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十四五”规划的大环境下，边疆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于边疆的研究也应该转换思路，只有探究中国边疆研究学科本质，才能与时俱进，促进和建设中国边疆学。

关键词:“十四五”规划 中国边疆学 学科建构

2020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下文简称“十四五”规划），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十四五”规划提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原则，强调了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优化学科布局和研发布局，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内容。中国边疆学作为新兴的学科，是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的必然产物，因此其产生与发展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时代性与创新性。马大正先生在其著作中多次发出建设中国边疆学的呼声，学术界对于如何定义边疆、中国边疆学的学科性质和中国边疆学的理论建构各抒己见，著作颇丰。一个学科的产生与发展，是与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相适应的，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在学科研究上会有其体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边疆的特殊性，也决定了以边疆为基础建构中国边疆学的特殊性。学科的确立，首先要明确其研究对象，对边疆学理论的建构，要从整体上把握边疆的含义。

一、边疆概念的产生、深化和再定义

第一，“边疆”一词的出现和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并且一直沿用至今。在这一长久的历史时期内，边疆的含义始终是模糊不清的。在王朝统治的政治框架下，边疆概念的产生是相对于统治“中心”而言的，或者说是被执政集团所忽视的“化外之地”的集合体。中国边疆历史曾经经历了一个从“无疆无界，到有疆无界，再到有疆有界”的过程，而真正促使学界开始关注边疆并研究边疆是始于鸦片战争造成中国逐渐沦为西方列强争夺的对象之后。清后期，西方列强以经济侵略为目的、战争为手段、边疆为跳板，对我国进行疯狂瓜分与瓦解。同时，列强以中国边疆特殊的地理、历史、民族关系等为突破口，在边疆地区刻意制造矛盾，引发中国的边疆危机。也是此时，中国边疆的战略重要性开始受到世人关注。民国时期，虽然实现了政体的交替，但是落后的经济基础使得社会关系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我国依然处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边疆地区依然是争论的焦点与斗争的前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的政治制度，社会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化，批判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不断加强，认识边疆的视角不断丰富和发展，边疆的概念也逐渐变得立体而深刻。学界对边界、边境、边疆、中国边疆、中国边疆学等范畴进行研究区分，并且尝试对边疆概念进行多角度的定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第二，边疆性质的变化。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的边疆是一个动态概念，由朝代更迭造成疆界的变化，这既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更是一个权力与政治交织过程。边疆是国家间或统治集团之间政治博弈的结果，是政治问题实体化和政治差异性的集中体现。中国的边疆是统一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产物，“边疆”概念从产生之时起，便有浓郁的政治色彩，政治对于边疆直接的影响体现在边境战争和边疆治理思想上。政治的变化左右着边疆地理边界、历史走向、民族关系、社会分工等一系列变化。举例来说，国家或统治集团之间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是边疆产生变化的直接内生动力，边疆版图变化是政治版图变化的外在表现。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了我国边疆的特殊性，以及对于“边疆”定义和理解的复杂性。“十四五”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构建中华民族统一体的时代背景下，特别是在“治国先治边，治边先稳藏”战略思想要求下，边疆建设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的重要性不可估量。地理区位因素不再是边疆的主要属性，边疆也不再是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缘地区，可以说边疆完成了由边缘向中心的相对性转化过程。换句话说，当下的中国边疆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将成为通往世界的桥梁，是中国资源和人口调节的策源地，是中国未来农业现代化和食品基地，当然也是未来中国辐射世界的前沿。因此，以往的边防关卡和边疆防御的重要性将逐步弱化，而随着边防自控区、边境自贸区的出现促成开放性的边疆。

第三，边疆概念的再定义。边疆作为一种社会客观实在，是由时间、空间、活动主体所构成的统一体，是人在特定区域和时间下活动的总和。这种客观实在始终处在变动之中，边疆的本质属性即国家和统治集团的政治意志始终贯穿边疆的形成、存在和发展中。边疆既处在同一国家政权统治的地理边缘地带，还是不同国家政权相接壤的地带。对边疆概念进行定义，要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的方法，既看到边疆的普遍性，又要看到中国边疆的特殊性。从现代国家的形成来看，有边界就有边疆，边疆可以是处在国土边缘，也可能涵盖政治中心区。在边疆定义中，中心与边缘是相对的概念，边缘也有其中心位置，而中心位置也有其边缘。再小的国家，作为独立的政体，也有其边疆的存在。例如梵蒂冈、安道尔等陆地国家和一些海洋岛屿国家，虽然由于国土狭小，界线不明，或历史短暂无法分割出差异化的边疆，但是政治差异造成边疆是实际存在的，也成为边疆存在的客观载体。突出边疆的政治属性是强调边疆的特殊性与一般性相互转化过程，一方面可以对不同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历史差异、民族文化的国家本质进行抽离提炼；另一方面也对其差异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是“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坚持中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相贯通，坚持全面规划和突出重点相协调”的内在要求和现实发展需要。

