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青海》作为一种现代性的报刊文化现象诞生在近代中华民族危机和开发西北及边疆学兴起的历史大背景下，是20世纪30年代在南京求学与工作的青海籍知识分子成立的新青海社所创办的月刊，是边疆地区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反映。它作为历史文本有着重要的社会与学科价值，既是重要的边疆民族志，又是具有独特价值的重要历史文献，而且作为西部边疆人的现代报刊在近代构建中华民族认同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它作为“边疆学”的边疆人的本土话语对我们今天构建新时代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有着可以攻玉的学科价值。
关键词：《新青海》；边疆学；文化自觉
作者简介：杨文炯，1967年生，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捧读装帧精美的九卷本历史文献《<新青海>校勘影印全本》（下文简称《新青海》）恍然有一种时间对折的历史感——“昨日之事”与“今日之场”因为一个“新”字将昨天的历史投射在当下新时代的语境中，犹如近现代中国历史长卷的对折。昨日之“新”已成为历史文献，但它作为历史记忆在曾经的“世界之中国”的民族危难语境中又毋宁是一种对未来中国的憧憬。它作为时人的历史期待在今天全球化场域与新时代“中国梦”的话语中于笔者更有一种“昨日重现”的历史感。尤其在近十余年的国内学术界，中国边疆研究成为学术热点，甚至是“显学”的当下，更让笔者有一种回溯与追问历史的冲动——“边疆”何以成为学术话语的关键字。“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可以让学术思考在一个长的历史维度中来理解今天的学术文化现象——全球化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宏观格局下，为何边疆研究热再现？为何“新清史”观点成为我们必须回应的问题？“何为中国”又何以成为“我们是谁”再热烈讨论的学术命题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又何以成为新时代的“主题”？这些彼此相关联的时代“学术之问”并非是偶然的文化现象，同样的文化现象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也曾经是知识界身临其境的遭遇——是面临民族存亡的“时代之问”。历史不免有惊人相似的一面，但历史从来不会枉然的重复过去，而是我们叩问今天何来何去之“学术之问”的历史之师。《新青海》就是这样一位老师——以史为鉴、鉴古知今，它作为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一个特定时期的边疆人的历史记忆无疑是我们理解今日之边疆历史的重要文本，而且它的全本再现——作为一种“历史事实”存在之本身又提出了一个学术反思与追问的话语：在昨日之“边疆学”的回声与今日之“边疆学”的应声中让我们在历史的深处——在中华民族危难、边疆危机四伏的近代历史的大语境中听到了另一种声音——边疆人的边疆话语。
作为文化现象的《新青海》：历史语境与文化自觉
《新青海》之“新”可谓点中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穴位”——“新”作为历史长河的“浮标”是国人在19世纪至20世纪由王朝国家转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文化记忆。“新”的文化意义不仅说明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虽然屡遭惨败与割地赔款丧权之辱，但文化心志未灭，心灯依燃，而且对20世纪的中国依然充满文化自信和期待，并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文化动力。作为19世纪与20世纪之承前启后的文化巨擘梁启超于世纪之初的1901年就在“新世界”的观瞻中撰文展望“二十世纪新中国”：“吾意今世纪之中国，其波澜俶诡，五光十色，必更有壮奇于前世纪之欧洲者。哲者请拭目以观壮剧，勇者请挺身以登舞台。”历史变迁总是山重水复与柳暗花明，但“新”却成为20世纪人们憧憬历史的点点“星火”，也是我们今日作为文献之“新”所看到的历史的文化记忆：1901年的庚子新政虽然是旧王朝的回光返照，却也是折射新世纪的一束光亮；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新民说》；1902年陈黻宸创办《新世界学报》；1907年杨度创办《中国新报》；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并发起新文化运动；1918年毛泽东等创办新民学会；1918年傅斯年等创办新潮社（后更名新潮学会）并于1919年创刊《新潮》杂志；1920年旅京的青海、甘肃籍学生创办《新陇》杂志；1929年作为首都的南京创办《新民报》；1929年青海省新建并创办《新青海报》；1930年新亚细亚学会成立并创办《新亚细亚》期刊；1932年青海、甘肃籍学生在西安创办《新西北》期刊；1932年10月青海籍学生在南京成立新青海社并创办《新青海》月刊；1933年中华书局创办《新中华》半月刊；1934年在北平求学的蒙古族学生创办《新蒙古月刊》；1934年国民政府开启新生活运动；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乃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进入新时期……当这一串历史之“新”投射在21世纪新时代的巨幕上时，作为历史的文化背影——《新青海》在那个新潮澎湃的时代是微乎其微的，甚至是被淹没在时代的涛声中或被“边疆学”遗忘的一份历史记忆，但它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值得今天的“边疆学”学界重新回味的历史文化现象。