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修昔底德用三十余年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他的写作大致以公元前404年为界分为两大阶段，在公元前404年之前，他依次进行《阿基达马斯战争》《西西里远征》和《狄克里亚战争》的写作，前两部作品的撰写都经过了史料的收集与考证、纪事短文、无演讲词的叙述体文本、含演讲词的叙述体文本四个阶段；在公元前404年之后，他将二十七年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在补写和平时期的内容后将已完成的各部分合为一个整体，并以人本主义思想为指导，探索历史规律和行为动机。漫长的写作过程、多样化的文本形式，既为后人研究其写作进程和思想变化提供了条件，也为相关研究制造了障碍。
关 键 词：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写作
作者简介：祝宏俊（1966-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俊（1972-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近年来，随着“修昔底德陷阱”命题研究热度不断提升，国内学术界对修昔底德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并从“修昔底德陷阱”向修昔底德的创作延伸。对修昔底德的创作问题，早在19世纪德国学者就曾经进行过热烈的讨论。进入20世纪，尽管热烈程度不及昔日，但也取得不少成果。如格兰迪的《修昔底德和他时代的历史》①、芬利的《修昔底德写作风格的形成》《修昔底德历史的统一性》②、科纳的《修昔底德》③。此外，法国学者罗米丽的《修昔底德和雅典帝国主义》④、哈蒙德的《修昔底德的历史写作》⑤、亨特的《修昔底德历史写作的新思考》⑥等，也都进入了系统研究。国内，白春晓老师的《修昔底德的写作过程和叙事目的》简单介绍过修昔底德的写作过程⑦，何元国教授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如何写出来的》集中介绍了国外的研究过程和代表性观点与成果⑧，李永明则对修昔底德作品的演讲词的真伪发文进行过专论⑨，杨共乐教授就修昔底德第一卷的创作进行过论述⑩，卢昕则对修昔底德第一卷中的“五十年记”展开过深入的研究(11)。但总体看，对修昔底德的写作全过程尚没有进行整体研究，本文借助于国内外同行的研究成果，试从历时态的维度对修昔底德的历史写作进行研究，权做抛砖引玉。
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写作
围绕“修昔底德问题”，西方学术界大致上形成了两大派别：“分离派”“一体派”。“分离派”认为，修昔底德的著作是分阶段写成的，这不仅表现在时间上，还表现作者的思想上。此派的代表人物G.迈尔和维拉莫维茨认为，阿基达玛斯战争写于尼西阿斯和约签署之后，但第一卷的考古篇、五十年记，第八卷等写于公元前404年之后(12)；E.施瓦茨和亨特则更进一步，试图区分出各卷、各节，甚至特定话语和细节的写作年代(13)。一体派则认为修昔底德的作品是一次性完成的，并且经过了精心设计和构思。如E.迈尔就认为，修昔底德是在公元前404年之后一次性完成的(14)；J.H.芬利承认修昔底德的文本写作确实有早晚，但他的全书却是在一个特定时间段完成的，一体性尽管不彻底但毕竟存在(15)；法国学者罗米丽则延续了芬利的观点，并更强调全书已经完全消除早年分段写作的痕迹(16)。从学术发展的纵向来看，20世纪初，分离派占据优势；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体派略占上风。(17)直到今日，这种争论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笔者不赞同一体派的观点。修昔底德自称战争一开始(公元前431年)就开始写作(Ⅰ.1.)(18)，在第二卷第100章提到马其顿国王阿吉劳斯比前八位国王都强，这句总结其一生成就的话语应该写于阿吉劳公元前399年去世之后(19)，也就是说，修昔底德的整个写作过程用了三十余年。从修昔底德的行文内容看，这部著作显然是在不同时期、分阶段完成的，但修昔底德并没有完成最后的定稿，因此流传至今的著作明显存在前后思想不一致甚至矛盾之处。笔者也不赞同分离派全面解构作品的做法，特别是对一些具体段落甚至语句的分析(20)。这样的分析并非毫无价值，但却是一个无止境的工作，会使得该问题变成如克鲁伊阿所说的“无解”(21)。而对修昔底德三十余年的写作过程进行长时段、粗线条的分段，进而理解修昔底德写作方式、思想认识的变化，却是有必要和有价值的。
笔者认为，从作品的完成情况和各部分主题看，修昔底德的写作以公元前404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大阶段。
第一大阶段可分为三个小阶段。第一小阶段完成了《阿基达马斯战争》的写作(22)。修昔底德说他在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开始撰写工作，但从其对厄庇丹鲁斯事件熟悉的程度看，至少在公元前435年，修昔底德就开始关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矛盾。修昔底德的最初关注是以笔记的形式记录历史事件，在阿基达马斯战争之后，他将这十年的历史作为一个叙事单元，将前面记录的笔记进行整合，成为一部独立的作品。第五卷第24章最后一句话就是：“十年的战争告一段落。”这标志着《阿基达玛斯战争》的完成。
但是，修昔底德何时完成第一部分，间隔多久开始写第二部分？我们不得而知。从第五卷第24、25、26章提供的信息看，修昔底德应该是完成了第一小阶段之后才开始第二小阶段的。公元前42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进入所谓的“和平时期”，公元前415年雅典发动西西里远征，其间间隔6年10个月，修昔底德应该是在这期间完成了阿基达玛斯战争的书写。现存著作关于和平时期的记述极为简单，修昔底德这期间似乎在集中精力完成《阿基达玛斯战争》的撰写，而对当时所发生的事件记述不详，没有为之后的写作留下足够的资料。
