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余庆先生离开我们整整一周年了。老友相聚，说到往事，常常会联想到他，那熟悉的音容笑貌会立即跳到眼前。他和北大历史系、他和他所从事的史学之间，情怨缠绵，交错了大半辈子。我想起一些事，写在这里，年轻的朋友看了如果还觉得新鲜，对我们的田先生，也许可以算做另一种特别的追念。

田先生早年本来学医，弃医学史是后来的事。改行之后，他就同史学、同北大历史系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田先生治史，有一种过细的钻研功夫，更有他独到的见解。正所谓高处着眼，细处下手。对这种治学的路数，他的前辈、他的同仁和他的学生，多半给予赞许和服膺；受他熏教的一些弟子亦摹亦随，得益不小。如今在北大的中国中古史中心，这样治史的路数，得到推崇，似乎渐成风气。

几十年下来，田先生著述兼作，两个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他讲课，不疾不徐，传业解惑，使听者如坐春风，偶有见解抒发，让人如饮甘醇。学生们几十年后相见，他讲的什么，固然不复记忆，但都觉得回味有余。他认为，做到这步，算一个不错的教书匠。堂上堂下，他注重教给学生治学的方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讲到自己得意的地方，他不把话说满，而是给学生留下一些思考的空间。他多次说过，课堂之上与学生的成功互动，让他从中获得的启发，是促他深入思考的一大动力。

在研究方面，他写出单篇论文若干，成书的专著只有《东晋门阀政治》、《秦汉魏晋史探微》和《拓拔史探》三部，这不能算多，若以时下的风气来论，只能说是太少了。可这少有的几部，三年不飞，一飞冲天，甫一发行，就令业中人士眼睛一亮，被认定是传世之作。《东晋门阀政治》一书，有人甚至用“洛阳纸贵”来形容。一部学术著作，哪能享得这份荣显？这种夸张的说法，无非表示它确实非同一般罢了。近来，此书可以奉为经典的声音，也有出现。

不过，仔细盘算下来，他做出这些成就的时段，以及伴随着成就而得到的一些快慰欣喜，大都在他的晚年，换句话说，这都是他耳顺以后、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事了。六十岁以前，田先生同史学的情缘，如果能有两句话来概括，我想就是：对史学，他有执著的追求；史学带给他的，些许快慰偶尔会有，可麻烦、不快实在是多而又多。

“落脚到史学领域之时，我充满欢心和干劲"[1]。这是1952年的事。1953、1954两年，日子大体平稳。在此之后，麻烦渐渐出现，而且如影随形，阴影越来越大、越来越重，影子几乎盖过了身子。

最早是做党务与做业务，在时间上发生的冲突。

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学校里的党务工作份量很小，党委的专职人员只有几位，所有的事情，经过他们几人之手就全都办完了。到了系里，工作量更小，一律由青年教师中的党员兼职料理。在历史系，这样的人有三位：田余庆、荣天琳、夏自强。院系调整之时，他们分别来自北大、辅仁和燕大，都曾是地下党员，担任这份工作的资历绰绰有余。可他们又是中青年教师，讲课的压力山大。当时，政治性的运动渐呈来潮之势，运动要由党的干部来主持，这样一来，就把他们的时间占去不少。

这种状况日甚一日，直弄得他们兼差做了本差，本职反而成了副业。会议常常开到午夜，回到家里才能坐下来备课，到凌晨两点、三点，乃是家常便饭。赶上次日有课，那就天亮见了。幸亏历史系可以担任这份工作的不是一位，于是书记之职，就由三人轮流担任，无形之中，形成了“历史系的三驾马车”。有了这种轮值的模式，谁任正职，谁就拿出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去做党务，担任副职的，则多多少少可以骛心于教学。

其实，“三驾马车”这个话，出自当时学校党委书记史梦兰之口。史梦兰为人平和，说起话来常有一点小幽默。他讲这个话，只是对历史系党务工作状态的一个事实描述，不含任何褒贬之意，更没有一点点不予认同的意思。不想，后来时移世易，这个话被改呼为“轮流坐庄”，语义发生变化，就演变成了历史系的党组织被某某三人所把持的近义词了。语言的妙用，存乎一心。这一句话，把热情、向上、一心为党的三位青年教师，一股脑儿全给栽进去了，可怜的是，田余庆、荣天琳、夏自强谁也无言申辩。

