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罗荣渠先生相识在『牛棚』，我称呼他老罗。
那个时候, 不分长幼,没大没小,已经很有几年了,进了牛棚,达于极致。有监管学生在场的时候。不管是谁,彼此直呼其名。对系里的老先生：“邓广铭！”“邵循正！”“周一良！”“杨人楩！”学生这样喊,我们也这样喊。监管学生不在了,干活劳动,在一个屋里住,总有接触,这时候,对辈分高的,尽量避开称呼。用肢体示意，可以 减少彼此的尴尬。年龄相差不大的。就称呼‘老某’-----既没有‘资产阶级法权’的痕迹、没有‘四旧’,抓不着辫子;在我们之间,也算是保留了最后一点尊严和尊重。这种称谓的个中滋味，时过境迁，局外人未必全能体会。
老罗，长我七岁，高我九级。我当学生的时候，他已经是讲师了。路上遇到了，我向他鞠躬，他不理会的时候居多，间或点一下头。我想，他不认识我。我毕业以后，舆他同系共事，直到文革发生,前后足有八年。中间的一九六零-一九六二年,大家肚子填不饱,活动少,不大见面,而在此前和此后,历史系处于动荡之中,教师们你出我进,身在田间的时间比学校要多。一个学年到头,难得一见。偶尔在文史楼前相见，他还是略点点头。我们好像没有交谈过一句。这时候，他给我的印象是有点矜持，听世界史的老师说，他的英语、俄语都不错，人有点骄傲。
到牛棚里，就亲近多了。白天一起劳动，晚间一个大桌子上写罪行交代，夜晚睡在一个大屋子里，二十四小时全在一起。有一段时间，就寝熄灯以后，监管的学生在门外上锁，我们多数人适应性很强，练出了一夜不尿的功夫。这样的时亮度过大概一年多。这一年多，彼此间还是没有多余的交谈，跟以前差不多，但默默的有了观察。牛棚里观察人，说来比较容易。吃、穿、住、用，大家没有区别，每人罪行的轻重，略有差异，这也还在其次，重要的是每人头上都有压力，面对压力采取什么态度。
我们被关的地方叫太平庄。在明十三陵的定陵北边，相距五、六公里。这里原是昌平县绿化大队的一个林场，砖房二、三十间，坡地八、九块，分布在几个山头上。一年以前——一九六五年，历史系搞半工半读试验，昌平县把这个林场连房带地，划给了北大。文革一开始，大家赶忙返回学校闹革命了，林场闲置下来，留下了一个炊事员和一个林场的果树技术员。一九六六年九月下旬，历史系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二十余人，正在校园里劳动，忽然来了系文革的通知：劳动暂停，两个小时以后，带上行李和毛选，原地集合，不得有误。集合以后，有人前后押着，领我们走出了东校门，来到京包鐡路清华园站，上了北去的列车。此时人人忐忑不安，面面相觑。车到南口站，被勒令下车。各背自己的行李，押向东行，一个小时到达目的地。从北大出发，一路行来，真是前途莫卜，幸亏我们中间有人到过太平庄，南口站下车往东一走，就有人悄悄说：是去太平庄！’我们才算一块石头落地。去太平庄这个主意不知是谁出的。历史系有个牛棚,北大民主楼西侧有个牛棚,历史系的在先,民主楼西侧的在后。是不是校文革从历史系受到启发，才修建全校的‘大牛棚’，没简材料说明，不得而知。可北大的‘牛棚’一建，足为各地的榜样。‘牛棚’由此遍于国中，受冤受害者何止千万！始作俑者，如今清夜扪心，不知作如何想。近日见‘聂元梓回忆録’（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二零零年一月），聂元梓说，她负不了这个责任。
话说远了，还说太平庄。劳动有定量，每人每天挖一个树坑。生土刨出来，见晒见风，经过一冬，来春栽树回填。一个树坑的规格是深、长、寛各一米，也就是说一天要挖一个土方。可太平庄这个鬼地方，石头多土少，碰上大块石头，就白干了，换个夸张的话，可燕山的寒风真是刺的骨头缝生疼，一镐下去，只见一个白点儿，刨不动了。进度日减，骂声日高。春天到了，要在山坡地上翻地栽白薯，重活儿是挑水上山。几块山坡地少说也有几顷，我们老少近二十个人，不知道怎么能够完成。一天，忽然被喊下山来，要我们打开所有空置的房间，半工半读期间学生间的床都在，检查一遍，壊了的钉一钉。第二天，校内的“牛鬼蛇神”，大队人马被赶到这里。一个个灰头土脸，从肩上放下行李就如同得了大赦一般。一位胖胖的中年人放下行李，连自己也倒下去了，任凭监管学生喝斥，好一阵才算起来。有人告诉我，他是西语系的副教授，姓吴。来的这批人里，许多我认识，名教授不在少数。毫不夸张地说，就凭这个队伍，办一所大学，可以计日程功，而且就学科齐全的程度和学术水平来说，现今的不少大学也难望其项背。
