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认识边疆的特征是揭示边疆的本质、根据和变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也是概括提炼中国边疆学原理并构建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前提。边疆是一个蕴含着诸多对立统一关系的集合体，并在对立统一关系中呈现出一系列特征——边疆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多样性和连续性，是在多重力量互动过程中国家建构的产物，是边缘与中心的矛盾统一体，是伸缩性与波动性并存的一种相对稳定状态，是在离心和向心的双向运动中形成的圈层，是国家之间利益划分和冲突的“缓冲区”，是各种区别、对立和差异互鉴的界面，是国内与国外交往互动的重要依托，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
关 键 词：边疆学 对立统一 边疆本质 边疆特征 frontier studies unity of opposites the nature of the frontier the features of the frontier
随着人类认识和实践能力的提升，伴随全球化、信息化的到来，因应世界政治、经济及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边疆”概念在不断拓展和延伸，边疆研究的视域、范式和意义正发生根本性变化。认识边疆的特征及其形成机理，有助于揭示边疆在持续变化过程和复杂矛盾关系中所呈现的规律性，对于概括提炼中国边疆学原理并构建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对于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互动关系是边疆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
中西方学者的“边疆”概念认知、边疆研究方法以及边疆观有很大的差异，这与中西方的历史和发展情况，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历史和发展情况有关。西方的边疆理论主要是在殖民扩张、世界瓜分、强权政治和科技进步的过程中产生的。“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几千年延续不断的大一统局面、超大规模且多元的人口数量与族群文化以及空间辽阔的地理版图，使得中国人对边疆内涵的理解显然要更为丰富。”[1]在中国人的思维和语境中，边疆总是与历史、边陲、王朝、民族、文化、行政、国防等紧密相联，带有明显的自然历史和民族文化的特征，具有静态性、内敛性、防御性、封闭性和直观性，以至于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性地把边疆与“老少边穷”联系在一起。
中国学者对边疆的研究往往习惯于从普遍到普遍，从特殊到特殊，也常常能够从普遍到特殊，但是不擅长从特殊到普遍，即不擅长从大量具体的、经验的事例中发现、提炼、概括出普遍的原理和理论，不擅长在一定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和验证原创性的假设，不擅长从自己的专业领域中推导出具有普遍性的原理和规律。尽管中国历史上有大量筹边、安边、治边的方略和经验，但是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往往就事论事多，升华到理性层面不够，侧重于事实呈现而欠缺学理探究和理论创造。近年来中国的边疆研究在推进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方面成绩斐然，但至今仍然缺乏对基本概念的深入剖析，缺乏对基本问题的准确把握，缺乏对基本原理的系统提炼，缺乏对国家治国方略的整体性关注和对边疆问题的世界性关照，既存在整体性、战略性和前瞻性不够的问题，也存在碎片化、史料化和经验性的问题，这样的情况不能适应时代和形势发展的需要。
西方学者的边疆研究，不论是规范主义边疆理论，还是现实主义边疆理论、历史主义边疆理论；不论是从本国历史角度提出的历史继承论，还是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移动边疆论、从地缘政治角度形成的欧亚心脏地带论；不论是以科技为依托的新边疆论、高边疆论，还是适应冷战时期形势的缓冲与突破论、回应国家利益战略需求的利益边疆论，都带有明显的动态感、独创性和学科交叉、综合的特点，表现出对方位视角、国家利益视角和科技视角的高度重视，反映出不同于中国边疆研究的学术创造力、历史洞察力和战略谋划力。
地缘政治学的鼻祖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认为，国家的生存空间以及边疆都是动态的过程，“国家作为一个可以不断生长的空间有机体，首都是头脑、心脏与肺，边疆是它的末梢”，“如果以较长时段来观察的话，可以发现政治体与边疆的关系随着政治活动的变动而出现变化”[2]。美国边疆学派创始人特纳(Federick J.Turner)认为，“在拓殖过程中，边疆是浪潮的外部边缘——野蛮和文明的交汇点。”[3]他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紧扣边疆的人和人的活动以及美国拓殖与现代化的过程，联系美国的人口与土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社会力量、社会制度、文化、国民性格和民族精神等方面十分复杂的互动关系，来分析和阐述边疆的特征，具有很强的“美国味”和时代感。帕克(Bradley J.Parker)认为，边疆是一种动态的、流动的地带。他提出“边界动力学连续体”(Continuum of Boundary Dynamics)概念，指出它是由地理、政治、人口、文化、经济这五种要素的边界构成的，其中的一种要素可能是被限定的，但其他的可能是被渗透的，各要素可能相互影响，构成了边陲矩阵(Borderland Matrix)[4]。安德森(Malcom Anderson)认为，当代的边疆是政治生活的未定假设，是理解政治生活的核心，国与国之间的边疆既是机制又是过程[5]。
