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冬，我因学潮被南开中学开除，跳了一班提前混了个中学文凭，于1933年夏考入山东大学，1934年夏转学清华大学。在山大仅仅读了一年，可是这一年使我终生难忘。

在山大我主修化学，抵校后，才知道化学系可能是当时全校最坚强的一系。系主任汤腾汉先生是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并经德国国家考试取得最优等药物化学师执照。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化学无疑是全世界最领先的。汤先生非常诚恳，不时到一年级定性分析实验室亲切“视察”，回答实验上较难的问题。记得最后几周学习如何化验矿石，从磨粉、溶解以至如何分析无法溶解的渣子，工序和难度都超过清华大一的定性分析。普通化学由傅鹰教授主授。傅是美国密西根大学博士，理论物理造诣很深，尤精胶体化学。他的课要比清华张子高先生所教的普通化学高明得多。幸而那时有高班学长指教私下加读美国大二化学教本，才能在傅先生班上取得高分。傅先生一看就是聪明绝顶的人，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使一般学生不易和他接近。事实上他很幽默，喜欢和同学们谈科学水准和掌故。

除了化学之外，我在山大相当多的时间用在英文上。那时外语系主任是梁实秋先生，他决定将一年级新生（工学院的除外）先作一甄别笔试，然后分组上课。笔试第一名是主修化学的张孝侯，他得力于留美回国的哥哥的多年家中教导。张口语和写作都好，免修大学英文。我考第二名，不免修，分到甲组，教授是泰勒女士（Miss Lillian Taylor）。最不可解的是她明明是美国人，可三番五次地警告我们决不可学一般美国人的发音，尤其不准读出“滚转的R”（所谓的rolluigR），一定要学牛津人的“a”。她在英文发音和语调是比“皇家英文”都更“英”。多年以后才知道她在20年代是美国故意反抗礼教的“女叛徒”之一，这就说明何以她在20年代卜居北平，和清华哲学系教授金岳霖同居生女，而不婚。

真幸运，这一年我有充分机会学习地道的英文口语，改进英文写作。记得全班刚刚读完爱尔兰当代第一作家James joyesc的Eveline这短篇小说之后，她出了作文题目，叫我们写一篇中国的Eveline。原著中这女孩大概十八九岁，住在首都柏林，母已丧，父亲是不时发酒疯的工人。她结识了一个跑远洋的水手，两人已有默契，迟早结婚。这次水手回来，坚持两人乘船私奔成婚卜居澳洲。事实上，他已把她说服了，因为无论如何，海外两夫妻小家庭的生活一定会比她目前的生活好得多。可是，直到就要开船了，她仍是半麻痹似地凝望窗外，始终不忍摒弃衰病潦倒的父亲。最后船和汽笛之声都在沉沉暮霭之中消逝了，她才被熟悉的手风琴奏出的凄凉的爱尔兰民歌惊“醒”过来。作文时我只需把都柏林换成胶州湾，把Eveline换成一个高密海滨的村姑，其余几乎可以照抄，只是完全用自己的词句。一星期后，泰女士在班上大声地说，全班都把题目作错了，全作成社会伦理的评论了，只有Mr.HO写出一篇真正的短篇小说，背景是胶州湾情调，却又有点像joyec。

总之，山大这一年，仅就英文训练和进步而言，已是一生难忘的一年了。

大一的国文是游国恩教授主讲。他是江西人，国语很好，学问渊博，讲解深刻动听。可惜我那时精力都放在化学和英文里。由于对游先生印象很深，我离开山大之后一直注意他的行踪，知道他不久转到武汉，最后转到北大。在美国才知道游先生原来是《楚辞》的世界权威，我小小年纪在山大时虽然有眼，但还不能体会出这位老师是座“泰山”。难怪牛津大学郝克斯（Daviol Haulaes）教授英语的《楚辞》名满天下，因为郝是牛津古典文学（希腊、拉丁）杰出的学生，50年代被选派到北大跟游先生长期研读《楚辞》的。30年代山大中文系还有出名的古文学家丁山教授和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的萧涤非教授，萧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专家。此外，赵太侔校长和前校长杨振声先生都是蜚声文艺界颇负时望的。总之，30年代山大的中文系是有声有色的。可惜我在山大的一年，闻一多先生已去清华，抗战期间我和他同在昆明昆华中学兼课，成为邻居，偶尔从谈话中发现他对青岛和山大具有美好的印象。