大队“牛鬼蛇神”到来之前，己经形成监管规矩。一日三餐，餐前在毛主席像前列队，弯腰低头，背诵‘语鐌’，而后齐声一喊：‘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接着，一个一个分别喊出自己的名字，但在姓名之前，要加上自己的“帽子”。我的帽子只有顶：现行反革命分子，老罗被赶入‘牛棚’之后，帽子比我多了一顶:‘历史反革命分子’和‘老保翻天急先锋’①。有的人帽子甚至多达五顶,丢了哪一顶,都惹来一顿吆喝。这种规矩足使我们受辱和难堪不说,一个上午的活儿干下来,正等两个窝头到口,可还没有吃,先一通‘请罪’,已经让人恶心快呕了,看着窝头也吃不下去。不过，时间一长，疲了，‘请罪’如仪之后，窝头照吃。谁知大队‘牛鬼蛇神’集中，境况大变,监管突然严起来,而且花样翻新,整人整出专业水平。
这时候,例行的列队集合一天之午饭前、下午开工前、收工、晚饭前‘语录’,从‘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和‘敦促杜聿明投降书’里选出来的。读了这两段‘语录’就能促使我们‘认罪’,红卫兵们好像深信无疑。然后派活儿,宣布什么事儿,也可以喊出某人给一顿拳脚。晚点名,这是最让我们提心吊胆的一场,长达四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每次都是要喊几个人站出队列,轻则训斥辱骂,什么叫人格,什么叫师道,那就全是马尾提豆腐——提不起来了;重则是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人群,有一阵,武斗用的长矛也出规在我们面前。还有一种一米左右的自来水管,一头磨尖,既可作为利器,也可作为钝器。我们一个个低头弯腰,只见它在眼前晃动，但不见拿这种‘家伙’的是谁。一位老先生,‘语录’背得不利索,越背越乱,又分辫了两句,就被这‘家伙’当头一下。我和老先生各站队伍的一端,相距七、八米远,‘当’的一声,我能听出那是脑壳发出来的声音。每次听到集合哨响,要跑步列队,遟到的不能入列,那就是一顿老拳了。集合的操场在山坡中间,路面高低不平。我是腿脚利索的,跑到位置,迅速摘下眼镜,放在手里,听到一声‘解散’才敢戴上——挨两个嘴巴,还受得了,眼镜如果打坏,行动由此迟钝,走路、干活儿处处有错,那就天天有打了。周一良先生的眼镜被打壊,幸亏他有一副备用的。高望之的眼镜被打壊,看着都让人担心,不知道碎碴儿会不会掉进眼里,可是不戴它又怎么办呢。我们戴眼镜的‘牛鬼蛇神’个个知道眼镜对自已的意义,老罗也是。可他的近视度数太深,眼镜摘早了,脚下看不准,摘晚了,又来不及再摘。他应付这样一种环境,比我要困难得多。
这个时候正值酷暑,劳动量大增,新‘规矩’不断。我们被告知,熄灯之后,起床之前,监管人员要巡逻查夜。凡上厕所的,见到监管巡逻者,要先行立定,再喊‘报告---我是反革命分子xxx,要去厕所’,得到准许,才能移动前行。否则,监管者举起手里的长矛---‘老子的这个家伙是不吃素的!’这个规矩,给老先生们的压力极大:上了岁数,起夜多,眼神又不济,弄得晚饭以后就不敢喝水了。一位老先生起夜出门,战战兢兢,眼见二、三十米以外有人,连忙口喊:“报告---我是反动权威……”,谁知对方听见人声,也忙不迭地口喊“报告---我是……”报告过后,双方都不敢前行,等了又等,等了又等。读者朋友,现在离那个年月远了,您千万别把它完全当成一个笑话。我同朋友们说起这段情景的时候,大家都会笑得弯下腰来,可有人发现我眼边挂了泪水,赶忙敛容道歉,改换话题。读者朋友试想,身处此境的人,有谁能不害怕那个‘不吃素的家伙’,敢向前多走半步呢?!我衷心期盼有更多的青年朋友知道,四十年前,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在大学的校园里,这类让人挂着泪水讲的笑话,曾经很多很多。它应当构成我们民族历史的一个章节,引为耻辱,永远不被忽略和忘记。
