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间：民国九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五）早上十时至十二时
地 点：国立台湾大学思亮馆国际会议厅
主讲人：何炳棣院士
主持人： 院长
我一生有几件重要的事情跟我的性格和治学有很大关系，第一件重要的事便是我是家中独子，父亲四十八岁才生下我，所以我从七、八岁起便感到很大的压力，当然我也享有某些特权。父亲做过浙江宁波的检察官，深感浙江人的胸襟狭小，便对清华江发誓「吾此行有如此水」从此诀别清华北上，终生未再回清华。我非常喜欢谈话，九岁在天津私立第一小学，训练我出去讲话，我非常怀念钱思亮先生，因为从1968年3月份起我和台湾关系断了21年半，而在1968年正月，从我和台湾关系讲起来，那是我快活的岁月，钱先生在他府上摆上非常丰富的酒席来请我，他说他和我的关系是相当可贵的，在台湾讲南开中学及清华大学双重同学的脱过乏人，而我是唯一前後和他有三重同学关系，且我小学还是天津私立第一小学，他一辈子不忘这种关系……
我九岁在天津私立第一小学，父亲在一个冬天的星期天，天气不错的午後，我和父亲到八里台看洋楼，那时思源堂还没盖好，秀山堂已经盖好，看到田径场後，父亲问我长大後要不要来这里念书，看了这麽好的环境，我坚决的说要，父亲说我还不配来念呢~~我直觉没道理，父亲认为江南是很好的大学，不过才刚创办，需要的经费很多，南开出名是中学，大学可能就不行，父亲说不出洋就一辈子受气，所以第一步要先考清华，旧制的清华一毕业每个人都送出洋，而现在可没这特权，不过表现好的话，这机会还是比别的大学多一点，这时我就想，我才九岁，有二件事，就是清华及出洋，但是另一个比较消极的看法，就是不出洋，一辈子受气，但达到这目的，也很辛苦，我在南开念书时，我的回忆是南开中学的标准相当地高，我最好的老师是卢纪夫人，英文只有三个月我就开除了，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他的英文，我发现了一个好老师，她发现了我这个将来可能还有出息的学生，真正的好老师就要像卢纪夫人这样，1959我在剑桥时参加了三月在华盛顿开的年会，我报告了一篇“明清社会史论”，讲完就看到卢太太从对面走来，这时师生之间的快乐难以言谕，因为1932年时我念高中二年级，我是出版委员，是南开双周的第二主编，我在高二时把钉鞋、球鞋都挂起来，因为高中一时甲、乙、丙组按照身高、体重来算，我百米跑第一，也拿了奖牌，初中生的志愿已达到了，所以我记得九岁时对自我的挑战，要开始全心全意准备进清华了，什麽运动也不搞了，我还被张彭春训了一顿，但我想起一生一个人没有爱憎，也并不是人了，我是个平凡的动物，我有爱有憎，在我的憎里面之一是张彭春，我们对张柏林非常敬仰，当小孩闹闹学潮时，他几句话就可以解决，而张彭春一定要把我开除，他开除我的第二天早上，卢太太跟张彭春说你开除那个学生我都不心疼，但你开除了何炳棣我很心疼，请你不要开除他，所以我非常恨张彭春，他将我开除，而我很感动卢太太，他是我生平第一恩师，所以在1959年再见面时，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的愉快，我们谈到海外一个岛，我的发音不对，卢太太还纠正我，我当时已经是一位教授了，所以我认为卢太太这样才是一位真正的老师，这是我一辈子不忘的，卢太太留美二次，英文相当流利，而卢先生的英文口语时而挫，但英文写作令人佩服，所以我讲的这些典故，大家要记着，这都是具有价值的。
要进清华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南开高中在我二年级时开除了我，我上学期化学考六十分，下学期一百分，我在南开高中念的是混合数学，我赶不上数学进度，所以在 1933年时我没考上清华，在1934年才进了清华，那年我十七岁，而进了清华我又遇到一位恩师，刘秀明先生，他在清华学校时非常认真，他口才不是很好，一些很深奥的东西，他不太能浅书，他晚上总是非常用功，他在图书馆底下办公室的灯总是亮着，我没听懂的东西，都可以去办公室请教他，他不在乎你去占用他的时间，会建议我们如何念书，由此看来，我觉得他真是第一等的好老师，我说我很喜欢念西洋史，他告诉我要三思，因为在学成後如何做研究，和西方人竞争等等问题与我讨论，所以我觉得在一年级时我就与老师讨论这问题是非常有用的，这是一辈子航行的南针，後来了解学西洋史是个过渡期，在学途期间念西洋史，但回国终究还是得搞国史，这是刘先生给我非常好建议的地方。
接下来讲我的示例，也就是拿我的例子，来鼓励在座的同学立志，其实刘先生打分数非常严格，西洋通史第一次月考，我写的答案与题目有出入，所以吃了大亏，拿了八十九分，我们一个班级有一百多人，我的前面坐着就是大名鼎鼎的姚克广，他拿了九十一分，他告诉我八十九分很不错了，但因为我很用功，只是把题目给看错了，所以我立志“打死仗”，我把课本都背下来，再念参考书，遇到大题目得以发挥，所以我後来全年的平均是九十七分，我告诉我自己我九岁就立志出洋，所以我西洋史要打好基础，才出得了洋，我立志到在清华时有一件事是自己克死自己，我告诉自己如果听一次杨晓楼的话我就一辈子考不取，我内心想如果第一件事就屈服，第二件事就屈服，所以我一生很後悔没机会听杨晓楼，但另一方面来讲，何炳棣之所以是何炳棣就是因为在清华时不听杨晓楼。