正如《新青海》校勘本主编在后记中指出的：“作为期刊现象，《新青海》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确切的说，是近代中国知识界应对西方列强挑战的一种文化战略的选择，也是近代中国被迫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学术文化现象。”斯言如是，它正是产生在中华民族从民族自在走向民族自觉的关键历史时期，诚如费孝通指出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新青海》正是中华民族自觉在西北边疆地区的话语表达和文化实践。历史成就了《新青海》，《新青海》也成为了历史的呐喊者。纵观历史而言，它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媒介文化现象正是分娩于近代中国社会的三种互嵌的历史语境之中。
一是近代中国之“过渡时代”的中华民族危机的宏观语境。近代中华民族的危机有三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一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始此中国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沦为半殖民地；二是甲午战争的惨败与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深深地刺痛了国人的自尊心，如时人所言：“甲午战败，庚子再创，外国人之入我国中者，未闻为我区别曰：‘某也满，某也汉，某也回，某也蒙’，而惟肆行杀戮，同归一尽。盖同国如同舟也，乘组员之种类，无论其为黄为白，至于舟坏覆没，则其被难一也。以是而言，种族虽殊，以同国之故，则一国之盛衰强弱，莫不直接同受其影响。”从而使“过渡时代”的“中国之命运，殆在于旦夕”—— “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汲汲哉，况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三是1931年和1937年的 “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危机四伏的国情极大地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如时人所言的：“顽敌攻进来的巨炮和重弹，轰醒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南北数千里燃烧的战线，才激动了我们的全面抗御、同仇敌忾的精神，我们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开始觉悟了中国民族的整个性和不可分性。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存则同存，亡则同亡，这是民族自觉史的开端，是真正的新中国国家的序幕。”从宏观的视角看，《新青海》就产生在这样的历史大语境中。
二是边疆危机的时局与开发边疆热议的中观语境。边疆危机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危机的主要表症，可谓四面楚歌，危机四伏。就青海而言，虽然不是边疆之边，却是边疆的枢纽之区，青海“内接本部，外倚新疆，蒙古襟其左，西藏控其右”，“青海自内部准望，虽若偏于西北，合全部之幅员视之，实居国之中央；诚使青海向治，则控驭蒙藏，殆可收指臂之效……”正是青海在西部地区独特的地缘位置决定了它就如西部边疆的中枢神经对其周边地区危机的反应极为敏感。如早在1913年英国殖民者通过“西姆拉会议”阴谋策划西藏独立时，尽管当时的青海还没有建省，但地方精英就对“西姆拉条约”提出了强烈的反对。到1919年西藏的边疆危机日趋严重而牵涉四川、青海、云南等地，此时青海地方精英向中央政府外交部、蒙藏院及云南督军、四川督军、甘肃督军等有关方面发出了维护国家主权的“艳电”，表达了青海人维护国家统一的旗帜鲜明的立场：“……西藏本中国属土，年来与川边构怨，譬犹兄弟阋墙，自应由兄弟解决，万不能任他人从旁干预。吾国苟有一息生气，所有划界会议，应从根本否认。此约一签，终古难复，大好河山，一笔断送，凡属五族，谁不解体?四川熊督谓：‘西藏问题大于青岛十倍’，洵为不刊之论。事关国家存亡，此而不言，将使他族谓中国无人，麒实耻之!麒实愤之!是以披肝露胆，沥血以告。”“艳电”的发表引起了全国对西藏问题的高度关注，青海人的主张和观点也受到了普遍赞誉。到抗战时期，此时的西北地区以及新建的青海省在西部地区的中心地位及其在抗战中的重要性才引起国人的高度重视。