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当年是北大历史系助教，历史系的“牛棚”先后关押过三十多人，向达、杨人楩、邓广铭、齐思和、邵循正、罗荣渠、商鸿逵、范达仁、夏应元都在“牛鬼蛇神”之列……
老来闲忆
1966年夏天，北大的校园像开了锅。自校长陆平起，直至各系主任、各班级主任等大小干部，一夜之间统统变成“反革命黑帮”；各系科的名教授，统统变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们被置于烈日之下，任由批斗。校园钟声从此长歇不鸣，斗争会上的口号此伏彼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锣鼓，从北大校园敲响起来。
“黑帮”二字，最早出现在《人民日报》上。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聂元梓等人几天前在北大校园贴出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同时，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刊发了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评论只有千把字，却多次使用“黑帮分子”、“黑帮反党分子”、“黑帮”、“黑组织”、“黑纪律”这些词语，统统都是加给刚刚揪出来的“陆平及其一伙”的。北大校园里面被揪出来的一干人众，由此得到一个统称“黑帮分子”，关押他们的地方，就叫“黑帮大院”。
那时候，“黑帮”一词，在人们的感觉之中，好像只是北大一家的特产，与己并无关联。及至后来，各省市地方都有人陆续被揪出，“黑帮”这个词儿，反倒没有叫开，却为“牛鬼蛇神”所替代。其中原委，我没弄清楚。说起来，“黑帮”这个名称是康生起的，“牛鬼蛇神”则是毛泽东起的，命名者的位阶高低，应是一个因素。
“牛鬼蛇神”叫开了，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就成了“牛棚”。
两个词语解释过了，且说北大的“陆平及其一伙”。
他们在1966年的6、7月间，多停留在口头、笔头交代罪行的阶段，拉到室外示众批斗的事，尚属偶发；及至7月下旬，江青在北大东操场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宣布代行北大党委职能的“工作组”应该赶走之后，揪出来的“牛鬼蛇神”成倍增加，各单位、各系所将他们编成“劳改队”，形成建制，每人的罪名（“帽子”）大致成型，罪行的大小也排列有序。不过，这期间他们白天被拉出批斗、监督劳动，晚间还可以回到家里，总算还有喘息之机；到了1968年春天，聂元梓主持的“红色权力机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决定合编各系、各单位的“劳改队”，建立全校性的“牛棚”，“牛鬼蛇神”集中食宿，每日批斗、劳动，那就是一天24小时都在监管学生的眼皮底下，连喘口气的空当也没有了。
历史系的“牛棚”略有不同。自1966年9月27日，我们23人被押往位于北京北郊昌平县太平庄的北大半工半读基地之后，就进入一个全封闭的劳改营中。中间因聂元梓的“红色权力机构”一度势衰，监管学生自行散去，我们被“松绑”5个月不计之外，直至1969年6月，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人前后被监管了30个月。
笔者当年是历史系助教，从沦落之日，至“牛棚”解散，没有一天缺席。如今屈指一算，历史系“牛棚”先后关押过的三十余人，只有两位年长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对“牛棚”的经历曾有涉及，但没深写。而今，这些人凋谢作古的已经大半；剩下的几个，若再不写，也就带到无何有之地了！
三院的门联
1966年6月1日晚，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历史系系主任翦伯赞等九人的名字，就上了学生的大字报，被点名批判。这个时候，上面急忙派来了工作组，责令他们作出交代。场面控制不住的时候，像6月18日，九人当中，吴代封、徐天新、范达仁的头上，被扣上了厕所纸篓或纸糊高帽，脸上、身上被泼了墨水。到7月末，工作组一撤，“天下大乱”，又揪出来向达、杨人楩、邓广铭、齐思和、邵循正等20人。两年之后，1968年，再深挖出吕遵谔、罗荣渠、谢有实、吴维能、李原5人，“牛鬼蛇神”总数达到34人。
这年，历史系（现在的考古文博学院当时还在历史系内）在册的教职工总数大约是一百人，揪出来的超过三分之一。“牛鬼蛇神”如此壮大，成了一支队伍，批斗他们要靠什么人呢？学生！青年学生一鼓即起，充当了“文革”初期造反的主力军。
各系的“牛鬼蛇神”都被赶到校园的空阔地面上，或是扫地或是拔草，实际上这是一个开放式的批斗场。校外来人如同潮涌，据北大“文革委员会”的机关报《新北大》报道，自7月29日到8月28日，一个月之内，校外参观者约达212.4万人次；仅8月12日一天，就有13.8万人。我们胸前挂着一块“黑帮分子×××”的牌子，老远就把参观的人群引来。
