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教授任军锋老师与“复旦通识教育”的对话。
Q：您每学期都会开设通识核心课程，已经很多年了，请问一下您为什么坚持给本科生上通识核心课呢？您对通识教育是怎么理解的呢？
任军锋：复旦学院2005年成立，2006年征集核心课程，我便申报了“西学经典：论美国的民主”，记得当时“六大模块”中有两个系列：一个是“国学经典”系列，一个是“西学经典”系列，这两个系列主要是之前复旦一波青年教师合作开设的两个系列文理平台课拆分出来的，当时那两个系列有四门课，即国学经典：先秦两汉、国学经典：宋元明清、西学经典：古希腊罗马、西学经典：中古近代。这四门课的主讲教师基本上是当时复旦青年教师自发组织的两个读书会成员，一个是柏拉图读书会，一个是春秋读书会，后来两个读书会合并，一起读了好多年《毛诗》和《公羊》。
当时读书会的朋友有一个普遍的忧虑是：越来越细密的学科建制将知识的整全性肢解得支离破碎，通俗概论式的课堂日趋占据主导，对学生的智性缺乏任何实质性的挑战，我们的学生对中西文明的基础文本和根本精神缺乏最基本的体认和敬畏，由于某些结构性的原因，我们教师的教学热情和精力投入往往被大打折扣。
记得当时围绕课程《读本》的选目，大家组织过好几轮讨论，虽然各位老师各自的学科背景不同，对于文本的取舍也存在明显的分歧，但我们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我们的教学必须回归原典，老师必须想方设法把学生带入那些超越时空的并作为一个伟大文明承载者的大书，培养学生基本的阅读能力、学术思考能力以及理论想象力，形成大视野，关心大问题，具备大关怀。
从2006年开始，随着复旦通识核心课程的启动，当年这四门课的主讲老师便根据各自的兴趣和研究重心，分头开设相关课程，文本各有侧重，教法也各异，其共性也很明显，主要分布在“七大模块”课程中的前三个模块。
就我个人的学术成长来说，当年博士毕业留校任教，博士论文写完感觉自己被掏空，对自己的学术前途一度感到非常迷茫，一次偶然的机会有幸被洪涛和丁耘拉入他们的读书会，现在想来，读书会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是革命性的，期间我在研究和教学方面发生了很大的转向。2005年复旦启动通识教育改革，我们读书会的老师自发参与其中，记得当时我们通过各种渠道与当时复旦学院的相关负责老师座谈，一方面了解学校的初衷和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在摸索我们自己在其中能够做出怎样有针对性的贡献。
开设通识核心课程，当然首先得益于读书会各位学术同道的相互勉励，更重要的是开设这样的课程本身是对自己学术上的挑战。比如讲授托克维尔，先前我只是在做博士论文期间将其作为研究文献来使用的，如今要把它作为一个具有自身内在知识系统的完整文本来阅读，面对有一定的好奇心但依然处在懵懂期的低年级本科生，要把表面上看似老旧的文本讲得活灵活现，对教师自己的学养和对文本的把控能力和表达能力，都构成强有力的挑战。
记得2006年初次讲授托克维尔那一学期，我几乎每天都在备课，文本的每个细节（包括翻译）我都想要了然于心，《论美国的民主》与托克维尔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托克维尔在西方政治思想统续中的地位，他与前辈同辈后辈著述家之间的关系，与法国革命美国革命等历史大事件的对接，甚至他的理论视野与现代中国的内在关联等等，都是我要考虑问题。而随着开设频次的增加，我的视野也在不断拓展，对托克维尔的理解和认识也不断提升，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教学相长，学生从课程中的获得感不断提升，我也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成长。
讲授修昔底德也与此类似。如今两门课程春秋学期彼此轮替，一直持续至今，每一轮我尽可能避免“炒剩饭”，每次备课从零开始，尽管对我来说文本越来越驾轻就熟，但备课压力却感觉越来越大，不过我乐此不疲，通识核心课使我有机会“挑选”出复旦来自各个专业、智力最好、最有求知欲的一批学生，他们时刻刺激我的兴奋点，挑战我的智性极限，我把每次课都作为一次难得的与学生交流和学习的机会，它逼迫我悬置自己的专业傲慢，对我们的生活经验和日常意见作出有针对性的回应，在文本世界与生活世界往返穿梭，进出自如。