那时的物理系，也极有朝气。系主任王恒守非常能干，以个人的热诚吸住了杰出的王淦昌教授，并抢到由美刚刚回国的任之恭教授。王是清华大学毕业后赴柏林大学深造获博士的。五六十年代知道他曾任苏联都布纳核子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并是我国成功试验原子弹及氢弹的少数领导人之一。在我的脑海里，他的成功也是山大的光荣。任先生未回国前数年，已经是哈佛大学物理和无线电的专任讲师，那时华人在世界第一流大学任教之后才回国的实在罕见。任先生常和傅先生打网球，我们在房内观看闲谈，无不钦羡，引为山大之荣。

由于年少识浅，那时对其他学系缺乏了解，只知道学校既设在青岛，山大海洋生物方面肯定在国内领先，此外相信其他学系都具有相当水平。短短一年之中的总印象是：山大是自然环境极为优美，已具基础，规规矩矩、认真教研，正在发展，前途不可限量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我之所以一年之后即转清华重读一年级，完全是为了长期准备投考中美或中英庚款考试的便利。亲老家衰更增强了我力求尽速争取出国深造机会的决心。

青岛和山大生活值得回忆之处甚多。青岛真堪称人间画境，当一个16足岁的我，在9月初暖而不威的阳光之下，首次远望海天一色，近看海湾和楼房圈住的海面晶莹得像是一块块的超级蓝宝石，波浪掀起片片闪烁的金叶的时候，内心真是想为这景色长啸讴歌。尚未走到栈桥，阵阵清新而又微腥的气味早已沁人心脾。那些常绿的阔叶树丛中呈现出的黄墙、红顶的西式楼房群，配合着蔚蓝的天、宝蓝的海，形状和彩色的和谐，真应是法国印象派画家们描绘的理想对象！1985年夏重访青岛，海天依旧，大部建筑都已陈旧了不少，原来楼丛中出现了一些解放后所建灰暗的大砖楼，正如北京北海五龙亭外大而无当的灰楼群一样，部分地、无可补救地破坏了原有色调的和谐。

30年代山大膳食的物美价廉，至今令人艳羡。我包了教职员的伙食，好像是每月8元，每日三餐，午晚两餐比一般饭桌多一个大菜，肉类充足，常有海鲜对虾。早晨可以另自出去吃豆浆、烧饼、油条。胶州的大白菜和大葱是驰名全国的，唯一美中不足是饭后无法去阅览室看报，因为那里照例是蒜味熏天。

男生宿舍是8人一大间，同屋有廷荣懋（改名廷懋，内蒙军政首长之一）、郭学钧（改名林钧军，80年代初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同班有王广义（改名路宾，80年代初任北京大学第一副校长）、袁乃康（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副院长，已离休）。女同学中郑柏林最诚恳、最用功，难怪她自新加坡回国后成为著名的海洋生物学家，英文版《中国建设》中曾刊过专文介绍赞扬她的教研成果。其余有成就的校友还不少，不能一一列举。1981年10月我回国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讨论会，武汉宴会坐在湖北省长韩宁夫的右手边，才发现他是1935年秋入学的山大校友。郭学钧在京面告：“七七”抗战以前，凡是山西到山大“留学”的，每人每年都得到阎锡山200元的资助。根据这一重要史实，再参照以上我所做的欠系统的主观的、但决非无据的杂忆和评述，不难想见解放前山大在全国高级学府中应占的地位。

我在山大的一年，是我一生英文进步最猛的一年，是我身高达到极限的第一年，是广义教育行万里路的第一年，由于青岛大自然的号召，又是一生“美育”开始的一年。如此关键性的一年，确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