公元前415年，修昔底德的写作进入第二小阶段，其主要目的是记述西西里远征(23)。第七卷第30章有这样一句：“米卡勒索斯事件就这样了(Ⅶ.30.3.)”，在第七卷结尾时则说：“西西里战事就这样了。”(Ⅶ.87.6.)其语气与纪事短文的结尾一致。说明西西里远征爆发之后，修昔底德又开始写作，收集资料，记述历史。第六、七卷与第一、四卷相似，都有不少的演说词。尽管第七卷的演说词相对较少，只有三篇，但这与第五、第八卷没有一篇演说词具有本质区别。笔者赞同哈蒙德等学者的观点，认为修昔底德已经完成了《西西里远征》的写作(24)。史学写作一般始于事件结束之后，因而修昔底德将纪事短文合成《西西里战争》，应该在公元前413年后，结束很可能在公元前411年。因为完成这么一部完整的作品需要时间，而同时修昔底德对公元前413-前411年的战争的写作还没有完成，当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写作之后的历史。
与第一、二小阶段可能有间隔不同，修昔底德在完成《西西里远征》之后，可能立即转入了第三小阶段。因为西西里战争结束不到一年，雅典与斯巴达之间就爆发了战争，修昔底德无暇停笔。公元前413年之后的战争被学者称为“狄克里亚战争”或“伊奥尼亚战争”。笔者认为，狄克里亚战争大致上是指，公元前413年至公元前411年间，斯巴达不断利用雅典北部的军事要塞狄克里亚打击雅典。此后，斯巴达在波斯的支持下建立海军，在小亚地区与雅典争锋。这之后的战争宜称作伊奥尼亚战争(25)，公元前413-411年的战争相对独立。修昔底德应该在公元前411年完成《西西里战争》，之后才开始写作《狄克里亚战争》。修昔底德的书写进入了第三小阶段。从现存文体看，《狄克里亚战争》连叙事体文本都没有完成。考虑到公元前404年之后修昔底德的写作进入第二大阶段，第三小阶段应该起步于公元前404年前不长的时间，然后强行中断《狄克里亚战争》的写作。
总体来看，修昔底德前期写作完成了两部“成品”、一部“半成品”。比较这三部作品的特色，同时结合修昔底德本人的写作原则，“成品”写作经过了四个步骤，而“半成品”则没有完成最后一个步骤。这四个步骤包括：资料的收集与考证、纪事短文写作、没有演讲词的叙述体、有演讲词的叙述体文本。哈蒙德将这个过程概括为三个步骤：笔记、没有演讲词的叙述体和成品(26)。笔者基本赞同，但他忽视了修昔底德对资料收集与考证的专门付出，以及这一工作在修昔底德整个写作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
修昔底德自述，在战争爆发之时开始写“这部历史”。这里的“这部历史”到底是指时长十年的阿基达马斯战争，还是二十七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学界曾经展开过争论。(27)很明确，修昔底德在战争爆发时不可能预见到战争将持续十年或二十七年，不可能有写作“十年”阿基达马斯战争或“二十七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计划。修昔底德在战争爆发时确实开始了写作，但主要是收集资料并撰写纪事短文，同时还对材料进行核对、考订，弄清每一个细节(I.21，22.)。事实上，修昔底德对某些战例中双方投入的兵力人数都具体到了个位，对国际和约的记述具体到了签约人，其资料的收集考订可谓详细。精准的数据工作不会一次完成，资料收集与考证实际是一种持续、常规的工作。
修昔底德利用已收集到的资料，撰写内容精炼的纪事本末体短文，记述某些特定历史事件。这些短文大多已经融入现在的作品中，但在有些现存作品中还依然可以看到“纪事短文”的痕迹，至少有10处(28)。最直接的证据就是现存作品中的“×××事件就这样了”的句式，最常用的词就是“”。句式仅在《阿基达马斯战争》部分就出现7次(29)。
现在明确认定的“纪事短文”大多经过了多次修改，已经很难推测短文的最初文体形式，但有两点可以肯定：第一，大多短小精悍；第二，最初不包括演讲词。在可以界定的10篇短文中，除了“西西里战争”之外，只有皮罗斯事件中有演讲词，而“底米斯托克利和波桑尼阿斯的传记”“安布拉西亚事件”最接近于原貌。
叙述体文本是在纪事短文基础上加工、整合的结果，如《西西里远征》用了“”做结尾，显示《西西里远征》的原型是纪事短文。现在所看到的《西西里远征》是经过改造之后被极大丰富的产物。
《阿基达玛斯战争》和《西西里远征》的结尾句不完全一样，前一句说(此前持续了10年的第一次战争结束了)，后一句是(这就是在西西里发生的事情)。此中暗含了修昔底德的加工、整合，大致可分两类：一是连接时间上前后相续的短文，再进行适当的修改，如阿基达玛斯战争；另一种是以某一短文为主体，融入其他相关短文，进行适当调整，如《西西里远征》。
由于《阿基达玛斯战争》和《西西里远征》都经过了第二大阶段的修改，很难反映无演讲词叙述体文本的原貌。相对而言，第八卷《狄克里亚战争》尽管没有最后完成，而恰恰这一点使其成为叙述体文本的范本。第八卷覆盖了三年时间的历史，显然不是一篇纪事短文所能涵盖，本质上它就是一篇无演讲词的叙述体文本，显然，修昔底德还没有来得及为其增加演讲词。依据第八卷，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叙述体文本的基本特征：受到雅典流行的戏剧作品的影响，引入独白和对话的艺术手法进行叙事，由第三者叙说事件进展。如第八卷第81章概述了阿尔西比阿德在萨摩斯士兵大会上的言论。对话式“间接引语”，如第92章修昔底德以第三人称转述概述了泰拉蒙涅斯对民众的讲话(Ⅷ.81，82，92.)。这种转述在前七卷同样可见，如雅典国内关于远征具体策略的讨论，有3人参加，但内容完全由修昔底德转述和概述(Ⅵ.47～49)。可以想见，修昔底德的《阿基达玛斯战争》《西西里远征》最初都曾经以这种形式存在过。(30)
含演讲词的叙述体是修昔底德在第一阶段创作的最终形式，演讲词应是在无演讲词叙述体文本创作后期或完成之后所添加。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修昔底德的演说词的创作原则。修昔底德承认他作品中的演说词有些是他亲耳听到的；有些则是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不是实时记录，而是事后再创作。这种创作让演说者说出适合所处场合的话，尽可能保持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据此，只有在无演讲词叙述体文本完成之后，修昔底德才可能根据各种场合需要创作出适合的演讲词。