核心课教学方式反过来对我的专业教学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我开设的专业课“西方政治史”也是围绕基本的经典文本展开，以前每学期要精读数种文本，现在基本上是1-2种，以点带面，横向放大，纵向延伸，每一个学期都要更换新的文本，更换的依据是文本本身与现实的关切度。我也希望通过数年教学，将西方大传统的主要经典文本带着学生精读一遍。
通识教育，这些年越来越成为中国大学自我革命的一场运动。按照我的理解，通识教育毋宁是提升中华文教品质的关键，无论我们的大学管理者还是一线教师，需要将其提升到更高的战略高度来考量，他是从根本上扭转我们大学的教风和学风的重要契机。通识教育不是大学的起步，而应当是大学教育的归宿。
通识核心课绝对不能沦为通俗概论课，它是专业课程的升级版，不是专业课程的通俗版，这应该是复旦通识这些年的努力方向。中心主任孙向晨老师提出“有根、有魂、有效”的复旦通识平台，试图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将复旦最优秀的师资聚拢起来，相互示范，彼此带动，见贤思齐，引领我们的大学本科教育提质升级，走上新的台阶。
Q：您刚才提到研读经典对学生智性的挑战，您觉得研读经典的重要性在哪里？
任军锋：首先，经典经过几十年、几百年，有的经过上千年的淘洗，它本身的生命力毋庸置疑。目前大学校园里的“政治正确”在中国大学的影响尚且有限，所以对选择什么样的经典进入我们的课堂并不构成非学术的掣肘力量。阅读经典的重要性首先在于：经典本身就是跨学科的，著作家的视野、见识以及知识系统并不受现代学科建制的宰制，其问题导向直指要害，这就需要教师将文本拉回现实，从现实又回归文本，将文本的生命力挖掘并呈现出来。例如，你很难说修昔底德或托克维尔专属于现代学科建制中的历史学、文学、哲学、法学或政治学领域，教师需要有意识地克服人为的专业边界对自己视野的局限，使学生充分感受到经典所涉议题的生动性，与现实的关切度。
其次，阅读经典对学习者的耐性的巨大考验，是养成换位思考的能力进而摆脱已有成见所绕不开的环节。现代对古代、中国对西方积累了太多的刻板印象和看似不证自明的前见，甚至意识形态化的偏见，仔细研读经典，无疑是学习者克服上述成见并寻求自我解放的关键。
另外，阅读经典的经验和阅读方法是可迁移的，你可以将著作家的思考方式和见识化用为自己分析和思考历史和现实问题的一部分，并以此为起点循着相关的问题线索继续阅读并形成自己的知识系统。只有仔细研读过修昔底德或托克维尔的文本本身，才能对任何二手的研究形成基本的鉴别力，获得一定的学术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即便毕业后并不从事学术研究，也是在职场或生活中终身学习的必要前提。
Q：您刚才提到要让学生去阅读经典，那您是怎么在课堂教学过程当中进行教学的，引导学生让他们自己主动地去学习，去阅读经典的呢？
任军锋：这是对老师的学术积累和教学能力的严峻挑战。我的原则是，绝不在学术上迁就学生，不低估学生，不放松对学生的严格要求。阅读文本需要学生在课前课后有足够的投入，泛泛而读、泛泛而论毫无意义，学生的智性也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提升。通识核心课比专业课一大好处在于，老师可以“筛选”学生，表面是学生选课，实质是课在选择学生。可以说，我是在替修昔底德和托克维尔选择配得上阅读他们的读者的。我的课退出率相当高，但留下的绝大多数都能保质保量完成课程要求。我想这应该是保证教学效果的前提。
教师通过什么样行之有效的措施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首先是教师自己的全身心投入，具备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让学生真切体会到智性活动的巨大魅力，文本阅读的次第、问题呈现的方式、教师讲授的措辞技巧和举例方式都非常重要。整个教学过程中每周课前需要阅读的文本、问题线索、参考文献、思考要点，我在教学大纲上都有非常明确的呈现，这也是近些年复旦通识核心课程的基本要求。