如时人所言：“东北亡，热河丧，新疆变，康藏乱，这一套亡、丧、变、乱的痛史，才引起了国人注意边疆之诚心，政府当局亦变以往怀柔边疆之政策，而为实地开发之政策。”一批国民党政要同样主张：“西北的建设, 不是一个地方问题, 是整个国家的问题, 现在沿江沿海各省, 已经在侵略者炮火之下, 我们应当注意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 赶快注重建设。”“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出路，要恢复中国版图，必须以我民族发祥地的西北做大本营，要集中全力来开发西北。”“于是经营西北之声浪喧腾于人也。”《新青海》正是在这种声浪喧腾中逢时而问世的。如其《发刊词》所言：“值此国难方殷东北未复，藏兵构衅，西南吃紧之关头，边防孔亟，沦陷堪虞，岂可忍然置之耶？总理孙中山先生之建国方略，谆谆以开发西北为言，但西北产源，其最质美量富者，非青海耶？其急待开发以增国富者，非青海耶？……青海本身实具有国家繁荣庶富之资，青海前途，亦端赖国人开发经营之力。”
三是方兴未艾的边政学、边疆学的微观语境。“自九一八事件发生，东北陷沦，国人于悲痛愤慨之中，集注于开发西北之念。数月以来，开发西北之声浪高入云际，西北问题研究之组织及调查之社团相臻并起，亦图开发西北。”时局所迫激发了中国知识界的文化自觉，直接推动了学术领域的边政学、边疆学的兴起。当时国内主要的报刊媒体都设专题讨论西北开发，诸如《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国闻周报》、《独立评论》、《地学杂志》、《外交评论》等，如时人所言：“年来，国人困怵于边事人亟，外辱堪虞，于是举国一致有开发西北之议，国内研究边事之团体与书报亦风起云涌，竭力鼓吹。”在内地的中心城市、主流社会研究西北的社会团体纷纷建立，诸如北京有西北研究社、西北杂志社、西北公学社、西北论衡社、西北春秋社、西北协社、中华西北协会等；在上海有中国殖边社、西北公论月刊社、西北问题研究会等；南京有西北周刊社、开发西北协会、西北文化社、西北问题研究会、西北刍议社、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等。其中在学术界影响最大的是1932年成立的开发西北协会并发行《开发西北》月刊、1936年成立的禹贡学会并刊行《禹贡》半月刊、1940年成立的中国边疆学会并创办《中国边疆》、1941年在重庆成立中国边政学会并发行《边政公论》月刊，边疆学、边政学由此应时而生。如边疆学的代表人物冯家升所语：“边疆之学，吾国学者向来视为边僻而不关宏旨，不知吾人以为偏僻，不加注意，正外国学者努力最勤而收获最丰者也。顾彼等所以努力研究，无不有其政治背景，日俄之于东北，俄之蒙古新疆，英之于新疆西藏，法之于云南广西，其显著者也。虽能各就其国范围，争先开拓，举以夸耀，然皆出入于彼等国家政策之中，无不有侵略性之浸渍，故吾人于自己之边疆问题亦徒仰赖外人，其害真有不堪胜言者矣。”再如边政学的代表人物吴文藻指出的: “民国以前，中国有筹边政的策论文章，而无研究边政的专门学问。九一八后，国内大学有少数设立边政学系，而却无边政学的科目。抗战以还，中央政治学校蒙藏学校特设边政专修科，蒙藏委员会已专开蒙藏政治训练班，于是‘边政史’、‘边政研究’、‘边疆政治’、‘边疆政策’，这一类科目名称，始出现于课程表内。最近边政公论的发刊，中国边政学会的成立，行政院边疆政治研究计划委员会的组织，凡此均足以表示国人逐渐重视边政学的趋势，这不能不说是复兴国家的一种新气象。”正是这种新气象、新语境、关涉乡梓的新话语极大地刺激、鼓舞了在内地求学的西北学生的文化自觉，来自甘肃、青海、宁夏的学子先后创办了《新陇》、《陇铎》、《陇钟》、《陇风》、《陇衡》、《泾涛》、《陇南卯铃》、《拓荒》、《新西北》、《新青海》、《突厥》、《西北论衡》、《海声》、《新甘肃》、《宁夏曙光》、《银光》、《天山月刊》、《西北评论》、《西北晨钟》、《西北公论》、《西北问题季刊》、《西北通讯》等。这些西部地区学人所创办的报刊有一个共同的声音就是强调西北开发在国家危难之际的重要性以及西部人的主体性和文化自觉，如当时的西北学人所语的：“无论如何, 西北人在开发西北的一件事上, 总应该觉悟到自己所处地位之重要, 及自己所负使命之重大。先有这种觉悟, 才可以立起一种志气, 有了坚决的志向, 才可以自动来参加这种工作, 能够自动担负此种工作,将来才不至于自己落空, 才不至白作牺牲工具!”并呼吁:“我希望今后在西北地方来的人, 大家共同努力! 互相奋勉!要实干! 快干! 硬干! 继续不断的勇往直前的干去! 再勿自私自利了! 大家一起来干使西北一切光明! 再勿蹈前辙了! 现在自新! 绝不要叫别人看不起!”值此学术语境，方兴日盛的边政学、边疆学既刺激了西部学人的学术文化自觉——在南京的中央政治学校附设的蒙藏学校的青海籍学生发起和创办了新青海社和《新青海》月刊，如其所言：“我青海青年同仁，生育斯境，洞悉底蕴，目击膏壤之未开，痛念桑梓之荒凉，爰瞻前顾后，群谓为责无旁贷，虽人微力薄，岂可因此不为？于是乃发起组织新青海编辑社，发行月刊，为其初步之工作。”
作为历史文本的《新青海》：边疆人的“边疆学”话语