话说回来，做党务、做业务，在时间上发生矛盾，今天看来，好像不是什么大事，在当时真的非同小可。

讲课，得先写讲义，这是劈头一难。那个时候，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就连历史系的两门基础课：“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也一样没有教材。此前多少名家的名著，各种版本的通史、断代史，统统慵懒在图书馆的书架之上，它们被认为“陈旧”、“观点有问题”、或者干脆是作者“有问题”而弃如敝履。可学生拿什么作读本呢？仅有的一本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当时才出了第一分编，即原始社会到秦统一六国部分，到公元前221年戛然而止，拿这个本子做教材，只够一个学期用的。

至于秦汉以后，那就全靠任课教师去现讲现写了。这就是当时的讲义。就算每周两个学时的课吧，少也得写出三、五千字来，限时交给学校印刷厂去手刻、油印、折叠、装订，赶在课前发给学生。有时候，教师已经开讲了，班长才抱着一摞讲义拿到课堂，那是刚从油印机上取下来的。班长按座位分发，油墨的味道散满一教室。开讲的教师，如果照念讲义，一段、两段还过得去，再多就没人听了。

这个时候，口头上得讲出另外一套才是功夫，但要与讲义的内容大同而小异。两节课讲完，还要指定必读的参考书让学生去看，这个书目里的内容，又需与讲义小异而大同——那就成了第三套。您想想，同一段内容，课前写的、堂上说的和课后让学生看的，出自一人之手，要拿出三套花样，各有巧妙不同，这容易吗！

第一年上课如此，第二年旧课重上，该轻松了吧？第二年要修改、补充，第三年要修改、补充，年年都要修改、补充，没有止境。越是修改、补充，难度越大，永无轻松可言。

时隔半个世纪之后，田余庆回忆起这段日子，滋味犹然在喉。他说：“我在政治运动之余，把教学当做一小块‘自留地’愿意尽心尽力耕作，一来为学生，二来也让自己获得一点教员的奉献感。我的要求不高，阻力却是很大，常被批评脱离政治，这使自己长期感到压抑”[2]。

“脱离政治”、“自留地”，是当时批评他的话。把党务视为社会主义的“大田”，把课堂视为资本主义的“自留地”，这是那个时候的常情常态。其实，今天看来，我们的田先生被人譬作自耕农，倒是再恰当不过。他像“一大二公”时期在自家园子里干活的那种人，一拢接一拢地浇水，一根苗接一根苗地培土，那份用心，那份尽力，换个地方，哪儿去找呢！

“脱离政治”、“自留地”的批评日复一日，让田余庆患上了政治型“压抑”症，还是弥散性的，持续几年之后，并发症跟着出现，这是后话。田余庆在80岁的时候有诗自寿，其中就有“风烛庆余生，莫道酸甜辣”[3]之句，其后自注：“酸甜辣，不足言苦也”。其实这是事后入诗的话。当时他没吭一声，哪是不足言呢，乃是无处言也、不敢言也！您想，这个苦，他不一口一口咽下去，能有别的办法吗。

2009年，他接受《教学促进通讯》[4]的访问，85岁了，才把肚里积存了半个世纪的苦水吐倒出一点点来。虽然境况已非当年，我们但看他把挨批的用语“自留地”，几番拿来入诗入文，调侃一再，就足见这个滋味确实是积郁难化。

教师这个差事，有它的职业特点：他要在众人、众目之前，一个人单挑儿完成。尤其是当年文史哲人文学科的课程，课堂上一般无需学生开口、教师没有助手，更没有如今的PPT等辅助手段，最多一张地图。要想把课讲好，靠的全是自己，任谁也搭不上手。另外，那个时候“课堂神圣”的观念很重，课堂是众人仰视的所在，有谁愿在这个地方应付差事、轻慢自己呢！？可一天只有24小时，真到了捉襟见肘的时刻，不得不苟且相待，您想想，这不是一种精神上的痛苦和折磨，是什么呢！

毕竟还是田余庆。生活在夹缝里的他，挣扎成长，只四、五年功夫，论起业务水平，在青年教师之中已经崭露头角；潜力和前景，更为系中同人所看好。说这个话的时候，已经到了1959年，“反右倾运动”到来，在北大批了一些“党内专家”。历史系挨批的有教授汪篯，再就是田余庆。