为了确保学生课前阅读，我会在课前突击检查，未完成课前阅读的同学一旦被发现会被赶出教室，当然这只是偶尔使用的外在强制措施。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将学生内在的学习热情和学习动力调动起来。我发现这些年探索出来的研修小组效果要好很多，每个研修小组10人左右，有专门的助教跟踪并督促，而且要形成研修成果在课堂展示，作为期末成绩的一部分，同侪彼此促进，相互学习，寻找对文本更好的理解，对相关议题更好的呈现形式，小组之间暗暗较劲。通过这些年的试验，我发现研修小组对学生的表达能力、倾听能力和相互合作完成一项研修成果的能力的锻炼非常有效。
另外，我每次课前会有两位同学主讲，每人7-8分钟，主讲同学须提前准备，并在前一星期需要找我面谈，我有针对性地提些修改意见，他们回去再修正补充。这一过程也是我有针对性地备课的一部分，学生读书读到什么程度，他们有普遍性疑问，我在课前应该基本了然于心。学生课堂发言和提问环节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我上课不会采取将自己课前准备好的讲义讲完了事，而是围绕主讲同学的议题和学生的疑问展开，这样“头脑风暴”式的教学过程充满的意外的发现，我非常喜欢，它将传统的“单向输出”式的课堂讲授转化为“双向激发”的过程。
Q：您刚才提到小班讨论，有同学反馈，这门课程的小班讨论很有趣，同学们的参与度很高。请问您是如何带领同学们进行这样的小班研讨的？
任军锋：读书学习不应该是一种不得不应付的额外负担，如果说中学学习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为了成绩应付高考，我们的大学教育尤其是通识教育绝对不能继续这样的套路。学习完全可以是既严肃又活泼且非常好玩的事情，我对助教带研修小组过程强调的一点是：
尽可能激发同学们的学习趣味和创造力，让有着不同专业背景的同学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开脑洞，在充分把握文本的基础上展开丰富的想象，在充分“消化”文本义理的基础上，与生动的现实经验有效对接，在将现实“陌生化”的同时，将文本“生活化”，用经典观照现实，用现实激活文本。让学生通过课前阅读-课堂互动-讨论研修-主题展示-期末考试等各个彼此关联的教学环节，充分意识到修昔底德和托克维尔这样的看似距离我们非常遥远实际却格外亲近，将著述家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化用为学习者自身智性成长的重要环节。
课堂研修成果的展示，形式灵活多样，全是助教带领小组成员开脑洞的结果，很多会采用戏剧的形式，他们自己编剧本，分配角色，编剧本是在文本义理烂熟于胸基础上的再创作。而在设计每一个研修小组的研修主题时，我都尽可能使相关议题覆盖整个文本，一方面使同学们通过研修熟悉文本的每个细节，真正“进入文本”，同时又能够使他们“走出文本”，不是仅仅满足于读一本书，记得ABC，知道著述家的某些观点。为此，我在大纲上明确列出了研修小组需要涉及的基本的参考文献，同学们还要依据研修主题的需要做进一步的research。
作为教师，千万不要老是抱怨学生这样那样，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我们是否做到了自己作为教师的职份，自己是否投入了百分之百的热情，自己是否对智性充满激情，自己是否认真备课，是否时刻注意探索更加有效的教学手段……我想教师若能尽自己所能做到上述诸项，学生不可能不被感染，不会不发现读书学习的乐趣，不会不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智性上的好奇是人类的普遍本能，在这方面，我从不相信什么“代沟”、“人心不古”等诸如此类的托词。
Q：您的两门课分别要求学生研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论美国的民主》，您觉得研读这样的经典文本对于学生理解当下有怎样的意义？