新青海社的成立及《新青海》月刊的创办是本土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一如其言：“新青海社之成立，是一般籍隶边方有志边方的青年，深刻地感到了边方的危机，和挽救的迫切，遂以诚恳的意志，共同的信仰，在一致努力之下，去研究边方的一切问题，并预备脚踏实地的去服务于边疆，期已达到忠实地为国家社会奋斗的目的。”但新青海社的成立不在青海本地，而是在当时的首都南京，主要是由在中央政治学校的蒙藏学校学习的青海籍学生发起，一是他们置身于东部中心地区对中华民族危机的深刻感受和他们诚挚的爱国热情。二是他们受东部发达地区的文化影响和深怀家乡情愫。如当时给他们上课的教师所言的：“青海旅京学生，观其平素，大都对于其桑梓应兴应革之事，极具热心，津津乐道，实为今日一般青年学生中之难能可贵者。推其原因，要亦由于其既出边僻鄙陋之乡关，乍换内地新佳之环境，俯仰接触，耳濡目染，于是动于中而形诸外，所谓心随境转者而使之然欤。”三是他们受当时开发西北的舆论热炒和边政学、边疆学热的感染和刺激，尤其主流舆论界对西北边疆地区“野蛮”、“落后”、“未开化”、“ 边僻鄙陋”等污名化的解读的刺激，从而使这批有志的青年学子——基于他们对青海省情了解和对西北边疆危机的感同身受、责任心而创办了新青海社。如其所言：“新青海之所以产生于首都，乃以在京诸同志之早为东南文化所感染，迫于大义，而为首创，唯其要者，在欲使此种志愿、此种工作，凡我青海青年同志，皆能立于一条在线，共同努力以将之也。故凡我青海同志，无论居乡留外，咸能务本斯旨，精诚团结，共负起建设新青海之责任。”他们的“新青海”理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青海——“青海是一张白纸，今后的一切，全靠热心有为的青年，如何来设计、布景，使他成一幅现代化的合理的美丽的画图。”
（一）《新青海》的创办：话语宗旨与价值定位
新青海社于1932年“本三民主义以研究学术探讨青海实况促进青海建设为宗旨”而建立，由书记处、总务部、编辑部、研究部组成。编辑部负责《新青海》月刊，以“一面探讨青海实况介绍于国人，以冀引起内地之爱国志士，注意到边疆状况，国防情形；一面则灌输内地新文化于青海，以期由此激励，唤醒青人之酣梦，促进愤发之精神而共赴建设之途径”为办刊宗旨。刊物定位有三：“民族问题之有待调和者，文化学术之须竭诚输入者，青海实况之须探讨研究者”。办刊者（包括参与青海社会调查与研究者）主要是在南京求学的青海籍学生，以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的学生为主。据笔者统计，20世纪30年代在南京上学的青海籍学生大约不超过2百人，并受到在南京政府工作的青海籍人士（如张得善）的大力支持。办刊经费主要来自社会捐助，根据《新青海》刊布的捐助者名单，其中不乏政要名流，诸如杨虎城、邵力子、马子香、于右任、班禅大师、敏珠尔佛、安钦佛爷、洛桑坚赞、孙仿鲁、朱绍良、马绍武、黎丹、慕少堂、钟苏郎堪布、夏桑登堪布、官保加等，说明《新青海》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并得到了主流社会的认可和支持。根据《新青海》的“本刊现行征稿规约”，设有10个方面的征稿主题：青海党务政治经济教育之实况、青海人民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之实况、青海地理历史之记载及考证、开发青海之名论、青海各地之实际调查、青海各地照片及有关本刊稿件通讯、关于开发西北之计划及名论、关于边疆各地之掌故游记及社会写实、中国社会问题之研究及讨论、隽永短小之文艺作品以及每月国政要闻、青海要闻等。《新青海》从1932年10月创刊，至1937年10月停刊，1942年复刊后仅出第5卷第10期后再停刊，前后办刊历时6年，在经费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共出5卷51期，共发表论文854余篇。其中专号有第1卷第10期周年纪念专号；第2卷第11期新青海社兰州分社成立一周年社庆纪念特刊；第2卷第1、2合期青海教育研究专号；第4卷第9期教育专号；第4卷第5期畜牧专号；第4卷第7期卫生专号；第5卷第7、8、9合期为抗战专刊第一号等。从其刊发的内容来看，主要以研究青海为主。据笔者粗略分类统计，直接关于青海的调研、纪实与学术文章有350余篇；关于西北的文章有140余篇，主要论及西藏、西康、新疆、内蒙古等；关于全国的文章有200余篇，以抗战主题为主；与中国有关的国际方面的文章有30余篇。显而易见，《新青海》是立足青海—西北并着眼于全国而论青海、西北之开发的，在当时全国开发西北的舆论中，《新青海》既主张结合省情区情、以建设为主而开发西北——“繁荣生产，建立政基，振励民气，鼓铸国魂”，又驳斥了无视西部区情、民情、民心的开发西北的言论。正如《新青海》指出的：“一般东南人士视西北犹如外人的视中国，开发云者，盖欲囊括原料，鱼肉人民而已……有视西北为利薮立场，发财之源……为一己发财的心理所驱使……又有视西北人民愚蠢然犹如鹿豕，己则以苏武自居……无论籍隶西北或生长东南，当力祛过去不良的印象与观念，勿高目身份亦勿妄自菲薄，而以互助共谅与服务的精神为西北建设事业，打出一条光明的出路……当此国家危机四伏之秋，正吾人奋志图存之时。西北的危，即整个国家的危；西北人民的不幸，亦即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其间绝无鸿沟可分。”由此可见，《新青海》在当时开发西北的声浪沸腾中并非随声附和，而是从西北人立场表达了西北的声音，这也是《新青海》话语的价值立场。
（二）《新青海》的话语：作为历史文本的学术价值