在西方学者关于边疆的思考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常常提到“过程”“流动”“交汇”“相互关系”“互动关系”“相互影响”“相互联结和渗透”等概念。我们知道，拉铁摩尔、费正清、米华健、狄宇宙等西方学者，也都是从动态的过程来看待边疆的，并且是以互动关系视角而不是单向的或二元对立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边疆的。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根据亚洲腹地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间互动往来的拉锯状态，把双方交汇的边疆视为两种文明的黏合剂，阐述了中国“王朝国家”与草原游牧社会在历史循环中构成相互边疆。他还进一步阐述了“以内陆亚洲-中原的二元互竞为历史主轴，西藏、新疆、蒙古、满洲(即中国东北)这四大区域围绕着这一主轴展开复杂多变的四元互动。在他的视野之下，这块地区不再沉寂，而成为影响未来历史发展的一大动力源。”[6]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以“冲击-回应”模式，阐述了东西方的文化互动。如米华健所言：“费正清详细阐述了一个相互关联的思想体系，它形成了二十世纪的对中国以及英语国家的认识。”[7]狄宇宙(Nicola Di Cosmo)把中国边疆形态的形成与确立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强调了中国边疆的“流动性特征”。他认为，“在北部边疆的确定上，至少有三种相互联系，但又各自独立的进程起着重要的作用，一种是生态和经济进程，另一种是文化进程，最后是政治进程。”[8]米华健(James A.Millward)指出：“边疆的概念近来被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视为一种强有力的暗喻和阐释的工具。……然而，边界并非固定不变。它更像由各种不同的物质或不同概念的地带之间相互联结和渗透而形成的多孔结构的表面。它们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来改变其位置、特征以及意义”[7]。著名媒介理论专家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媒介学领域提出的边疆理论，超越了简单的二元切分，破解了二元对立的静态思路，凸显了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相互借鉴和相互吸取，也为我们从互动关系来认识边疆的特征提供了借鉴。麦克卢汉认为，严格说来，“边疆(Frontier)的价值是用作一种界面(Interface)，一种继续不断变革的复杂过程”[9]。所谓“界面”(Interface)，英文的字面含义是“分界面”“(两个系统之间的)连接部位”[10]，或是“两个独立体系的相交处；在相交处进行相互作用、联系的方法。”[11]麦克卢汉把边疆看作一种“界面”，强调了边疆在不同方面连接、联系和转换的价值和功能。也就是说，在边疆这一界面上，不同的方面能够依据对方的不同来反观自己和认识自己——如麦克卢汉所言：“边疆就是指在差异比较中感受，它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概念，即某一事物或国家、民族共同体的边界，同时也包括了一种时间意识。”[12]“不同世界之间的边疆，它提供的对话和互动过程，能够使有关的世界更加丰富。其中任何一个世界内部，都不可能产生那样的对话和互动”[9]。麦克卢汉的上述观点，与特纳称边疆为“野蛮和文明的交汇点”、拉铁摩尔视边疆为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互动的“黏合剂”，以及米健华称边疆为“多孔结构的表面”，在思路上是一致的，都强调了“对立面的统一”这种互动关系和互动视角。
“对西方近代边疆话语及其‘边疆’概念的思考必须考虑到跟中国过去、当代以及未来所要面对的边疆问题联系起来，只有在联系性中思考‘边疆’才具有意义，这些西方边疆话语的内在视角和操作手段，其价值的大小，跟能否有助于思考和处理中国的相关边疆问题息息相关”[13]。在新的边疆理论层出不穷的今天，我们确实需要联系“中国过去、当代以及未来所要面对的边疆问题”，在整合本土经验和世界元素、历史范式和现代转型、中国实践与国际语境的基础上，分析内含于边疆之中的特殊矛盾，阐明中国边疆和各种边疆形态的特征及其形成机理。
二、边疆是一个蕴含着诸多对立统一关系的集合体
