低、调门就低，什么时候美国跟中国闹别扭了，达赖就跳得高。
“藏独”有什么理论吗？它跟“疆独”不一样，没有太多的理论依据，“藏独”的历史依据都是站不住脚的。达赖喇嘛的年事已高，境外的“藏独”势力也分化成几股力量，有少壮派要搞武装斗争，有的要走“和平路线”。现在“藏独”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
从整个边疆地区安全的角度观察，新疆反分裂斗争凸显。我从1990年以后一直研究新疆的反分裂斗争，反分裂斗争后来演变成了反恐斗争，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与“藏独”相比，新疆的分裂势力有理论基础，即“双泛思想”。这个“双泛思想”于19世纪末在中亚产生，当时，中亚国家为了反对大俄罗斯，形成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双泛思想”后来被土耳其接受，土耳其则强化和发展了泛突厥主义。20世纪初，“双泛思想”通过中亚、西亚的渠道传到新疆，当时，有些新疆留学的、经商的知识精英开始接受这些东西。正值杨增新任新疆督军，他打压“双泛思想”，防止其传播。但这个思想本身在新疆这片土地上有它的文化底蕴，新疆本地文化并不完全像中原的文化，所以“双泛思想”在新疆传播，符合一般思想、思潮的传播规律。
一种思想出来了，通过精英们传播，这些精英们相信这个思想，并把这个思想政治化，在这个过程中间，形成一个核心力量。这个核心力量要把政治化的思潮变成政治行动。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双泛思想”在维吾尔族中间已经形成了一个精英集团，这个精英集团把这个思想政治化以后，结合到他们的政治活动中，所以才有1933年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它是新疆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分裂主义政权。这个政权妄图实现中世纪的政教合一，所以不到三个月就土崩瓦解了，连维吾尔族的老百姓都接受不了。尽管这个政权只成立了不到三个月，但政治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
虽然那些搞“双泛思想”的精英们逃出了中国，但是这个思想阴魂不散。20世纪30年代以后，又掺杂了苏联的民族解放运动理论，我们把它称为错位的民族解放运动理论。苏联的民族解放运动理论是通过相信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传进来的，并且苏联的力量也插手新疆。这样，新疆既有“双泛思想”理论的残渣余孽，又有苏联错位的民族解放运动理论，这两个大杂烩混到一起，把新疆看成中国的殖民地。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东突”比“藏独”要复杂，一个是它存在理论，而且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另一个就是当地的文化背景因素在起作用。为什么“三股势力”的宣传会起作用？因为有文化的因素在起作用，当地很多人觉得自己的根不在东方，而在西方。极端的宗教思想就成了一个动员群众非常好的手段。新疆的问题为什么那么复杂？这都是我们边疆研究需要面对的，要解释清楚的。
当代反分裂斗争中，“台独”是一个特例，因为“台独”没有理论，只有手段，即“去中国化”。我们与“台独”的斗争，实际是与美国的斗争。因为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台独”一天也存活不下来。边疆研究既要关注历史，还必须面对现实，这两者之间，历史跟现实是紧密相关的。我们现在的边疆地区发生的一些问题，很多都可从历史上找到依据，正因如此，我才说，研究边疆是依托历史、面对现实、预测未来。这是我们边疆研究的历史责任，是研究者的责任担当。
2.坚守国人历史文化认知的底线
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知是重大原则问题，是国人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之一。对此，我国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有过精辟阐论。清代龚自珍曾言∶“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我们的先辈为今人留下了两项举世瞩目、无与伦比的历史遗产∶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人口众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是中国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特殊国情，也是每一个中国人历史文化认知的核心内容。这些都是大道理、大前提。有了这样的历史文化认知，大道理就能够管住小道理、大前提就能够管住小前提。我们要通过长期、扎实的研究，努力使这些大道理、大前提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的共识。
怎么看待中国特色的两大遗产？