任军锋：先说修昔底德，近些年越来越受到政、学、商各界的关注，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经常见诸媒体头条，这当然首先得益于哈佛教授艾利森那部针对中美关系的畅销书《注定一战》，但在我看来，修昔底德对于中国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首先，修昔底德是进入古希腊精神世界的桥梁，伯罗奔尼撒战争构成了古希腊悲剧、哲学的鲜活舞台，读过修昔底德，再读柏拉图、悲喜剧，会非常生动；其次，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本身来看，修昔底德聚焦的绝非仅仅在于记录战争本身，而是对当时分崩离析的希腊世界缔造内部和平、雅典民主制度的利弊得失、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悖谬、城邦内部建立政治秩序的必要条件等等，都有极其深沉的思考和委婉的教诲，他说自己的著作不是娱人于一时，而是要“彪炳千秋”，其意正在于此。
另外，修昔底德对于我们更为根本的意义在于，正如霍布斯所言，修昔底德是一位具有高度政治头脑著述家。在西方精神传统中，如果说苏格拉底-柏拉图一系代表着以追求真理为职志的“哲学思想”传统，这一传统得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传统的赓续，其影响可谓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现代中国人所认识的“西方”也更多地来源于这一传统。
而修昔底德却代表着在西方精神传统中一直隐而不彰的“政治理论”传统，这一传统最早由被柏拉图激烈批评甚至妖魔化的“智术师派”发其端，而修昔底德正是这一传统的集大成者，之后则得到普鲁塔克、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托克维尔直至尼采和韦伯的赓续。该传统关心政治，强调城邦、国家、帝国的不得已和重要意义，对人类在政治世界的现实处境有着深沉的关切的洞见。可以说，以柏拉图为代表的文化传统与以修昔底德为代表的政治传统互为表里，普世主义与特殊主义、人文主义与权力意志、道德与政治，彼此彰显，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西方大传统的完整结构。
中国人读修昔底德，恰恰有助于克服长期以来对所谓“西方”形成的一厢情愿的幻觉式想象，培养勇于面对现实的政治头脑。中国人长期以来业已形成了一幅根深蒂固的“经济头脑”，诸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国际政治领域一厢情愿地试图借助经济手段解决政治争端，从来不认为“政治”是一个独立的具有自身内在动力的领域。所以，身处“特朗普时代”的中国人读修昔底德，真可谓恰逢其时，对症下药。
Q：您这次被评为了核心课程年度优秀教师，想请问您觉得作为一名通识核心课的优秀老师需要具备哪些特质？
任军锋：此次有幸入选，我更多地将其视为选修过我的课程的同学，以及通识核心课程委员会对我过去数年教学探索的认可和鼓励，说优秀实在不敢当，复旦有那么多无论在研究著述还是教书育人方面堪称典范的学术前辈，身边也不乏值得我学习的同辈，还有那些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的青年才俊，我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并得到认可自然是我的幸运，我会继续努力，砥砺前行，牢记使命，不辜负复旦这所伟大的大学的品格和腔调。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我在年前核心课程教学总结会上提了三点，更多地是表达了我对自己的期望，我愿意与各位同仁权做共勉：一、尽可能把自己的研究和教学有效衔接起来；二、尽可能把教学过程转化为持续性的学术发现和积累过程；三、尽可能把教学从“单向输出”转化为“双向激发”过程。
Q：您对选修您的核心课程的同学有些什么样的期待和寄语吗？
任军锋：18-22岁是学习的最佳阶段，若轻易挥霍掉必将后悔终生。只要你有平均的智力，有基本的求知欲且愿意投入必要的时间和精力，选我课的同学肯定不会后悔。毕业后偶然想起母校，想到自己的大学时光，你不可能不回忆起那段研读修昔底德或托克维尔单纯且美好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