监管者除去使用自已的眼睛,还在我们中间寻找‘耳朵’。我们被鼓励相五揭发,即所谓‘立功者受奖’。这招儿眞是不同寻常,它弄得我们互存戒心,彼此提防。一天二十四个小时神经紧绷,不能有半刻松弛。比如说,监管者从‘毛选’中每天指定一个长段文章,要我们背诵,上午、下午劳动的两个间歇各有十五分钟,不能喘气,就赶紧拿出‘毛选’,紧记硬背。就寝之前,两个人一组,相互检查。对方背不下来的,检查者要报告。我和老罗每天都可以背诵无误。受我检查的,是我不认识的一位老先生,他背得常常有误。我如据实报告,他免不了受苦;我不报告,又怕他去自首。万般无奈,每当监管学生进来,我就要全神贯注,只要老先生稍育嗫嚅欲言之状,我就起立,先喊报告,免得他以自首来揭发我。这不是多虑,实在不可不加防范,那时候的人心就是如此。‘牛棚’之中,以打‘小报告’换取稍好处境的人,颇有几位。‘监管’的花样越多,压力越大,‘小报告’越多。有一次晚点名,五、六个手报长矛的学生站在队列之前,气氛异于往常。一个学生劈头一声震吼:“昨天夜里谁说梦话了?站出来!”这一声喝问,问得我们人人心颤，谁能保证说梦话的不是自己?硬按到你的头上,你又如何辩白得清楚?‘小报告’打到这个水平,固然可恶;相信这样的‘小报告’也未免可悲,可打开这个‘潘多拉盒子’,让人心、道德和智力沦丧到这个地步,非但不予收拾,只是一昧放任而从中巧为运用者,又曷能辞其咎欤?
这个时候的老罗,在我眼里,‘矜持’全都没有了,倒觉得他太认眞,过分地认眞。白天干活儿,没有学生在场,水不少担,土不少装。晚间写交代,小字儿写的密密麻麻。他对自己近乎苛刻,可对同‘牛棚’的难友,从没有半点伤害。日子一长,谁打‘小报告’彼此都有了数。老罗不是这样的人。‘小报告’他不会,甚至连起码的随机应变之术,他也不会匕监管学生一时兴起,拿我们开涮,让我们也开个‘大批判会’,批判我们当中的某个人。这样的会一开,那就热闹了。调门之高,嗓门之大,另成一番景象。有人要趁此有所表现,希图改变他可怜的处境。我敢断定,要是允许动手,准会有人出手。但多数人难于一下转换身分,只能作蹩脚的演出---可演出也得演一下呀!老罗偏偏不会。差不多别人都说完了,再拖就等点名了,他才嗫嗫嚅懦,声音从鼻子里哼出来,己经不是他的声音。我跟他相处已有一阵子,他的声音舆容貌该当任何,我看得出来,也听得出来。他作自我批判,给自己上纲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么不自然。
一九六九年秋,北大两千教工被指派到鲤鱼洲,老罗和我都在其中,我们编在一个排里,接触自由多了,也能放开说话了。鲤鱼洲,在江西省南昌县,这个地名听起来很有几分浪漫,然而置身其中,却全然两样。这是一片未经垦殖的红壤生荒,地势又极低,低到什么程度呢?毗邻的鄱阳湖,涨水时节,水面会高过我们的头顶和屋顶。湖水全靠一道湖堤拦在外面。巡堤的人,左看一眼,湖面离堤坝二、三米,清风一阵,浪花会拍上堤面;右看一眼,往来劳动的人头和草棚,尽在十几米的脚下。眞是有堤分水旱,堤决共鱼鳖。挑土加堤的江西老表说,这个地方长不出庄稼,你们来干什么?整个农场一眼望出去,没有几棵树。当阴云密布、雷电轰鸣之际,谁站在地里,谁都会感到雷电就在头顶,不能不联想起‘尖端放电’。一位先我们而去的清华敎师‘斗私批修’讲用,讲出了这种感觉,被当成不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听了当时也一笑,后来身临其境,一点都笑不起来了,雷电一来忙不迭的赶紧蹲下。
种了一年水稻,忽然有决定,说鲤鱼洲这块寳地,既是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基地,也要办成大学---要招收学生了。现在回头看,那是个笑话。两千敎工在这里,有几本图书呀,人手一部,都是毛泽东选集!除此之外就是信封、信纸。难怪工农兵学员扛着行李走入草棚,喝了绿豆汤,受到敎职工的热情接待之后,还以为这是他入学途中的一站,‘北大分校还在前面!’