统一多民族的中国，是经过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大致定型的。自先秦时期起，在现代中国领土范围内开始形成一个核心区域，这个区域大致在黄河中下游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在这个中心区域建立政权的既有华夏，也有夷狄；既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边疆地区的发展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全国范围的发展状况决定了边疆地区的发展水平，边疆地区的发展状况对全国范围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既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概念，又是一个国族概念。“多元”指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各民族所具有的“个性”和“特质”，即各民族在语言、地域、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所具有的多样性和表现形式上的特殊性；“一体”指各民族在共同发展过程中相互融合、相互同化所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的共同特征和“一体化”趋势。这种由多元到一体的特点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首先是分布于黄河流域的多个部落互相融合形成华夏族；然后是北狄、东夷、西戎、南蛮等多种族群融入华夏族形成汉族；汉族出现后对周围众多的民族产生强大的吸引力，成为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密切联系、不断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一个整体，最终形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有两个值得重视的特点∶一是多元中的本土特点。中华民族尽管是由众多民族经过数千年的不断融会而形成，但这些民族无论是历史上已消失的民族，还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民族，都是在中国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民族，即使有些少数民族的祖先具有外人的血统，也是在中国境内与其他民族的融合中形成的。二是凝聚力强。历史上中华各民族之间虽然有冲突和战争，但交流和融合是主流，各民族在共同生活、共同斗争中形成一个整体，在抵御外侮尤其是抵御近代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瓜分时，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不断升华并空前释放出来。
两大历史遗产是中国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大原动力，是物质与精神的有机结合、互补互促，并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今天，我们更应该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框架下开展对两大历史遗产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普及于国民教育之中。
3.如何面对美国“新清史”流派的挑战
“新清史”的提法源于美国，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兴起的一股学术潮流，以哈佛大学教授欧立德（MarkC.Eliot）、耶鲁大学教授濮德培（PeterC.Perdue）、匹兹堡大学教授罗友枝（EvelynRawski）、得克萨斯大学教授路康乐（EdwadJM.Rhoads）、达持茅斯学院柯娇燕（PamelaKyleCrossley）等人为代表。总体而言，“新清史”呈现几个基本特征∶一是强调清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非汉”的“征服王朝”，主张划清与中国历史上汉族王朝的界限；二是强调清代满洲的族群认同和对满洲特色的研究，反对满族被“汉化”的说法；三是提倡以族群、边疆等视角和新的理论框架来重新审视清代历史；四是提倡采用满语、蒙古语、维吾尔语等文献研究清史。
“新清史”流派最初的影响仅限于中美历史学界内部，但其所设置的一些命题、提倡的一些观念牵涉到我国历史上边疆地区的诸多敏感领域。他们把清朝的边疆经略看作是类似近代西方帝国主义的海外殖民行为，把清朝对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统一，一概斥为“侵略”“扩张”，给清王朝贴上早期殖民帝国的标签；夸大“满洲”元素，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非汉族因素；对“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准则提出挑战，并对“中华民族”及国家的认同提出质疑。这些理论倾向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即使研究者没有主观政治倾向，但实际上践踏了国人历史认知的红线，挑战了国人历史认知的底线。若任由这些观点扩散，确实会对我国边疆地区的稳定产生外部干扰。更为严重的是，“新清史”流派的上述主张很容易被今天国内外的极端势力所利用，成为他们粉饰自身分裂国家行为的“学理依据”与“思想资源”。面对“新清史”流派学理上的挑战，我们应采取冷静审视的态度，认真对待、深化研究、妥善应对，弘扬两大历史遗产是国人的历史文化认知的基础。有效“发声”，抢占舆论制高点，坚守国人的话语权。
总之，“新清史”流派的学者虽然一直标榜自身研究的学术性，但其一些理论与观点确实具有很强的蛊惑性与煽动性，不但对我国传统的“大一统”和“多元一体”历史观形成挑战，更容易被国内外分裂势力所利用，从而消解中国当今对中国边疆地区管治的合法性，潜在的政治危害不容低估，需要高度警惕。我们应该防止其对我边疆民族问题造成负面影响。
三、构筑中国边疆学是边疆研究者的历史担当
问∶您对中国边疆研究的未来有何期许？