“边疆”由“边”和“疆”二字组合而成，这两个字与西文词一样具有完整意义。其中，“边”，指物体的外缘，及空间或时间的临界境况；“疆”，表示用弓来标志步以丈量土地，可引申出止境、边界、疆域等意义[14]。如果我们抛开各种边疆形态的差别，仅从“边疆”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来看，不论是陆疆、海疆、空疆等“硬边疆”，还是利益边疆、文化边疆、高边疆等“软边疆”，在其本性上就蕴含着复杂的对立统一关系，包括中与边、内与外、远与近、静与动、刚与柔、强与弱、新与旧、我与他、主与客等对立统一关系。古今中外，边疆所内含的各种矛盾关系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正是其生命和活力之所在。如果没有对立统一以及复杂矛盾之间的相互制约、影响、依赖和作用，边疆的活力也就消失了，边疆的生命也就终止了。近几十年来，欧盟国家间区域经济一体化日益加强，国家之间海关、边防等一系列的隔离设置和签证、通关、出入境等手续呈减少趋势，国家的边界线已由实体性国家之间的分隔线转化为虚拟性的国家领土边界的象征，实际上已经解构了传统意义的边境和边疆[15]。
唯物辩证法认为，对立统一是事物普遍联系的根本内容，也是研究自然、社会、历史和思维的哲学方法。所谓对立统一关系，也就是矛盾的双方或矛盾之间既相互区别、相互排斥、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又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矛盾的双方或矛盾之间的互动产生新的结果，这种结果的性质、特点和趋势取决于矛盾双方各自所占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并最终取决于占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的运动，从复杂的持续互动过程和互动关系中，会表现出事物的规律性。
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中国的陆地边疆，我们会发现，中国陆地边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16]。就是说，中国陆地边疆这种特殊的社会形式是各族人民交互作用的产物，这种交互作用是在边疆的牧民、农民、商人、军人、职员、教师、学生等人的生活、劳动、工作、学习、站岗放哨、交换和消费等社会活动中进行的，是在边疆一定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进行的，当然也是在边疆特殊的自然、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中，在历史与现实、内部与外部、中央与地方、国内与国外等方面的交互作用中进行的。这一切，不仅说明中国陆地边疆的复杂性，而且说明陆地边疆有其自身的特殊矛盾，这种矛盾的运动使它表现出与别的地区不一样的特征和规律。
在历史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逐步发展成以地缘关系相结合的社会共同体，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同时也就有了边疆。因此，私有制确立、氏族内部阶级分裂、分配和交换关系的发展、民族和国家的产生是边疆出现的历史前提。中国陆地边疆处于国家的边缘地带，地理环境复杂，地域广袤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但开发利用不足；人口稀少，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或集中区，有较强的自治性；生产力发展先天不足，生产力和经济关系呈现出多元性、多层次性结构；周边邻国较多，周边国家的国体、政体和发展状况复杂；文化具有地域性、多元性和原生态性；作为国家政治权力的边界地带和国家之间利益交换的空间场域，其地缘属性不再局限于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具有重要的政治和战略属性……总而言之，中国陆地边疆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产物，它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特征、基本面貌和变化规律，都可以在此基础上加以诠释。
因此，边疆研究应当“联系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生产方式的深层次上，研究边疆生产力内部、生产关系内部、上层建筑内部以及各系统之间的关系，从而把边疆地域内人与自然界在进行能量与物质转换时发生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各种相关因素都融汇起来，组合成一个优化的运动系统，以期取得边疆经济稳定、协调、迅速、持续的发展和增长，揭示边疆地区社会生产方式及其特点、结构及特殊规律。”[17]
中国边疆既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产物和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产物和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多样性和连续性。一方面，边疆是由国家主体所建构的；另一方面，边疆也是国家主体和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整合与吸纳，主要是处理多元与一体的关系，促进多元在一体之下的聚合，实现聚众寓一到合众为一的质性转变。而这一质性飞跃的实现，又面临着如何实现中华各民族独特历史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效整合，乃至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18]。
