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中，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特色在于，他在与当时一流知识分子一起，在明朝覆亡的刺激下，对于政治进行了“理念的反省”的同时，也大胆地进行了“制度的反省”。这种反省不仅仅涉及土地赋税等具体制度，而且是对封建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提出的深刻和尖锐的批判反思。而这种政治思想的反省和批判由以发出的基础，则是他得自古典儒家的深厚的民本主义观念。

在《明夷待访录》中，他抨击两千年来的一姓君主制实践把一家一姓的大私当作天下之大公，把天下当作自己一家的私产，把维护某一家一姓的君主统治当作天经地义的原则。他所抨击和反对的正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家产制统治”的原则。他主张以“天下”作为根本的价值出发点，认为君主和大臣，都应当“以天下为事”，即以“天下”的利益作为为之追求的终极目标。他所说的“天下”其实是指“万民”即全体人民，他明确指出：“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政治与社会的治与乱，不是着眼在一姓王朝的兴亡，一个王朝的兴，如果带来的是万民的忧苦，那就是乱，不是治；一个王朝的亡，如果带来的是万民的快乐，那就是治，不是乱。这种对“家天下”和“君天下”的批判，主张把对社会治乱的观察的立足点和价值出发点，从一姓王朝的兴灭转变到天下万民的忧乐，超越了以往儒者的政策批评，也涉及到政治统治的终极合法性基础，在根本的政治理念上提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

特别是，他明确反对把“君臣之义”绝对化，反对君主本位的政治伦理，而强调天下本位的政治伦理。他说：“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在他看来，从原则上看，士大夫对于王朝兴替的态度，应当以万民的苦乐优先于一姓一朝的君臣之义，政治的正义必须以万民的好恶为归依，而决不能以一姓皇权的利益和兴亡作为正义的标尺。在他对学校、取士、田制的设计和陈述中，处处都明白地指向着对明王朝政治的批判。这也说明他个人奉行明遗民的行为原则并不影响他把明代政治作为例证进行制度的批判。

黄宗羲的这种主张，超越了他所谓历来的“小儒”“俗儒”，但其根本立场，是与孟子的政治思想一致的，是对孟子所代表的儒家民本主义思想在中央集权的专制皇权条件下的新发展。孟子的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不是针对大一统专制皇权的，黄宗羲则明确强调，任何专制皇权的利益在万民的利益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人民的利益才是至高无上的，任何原则都必须处于人民原则之下。

黄宗羲民本思想的另一进步之处，是在破除了以一姓王朝的皇家利益为“公”的同时，他还批评封建专制政治“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的压制和限制，要求承认“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的合理性。这里的“人”就是“民”，他认为政治的制度和结构要以人民为服务的主体，使人民各自得到其利益的满足，而不是压抑和限制人民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这种对民众实际利益的重视可以说是对万民之忧乐的进一步的具体表达。这种对民众各得自私、各得自利的同情，主要是指人民对经济利益和富裕生活的追求和满足，黄宗羲用重新界定“公”—“私”的意义的方式，发展了孟子的民本主义和民生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黄宗羲的民本思想和民生思想在大力推行改革开放的今天仍有其重要的意义，认识和发展黄宗羲的思想，对我们进一步认识、理解、发展、实践“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确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

原载浙江学刊2005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