二、从边疆研究到边疆学

第一，中国边疆学概念的由来较早，邢玉林在《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就学科名称、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等方面将中国边疆史地学与中国边疆学加以区分。马大正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中亦提出“创立一门以探求中国边疆历史和现实发展规律为目的的新兴边缘学科——中国边疆学”。李国强提出“中国边疆学把中国陆地边疆和海洋边疆作为整体进行全面考察，研究边疆起源、演进的规律以及国家治理边疆的全过程”。李大龙提出“政治属性是‘边疆’得以形成的第一要件，或称之为决定性因素”。从边疆的研究到边疆学学科的创立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拓展。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边疆学，不是传统的边疆历史地理研究的延续，也不是以往边疆治理思想的梳理，更不是地理学、历史学、民族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简单叠加。无论学科外延如何增加，都不能改变中国边疆学的政治属性。以空间和时间为主要特征的中国边疆历史和地理的研究，并不能凸显中国边疆学学科研究的特点，也不能反映中国边疆研究的特殊性。

第二，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边疆学研究的特殊性。中国学界对于边疆研究是在近代中国饱受殖民侵略，列强以边疆地区为突破口蚕食我国领土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笔者曾经分析了历史上的边政学与边疆政治学的差别，并对边政学的社会背景，理论基础和现实价值进行了解析。中国边疆学的理论建构与研究既无法割裂与边政、史地研究的学术渊源，又不是其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全盘接受和继承，中国边疆学建构具有实践性和现实性。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把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为新疆工作总目标，坚持以凝聚人心为根本，坚持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因此可以说，构建中国边疆学最现实的意义便是维护国家边疆地区稳定、促进边疆民族团结发展、实现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未来长远意义就是解决边疆民族差异性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问题，这将成为中国边疆学建设的核心。因为，新中国经过70多年历史发展证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是中国国家统一、国力强盛、人民团结幸福的根本表现。西方学术界试图以近代“民族—国家”理论和西方中心主义解构历史上的中国及其边疆形态，试图以此为视角重新构建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下的中国边疆理论，挑战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实践和理论体系。例如，拉铁摩尔将民族抽离于国家之外，将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对立，而对传统中国历史的构建提出了挑战。把对边疆的研究上升到“边疆学”的高度，是边疆实践与边疆学科的内在发展要求。脱离了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格局时代大背景下的学术研究，便会失去研究的现实意义，也会与学术服务、造福社会的宗旨相违背。

第三，边疆的研究不等同于边疆学的研究。中国学界对于中国边疆学的探索，不仅仅是边政学、边疆史地研究、边疆政治学，而且是以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的边疆学范畴体系。以历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来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学科主体，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对历史事件的分析研究以及实证分析，必须放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有意义，而这个条件便是国家政治框架，但在不同的政治体制框架下，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解读和评论必然会出现差异。我国历史悠久，关于边疆史地的研究方兴未艾，成果显著，但边疆史地研究无法代替中国边疆学的研究，正如历史无法同现实割裂，研究视角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分析法，对历史进行批判的继承，在现阶段的政治背景下对历史事件进行评析。中国边疆学的研究还要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的服务。必须坚持以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着眼点和着力点，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因此，在“十四五”规划的社会发展变化转型期，中国边疆学作为实践性很强的一门学科，也面临着未来强国战略、开放时代和共同体意识方向发展，侧重国际政治对边疆区域影响、民族政策对边疆社会稳定作用和建设开放边疆等方向转变的客观要求。

三、新形势下构筑边疆学学科体系要考虑的问题

第一，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同时也应该看到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疫情对世界的影响将是长期和波动的，这必然激发国家和地区间潜在矛盾。这样一种复杂的国际局势正在重塑我国周边政治和经济环境，同时对我国边疆的影响也不断加大。“十四五”规划提出，应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协调推进和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要求我们树立整体的边疆观，对中国边疆学的理论建设提出了新问题和新要求。要对中国边疆学学科进行定位，对中国边疆学原理进行建构，就需要厘清边疆学的学科本质，确定学科方向、研究目标、研究方位等问题。中国边疆学研究需要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历史和地理研究为基础，以政治学研究为主体，结合中国边疆的实际，发展出独立的、具有鲜明学科特征的中国边疆学。

第二，构建中国边疆学理论需要全新的思路。要把边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而不是将其按照某个方面例如经济、民族等进行碎片化的分割，这样不易于从整体上把握边疆的形态。需要构筑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将中国边疆学进行原理性的总结和归纳，创造出中国边疆学特有的学科理论。中国边疆学发展成独立学科，需要立足于中国国情，在中国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下，从边疆研究的基本问题着手进行理论化与规范化的分析。如果说中国边疆学经历了“千年积累，百年探索”演进历程的话，新时期的中国边疆学理论则体现着一种时代发展的转型特征。中国边疆学创新与发展的路径，可以结合实际从以下几个部分入手研究：其一，边疆相关概念的解释，边疆学研究对象和主要问题，基本分析方法和中国特色的边疆学理论。其二，中国边疆学研究的缘起和历史脉络。其三，中国边疆的变化与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其四，中国边疆现实及在国际关系中发展战略。其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建设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边疆与边疆理论，把维护国家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充实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

第三，中国边疆学研究范围囊括了边疆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中国边疆学是与其他众多学科相交叉、相融合的综合性、交叉性边缘学科。中国的边疆地理区位差异以及与少数民族相重合而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时代发展为中国边疆学术界提出了一个课题：如何在多学科建构的交叉学科中做到理论建设的与时俱进，而研究主体与研究理论的适时转向应该作为这种时代赋予的变化回应。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发展规律需要进行从简单到复杂再回归简单的过程。“十四五”规划特别强调提出要树立国家安全观念，将国家安全提升到战略高度，同时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由于边疆集中反映了国家政权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构建中国特色边疆学、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建设平安中国是边疆学人义不容辞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