既然是这样，边疆研究就不应单线条地自上而下、从中心向边缘进行历史的“叙述”和“书写”，而应当从下到上、从边缘到中心进行建构，并联系现实的重大发展和重大变化进行历史的“回溯”。只有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从历史与现实的对立统一关系来研究边疆，才可能真实、准确而生动地把握现代国家的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凝聚这一自然的历史过程。具体而言：一是要客观展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和连贯性，说明“在‘王朝’有生有灭、新旧相替、疆域不断伸缩变化的时空中，逐渐凸显出来一个超越这个或那个具体‘王朝’层面的、具有历史连贯性的政治共同体，它就叫中国。”[19]二是要挖掘整理边疆多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充实和完善区域史、民族史、行业史、专门史，探讨边疆这一特殊的社会形式是如何在人们的交互作用中形成和发展的，并以此凸显边疆在现代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统合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三是要通过区域和边疆研究所获得的知识，来深入阐明“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华民族”“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时空场景和意蕴指向”等核心问题。四是要从当代社会族群互动的现实中，提炼出族群互动和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创造和共生的范本，以此来说明“边疆完全可能是充满活力、智慧与创造力的，甚至，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边疆可能生产出一种‘中心’并不具备的知识。”[20]五是要依据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群体、地缘文化等相关的理论和方法，考察边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特征，把握当代边疆社会和边疆问题的新特点和新变化，并提出战略性、前瞻性、预测性的治理方案。
三、边疆的特征在对立统一关系中呈现
边疆是多维的、立体的、多形态的，不仅指中国的边疆，也指古今中外所有的边疆；不仅包含陆疆、海疆、空疆等形态，也包含高边疆、底土边疆、利益边疆、战略边疆等形态。古今中外各种边疆的特征，都在对立统一关系中呈现出来。
(一)边疆是在多重力量互动过程中国家建构的产物
边疆的形成和演变与国家的起源和演变相一致，也与相邻国家的产生和变化相关联。“边疆是与国家的起源、生存、发展和演化过程‘一体化’进行的”[21]。各种边疆形态都只能以国家为主体来进行界定，其性质、范围和规模随着国家状况的改变而变化。当然，国家对边疆的建构受制于多方面的条件因素和多重力量的较量，并非任意的、为所欲为的。“国家观念(主要是统治者或统治集团的观念)决定了国家的行动目标和行动方式，并与边疆居民和周边国家或政权发生不同形式的互动，从而建构出不同形态的边疆。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文明体系之下的国家观念不同，界定的国家权力所及范围存在明显差异，所建构出的边疆的性质和特征存在差异性。”[15]国家在建构边疆的同时形成、发展和壮大了自身，而边疆的开拓、维系和巩固反过来又向国家的政权建设、行政架构、社会稳定、制度保障、经济发展、军事实力、文化凝聚等能力和条件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唐朝陷入内部的冲突无力应对周边局势之时，帝国一统化的盛世之局也就意味着结束。从755年叛乱到随后德宗、宪宗用兵藩镇企图恢复朝廷的权威，再到穆宗的‘河朔再叛’，事情的发展一再证明，唐朝已无力再造中华大一统的帝国盛世，最后连维系自身合法性的能力也丧失掉了。”[22]
(二)边疆是边缘与中心的矛盾统一体
边疆是复杂矛盾关系所形成的国家主权、利益、能力所及的边缘，具有深刻的国家属性——陆疆、海疆、空疆是国家主权所及的边缘，利益边疆是国家根本利益所及的边缘，高边疆、底土边疆是国家能力所及的边缘。边缘是相对于中心、中央、中枢的一个概念，在历史上，边疆是国家中心向外延伸和辐射而形成的“前沿”“边陲”或“前线”，即“中心所企及却不能彻底抵达的远处”[14]；在现代，边疆是“靠近国界的领土”。但是，中心与边疆或腹地与边疆是相互依存的，没有“中”就无所谓“边”，而脱离边疆的中心自然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23]更重要的是，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不能是静态的、固化的、僵硬的，只有中心与边缘的互动，才能使二者都充满活力。如果边疆总是处于边缘，被中心的利益所牺牲和淹没，就会对中心产生疏离感，缺乏认同感；如果把边疆强化为中心，势必使中心弱化、淡化和边缘化。