阅读《新青海》是一席历史对话，因为作为文本的它无疑是历史的话语——生成于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它关涉两个彼此交织的重要话语：一个是学科话语即理论上的“谁的边疆学”问题，一个是实践话语即为谁开发西北与如何现代化的问题。因此，它不只是一个纯然的学科话语即“歌为谁而唱”的问题，而且是近代已降中国如何现代化及作为生态、经济、人文传统迥异的西部地区是否有另类现代性的问题，这正是《新青海》话语的关键所在——当时正值20世纪30年代东部主流文化界讨论中国如何现代化与民族救亡的热潮语境，而对“现代化”的追求也正是20世纪的关键字——“新”的题中要义。时过境迁，犹闻其声。当《新青海》的历史话语回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语境中时，“现代化”作为一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实践命题与学科话语的中心词——曾经的憧憬与今日之“中国梦”在历史对折中的相遇，让笔者依然谛听到《新青海》话语的暮鼓晨钟的要义。在20世纪前期的“西北开发”与21世纪初的“西部大开发”、20世纪初的“边疆学”与今日的“边疆学”的遥相呼应的历史宏观语境的比照中，让笔者意识到在似曾相识的历史话语的宏大叙事中，作为学科话语的“边疆学”似乎遗漏了或听而未闻微观历史中多元一体的中国社会之现代化的不同声音。尤其当代“边疆学”在重温、接续20世纪初的“边疆学”并在全球化语境中试图重建新的边疆学话语体系时，笔者以为《新青海》全本的“再问世”不仅有助于我们对20世纪初边疆学话语的反思，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构建全新的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有着可以攻玉的价值。因此，《新青海》作为历史的文本有着十分珍贵的学科价值。
1．《新青海》是重要的边疆民族志。就《新青海》的栏目设置与刊发的内容来看，它是以青海的本土实地调查为主，且调研人员主要是新青海社研究部的人员——这些人都是青海籍的在中央政治学校附属的晓庄蒙藏学习班的103位学员，而且这些学员在班上接受了“边政史”、“边政研究”、“边疆政治”、“边疆政策”等课程的专门训练。根据《本社半年来之研究工作报告》，该社研究部根据学员的年级、学习安排等情况主要分为六组：第一组共有13人，主要调研教育、青年问题、边疆问题、时事问题、文学方面；第二、三组共有34人，主要负责调研西北边疆问题、青年问题、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时事问题；第四组有20人，主要负责调研农事问题、青年问题、时事问题等；第五组有20人，负责调研卫生方面、教育问题、青年问题、时事问题等；第六组共有16人，负责调研青海建设问题、青年问题、时事问题等。这六个组各有重点分工，又有兼顾合作的调研方面。从其刊发的调研文章来看，主要分为社会、经济、政治、教育、民族、宗教等方面，可谓是一部本土学人集体创作的20世纪30年代的“青海民族志”。
一是社会方面，《新青海》涉及青海省及各地方的社会调查，诸如《青海概况》、《青海乡土志》（连载多篇）、《青海风俗》、《青海大通县之社会概况》、《青海湟源县之社会概况》等各县的详细调查，包括青海的地理、人口、民情、就业、医疗卫生（有专刊）、新闻事业、青年问题、婚姻、健康教育以及自然灾害等，全方位地呈现了青海社会的状况，为当时人们了解青海提供了社会指南。二是经济方面，重点在农业、畜牧业。在农业方面如《青海农业概况》、《青海全省面积及田地调查》、《青海省土地局廿四年度土地施政计划 》、《青海省土地局整理土地表》、《青海垦务沿革现状及改进意见》、《青海农村经济破产的几个主要原因》、《复兴农村与农村工业化》、《关于青海土地行政之探讨》（连载多篇）以及各县的农业发展状况等30余篇文章。在最有特色的畜牧经济，如《由发展畜产事业走向建设西北之路》、《青海畜牧事业之一瞥》、《发展青海畜牧事业应注意之几点》、《青海畜牧之纵横剖视》、《为改良西北畜牧所望于实业部者》、《如何发展青海畜牧事业》、以及1936年第四卷第五期《新青海》又刊行畜牧专号等，其中包裹畜牧品种的改良、产品市场的开发以及河流治理、水利、矿业、森林、果蔬种植等方面数十篇文章，提出青海开发首要在，主张欲开发西北须先救济西北，发展交通，开垦荒地，改良畜牧，培植森林，开采矿产，奖励农工，振兴实业等。三是政治方面，有50余篇文章，诸如《青海省县治概况》《青海省各县自治机关组织概况》、《青海省各县各级自治区域划定情形表》、《青海合作运动研究》、《青海各县之区村自治概况》、《新青海政治之我见》、《从地方自治谈到新青海之建设》、《西祁土司今昔观》等，内容包括传统土司政治、县域自治政治、村民治理、公民权利等，尤其对青海的自治政治与提高西北民权之主张在当时的开发西北的舆论大潮、“边疆学”的讨论中更是空谷足音。如其指出的西北人在国家权力中的缺位问题：“提高民权——谈及此事，不觉为之心惊，据实际情形来说，西北人民，有权能过问政治吗？对于政治有参加意见的可能吗？中央机关，代表民意的人员有几个？地方机关，能为民意去为大家谋利益的是谁？民权旁落，孰甚于此，又宁夏、青海等省在中央立法机关无一人，而国家根本大计之宪法之制定，无各该省全体数百万人民之意见参加，岂非一大缺憾？中央监察机关，同样无一人……提高西北民权，在可能范围内，使人民有发表意见，监督政府之机会，为目前最切要之图，亦为减除民众痛苦之捷径也。”同时，《新青海》始终坚持宣传抗战，并于1937年第五卷第七、八、九期合刊出版抗战专刊，刊发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宣言，在此时期它成为西北地区宣传抗战的主要刊物之一。四是教育方面，在南京求学的青海年轻人深感教育的落后是阻碍青海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致力于发展地方教育是他们振兴青海、输入新知的主要规划之一。