修昔底德作品中的演说词大多在原先的对话式间接引语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如公元前432年，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有六位发言人，科林斯、雅典代表发表了针锋相对的长篇演讲，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监察官斯森涅莱达斯则发表了观点不同的简短演讲。这四篇对话都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呈现，而修昔底德以第三人称简要概述了厄基那和科西拉代表的发言内容(Ⅰ.68-71，73-78，80-85，86，67)。在公元前430年伯利克里为自己所做的辩护演讲前，修昔底德也先转述了雅典公民对他的不满(Ⅱ.59.)。这些片段的演讲都呈现出对话的特征。(31)
单就演讲词而言，修昔底德的创作也有一个过程。最初的演讲词可能如斯巴达和雅典海军指挥官在瑞昂海峡所做的战前动员(32)，简短、紧扣当时场景。也有可能尝试创作标准的戏剧式对话，如记叙公元前426年安布拉基亚事件中询问者与安布拉基亚传令官的对话(Ⅲ.113.)。但是，这类演讲词的思想性、艺术性均未达到伯利克里葬礼演讲词的水平。有人认为葬礼演讲实际上是在公元前404年后写就的(33)，笔者赞同这一观点。最初公开发表的《阿基达玛斯战争》和《西西里远征》都包含了一定数量的演讲词，水平可能都近乎战前动员词，思想内涵深刻的演讲是在写作的第二阶段修改完善而成。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的写作
公元前404年之后，修昔底德的写作进入第二大阶段。修昔底德在Ⅱ.65、Ⅵ.15.均提到，公元前404年雅典长墙和庇里乌斯港被斯巴达拆毁，显示修昔底德在公元前404年，甚至在公元前399年之后依然坚持写作。甚至有学者认为，修昔底德的写作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一阶段与此前最大的不同是，修昔底德认可二十七年间发生的一系列战争是同一场战争的说法，他在V.25、26提到战争开始时流传的一则神谕：这场战争要持续二十七年。公元前404年，雅典失败，距离战争开始恰好二十七年，修昔底德显然接受了神谕，甚至精心计算了从战争开始到结束之日的时间。同时，经过二十年的流亡，他对战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34)显然，修昔底德在公元前404年的写作进入了新的阶段，其中又可分为两个小阶段。
修昔底德在产生新认识之后并没有从第一卷、即公元前431年起重新修订全书，而是重写阿基达马斯战争之后的历史。如前述，第五卷第26章的写作说明，此后部分是一个从头开始的、相对独立的单元。这是因为从《尼西阿斯和约》到西西里远征有6年10个月的空白即所谓“和平时期”需要补充。
修昔底德对补写和平时期的历史非常重视，特别声明，将中间的停战排除在写作之外是“严重的错误”(Ⅴ.26.1.)。尽管如此，总时长占整个战争的四分之一，二十七年战争理所当然的组成部分，“和平时期”却只有不到一卷的内容。这难以与其重要性相匹配，修昔底德似乎将其与第一卷中的“五十年记”一样，作为西西里远征和狄克里亚战争的背景加以介绍。目前作品中已经看不出“和平时期”与《西西里远征》之间的区分。尽管修昔底德特别强调“和平时期”的独特性，但这个时段的书写与西西里远征之间，没有标志性的文字和特殊说明，表明修昔底德已经基本完成了对“和平时期”的补写及其与《西西里远征》的整合。然而，修昔底德最终未能彻底完成对和平时期的书写，依据是内容简单，缺少演讲词。
在这之后，修昔底德开始整合早期完成的《阿基达马斯战争》与“和平时期”、《西西里远征》《狄克里亚战争》。按一般理解，修昔底德在补写完和平时期之后，应该继续完善第一阶段中没有最终完成的《狄克里亚战争》，将其改造成为有演讲词的叙述体，并续写公元前411年之后的历史。然而修昔底德却是开始修改《阿基达玛斯战争》，由此进入第二小阶段。原因是，此时修昔底德整体提升了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认识。
如前所述，修昔底德在写作初期就定下了追求历史真相的目标，但那时的历史真相尚停留在考证史实的层面。在撰写和平时期的过程中，他认识到历史的“真相”是历史规律，是历史之所以发生的原因，这归结为人的恐惧心理，就是人性。他在第一卷提及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的真正原因，是雅典的崛起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然而综观第一卷，甚至现存的《阿基达玛斯战争》，修昔底德对恐惧心理的运用并不彻底。相反，对“和平时期”的书写倒是运用恐惧心理分析了城邦的行为和决策。雅典和斯巴达签署《尼西阿斯和约》后，科林斯出于恐惧与阿尔戈斯结盟(Ⅴ.27.)，曼提尼亚出于对斯巴达的恐惧申请加入科林斯-阿尔戈斯同盟(Ⅴ.29.)。波奥提亚与斯巴达结盟后，阿尔戈斯出于恐惧，希望与斯巴达结盟(Ⅴ.40.)。雅典远征西西里的重要原因也是“恐惧”：害怕叙拉古统一西西里岛，成为斯巴达的强大盟友(Ⅵ.6.)。正是在努力寻找“战争真相”的过程中，修昔底德对“二十七年战争”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对战争的原因，战争过程中城邦、党派、个人的行为有了新的理解。在此基础上，修昔底德决心对已完成的所有稿件进行修改、整合。
现在，除了一些明显之处，我们已经很难具体评估修昔底德在哪些部分进行了什么样的修改，也很难确定这些修改工作是如何进行。比较明显的有：第二卷第65节提到十五年之后的雅典西西里远征、二十三年之后的小居鲁斯资助斯巴达建设海军、三十年之后的雅典最后投降(Ⅱ.65.)；在第四卷本来写阿基达马斯战争的部分，忽然加进了远在西西里岛发生的事件(Ⅳ.58-65)(35)；第六卷第15章提到雅典城邦的灭亡(Ⅵ.15.)。这些内容显然为修昔底德在公元前404年之后添加进去的。另外，学者们还公认第一卷的“考古篇”“五十年记”也是公元前404年之后补写的。(36)