如拉策尔所指出的那样，边疆是国家、经济及民族领域的边缘区域，各类物资在这一地区交流互通，维系着一个民族与国家的生存。边疆地区的贸易活动与军事防卫功能时常会交织在一起，像植物与动物中的共生一样，两者结合为非常奇特的边缘机体，例如贸易城市与要塞城市、桥体与桥头堡的结合，这种边缘机体与国家核心地带紧密地融合到一起，成为国家机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4]。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中国边疆既是国家地理中心的边缘又是对外开放的门户，是沟通内外的重要节点以及对内、对外开放的核心区域，也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依托带，边疆研究应把握住中心与边缘、中央与地方互动这条主线，既见森林，又见树木；见了树木，不忘森林。这不仅仅是为了边疆不至成为“被抹掉的地区”或“被遗忘的角落”，更是为了防止现代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统合的缺失、偏颇和虚化。
(三)边疆是伸缩性与波动性并存的一种相对稳定状态
自然界存在物质运动的扩张与收缩现象，当物质运动体系内部高温达到饱和的程度时就会向外扩张运动，当内部的高温能量消失后就会由扩张的运动转变为收缩运动。由于国家政治、军事、人口、经济、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边疆也存在扩张与收缩现象。“中国的历史疆域自秦汉统一中国以来，至18世纪中期最终确立，其间2000年的伸缩变化一直是由历史上中国内部的因素主导的。中国内部统一、内部强盛时，疆域范围就大些，治理力度也强些，反之则疆域有收缩，治理也相对松弛。”[25]边疆的伸缩变化和治理受制于种种外在条件，但是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国家主权、利益和能力的强弱。“从古至今，边疆的发展演化都和国家的军政大势相一致，凡是国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军事强大，边疆就稳定，就发展；反之，则相反。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规律。”[21]
(四)边疆是在离心和向心的双向运动中形成的圈层
在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距离远近、政治控制力以及经济力量、民族分布和文化认同等原因，“古往今来的国家，除袖珍国家外，基本上都存在中心区和边缘区两大类型的圈层。而民族、文化地域性差异性较大的国家(比如我国这类多民族国家)，其圈层又可进一步细化，比如中心区又可以包含直辖区和普通政区两个亚圈层，边缘区则包含自治区和藩属国两个亚圈层。”[26]从中国历史的演变看，尽管国家政区的地理空间范围发生变化，地理圈层的多寡、政区圈层的繁简会变，但结构化的圈层不会变；这种结构化的圈层所体现出的中心区和边缘区关系，也不会改变。“有意思的是，金、元、清等兴起于‘帝国边疆’的‘边疆帝国’，却没有简单化地把原先的‘中心’与‘边缘’关系倒转过来了事。”[19]
(五)边疆是国家之间利益划分和冲突的“缓冲区”
边疆的大小与国家疆域的大小成正比。国家疆域越大，中心、内地与边界距离遥远，边疆也就相应较大；国家疆域越小，边界与中心的距离狭窄，也就会出现只有边界而无边疆的情况。因此，边疆实际上成为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与邻国之间利益划分和利益冲突的“缓冲区”。在古代中国，“‘边疆’之意象，又运用于区分内服和外服。内服(一般指王畿)与外服(一般指诸藩)，是比较而论的，二者内部都有更细致的区分，内还可以有内，外还可以有外，而且，内外之间存在离心和向心的双向运动，诸藩可以变化为‘熟藩’，内服可以为外服所‘化’，政治上，二者的角色甚至可以互换。另外，在中国古代，内外区分，从来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格局，而持续以四周环绕中心的、动态的地理—宇宙论指‘五方格局’(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为表现方式。故而，所谓‘边疆’，意味着天下世界里中国与邻邦或藩属之间的疆界，但这些疆界，是多层次的‘缓冲区’”[14]。
(六)边疆是各种对立和差异互鉴的界面
边疆是介于不同文化、民族、社会、国家之间的场域，受到多方面的影响，既有此又有彼，既非此又非彼，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多样性是边疆的一大特征。“在地缘政治上，周边关系与国际环境相联系的规律，是影响中国边疆发展变化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边疆学要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21]通过边疆，可以反观邻国在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状况，还可以反观国家中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水平和状况。“边疆犹如漏斗，本国、邻国以及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力量汇聚于此，建构出边疆的不同形貌和样态；边疆宛若能够折射七彩阳光的水滴，它集中呈现出世界范围内各种国家观念的差异、对立和政治经济力量的竞争、冲突。”[15]