进校的学生第一门共同课是中共党史,没有敎材,要现编一本。编写的方针是‘就地取材’,编出江西红色根据地的特色;办法是编写者先到安源煤矿、井冈山根据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遵义会议纪念馆和革命圣地延安接受敎育,同时收集资料,以此为纲,编成敎材。有五、六个人接受这个任务,也有老罗和我。出去参观学习了两周,捧回一迭展览馆的说明,以此作为依据,就在南昌动起笔来。幸亏才编到一半,北京先编好了,印出来,送到鲤鱼洲了。我们奉命停笔,长出了一口气。这个‘敎育革命’任务,前后合算起来,最为愉快:既能堂而皇之走出去转了一大圈,又没有编写什么糊弄人的东西,心里高兴,只不过我们都矜持不露罢了。比较起来老罗是个性格外向的人。当初我们几个人出行,起个大早,离开草棚走向码头。那时朝暾初起,晨风煦煦,每个人心里的那份高兴就没法说了。但以当时所在的环境、气氛来说,总要有几分克制才好。草棚尙在身后,人影渐稀,走着走着,老罗的鼻子里竞哼出了歌曲,调子好像也不是当时该唱的革命歌曲。这眞是一个大胆的举动!时间过去三十多年了,我眼前还时时浮现这个情景。
从鲤鱼洲回到北京,我和老罗有了个人之间的来往。那时候,未名湖的鱼不少,打捞上来,全校敎职工分享。有一次,分了足有十斤以上。我带着上小学的女儿住在集体宿舍,想打牙祭,既没有炉灶,也没有那么多的油,只能望鱼兴叹。老罗约我到他家煮鱼汤,连汤带鱼,味道都极好。那时候,他的夫人周颖如在干校劳动,大女儿罗曙插队,小女儿罗晓好像偶尔回家。此后,我常到他家。他是四川人,烧得一手好川菜,为照顾我后口味,还少放辣椒;饭后聊个天南地北,这是我们的精神得以舒展的一刻。有一次他翻箱倒柜,拿出来张大千、徐悲鸿、谢稚柳的扇面、花乌。另有几幅,老罗说是他父亲的手笔。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父亲罗文谟,上海艺专出身,书画虽属余兴,却有很高的造诣。他保存下来这批字画,冒了不小风险。就是拿给我看的时候,虽不像文革初起时必烧之而后快,但仍属犯忌之物。他肯于以此示我,我感受到一份无言的眞诚和信任。
老罗的笔头是大家公认的,他也总想以此得有机会写文章出力,但他审时度势的能力实在有限。那个时候,三、四个人,写了文章,或贴在墙上,或抄成黑板报,一个任务:‘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老罗不是历史系大批判组的成员,但常被拉去写文章。一九七三年,政治风云诡谲莫测,京中时有传言。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编辑部出了一个题目,约历史系大批判组写稿。老罗参兴讨论，独持一见，而且坚持不让。他当时跟我说过此事。平心而论,他表现出来的,是专业的水平和学术的风范,但有一点:太不合时宜,也不是地方。大批判组写了一稿,他一个人另写一稿,两稿同时送到《红旗》,结果老罗的落选。老罗非但没有因此换得什么觉悟,甚至喃喃不平有好一阵。在繁纷变幻的政治面前,老罗实在显得太稚嫩,简直像个天真的孩子。如果不戴有色眼镜的话,你也许能够看出他时时要掏出来的,是一颗晶莹的心,掏得那么眞诚,那么执拗。话说回来,凭着这份眞诚的执拗,让他同一个机缘擦肩而过,免除了后来的许多麻烦。一九七三年末,‘两校’大批判组成立,以老罗的笔力而论,他未必不是上乘人选,但‘两校’根本没让他沾边儿,这就绝非偶然了。