答∶中国边疆学正在构筑的过程中，对于中国边疆学的基本认识，我也经过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我看来，中国边疆学概念及其构筑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中国边疆学就是研究中国边疆从历史到现实所有问题的综合性学科，中国边疆极具中国特色，研究中国边疆的中国边疆学，当然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当今社会信息很发达，学术交流与传播也很方便，导致一些西方理论到了中国就变成了香饽饽。我们一定要注意，在借鉴西方相关理论时，可以有效借鉴但不能盲从，一定不要忘记中国特色这个实际，要理论联系实际，讲求实事求是。
中国边疆学既是一门探究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规律、中国边疆治理理论和实践的综合性专门学科，又是一门考察中国边疆历史发展轨迹、探求当代中国边疆可持续发展与长治久安现实和未来、极具中国特色的战略性专门学科。中国边疆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应定位于社会科学学科分类的一级学科。中国边疆学具备综合性、现实性、实践性三个学科特点。
对中国边疆学学科的二级学科该如何设置，也是一直以来我思考的重要问题。我认为，首先要弄明白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我想研究对象应该是有关中国边疆历史与现实中的一些问题，据此，历史学与政治学这两块应可以很好地运用到中国边疆学的研究中去，可以作为中国边疆学学科下的两门最重要的分支学科门类。总体来看，中国边疆学学科分类设置是比较复杂的，既涉及学科内涵的认识，也离不开学科管理层面的诸多方面，学术因素与非学术因素均有所涉及，但我一直相信随着学科体系构筑的持续推进，对学科设置什么、如何设置等问题的回答会越来越清晰和完善。
关于中国边疆学基本功能的认识，像我之前反复提到的，大体分为文化积累功能和咨政育民功能两大方面。如果再具体去讨论的话，大概还可以分作四点。简单来说，一是要有描述功能，也就是着重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二是要具备解释功能，就是要在说明“是什么”的基础上，解决“为什么”的问题，探寻中国边疆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三是可以发挥预测功能，也就是在解决了“是什么”“为什么”后，应进而探索“怎么办”的问题。四是教育功能，作为综合研究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的学科，中国边疆学在对边疆社会的认识与分析过程中，本身就能够影响到广大民众的世界观、价值观、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等方面，在事实上发挥着直接教育和间接教育的功能。
中国边疆学是一门研究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的专门学科，历史学的理论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是中国边疆学赖以生存的基础，但由于中国边疆这一特定研究对象的多维性、复杂性，仅仅历史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边疆问题研究的全部，诸学科间互通、交融和集约成为必要，中国边疆学需要集纳多学科理论和方法，为构筑中国边疆学提供有益经验。
中国边疆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是中国边疆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只有将中国边疆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客体，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的边疆、研究中国的边疆，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边疆面临的一系列历史上的难点问题和现实中的热点问题，并作出科学的回答。而所有这一切只有在中国边疆学学科建立后，才可望得到更合理的开展。
中国边疆学是一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兴交叉学科。中国边疆学具有强大生命力，而强大生命力的客观存在又将为中国边疆学的构筑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精神和物质的基础。
目前，边疆研究很热，各路兵马都在论中国边疆学该怎么建，各种各样的说法很多，我说这是一件好事，由原来大家不关注，成了大家都想发言，讲一点自己的想法，当然很好。但是我现在有两个担忧∶
第一，我们提倡的是中国边疆学，现在有一些专家，把“中国”两个字去掉了，或是先说边疆学，再加一个一般边疆学，再来一个中国边疆学。这里就有一个大问题了，我觉得中国边疆这样一个边疆，在全世界除了俄罗斯有，其他都没有。小国有边疆吗？它们只有边境地区，没有边疆。边界是每个国家都有的，挨着边界的边境也有，但边疆则是有自己发展特点的地方，除了俄罗斯有边疆，包括美国都没有。美国所谓的边疆，特纳的边疆学讲的是开发西部，跟我们的边疆概念完全不一样。如果是边疆学，就要研究世界的边疆，世界很多国家没有边疆，不是给自己弄乱了吗？这是第一个担忧。
第二，现在有些年轻学者，外语好，用西方的边界理论来套中国的边疆，越套越乱。中国的边疆是中国特色的，它不是民族国家成立以后现代意义的边界。如果用现代意义的边界来看历史上的边疆，越说越糊涂。中国是东方国家，我们古代是有边无界的，那时的中国人脑子里没有那么清晰的边境线，这是中国的特点。
因此，我主张建立我们自己的中国边疆学。
马大正，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访谈整理人∶杨东
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