对西西里远征的重新定位则肯定是最后阶段所重写。修昔底德认为这场战争不仅是二十七年战争，甚至是希腊历史上最大的军事行动，是整个战争的轴心、雅典历史的转折点(37)(Ⅶ.44，87.)。西西里远征之后，整个希腊世界都骚动了，那些原先中立的城邦开始加入反对雅典的一方，斯巴达对战胜雅典充满信心，决心全力投入战争。可以肯定，对西西里远征的重新定位为最后阶段重写。
修昔底德的独特“战争纪年”法，尤能体现其将二十七年战争视为整体的意识。古希腊通常用名年官纪年，这在该书的第二卷(Ⅱ.2.)、第五卷(Ⅴ.25.)、第八卷(Ⅵ-Ⅱ.58.)都有保留。在雅典，一年之中常常用“月”(38)，偶尔也会用四季或具体的日期，这在修昔底德作品中也有体现(39)。但在现存作品中修昔底德主要采用了战争纪年，即战争第几年，一年之下又分夏季、冬季(Ⅱ.1；Ⅴ.26.)，目的是尽可能地使用年数符合“二十七年”之说。修昔底德说，如果用夏冬两季来纪年，并将夏季作为一年之首，计算出来的年代与二十七年的误差只有几天(Ⅴ.26.)。因此，修昔底德的战争纪年法其实产生于公元前40年之后，并将之运用于全书，在著作中直接或间接地提到了所记述的全部20个年份，最常用的表述是“第××年讲完了”，偶尔用“翌年”“第二年”“下一个夏季”。
当然，修昔底德最为重要的修改，则是更加娴熟地运用人文主义思想揭示战争发生的深层原因，分析战争中城邦、党派以及个人行为。公元前404年之后，修昔底德需要一个适用于二十七年内各次主要战争的“真正原因”(40)，因此，他有关战争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在公元前404年之后新修全书时形成的。(41)还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刚刚结束之际，修昔底德提炼了“二十七年战争”概念，着手补写“和平时期”，与之同时他就开始努力寻求历史的真相。此时寻找的真相已不同之前通过考证史料获得的历史，而是通过理性思考发现的历史规律。岁月增强了修昔底德寻找历史真相的能力，在指挥安菲波利斯战役之后他被流放20年，这使他有机会了解战争双方，可以轻松地()理解、认识事情的真相()。现代学者对此的理解各不相同，尤其是后半句。笔者认为，这里修昔底德实际上表达了他在新的情境下追求历史真相的新方法，是指心理的轻松和立场的超越，反映了他已经摆脱雅典或斯巴达单方面因素的影响，站在独立的立场进行理性分析。这种“真相”是隐藏在真实历史背后的历史规律。恰如柏拉图所谓的“相”。
可以肯定，修昔底德在撰写“和平时期”的时候，认识到了恐惧心理对人们行为的重要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战争反思的持续，修昔底德的人文主义史观更为成熟，使用人文主义理论分析历史的技艺也更为娴熟，在修订工作中，他不再拘泥于恐惧，而是从人性的角度去分析。他认为荣誉、恐惧、利益、贪欲、权力、冲动、傲慢、嫉妒、愤怒等属于人的本性，是城邦、家族、个人行动的决定因素。他认为人性在特定的场景中会因应环境的变化而有特殊的反应，但人性本身是不变的，因此，历史事件是可以重复的，历史是有规律的，过去的事件在将来某个时候还会再次发生。这体现了他对人性的以及对历史规律认识的深刻性。基于此，修昔底德宣称，其目的是创作一部可以传之久远的永恒的财富(Ⅰ.22.)。
修昔底德不仅对历史规律进行宏观分析，也分析具体历史情境中的人或群体。修昔底德笔下出现了不少具有强烈人本主义色彩、侧重心理分析的章节。如雅典和叙拉古使节在斯巴达的演讲(Ⅰ.76.)、雅典大瘟疫(Ⅱ.53.)、科西拉革命(Ⅲ.82，84.)、米洛斯对话(Ⅴ.85-111.)、雅典西西里远征决策(Ⅵ.24.)等，可谓社会心理分析的范例。修昔底德还提出了若干具有人本主义特征的格言、警句，如：“恐惧、荣誉、利益是帝国政策的最强有力的心理动机”(I.76.)、“人性总是易于犯法”(Ⅲ.84.)、“实力是公正的基础”(V.89.)。没有对人本主义思想精深的把握，不可能做出如此深刻的分析。
然而，修昔底德最终没有完成整个写作计划。首先，公元前411年之后的七年历史、第八卷的完善等工作没有完成。其次，没有将人本主义思想贯彻到底：第八卷很少心理分析，更像一部客观叙述的历史；在第六卷评价阿尔西比阿德时，称他奢靡的生活方式、渴望做僭主的政治野心是导致雅典灭亡的主要原因，但是后文呈现的阿尔西比阿德更像是工于心计的政治流氓，雅典的覆亡更像是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这显然不是基于人本主义分析的结果。最后，文中细微处的不衔接和矛盾之处比较常见，如，第五卷第26章第1段承接第25章显示要写“和约撕毁”之后(即和平时期结束之后)的历史，最后一行又说要写十年战争之后的历史。
对修昔底德关于战争不同认识的反思
在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前后，修昔底德的历史写作存在明显的变化，其实这种变化不仅表现为作品形式，更重要的是对战争本身的认识。此前叙述的是阶段性的历史，此后则将长达二十七年间发生的一系列战争视作一场战争，并且对战争原因的认识也有新变化。修昔底德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如何评价这种变化？
笔者认为，修昔底德的“二十七年战争是一个整体”的观念存在可商榷之处。首先，修昔底德将这场战争的时长界定为二十七年的依据不能令人信服。这一观点有两个直接依据：一是战前就有关于这场战争将持续三个九年的说法，正如徐松岩、何元国在其译著的注释中所提，这本身就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二是到公元前404年，雅典卫城陷落，雅典被迫签署战败和约，战争恰恰进行了二十七年，当然，严格来说比二十七年还多了几天。因此，修昔底德接受“二十七年”的说法带有偶然性。其次，将二十七年间的战争作为一场战争过于武断。“同一场战争”意即二十七年间所发生的战争，其起因和性质一致，即都源自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矛盾。然而，第一阶段的阿基达玛斯战争，其起因到底是雅典和科林斯之间的矛盾，还是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矛盾，至今莫衷一是。“和平时期”所发生的几次重大战争，如斯巴达与厄里斯和阿尔戈斯之间的战争、雅典与米洛斯之间的战争、雅典远征西西里，这些战争都很难与雅典-斯巴达矛盾挂上钩。当然，修昔底德可以认为这是雅典和斯巴达为双方新的战争做准备，但这样的解释未免过于牵强。