(七)边疆是国内与国外交往互动的重要依托
边疆尤其是边境同时存在着相互对立的区分与联系、封闭与交流、屏障与通道、阻隔与开放的双重特征。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国家之间人流、财流、物流、信息流等往来密切，已经逐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交叉渗透、融合的局面。因此，边疆研究需要突破以国界为边疆研究的界限，将“边疆”与“周边”进行一体化思考，以“地缘周边”拓展“地理周边”，以“战略边疆”拓展“国土边疆”，“建立一种由主权疆域和超主权疆域组成的双重疆域架构，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多个圈层结构的边疆范畴，从而形成自己的边疆话语体系。”[27]
(八)边疆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
边疆是客观存在的，具有区别于主体的独立性和实在性，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边疆作为认识和实践的对象，是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共同建构的客体，而不是“自在之物”。边疆一方面具有区别于主体的独立性，其地理状况、自然条件、空间方位、资源构成、人口及其素质等，都会对边疆的性质和特点产生影响；另一方面，边疆会打上国家的性质、结构、意志和政府治理、政策导向以及科技、文化等主体影响和作用的烙印，并具有能够满足主体利益和需要的特性。因此，边疆是相对于国家主体而言并凭借主体的实践需要、认知水平、价值追求和能力提升的程度而被界定、把控和利用的，边疆的意义、价值和活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主体认识、把控、利用的能力和条件，边疆总是在国家主体与客体的矛盾关系和互动过程中形成、呈现和变化。
国家、民族、集团以及社会群体与边疆的关系，可以从实践、认识和价值三个方面加以说明。从实践上看，主体与客体具有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主体作用于边疆、改造边疆的过程，也就是在实践活动中认识和把握边疆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主体被改造和提高的过程；边疆经过主体的改造，不仅成为满足主体需要的有用的对象，而且也体现着主体的意愿、能力和创造性，而主体在认识和改造边疆的过程中，又不断地形成、发展了自己的意愿、能力和需求；从认识上看，主体与客体具有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主体对边疆的认识不是照镜子式的机械的“复制”，而是一种能动的反映。“研究‘边疆’‘边界’的概念问题只有不断扩展我们头脑中的文化背景的边界线，尽可能突破‘地方性知识’的局限，具有一种‘地球村’的眼光”[28]；从价值上看，主体与客体具有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边疆具有能够满足国家、民族、集团和个人需要的特性，边疆观念、范式及其价值流变和指向取决于主体的性质、状况和意愿并服务于主体的需要。
从主体与客体的互动关系来看，当前边疆研究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主要问题：一是太不重视联系主体来认识、考察和把握边疆。在研究中往往采取机械唯物主义的态度，未能通过边疆研究反观与其密切相联的国家、民族、集团，去更加透彻地认识、理解和把握民族、国家的走向并反思国家观念和制度设计等问题；二是关于边疆主体的研究存在偏差。往往专注于研究历朝历代的治边方略、智慧和经验，较少研究国家总体的治国理政方略、集团利益和为适应形势而进行的国家变革中起着建构作用的社会势力，更少研究丰富多彩的“边疆民族”和“边疆人”，尤其是边疆地区那些有血有肉的个体和群体，很少研究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信、所欲、所行；三是关于边疆客体的研究存在偏差。往往专注于研究陆疆，缺乏对极地、外太空、大洋洋底、利益边疆等方面的研究；专注于研究陆疆的地理、人口、环境、资源、自然条件和边界、边境、领土、疆域等，缺乏对边疆的空间方位、地缘关系和周边环境的研究，缺乏对边疆各族人民生存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研究；四是对主体与客体互动关系缺乏深入考察。这里是指，既缺少联系边疆本身来认识国家、集团和民族，也缺少联系这些主体来思考边疆问题。其实，边疆问题无论是边疆认知、边疆安全、边疆稳定、边疆治理、边疆发展还是边疆的扶贫攻坚、国家认同等，从根本上说都是人的问题，都与人的认知、认同、利益、文化、价值追求等相关。因此，边疆研究不能见物不见人，应当从主体与客体互动关系研究边疆安全、稳定、发展与治理，特别是要以公共治理权力为轴心，合理调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实现边疆治理从“国家主义”到“国家社会互构”的转型，真正把边疆研究与国家认同、民族和谐和人民幸福紧密联系起来，使边疆研究真正服务于边疆的稳定与发展，服务于现代国家建设，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