运动中的批判，不同于往常，原来的“脱离政治”，升级为“向党要时间”、“以党内专家自居”、“在群众面前他是党员，在党组织面前他是专家”。所有这些，归结到一点，都是“非无产阶级思想”，推论下去，也就是“异己思想”。在逻辑上，这也没什么不对。可在批判发言中，用“异己思想”替代了“非无产阶级思想”，再进一步，又省去了“思想”二字，孤零零省下“异己”两个字，这个词儿的分量，就大不一样了。所谓上纲也者，您回过头来看，原来并非全无缘由，也有一个“逻辑”存在其中！

80岁以后，他两次跟我回忆起那段日子，唏嘘、摇头。其中还有一些夹带发生的插曲，我听了更是无语。

“文革”一来，田余庆、荣天琳、夏自强无一幸免，都打倒了。1967年春，从“牛棚”放出来的田余庆，在两派对峙之中，日子过得战战兢兢。他既不能参加任何一派，又不能游离于“革命”之外，于是便同“牛棚”放出来的难友张芝联、宿白等同族，凑到一起，读“语录”、学“毛选”，抱团取暖。

那个时候，北大师生所在的基本单位，如班级、教研室、科室等等，统统废弃不用，全为“战斗队”所取代了。所谓“战斗队”，就是观点相同、彼此说得来的人，或七八、或三五，组合在一起，共同参加“文革”活动、并对校内外大事用大字报共同表态时联合署名的组织单元。它们各有一个名字，多半从《毛主席诗词》中取来，三、四个字，铿锵有韵，既可发抒革命的浪漫情怀，又可作为队中成员共同意志的一种宣示。

冠以这样名称的“战斗队”，一时林立校园之中。在运动边缘取暖的几位，不红不黑，既是凑成一团了，潮流不随不行，走过了也不行，总得拿捏分寸，猪鼻子插根葱——装个象（像）、起个类似“战斗队”那样的名字才好，否则被谁看着不顺眼，就难以自保了。为起这个名字可难倒了一群英雄好汉。他们不敢像学生那样“虎踞龙盘”，也自知无力“我主沉浮”，他们一样不能“傲霜雪”、“慨而慷”、“缚苍龙”、“枪林逼”。最后还是田余庆想出四个字：“跃上葱茏”，大家都赞成。前几年，一次聊天的时候，田余庆跟我道出这个名字背后的良苦用心：如果有谁问起名字有何意义宣示，可以答曰：最高指示：“跃上葱茏四百旋”[5]；改造思想的任务对我等来说，犹如登攀，尚有“四百旋”的路程，道阻且长，必须一步一个脚印云云，此之谓也。

您知道，“战斗队”成立的时候，田先生刚从“牛棚”里放出不久，要是早几个月，换在“牛棚”里，这个话就是另一个说词：“我们只有革心洗面，脱胎换骨，才能重新做人”。从“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到如今的“跃上葱茏”，雅致了不少，也体面了许多。您看，虽在屈辱之下，一遇机会，老是抹不掉的、那点人的自尊心理会立刻回泛上来，强把屈辱当一回自尊，还未免沾沾自喜。

那个时候，这是多少知识分子甩不掉尴尬和无奈！夹缝里的过来人，有道是适者才可生存。畸形的政治生态，把人的心思、精力都挤到这个地方，催生出来的是另类的才华和智慧，您看看这叫什么日子呢！？

到了1973年，“军宣队”、“工宣队”主管学校已经四年了。约在初夏时候，有迟群、谢静宜做头头的“军宣队”，以特有的灵敏神经，感知高层有推崇“法家”之意、而秦始皇就是一位大大的法家，于是抢先让田余庆写关于秦始皇的文章。那时候，《北京大学学报》已经停刊7年了。因为大学还是要办的，学报也要复刊。田余庆的文章，被安排在复刊号上，算是一个门面。