更为重要的变化是，修昔底德对战争原因或战争主要责任方的认识变化。对此，安德鲁斯认为，这是修昔底德通过研究公元前421年之后的历史得出的新结论。他说：最初的修昔底德与当时的雅典人一样，认为雅典与伯利克里是这场战争的主要发起人，斯巴达是受科林斯所迫加入战争。但公元前421年斯巴达与雅典签署《尼西阿斯和约》、公元前414年斯巴达支援叙拉古、公元前404年处理战败的雅典等事件，斯巴达完全不顾科林斯、底比斯等城邦的诉求，这使修昔底德认识到，斯巴达的外交决策完全不受盟国制约，而是自行决断。因此，他确信，公元前431年斯巴达认定雅典撕毁三十年合约、决心对雅典发动战争也完全出于自己的裁定。(42)在此基础上，修昔底德得出新的认识：斯巴达对雅典崛起所产生的恐惧导致了战争。安德鲁斯的言下之意，是修昔底德晚年的认识才是科学的、正确的认识，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的唯一真正的原因。笔者赞同安德鲁斯的分析，但对修昔底德晚年得出的新结论不敢苟同。
正如晏绍祥先生所指出：修昔底德的这一认识歪曲了当时希腊世界诸多城邦并立、多势力中心并存的基本事实，片面强调了斯巴达与雅典的对抗。(43)不仅如此，修昔底德的认识还存在时间错乱的嫌疑。诚如安德鲁斯所分析，修昔底德根据公元前421年之后的历史，得出斯巴达出于恐惧发动战争的结论，核心是将斯巴达定义为战争的发起方。这一结论适用于公元前421年之后，尤其是狄克里亚战争，但不适用于公元前431年。时代不同，斯巴达决策的基础不同。公元前431年，在经历了大地震(公元前465年)和大规模的黑劳士起义后的斯巴达国力严重下降，而雅典在公元前478年之后国力明显上升，在此背景之下，斯巴达不希望与雅典发生战争。正如修昔底德在其关于“五十年历史”的回顾中所表明，在公元前432年之前的更长的历史时段中，斯巴达对雅典的崛起其实采取了容忍的态度，相反，倒是雅典咄咄逼人。雅典先在爱琴海地区发展，成为希腊世界最强大的海上国家之后，开始在本土拓展势力范围，尤其是在公元前460年之后更甚。它将斯巴达的传统盟国麦伽拉拉入提洛同盟，先后支持佛基斯进攻多利斯、抢占德尔菲神庙，再暗中支持斯巴达的黑劳士起义，安置起义失败的黑劳士，袭击斯巴达本土，火烧吉提乌姆港口，又进攻希息翁、阿凯亚，抢占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特洛伊增、厄庇道鲁斯。在雅典这一系列进攻之后，斯巴达才发起反攻，公元前446年进攻到雅典边界的厄琉息斯，但随后双方签署和约，斯巴达撤军。公元前431年，斯巴达之所以与雅典发生战争，根本原因在于雅典与科林斯发生矛盾。(44)作为伯罗奔尼撒同盟重要成员的科林斯无奈之下向盟主斯巴达求助，斯巴达则出于维持伯罗奔尼撒同盟和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目的出手相助。因此，雅典与科林斯的矛盾演变成雅典与斯巴达及其同盟之间的战争。(45)
公元前421年，斯巴达之所以不顾科林斯等盟友的反对，坚持与雅典签署和约，主要原因在于经过了十年的战争，雅典和斯巴达的国力均遭到严重削弱，不愿也无力继续战争，双方都希望签署和约。在这种情况之下，斯巴达不愿意也没有实力继续为科林斯火中取栗。公元前413年，斯巴达决定与雅典重新开战，是因为经过多年战争之后，希腊各邦实力普遍削弱，尤其是雅典，在西西里远征之后实力大损，更主要的是，斯巴达得到波斯强有力的支持，在希腊世界取得了绝对优势，自认为无需盟国的帮助就足以打败雅典。于是，斯巴达撇开科林斯等盟友，走上了与雅典重新战争的道路。公元前404年，斯巴达率领众盟国打败了雅典，但拒绝了科林斯、底比斯等雅典邻国彻底摧毁雅典的建议。究其原因，笔者同意卡根、卡特利奇的观点，斯巴达是出于国际政治平衡的考虑。保留传统强国雅典，可以防止科林斯和底比斯坐大，成为新竞争对手。(46)需要强调的是，此时的斯巴达国力如日中天，挟战胜国之威，拥波斯之支持，完全有条件、有实力置科林斯等盟国的要求于不顾。可见，在公元前421年、413年、404年，斯巴达所处的客观条件，与公元前431年完全不同。从这个角度看，仅仅依据公元前421年之后的历史推断公元前431年斯巴达的决策，是不正确的。
修昔底德晚年之所以将发起战争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斯巴达，与他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修昔底德所属的家族本是伯利克里的政治对手，他的曾外祖父米太亚德是马拉松战役的指挥官，后被放逐；米太亚德的儿子客蒙、修昔底德的舅爷爷，也是伯利克里的政治对手。(47)修昔底德早年不可能不受本家族的影响，在第一第二卷写下伯利克里的那些看似客观实则具有否定色彩的叙述。公元前426年之后，修昔底德蒙冤流放，《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是在流亡期间杀青的，人生遭遇也使得修昔底德对雅典不会有好感。因此，他早期将战争责任归结于雅典，不仅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更符合自己当时的心境。(48)公元前404年，修昔底德得到了雅典政府的赦免，重回雅典，个人际遇也影响到他对战争的认识。此外，战后雅典成立的亲斯巴达政府专横残酷，成长于雅典民主政治黄金时代的修昔底德不接受这种政治，斯巴达在修昔底德的心路历程中成为发动战争的主要责任方。其实，认为雅典是发动战争的主要责任者并非修昔底德一人，阿里斯托芬在喜剧《阿卡奈人》《云》提及，战争起因于麦加拉人拐走了伯里克利情妇阿斯帕西娅的女奴，伯利克里一怒之下颁布《麦伽拉法令》，禁止麦伽拉人前来雅典做生意，且拒绝撤销该法令。安多基德也认为战争爆发是因为雅典实施《麦加拉法令》。普鲁塔克不仅重复了前两个原因，还提到伯利克里为了给在修建帕特农神庙时贪腐的菲狄亚斯和宣传无神论的阿纳克萨哥拉斯解脱，转移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发动伯罗奔尼撒战争。(49)《阿卡奈人》上演于公元前425年，《云》上演于公元前423年，而作者在之前的《骑士》《和平》中也多次嘲讽伯利克里。(50)尽管阿里斯托芬是一个文学家，但在雅典舞台上反复嘲讽伯利克里，说战争是由于雅典的政策失当导致，说明当时的雅典社会不少人将战争的原因归结于雅典。当修昔底德回到雅典，无论是出于对雅典大释的感恩，还是反感当时雅典执政者的亲斯巴达政策，他都有足够的理由将斯巴达置于战争主要发动者的审判台。