先后发表关于青海教育的文章百余篇并专门出版教育专刊。这些关于教育的研究，从小学到中等教育，从城市、农村到牧区的教育一应俱全，尤其重点关注乡村、牧区、女性的教育，特别提出师范教育的重要性，指出牧区教育、民族教育的特殊性并提出了一系列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的办学计划和建议。如其提出的“改良教材内容”的建议就很有针对性：“中国现行小学教科书，皆取材于东南各省之生活情形及根据汉人‘心理’、‘思想’而编成。以之教授西北各省汉人，犹与隔隔不入之感。今以之强令生活形态完全不同，语言文字宗教思想又各殊异之蒙藏儿童学习，枯燥之味，不想而知。故蒙藏小学之教材内容，当取材于畜牧生活根据蒙藏人之‘心理’、‘观点’而编制，儿童读之，兴趣日浓，则教育效率不啻百倍于往昔。”这些发展民族教育的认识和观点对于今天的现代民族教育都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五是民族研究方面，关注青海民族问题是《新青海》的重点之一，如其在发刊词中言明的：“民族问题之有待调和者，青海境内，种族庞杂，蒙藏汉回，混同共处，只因种族之有异，风俗语言以至生活习惯之不同，则其间隔阂，自属不免。此急应以总理民族主义之意旨设法调和其异同，务使各种族间能精诚相爱，痛痒相关，共臻共存共荣之境。惟能如此然后始能谈到青海境内之开发，内地文化之输入，从而建设新青海，增益地方人民之幸福。质言之：即使青海各民族间之调和，乃为今日谋求青海上进之第一步工作，‘新青海’所负之惟一使命在此。”关于民族研究的文章诸如《青海各民族之分布状况》、《青海蒙藏两族的生活》（连载多篇）、《青海蒙古六部二十九族调查》、《青海玉树二十五族分区调查》、《青海环海及黄河南北各藏族区分调查》、《青海之蒙藏问题及其补救方针》、《环海八族之名称及现状》、《如何解决民土争差纠纷》等50余篇，这些基于实地调查的文章不仅为我们今天了解历史上青海的民族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献，并且对于我们纵向理解民族文化的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而且他们提出在西北开发中要坚持民族平等的理念无疑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如其所言：“第一要有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之思想，青海号称中国各民族之展览会……执政者如不以平等眼光，一体同仁，假使倚轻倚重，压回助汉或助藏压蒙或……皆足以引起大混乱。”他们所思考和提出的关于解决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一些主张和建议——诸如各民族“共臻共存共荣”、“一律平等”、“共铸国魂”等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六是宗教研究方面，青海的宗教问题是它重点聚焦的内容之一，诸如《边地奇俗：塔尔寺举行观经大会》、《塔尔寺及其灯会》、《各县寺院调查》、《青海同仁县风土概况》、《青海各派喇嘛活佛名称及住地》、《青海各县寺庙田产调查》、《都兰各族之户口宗教》、《青海同仁之寺院》、《塔尔寺及其习俗》、《拉卜塄寺啦嘛之日常生活》、《回民护教风潮与民族问题》等30余篇，呈现了青海多元宗教文化的格局，一方面揭示了宗教对青海各民族的社会生活、文化习俗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提出了宗教改革对于青海乃至西部开发的重要价值，如其言：“改革宗教，为民族上进之先声也。然千年积习，难改一朝，可以乐成，不可虑始，偏查舆情，必当促其心理加以改良，求其改革宗教之恶劣，而存其信仰上之善利，是建设青海之以教育为重者异于他省者……以明宗教在一般人信仰中，印象甚深，且为民族团结之基础，故宜加以改良，而一切不合人道之举动，及阻人思想之言论当极宜消除之也。”同时指出政府“对于各族宗教应取不干涉主义，好的宗教与人生却有极大裨益……对于青海最占优势力的佛回两教，当采不干涉主义，待至政治上了轨道，在从文化、教育各方面次渐设法改造。”这些建议和主张对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同样有着资政的重要意义。总之，从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的整体成果来看——就国家图书馆出版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汇编》（30册）和李文海主编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丛编》（45册）的内容来看，主要是微观的社会调查，以社区、专题或主题调研为主。比较《新青海》而言，不论是从其“田野”空间（省级地方）、可持续的调查时间（前后历时6年），还是社会调查内容的全面性、复杂性、完整性、所获资料的翔实性以及本土研究的专注度、精神的投入性来说，可以说《新青海》作为一份地方民族志在民国时期无出其右。