可是另有厄运等待着老罗。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年间,林彪摔死之后,轻轻吹来一阵风: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应该批判。这阵风吹动了不少人的心--从文革开始,天天反右,越反越‘左’,一连六、七年,‘左’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现在,这个信息虽是从报纸的字缝里透出来的,也足使敏感的知识分子兴奋不已,免不了要抒发胸中的积郁，说几句“早该如此”的话。谁知风云突变。各大报刊的社论用一个声音告诉大家:林彪这个家伙的实质是极右——批判林彪,不是批‘左’,而是批右——我们怎么硬是一点儿都没看出来呢?按照以往学得的有关路线斗争的因应之道,赶紧检讨自己才是:觉悟太低,擦亮眼睛,提高路缐觉悟等等。可这回老经验没用上。这回,一上来先批反‘左’那股风,那股风叫作‘右倾回潮’。保卫文革成果,必须先反击‘右倾回潮’。乖乖!这阵风一来,足有七、八级。北大、清华身居‘六厂二校’的荣誉行列,属毛主席亲自抓的点,自然就是风暴的中心。历史系,尤其是老罗所在的世界史专业,‘反回潮’格外起劲儿。一来二去,从‘反回潮’开始,战果扩大,挖出一个‘小集圑’,老罗是这个集团的首要分子。‘罗荣渠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口号声在敎室里回荡。文革初起,喊的是‘打倒xxx!’不失简洁和干脆，具有口号的特质。现在喊的,有点文诌诌,好像柔软了好多。其实不然。文革初起,‘牛鬼蛇神’一大片，而且越揪越多，‘底面积越大，压强越小’这个力学原理,放在社会学中,也蛮适用。历史系的‘牛鬼蛇神’站在台上,一字儿排开,二十几个。我们固然要向革命群众喊起‘打倒xxx’的口号,也要二十多次,其中只有一次喊给自己，剩下的都是作陪。现在,历史系的重点批判对象，一个喝了敌敌畏，在医院里抢救,批判老罗的大会,却从历史系移到第二体育馆---地点的转移标志着批判的升级。‘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连喊了几天,我见老罗的脸色有变,那可是‘牛棚’里没见到过的脸色。
读者朋友,大家关注的是初起之时那场狂风暴雨,造成多少冤屈;而一九七三年的‘反右倾回潮’，在北大,也是一场几乎等同一九六六年的政治风暴,对此知之者不多。身处其中的我们,一时间又回到了‘道路以目’的年代。我同老罗在历史系见了面,彼此把头一低,擦肩而过,谁和谁都不招呼,何况说话?这时候,我写了一封信,投到校外的邮筒,寄送他家。写的什么,现在记不清了,但很费了斟酌。只有几行,让一个正在挨批的人看了,会有一点慰藉;让别人抓住,上纲上线也不好说它是‘黑信’。我在‘牛棚’有一封信被打成‘黑信’惹来一场专题批斗。这个经验对我起草给老罗的信稿,很有警示的帮助。大概个把月之后,在动物园车站,我和老罗相遇。他告诉我,信看到了,也毁掉了。除此之外,就这件事,我们谁都没再多说什么。
几年之后我知道,那个时候老罗被逼几乎走上不归路。文革初期他挺过一关,已属不易，元气还没有恢复,又是一拳重击,再挺过来,那就不是常人的一般毅力所能承受得了的。第一次,那是乱哄哄的‘群众专政’,这一次可是有领导（中央派来的军工宣队）、有组织（事先安排好的批判发言）、定了性就算数的政治批判!外貌白晰织弱的老罗,内心眞是坚强,他不仅又一次挺过来,到一九七五年,精神完全恢复,甚至以回首往事的笔调,把这番磨难写入诗文,生死关头的一埸徘徊,算是置诸脑后了。九零年代的某一天,他一固电话打过来,说要到我家。他带来一幅他的行书,装裱得很精致。他在墙上指个位置,要我打个钉子,当场挂起来。那是《答友人书.七律.旧作》。前四句,写了我们在鲤鱼洲那种环境下难得的一点快楽,接下来‘冬夜冰雪惊凉梦’,则道出他二次落难时的感觉和心境,‘春宵寒雨暧华章’,算是对我十几年前那封信的正面答复。让人感动的是最后两句,他又成了一个心时愉悦、向往未来的人。