修昔底德对战争原因的新认识的思想基础是人本主义。人本主义尽管是古代希腊的伟大贡献，但在用来分析国际政治上依然存在短板。这种分析主要是从抽象的人性和当事双方内在的心理活动考虑。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1)人的行为尽管受到心理活动的影响，但归根结底还是受社会因素的制约。以“恐惧”心理而言，它表现在行动上既可能是主动出击，也可能主动投降，还可能是畏缩挨打，究竟采取哪种行动要看具体情境。在“五十年”期间，雅典不断崛起，但斯巴达除了公元前446年出兵雅典外，其余大多回避与雅典的战争。修昔底德也认为，截止公元前435年科西拉事件之前，尽管斯巴达“看到希腊的大部分地区已落入雅典人之手”，也“意识到雅典人的势力明显增强”，但依然保持冷静。直到科西拉事件之后，斯巴达看到雅典人的实力明显增强，并将手伸向了自己的盟邦，才决定发动战争(Ⅰ.88，118)。然而，从科西拉事件到战争发动，又过去4年，直到公元前432年，科林斯鼓动麦伽拉、厄基纳，甚至以退出伯罗奔尼撒同盟、投靠雅典相逼，斯巴达才担负起与雅典战争的领导角色。公元前413年，雅典远征西西里失败，被迫动用国库备用金以快速恢复，而斯巴达在波斯的支持下国力快速上升，“恐惧”之下没有迟疑、主动出击。
修昔底德过于强调情感体验对个人或国家行动的影响和意义，这使得他没能发现斯巴达、雅典长期对抗、冲突的真正原因。康福德曾经指出：古希腊史学与现代史学的巨大差别在于：“现代人不懈地追求社会条件、经济和地理因素、政治力量的发展和变革的过程，他们试图将所有这些因素置于普遍和抽象的法则之下；而古代人单纯地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人或城邦的感情、动机和性格上。在他们看来，除了超自然的力量外，只有这些因素塑造了人类历史进程。”(52)这一评论也适用于修昔底德。修昔底德不认为人类行为，是由“数不清的环境因素或当事人出生前就发生的事件引起的”，不认为历史进程是一个“巨大的因果链，它在时间上无限延伸，在空间上无限扩展，在这一链条上，每一个环节都与其他所有环节相关联”。他将历史的发展动力维系在少数历史人物的性格与情感上，专注于阐述人本主义的思想主张，不自觉中将自己的历史写作演变成道德说教，在选取材料时，只选择那些符合他的道德标准的材料，忽视了那些与宣传自己道德主张无关的材料。(53)福特认为，从现代意义上讲，修昔底德的著作并非一部史书，毋宁说它是一部为自身的探究和教诲目的所引领，带有史书性质的著作。(54)韦德海德甚至指出修昔底德已经对记述历史真实失去了兴趣，而是用虚构的事实来阐述自己的道德主张。(55)因此，修昔底德基于人本主义的历史解释非但没有带来科学的结论，还使自己滑向了“诗学”的泥潭。
修昔底德没有突破人本主义局限，发现制约人的心理活动和具体行为更深层次原因，也未能发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真正原因。他没有解释雅典为什么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也没有解释恐惧中的斯巴达为什么采取了进攻性的行为，而不是防守或投降？事实上，斯巴达恐惧的不是雅典的富裕强大，而是自身霸权的旁落，霸主地位受到威胁和挑战。如果进一步审视雅典的崛起，其实就是对爱琴海岛屿城邦和希腊半岛城邦的不断控制，就是霸权的不断膨胀。正是对霸权的不断追逐(56)，引起与科林斯的矛盾，进而引起了与斯巴达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尼西阿斯和约》之后，阿尔戈斯试图拉拢科林斯谋取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霸权(Ⅴ.28.2.)(57)，雅典远征西西里，目的还是霸权(Ⅵ.90)，斯巴达投靠波斯，挟波斯以令希腊，追逐的还是霸权。所以，霸权主义才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的“真正原因”。
综上所述，修昔底德的写作是分阶段、分环节，经过了多轮修改，不断完善而成的。在作品形式上，修昔底德的修改完善不是推倒前面的作品全部重写，而是采用了叠加式的修改方法。如，他创作叙述体文本，不是全面放弃纪事短文，而是将若干篇纪事短文整合、连缀，同时进行适度修改。他增加演说词，不是把全书改写成一部恢弘的剧本，与文学性极强的演说词并存的还有大量枯燥而准确的数据，这显示出修昔底德对科学精神和历史细节真实性的坚守。晚年修昔底德致力于追求历史真相，但并没有为了展示其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和敏锐心理分析能力，将全书改变成一部理论著作。这使其作品最终呈现出多种形式并存的状态，既有精确到个位数的数据，也有极具震撼力、感染力的场景描写；既有按照时间顺序的纪实叙事，也有充满睿智的心理分析；既有完全由作者掌控的全称独调式叙事，又有当事人正面交锋的复调式对话。修改使得作品的内在逻辑呈现出前后循环影响的特征；从写作顺序看，时间上先完成的作品都影响到后完成的作品；从作品卷次看，后面的作品影响到前面的作品，前面的作品又呼应到后面的作品。因此，要想确定整部作品的具体章节、段落写作的先后并非易事。但是，从整部作品看，并没有如罗米丽所说完全消除早年分段写作的痕迹，也没有芬利所宣称，有完整的写作构思和贯穿全文的统一思想。(58)这既为后人研究作品反映的历史以及修昔底德本人的写作进程和思想变化提供了条件，也为相关研究制造了障碍。
注释：
①G.B.Grundy,Thucydides and the History of His Age,Oxford:Basil Blackwell,1948.