2．作为民族志的《新青海》是具有独特价值的重要历史文献。一是作为历史文献的它不是一人之作或作为传统“正史”的王朝之作，而是作为当时的社会报刊是实时即景的多声部的集体“创作”，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多元话语的声音。因此，其包含的历史话语更少权力的筛选，当然它难免政治权力的预设及其自身政治认同的局囿。但当时内忧外患的国情所造就的更为宽松、民主的社会环境使之如同其他的报刊一样有了更大的自主发言的话语空间。尤其是在20世纪初“边疆学”、“边政学”的声浪热潮中，它代表着“另类”的声音，尽管在当时是弱势的话语。正是如此，这样的历史文献对于今天的历史研究而言无疑更具有第一手的、更为原始性的史料价值。二是作为期刊性、时事新闻性之历史文献的《新青海》是自身带有历史语境的文本话语，它的文献话语是鲜活的——是时人处境之“历史反应”的实时即景的声音——不同题材的、不同文风的、情感溢于言表的、小到个人纪实的、大到地方与国家描述的等等历史记录，阅读它给笔者一种更深刻的历史现场感——如走进历史的隧道犹闻其声，如《我们怎样走到新西北的路上？》一文的作者写道：“我们每每走到上海天津的十字街头时，看见一切近代化的生活表现，立刻使我们会想到穷苦可怜的西北，荒野蔽塞的边地。同是中华民国的土地，同是中华民国的人民，其社会建设、生活享受竟有如此悬殊者……”又如《青海风俗》一文的作者所语：“青海是我的故乡，对于她的风俗习尚，我已耳濡目染了二十三个辰光，遗留在我脑海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因此，我也乐于宣示于未曾到过青海而想急于知道她的人们。”再如对当时国家情形的描述：“夫今日之中国，是合汉满蒙回藏五族所组成五族一家共存共荣为立国之根本原则，吾人深信内忧外患中吾整个中华民族得有出路，惟有在五族精诚团结之一点，存则共存共荣，亡则共趋灭亡；否则，在各帝国主义积极进攻下，决不能有其他各族趋于亡，而任何一族能脱离此组织范围而独存，可断言也。”这种刻印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民族志语言给笔者一种身临其境的历史文献的逼真感，更是从时人的内心深处理解了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办《新青海》的历史动因。因此，《新青海》是更为完整地呈现了一个特定时代的语境及其多元声音的历史文献，这个声音不是独白，也不是学舌，而是与时代合奏，与主流社会对话的声音，是边疆人的文化自觉，是中华民族从文化自在走向文化自觉的边疆话语。
3．作为西部边疆人的现代报刊，《新青海》在近代构建中华民族认同方面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研究近代欧洲民族主义（nationalism）兴起时认为18世纪初兴起的两种想象形式——小说和报纸，为重现（re-presenting）民族这种想象共同体提供了技术手段。因为小说和报纸的叙述结构呈现出一个社会学的有机体遵循时历规定的节奏，穿越同质而空洞的时间的想法，恰恰是民族也是被设想成一个在历史中稳定地向下（或向上）运动的坚实的共同体。报刊创造了一个超乎寻常的大众阅读仪式——它几乎分秒不差地被人们每日消费——想象。这个群众仪式的意义正如黑格尔所言的，报纸是现代人晨间祈祷的代用品，它是在沉默的私密中，在头盖骨下的巢空中进行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们就在不知不觉中将那个想象的世界植根于日常生活中，自己也不知不觉中成为这个想象世界的一分子。……就如《社会之癌》的情形一样，虚构静静而持续地渗透到现实之中，创造出人们对一个匿名的共同体不寻常的信心，而这就是现代民族的正字商标。近代中国从民族自在走向民族自觉中现代报刊同样发挥了唤醒、型塑民族认同的重要作用。如梁启超在《报馆之势力及其责任》中所言的：“勃兴此新学新艺者谁乎？无他，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而报馆者，实荟萃全国人之思想言论，或大或小，或精或粗，或庄或谐，或激或随，而一一介绍之于国民。故报馆者，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因此，诸如《新青海》等大量报刊为近代中国在世界体系下构建中华民族的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脚手架。尤其是《新青海》等大量的由西部边疆人创办的报刊——它们作为边疆人的话语在国难当头的民族危机语境下，字里行间不断表述的“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华民族”、“五族共和”等重复的时代话语对唤起边疆人的民族自觉与国家认同起到了极大地催生作用，这一从边疆-地方性立场所表达的中华民族认同话语更为有价值和意义，它与中心区域的中华民族构建的国家话语形成互惠合力，成为铸就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向心力。因此，《新青海》话语的“边疆性”本身表明在近代中国历史中边疆同样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力量之一，而不是“危险的边疆”。