那时候，历史系的办公室在三院。这本是一座庭院式的建筑，红柱青砖，对开的朱漆大门，从大门走到小楼，要经过一条只容两人并行的水泥小径。路面上长了不少青苔，院落十分幽静。1966年夏天，三院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一层又一层，有的前一张糨糊未干，后一张又贴了上去，其中以用红笔打了叉的“翦伯赞”三个字最多。倒是爬在墙上的常春藤还透出一点往昔的情趣，可惜，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去理会它了。
有一天，历史系的“牛鬼蛇神”24人，被叫到三院“系文革”办公室，一阵照例的训斥之后，监管学生刚要押着我们去校园拔草，还没走出大门，就被迎面进来的串联人群堵了回来。人越集越多，小院子的墙头上都站满了人。人流继续涌过来，我们原来排成的队形早被打乱，压成了一团。说起来，这群“牛鬼蛇神”，此时此地，居然不忘患难相扶之义，先把我们之中惟一的女性陈芳芝围在中间，又努力把年长的向达和体弱的杨人楩、邵循正挡在身后，甚至连周一良先生也奋勇向前，左抵右挡。
直到四十多年以后，年近八旬的夏应元先生同我一起回忆“牛棚”往事，说到三院被围这段，他突然嗓音放高了许多，慷慨之情溢于言表。读者朋友您不知道，当时我们已被斗了一个多月，整天都是晦气，哪有一点豪气？整天都在做鬼，哪能做人？那天的三院，急难相扶，倒让我们找到了做人的感觉，而且感觉至深！有道是，敝帚尚且自珍，在此之后我们窝囊苟活十年，中间能有这么一回，也算是轰烈一场。
还说当时的三院。站在前面的校外来人，与我们身子挨近身子，弄得我们本来弯着的腰也得直起来；他们想喊口号，也挤得抬不起胳膊伸不出拳头；站在后面的，既听不见我们的交代，更看不见我们的脸。三院门外的人群还继续往里涌，院子里面形成一个革命群众和“牛鬼蛇神”之间全无界限的尴尬场面。这时，人群之中忽然有人喊道：“让他们站到上面去！”
三院有个阳台，坐西朝东，其实，这时的阳台也早被腿快的站满了。不过，经这一喊，人群中真的分出一条道儿来，我们被推上阳台，一字儿排开，挨个儿向台下交代自己的姓名、出身、头上有什么“帽子”等等，台上、台下也都安静下来。当时大概是在8月下旬，正是毛泽东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之后。毛泽东手扶栏杆、面向小将挥手的大幅照片，当时的大报小报和宣传栏里，到处可见。台下的青少年们，可能有他们那个年代特有的敏感，一看我们站在高处，又身在栏杆之后，他们却要抬头仰看，不知怎么，就联想起“八一八”的检阅来。这时候，台下又有人高喊：“不行！他们像是检阅！让他们站到栏杆外边来！”
栏杆的高度接近1米；栏杆之外，只有一条宽约70公分的狭窄的排水道，下凹的水槽，宽不足50公分。我们只好跨出栏杆，站到外面的水槽里，我的脚尖距阳台的边缘，大约只有10公分左右。不想台下又有人喊：“跪下！全都跪下！”到了这个时候，在院子里的推搡、僵持，已有半个小时，我们被拉到阳台上，又被斗了半个小时，烈日之下，个个头晕脑胀。
我思忖，这里只有一膝之地，又是个凹槽，里面铺着石子，跪下来无论如何要控制住身体平衡，否则一头栽下去，虽不致死，摔断两根肋骨，怕是免不了的。那一年，我32岁，尚有如此之惧，向达先生66岁了，杨人楩、商鸿逵、邓广铭、邵循正几位，当时也都六十开外或年近六旬，他们能撑得住吗？说来真是万幸，我们都撑到了曲终人散。不过，批斗会结束，监管学生喝令我们出去劳动的时候，向达、杨人楩却仍然跪着不动，原来，他们一时竟站不起来了。
这是我们“文革”中遭遇到的“第一跪”。其实，控制平衡不栽下去，还算容易，精神和人格上能够承受住这种压力和羞辱，才是难关。西语系的教授俞大絪，英国语言文学家，平日教学严谨，要求学生在准确中求熟练，十分受人尊敬。在我们之前几天，她被勒令当众下跪。出身名门的俞先生，是个视尊严重于生命的人，这个世界既然如此地对待她，那还留恋什么呢？回到家里，她就从容、尊严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消息刚刚传到我们耳朵里，还在心头震荡的时候，齐刷刷的一长排，我们也都跪下去了。最让人担心的是向达先生，他脾气倔强，恐怕承受不了这个“待遇”。第二天集合的时候，不想真是缺了他，我们心里一惊，还好，他是迟到了。虽然他因此被臭骂了一通，站在队里的我们却替他庆幸——向先生熬过了这一关！
一天，我们照例按时到达三院报到集合，只见退色的红漆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庙小神灵大”，下联是“池浅王八多”。我自沦为“牛鬼蛇神”已经一月有余，低头弯腰、口称有罪等手、眼、身、法、步的台上功夫，大致练就，心理上却还没有调适过来。这副对联，用的是当时写大字报的那种常见的薄薄粉连纸，字写得歪歪扭扭，贴也没贴牢。我看了一眼，心里就恶心、反感，觉得这是人身侮辱，歪曲了政治斗争，相信有识的领导一定会出来给予引导和纠正。——可怜我虽然身陷“牛棚”逾月，还是一脑袋的正统思想！过了几天，还是三院大门老地方，另换了一副对子：上联仍是“庙小神灵大”，下联却改了一个字，成为“池深王八多”。字体大了许多，一手漂亮的颜鲁公，贴得也严严整整。
来源: 《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