也是在那几年，历史成了政治的使唤丫头、呼来唤去的活剧，上演过多出了，早为国人有目共睹。奉命为文的田余庆不能拒写，又不清楚上面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是不甘堕入此道，所以肚里加着一份小心。他的文章分两部分，前面，用了大约一万二千字左右，写了秦始皇如何统一六国，如何书同文，車同轨，包括焚书坑儒等等，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全属进步的法家精神；后面草草一段——读者朋友，可惜的是，今天我们无缘再睹田余庆的当年旧稿，这“草草一段”，究竟写了些什么，此处只好遗憾地付诸阙如。但笔者确切地知道，这个部分的文字不是很多，并以“他终不失为一个暴君”9字作为结语，则是分毫不差。

这前后不成比例的两个部分，到了2011年，近四十年之后，田余庆在《我的学术简历》里面回忆说：“文章写完了，虽然重在歌颂，但总体上还是没有脱离两点论。”[6]——笔者这里顺便一说，所谓“两点论”，是我们当时挂在嘴边上的话，意思是说，任何事物总有正反两个方面，论人论事，不可以偏颇简单化——这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当年提倡再三的。

既然没看到田余庆的当年旧稿，读者难免要问，田文最后的9字结语，你是如何知道、还把它说得如此叮当作响呢？我在这里必须补做一个交代，这是田余庆的夫人李克珍早年亲口对我所言。她说这个话，另有一番情由，详情容后再叙。

炮制这篇文章之时，历史系的教师大都下放了两、三年了，按说早该轮到田余庆。为赶这篇大块文章，“军宣队”把他下放大兴分校的时间又是一推再推。交稿之后，田余庆赶紧收拾行李，走上“五七道路”。他人前脚一走，在校的全体师生后脚就听到最高指示传达下来，那是毛主席在1973年8月5日写的一首七言律诗：

七律   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之事要商量。

祖龙虽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诗题上的“郭老”，指的是郭沫若；“十批”是指郭沫若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写的一部史学著作《十批判书》；《封建论》是指唐人柳宗元（子厚）写的一篇史论文章——我们听了这个传达，当时只想到郭沫若这回要挨批了，还不知道这首七律就是后来一场搅动全国的“评法批儒”的动员令。

田余庆的夫人李克珍听了传达，真可以用“大惊失色”来形容。她想起田余庆刚交出去的文稿结尾那句“他终不失为一个暴君”，只觉得最高指示“劝君少骂”，指的虽是郭沫若，可在北大，简直就是冲着她的夫君发来的。文章正在排印，事情紧急万分。

那个时候的大兴还不属北京市区，通电话要打郊区长途，费用在市区与长途之间。李克珍来到学校的电话室，接通了田余庆，可是大兴分校还没听到传达，田余庆不明就里。电话室里人出人进，李克珍吞吞吐吐，只反复说文章必须改，最后一句要拿掉。田余庆认为全篇文章的“眼”，就作在这句话上，怎么舍得拿掉呢。这边的李克珍急得哭出声来，说：“我求求你！你就看在孩子的份上，听我这一回吧！”那边的田余庆还是牙关紧咬，没有松口。

后来的事情我们可以推知。《北京大学学报》不是他田余庆的家报，上面如果照登了他的文章，迟群、谢静宜的领章、帽徽就得扯掉。田余庆回忆说：“军宣队的干部会上放出话来说：‘北大居然还有人坚持骂秦始皇是暴君！’言外之意大家懂得。好心人为我担心，让我家人考虑眼下利害关系，劝我不要再顶牛了。我当然非改不可。”[7]

“怎么改呢？”田余庆伤透了脑筋。“我想到如果只图现在过关，时过境迁之后，有人以此责备我涂抹史实歌颂农民所反对的暴君，我能规避文责吗？”[8]

“文责”！噫吁嚱！危乎高哉！——在那个无是无非的年代，不就是白纸之上写几个黑字吗！我们的田先生居然顾虑到日后的“文责”，他真是迂腐得可以。当时的“笔杆子”不可谓少，可有几个想到这一层、顾及到了日后呢！

不过，话说回来，“文责”这个东西，原是一件清夜扪心的事儿，您若有问，它就会有，也可能很重，如若不问，当然谁也无可如何！或有或无，全凭自己。我们的田先生，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虽不能为生民立命，却想为天地立心。本来人生天地之间，为文有文责，为师有师道，为商、为政，干哪一个行业，都该有自己的遵循。事理天理，实在不可以一日论是非！