②J.H.Finley,"The Origins of Thucydides' Style","The Unity of Thucydides' History",in J.H.Finley,Three Essays on Thucydid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③W.Robert Connor,Thucydides,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④Jacqueline de Romilly,Thucydides and Athenian Imperialism,trans.by Philip Thody,London:Basil Blackwell,1963.
⑤(24)(26)N.G.L.Hammond,"The Composition of Thucydides' History",The Classical Quarterly,Vol.34,No.3/4(Jul.-Oct.,1940),p.146.
⑥Virginia Hunter,"The Composition of Thucydides' 'History':A New Answer to the Problem",Historia,Bd.26,H.3(3rd Qtr.,1977).
⑦白春晓：《修昔底德的写作过程和叙事目的》，《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08年第5期。
⑧何元国：《〈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如何写出来的？》，《安徽史学》2015年第5期。
⑨李永明：《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演说辞及其真实性问题研究》，《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1期。
⑩杨共乐：《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卷一)〉书写方式探析》，《史学史研究》2017年第4期。
(11)卢昕：《修昔底德“五十年记”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2018年，博士学位论文；卢昕、阴元涛：《修昔底德的叙事技巧与写作目的》，《外国问题研究》2017年第3期。
(12)(14)G.B.Grundy,Thucydides and the History of His Age,Oxford:Basil Blackwell,1948,pp.400～401,p.401.
(13)(41)Virginia Hunter,"The Composition of Thucydides' History:A New Answer to the Problem",Historia,Band 26,H.3,1977,p.271,p.275.
(15)J.H.Finley,"The Unity of Thucydides' History".in Three Essays on Thucydides,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16)(59)J.H.Finley,"the Unity of Thucydides' History",in Three Essays on Thucydides,Cambridges: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139,p.139.
(30)Haruo Konishi,"The Composition of Thucydides' History",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101,No.1(Spring,1980),pp.29～32,p.39.
(18)为了节省篇幅，本文所引修昔底德作品内容均用夹注，标注方法采用国际古典学常用的卷、章、段的形式，均用阿拉伯数字标出。修昔底德作品的希腊文本是罗伊伯希英对照本，英译本是史密斯译注的罗伊伯本、哈蒙德译本和华尔勒(Warner)译本，中译本是谢德风、徐松岩和何元国的译本。中译文主要依据史密斯和哈蒙德本翻译，同时参考中译本。
(19)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何元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2页；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译序第3页。
(20)以早期德国史学家为代表的分析派曾经对修昔底德各卷各章的写作时间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详见G.B.Gnundy,Thucydides and the History of His age,London:John Murray,1911,pp.397～405.学者们目前投入精力比较多的是对第一卷各章节写作时间的分析，观点纷呈，莫衷一是。
(21)De Ste 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2,p.296.
(22)学术界通常把这一部分称为《阿基达马斯战争》(The Archidamian War)。
(23)学术界通常把这部分内容称为《西西里远征(记)》(The Sicilian Expedition)或《西西里战争》(The Sicilian War)。
(25)Xen.Hell,I.1.35.
(27)V，亨特认为，修昔底德在写下第一句话时并不知道这场战争要持续二十七年(Virginia Hunter,"The Composition of Thucydides' 'History':A New Answer to the Problem",Hitoria:Bd.26,H.3(3rd Qtr.,1977),p.269.