一九七八年,全国的形势才见根本扭转。这时候,历史系准备招生,文革后的敎学该怎么搞,新任的系主任邓广铭先生以极大热情在筹划;平反冤假错案,工作量极大,副书记郑必俊、张万仓全力担当起来,而且做的干净利落;学生工作,由副书记王春梅一手完成,不劳别人操心。我担任历史系总支书记,没分工管什么,每天也忙忙乱乱,不知干了什么。原系主任翦伯赞先生,历史学界一位受人尊敬的前辈,文革初起被拿来祭旗,批斗了一个够,后来生给逼死了。现在给翦老平反和昭雪,是一件大事。开会的日子要到了,老罗对翦老平反的事很关切,他问我,在会上要说什么,我答还没准备。他说,我给你拟个稿子吧。这类讲话稿,必有的内容是受害人被加的诬蔑不实之词一一推翻。老罗的稿子在这方面一无遗漏。除此之外,他还从史学的角度提出评价。翦老是学术界的一位权威人士,与从事其他职业的受害者有其不同。学术上有了正面的评价,才算得平反彻底。老罗想得很周到。我拿老罗的稿子照念无误,后来全文发在北大校刊,落在我的名下。罗荣渠文集的编辑者如果有知,把它收入罗文之中,才是正理。
进入八零年代,老罗的日子有如拨云见日,政治上的压力一件一件消失,最后消除浄尽。他本人的‘历史反革命’冤案,得到昭雪;他的一个弟弟蒙冤多年,也平了反。最后,他的父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不仅不实,原来还是位秘密协助解放军进入成都的有功之士。父亲的冤屈，一直罩在老罗头上，这片阴影，三十年挥之不去。无论什么场合,只要提到出身和家庭这个话题,老罗只能埋首无语。这在老罗心头简直铸成了一道槛儿---他不管如何用力,都迈不过去的一道槛儿。如今这槛儿不存在了,不再为它费神费力了;作为一介书生，这时的他，还有什么希冀和追求呢?我们看到，他的专著一本一本出版，论文一篇一篇刊登。有一阵，老罗一个月完成一篇三万言的论文。一连三个月写出三篇。老罗的才学，在历史系，有过人之处，我们是知道的。只因有恨事，常抱未舒心，现在，他的心情好了，用不着再压抑自己，才顕现出他的庐山眞面目——他何止才学过人，简直是才气磅礴、才情緃横!文章写得快，他的书法继承了家学，居然三、五年功夫，也自成为一格。
综观老罗的一生，穷达俯仰，都同文章紧密相联。文章不仅是他生活的一部分，简直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在他眼里难道就没有比文章更重要的东西了吗?他另有一幅集句，写成立轴送我，写的是:‘岂有文章惊海内,但留清白在人间。’
三十年来，我对他的称呼——‘老罗’——一直没有改变。最初，那是一种特殊环境里的变通，后来，是朋友间的无拘无束，最从称他‘老罗’，是我们之间的彼此相知。
注释:
①一九六七年叶剑英、徐向前、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先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等场合，严正指责中央文革小组乱党、乱军。随后，毛泽东批评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责令他们检讨。这场政府和军中元老合力反基击‘文革’的正当行为因之受挫，并被称为‘二月逆流’和‘老保翻天’。当诗，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聂元梓任主任），趁此大局变化，如法炮制，将反对聂元梓‘造反’的师生多人，打为‘老保翻天’。罗荣渠曾有笔锋犀利的大字报揭露聂元梓，因此被打成‘老保翻天急先锋’，赶入‘牛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