4．作为“边疆学”的《新青海》是边疆人的本土话语。“边政学”、“边疆学”的兴起是近代中国之民族危机背景下的学术文化的政治反应，作为一种学科话语它是权力的表达，如福柯所说的：“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当社会变成科学研究的对象，人类行为变成供人分析和解决的问题时，我相信这一切都与权力的机制有关——这种权力的机制分析对象（社会、人及其他），把它作为一个待解决的问题提出来。所以人文科学都是伴随权力的机制一道产生的。”正是如此，中国边疆学在危机四伏的边疆危机中被生产出来，其话语的外在权力指向是旨在言怼西方东方学关涉中国边疆的话语和捍卫国家主权；同时，它的内在权力指向包括两个维度：一个是学科本身的话语，即在多元一体的中国社会依然存在“谁的边疆学”的追问；二是现代化的发展问题——“为谁开发边疆”。在新兴的边疆学热潮中所产生的《新青海》的边疆话语正是高度关切这两个权力维度。与众不同的是：主流社会的“边疆学”、社会舆论的话语主要是东部中心地区的权力之声，看似是研究“边疆”，却是中心地区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社会危机、焦虑及其政治、经济利益的诉求与表达，但《新青海》却是边疆人自己的话语——表达了边疆人的“边疆学”的声音，反映了边疆人对开发西北之现代化发展的立场与心声。特别是当时主流话语以“野蛮”、“未开化”等语言污名化西北边疆时，这种本土话语表达了边疆人对主流社会的“边政学”、“边疆学”所暗含的内部东方学话语的抗议。如其言：
本刊于民国二十一年十月创始于南京，彼时适当东北沦亡方及周年，国人于痛定思痛之际，感悟边疆建设之重要，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开发西北之声，遂一时甚嚣尘上，然国人昧乎边情，囿于成见，对我青海，不曰黄沙白草，贫瘠不毛，则曰土肥民愚，黄金遍地。于是愿谨者视为畏途，裹足不来，狡黠者视为乐土，群谋趋利。即在中枢，主张派兵屯垦者有之，主张移囚实边者有之，或主开矿产以富资源，或主垦荒地以辟地利，聚讼纷纭，无非扞格之谈，议论盈朝，均非稗于实际，其于边疆社会之实质，边民生计之改善，则迄无一人注意及之。此种心理，以之作帝国主义者开拓殖民地之策略则可，若在整个国家之内，谋全体人民之福利者，则绝不可使其存在。本刊同人，于目睹耳闻之余，群思有以纠正之，故有新青海月刊之创立焉。
显而易见，这一席《新青海》之语不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主流“边疆学”从西方挪用而来的东方学的简单进化论、殖民主义、民族主义话语的沉疴，而且针砭了关于西北开发的主流舆论中的“华夷之别”和内部殖民的话语，表达了边疆人对自身现代化发展的话语权——他们想要的青海“现代化的合理的美丽的画图”。
5．作为学科史料——《新青海》曾经的“边疆学”话语对当代边疆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再启蒙的价值。追溯中国边疆学之学科史，其源头无疑是晚清“西北史地学”和民国时期的“边政学”、“边疆学”，尤其后者为重，它们是当代构建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史料”。“史料”是历史的重要话语，但“史料”并非是历史的“元”话语或“元景”呈现，作为话语的“史料”实质是“谁”的话语的问题——是“谁”记录或“写作”的？其背后是一个权力的问题。尤其在“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王朝国家或极权政治的时代，历史的记录与写作总是权力意志的体现和反映，所谓“正史”（与“野史”相区别）所反映的总是占统治地位的“王者”的意志与话语。因此，“史料”话语的历史分析必须追问是谁的话语，否则，历史研究就会掉入“史料”所构筑的权力陷阱。在《新青海》话语的时代——民国时期的“边政学”、“边疆学”既是当代边疆学的学科源头，同时又是今天边疆学研究的史料“武库”。但我们必须认识到，那一时期的大量论著不只是构建了当时边疆学的话语体系，而且作为史料话语的它们也预设了一个权力的陷阱——当时边疆学或边政学主要是主流社会的、中心地区的权力话语的记录与表达，边疆是被言说的历史客体，而作为历史主体的边疆地区的边疆人却完全处于弱势或失语的话语境地，在当时甚嚣尘上的边疆开发的国家话语中，边疆人何想何感的自我话语完全被主流社会的话语消声了——历史没有给它们留下太多的记录，而《新青海》以及当时的边疆学人所创办的为数不多的报刊——作为西部边疆人的话语与历史记忆并没有在那时的“边政学”、“边疆学”话语体系中拥有一席之地。在笔者对当代边疆学研究成果的有限的阅读中发现，已知的成果少有对民国时期边疆学或边政学遗产进行话语的权力分析，也很少有学者关注到当时边疆地区的边疆人的“边疆学”的微弱的声音。今天的边疆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如果没有了历史上边疆人的声音而仅有“他者”——中心地区、主流社会的边疆学的史料话语，这样的边疆学就会陷入历史的误区而被网织在前人的权力话语的桎梏中，当代边疆学的话语构建就只能是空中楼阁了。诚如历史学家E.H.卡尔所言的：“历史学家的作用既不是热爱过去，也不是使自己从过去中解脱出来，而是作为理解现在的关键来把握过去、体验过去。”我们只有全面把握过去边疆学的话语和兼听历史的声音，方能回答当代边疆学的“学术之问”——“何为边疆”、“谁的边疆”、“我们是谁”这一全球化语境下的时代之问。因此，新时代《新青海》全本的出版——它的“再问世”正是曾经遗失的历史话语的重拾，犹如沙里淘金，它作为历史上边疆人的“边疆学”史料话语无疑对构建新时代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再启蒙的价值。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