(28)如：“底米斯托克利和波桑尼阿斯的个人际遇”(Ⅰ.138.6)、公葬典礼(Ⅱ.47.1)、“雅典大瘟疫”(Ⅱ.54.5.)、“斯塔尔克斯事件”(Ⅱ.101.6)、“列斯波斯事件”(Ⅲ.50.3.)、“普拉提亚事件”(Ⅲ.68.5.)、“安布拉西亚事件”(Ⅲ.114.4.)、“皮罗斯事件”(Ⅳ.41.4.)、“米卡勒索斯事件(Ⅶ.30.3.)”、“西西里战争”(Ⅶ.87.6.)。后来修昔底德同样用此句式说明第几年的历史记述完毕。
(29)如“底米斯托克利和波桑尼阿斯的事就这样了”(Ⅰ.138.)、“瘟疫的事就这样了”(Ⅱ.54.)、“斯塔尔克斯的事就这样”(Ⅱ.101.)、“列斯波斯发生的事就这样”(Ⅲ.50.)、“普拉提亚事件就这样”(Ⅲ.68.)、“安布拉西亚事件就这样了”(Ⅲ.114.)、“皮罗斯事件就这样了”(Ⅳ.41.)。
(31)其他如：公元前427年雅典公民大会上围绕如何处罚密提林的演讲(Ⅲ.37-40、42-48.)，在普拉提亚围绕处罚背叛斯巴达行为的对话(Ⅲ.53-59，61-67.)，公元前415年雅典公民大会上远征西西里的演讲(Ⅵ.9-14、16-18、20-23.)，西西里各邦如何抵抗雅典的演讲(Ⅵ.33-34，36-40，41.)，叙拉古和雅典使节在卡马林那为争取卡马林那的演讲(Ⅵ.76-80、82-87.)。
(32)如斯巴达和雅典海军指挥官在瑞昂海峡做的战前动员(Ⅱ.87、89)，尼西阿斯和吉利普斯在最后决战前对雅典远征军和西西里军队的动员演讲(Ⅵ.61-64，66-68)。
(33)William K.Prentice,"How Thucydides Wrote His History",Classical Philology,Vol.25,No.2(Apr.,1930),p.120; Panajiotis Asimopulos,"The Authenticity of Pericles' Funeral Oration in the European Historical Thought"，Philosophy,Sociology,Psychology and History,Vol.10,No.2(2011),pp.233～236,p.238; Haruo Konishi,"The Composition of Thucydides' History",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101,No.1(Spring,1980),P.37.
(34)V.亨特认为修昔底德早在公元前410年就形成了“二十七年战争”的观念，并开始修改前文。笔者认为，尽管公元前431年战争将持续二十七年的神谕保留在修昔底德的记忆中，但修昔底德具有较为彻底的科学精神，不会这么早认可神谕，更有可能是公元前404年战争彻底结束后才产生这种新认识，并进行新的修订。
(35)V.亨特认为，这可能是在西西里远征之后修昔底德整理前面的稿件时加进去的。但笔者认为，在这一阶段，修昔底德主要是补充“和平时期”的历史，完成后半部的整合工作，基本没有涉及前四卷的内容。
(36)William K.Prentice,"How Thucydides Wrote His History",Classical Philology,Vol.25,No.2(Apr.,1930),p.120.
(37)J.H.Finley,Three Essays on Thucydides,Cambridges: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p.129～140.
(38)详见色诺芬《希腊史》附录四，徐松岩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
(39)如宗教节日：公元前421年雅典和斯巴达的停战协议生效日期是，“普雷斯托拉斯监察官任期内的阿特密西昂月27日”，《尼西阿斯和约》文本交换时间是“狄奥尼苏斯庆”和“许阿铿托斯节”(V.23.4.)。月份：两次战争间隔6年10个月。一年四季：底比斯进攻普罗提亚是公元前431年初春(Ⅱ.2.1.)；公元前428年春佛米奥回到雅典(Ⅱ.103.1)；公元前425年初春，埃特纳火山爆发(Ⅲ.116.1.)，公元前425年春，阿基达马斯率军侵入阿提卡(Ⅳ.2.1.)；公元前423年初春，雅典和斯巴达签署停战协约(Ⅳ.117.1)。公元前428年初秋，雅典进攻密提林(Ⅲ.18.3.)；公元前427年秋季，斯巴达派军攻打瑙帕克图斯(Ⅲ.100.2.)；公元前411年，入秋之际，阿尔西比阿德回到萨摩斯(Ⅷ.108.2.)。
(40)(42)A.Andrewes,"Thucydides on the Causes of the War",The Classical Quarterly,Vol.9,No.2(Nov.,1959),p.230,pp.223～239.
(43)晏绍祥：《雅典的崛起与斯巴达的“恐惧”：论“修昔底德陷阱”》，《历史研究》2017年第6期。
(44)参见伯里《希腊史》第二册，陈思伟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版，第471～478页；何元国：《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论探微》，《历史研究》2017年第6期。
(45)参见拙文《同盟政治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发生》，《史林》2019年第5期。
(46)唐纳德·卡根：《雅典帝国的覆亡》，李隽旸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57页；P.Cartledge,Agesilaos and the Crisis of Sparta,London:Duckworth,1987,pp.275～280.
(47)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何元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译序，第1页。
(48)Mortimer H.Chambers,"Thucydides and Pericles",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Vol.62(1957),pp.79～92.
(49)阿里斯托芬：《阿卡奈人》《和平》，《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第6卷，张竹明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45、538页；安多基德斯：《论与斯巴达的和平》，《阿提卡演说家合辑》，陈钗、冯金朋、徐朗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版，第193页；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陆永庭、吴彭朋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90～494页。
(50)阿里斯托芬：《骑士》《地母节妇女》，《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第6卷，张竹明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页；《地母节妇女》，《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第7卷，张竹明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303页。
(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页。
(52)(53)弗朗西·康福德：《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孙艳萍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9～60、108页。
(54)S.福特：《统治的热望》，未已等译，吴用校，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55)David Whitehead,"Thucydides:Fact-Grubber or Philosopher?" Greece & Rome,Vol.27,No.2(Oct.,1980),p.161.
(56)Gomme在评注修昔底德的著作时指出，雅典的帝国主义导致了斯巴达的恐惧。这部分评点了战争原因的实质。A.W.Gomme,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I,Oxford:1945,p.152.
(57)很清楚，修昔底德说，此前阿尔戈斯没有参加战争，保持了中立，因此成为当时最繁荣的城邦，在雅典、斯巴达互相削弱之后，它希望取得伯罗奔尼撒的领导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