至于文章修改的细节，今日已经难考。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除了正式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1973年第2 期[9]、署在田余庆名下的题为《关于秦始皇评价的几个问题》之外，再有就是到了2011年他在《我的学术简历》里，写到的一点点相关文字了。在“简历”一文中，他这样写道：“我只有斟酌分寸，删除了部分内容，在文末另加小段文字，表明秦始皇历史贡献中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本文对此不予评论。”[10]

如今，我们将学报上刊出的文本对照他事后的这段说明来看，我以为可以做出两项判断：第一，所谓“删除了部分内容”，大概是指原稿中“两点论”中的后一点，即可以引出“他终不失为一个暴君”的种种论据，删掉了；第二，刊出本的最后一句：“至于秦始皇作为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这里就不多说了。”——我完整地摘引在这里——想必就是他说的“秦始皇历史贡献中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本文对此不予评论”那句话的意思吧。

“这样，妥协达成，《北大学报》登出了这篇艰难曲折中写成的平淡文字。风波过去了，我逃过一劫，避免了背负自责的包袱，舆论也能理解我的苦心。”[11]

直到晚年，田余庆都很看重这件事。倒不单是庆幸逃脱一劫，他认为，一个知识分子本该“学有所守”；他从事的专业是历史，“守”，按照他的解释，就是“避免曲学和滥作，守住科学良心”[12]。按照字面，我以为，“守”还另有一层意思，就是底线。这一回，田先生在如此艰难曲折的过程中，守住了这条底线，说来好不容易！“我把那时能侥幸争得这种妥协视为自己坚守务实为学的小小的得意之笔。”[13]我们的田先生，确实有充分的权利为此好好骄傲一回。写到这里，读者可以看到，田余庆不仅如本文开篇所说，他有史識、史见，原来他更看重史德。

风波过去了，一劫逃脱了，文责没有背负，这几点都得到、做到了，那么，“舆论也能理解我的苦心”吗？说到这一点，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另一段酸楚的往事又从这里引发出来。

“评法批儒”展开之后，写作班子“两校”组成。田余庆被拉入其中。后来的审查表明，在班子里几年，他只是被动地做事。“学有所守”，他还在秉持和延续。到1976年末，“四人帮”倒台，“两校”成员前后审查了几年，田余庆的这篇文章自然也在审查之列，他女儿的升学也受到影响。这个时候李克珍同我讲了前面说到的、那番在电话室的尴尬通话，意在说明田余庆坚持秦始皇是“暴君”，没有按照“四人帮”的意志办事。她说：“劝他删掉的是我，可他硬是不听”！“两校”审查全部结束，田余庆才得解脱，并没有提前一天，女儿的升学障碍，也没有排除。“舆论”的谅解在哪儿呢？“舆论”是什么呢？“舆论”是一阵风，它跟田余庆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如不言“舆论”而看“人心”，——常常是不便说出却藏在人们心里的一种认知，也许还贴切一点吧！

中国素有写史的传统，古代有“良史”之说，所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撰纪当代大事是“良史”的神圣职守，“我必须写，我只秉笔直写”，是他们恪守的职业道德。相对说来，大学里的历史系，人们孜孜以赴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不过是对既往的一种叙说而已，与“良史”的纪撰当下，原不在一个档次，不可同日而语。

其实田余庆做到的也只是“我可以闭嘴，但我不胡写”。今天，我们怀念田余庆先生，心生感慨不少，不知道怎么，忽而想到古代的“良史”，我竟不知再说什么是好。我们不是相信社会进化论吗？我们不是总说时代在前进、时代的步伐不可阻挡吗？那么，是时间欺骗了我们呢？还是我们戏弄了时间？到哪里能够求出一个答案？

注释

[1]《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田余庆卷》自序。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1年。

[2]  同1。

[3]《举杯歌 八十自寿并赠黑头人》

[4] 见北大校内刊物《教学促进通讯》载《耄耋之年话教书——访历史学家田余庆教授》一文。采访者郭九苓，采访时间：2009年6月16日。

[5] 毛泽东所写《七律•登庐山》中有“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句。

[6] 同1.

[7] 同1。

[8] 同1。

[9]《北京大学学报》，双月刊。1964年第6期（12月）后停刊。到1973年1月刊出当年的第一期，封面标明为“试刊”，同年7月出版第二期，应为正式复刊。

[10] 同1。

[11] 同1。

[12] 同1。

[13] 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