清华的老师很令人感动，蒋先生休假回来，我去选课，我本想选蒋先生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他告诉我，我的开学第一件工作孝明先生已经告诉他，他说今年不要选他的课，去和孝明先生好好学，把精力集中在欧洲十九世纪史，这根基要打得牢靠才是，蒋先生说要我明天再修他的“中国近代外交史”，另外他还开了一门“欧洲外交史”，二门一起念效果好，我心想这样好的老师那里找去?不幸的很，在1935年我二年级第一学期还没念完，蒋先生入阁行政院政务处长，这下他的计画就无法实现了，那时外交史国际关系方面是很重要的，因为第一次欧战以後，各国秘密档案出现，所以这可以说是全世界的显学，所以想起一年级时世界通史破了纪绿，所以在外交史我想办法自修，在这以前暑假回家，父亲问我，我初中毕业时他买了一部又脏又旧的史记，我看得如何??我想，英国有没有太史公?我想那就是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大史家吉朋 (Gibbon)，父亲要我买一部念念，而老师告诉我那部书的精华就在前面四十几章，後面的东罗马叙事也不错，可当英文背背，所以二年级时有时起床都会拿 Gibbon的书来念几句，於是英文走入歧途，因为他的英文写的形式古色古香，我这个刚练步的怎麽和世界百米冠军的比呢?後来我的成绩被美国教官打分数是 A+，杨尚全老师说我写十八世纪古典东西没有用处，他说连牛津的院长他们英文都不这麽写，我何必学这些，但我觉得这是智慧的一切，学了当然有用，杨老师说我在走绝路，所以说，我的一生也遇到了不少特别的导师，後来我清华三年级时我旷课自己念外交史，後来1948年5月7日在剑桥我又考上，最後一个问题是说出第一次大战前的十部外交史，我马上说出，所以很顺利的通过了，他们问我是在那里取得这麽多的知识，我说是1932年到1937年在清华自修，可是我後来想想我的话夸张了，因为那是初次念的，後来还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消化，不过基础是在清华打下来的没错，而清华的精神值得效仿，例如新书的采购及采买效率很高，办学认真，所以我很幸运能在清华。
这里顺便提一下，我希望在再几个月，我可以把我写的“六十年”完稿，大概二十几万字，其中有我在剑桥的PACD口试，1500年後的大陆西欧史我都有写下，内容详细……
陈先生的隋唐史写“唐朝皇位承继问题”，我自己对中国史没有下很多功夫，我觉得大家对陈先生的文章一定要念才是，“孙册军史”中我以为孙册是宦官，陈先生说孙册军史非比宦官，尚须详考，他给了我八十分，这是他的打分，也是掌故，还有一个不忘的训练是，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我觉得我念西洋史，但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一定要念，冯先生很特别，如果我们不问问题，他就不讲话，但他讲话又口吃，就因为如此，所以他讲起课来非常幽默，回答深奥的道理，他会拿日常的生活经验，做的比喻是非常恰当的，我终生难忘，所以我每星期一就去问问题，之後星期三、五我可能就不上班而去念其他的东西，我在清华得分最大的骄傲，就是拿过九十四分，我1940年考经济史，学长从伦敦拿到博士後拿了很多书回来，我没念过经济学，学长说念经济史，考取的是大才子，而他的成绩是前後六届最高的，还有一个典故，所有中英、中美口试得分总平均最高的是钱中书先生，清华第二高分是都是历史系的，第六届第二高分则是我，所以在1996年在新竹杨仲铭先生和我有一个“人文与科学的对话”，他说他前些日子回清华时校长拿旧的纪绿给他看，留美那年他考68分，他很失望，而得分最高的是我，73分，我说不对，我是 78.5分，可是那73分就已经够轰动了，我回美国芝加哥去，有朋友说我居然比杨仲铭考得还好，我的经济思想史考了85分，而经济学考了17分，我觉得非常可惜，因为全班考取的人里面我英文是87分是最高的。
1981年辛亥革命70 周年纪念在北京举行，我们这桌的主任是王广美女士，後来帮我和吴保安、唐长汝、姚文元安排一个晚会，我没见过吴保安，他是第五届考取的，我是第六届，我跟他握手，我跟他说我是他的手下败将，他不知此话怎讲，我告诉他，我说1940年你经济史考第一，我考第二，西洋史你95分，我94分，我说我英文87分，你75分，可是你国文90分，我却只有80分。
再说我为什麽选剑桥，这里面有一段故事，我南开开除後1932冬到北平鸿达去，那时鸿达还没开学，我就住在世交赵文骏教授家里，他是南西，我是金华，赵先生的父亲和我的父亲在杭州的书院住过一阵子，他是哈佛的PHD，我看他的架子上有许多困难性高的数学书，我问他为何搞这麽深的数学，他说如果不用功的话，退了步，就被人给赶上了，我深觉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了不起的人都是不怕私仇，因为他们都说真话，所以有安全感，我有个感想，有些研究机关，就怕讲别人好，这是最不能学习，最没出息的，你若不去佩服别人，就一辈子不会有人佩服你，我是最看不起这种作风，所以各位同学千万别犯了这样的行为，最近我和先生在写回忆，我们评估所见的最高水准，要知道这水准是办大学最要紧的事，中国出人才是数理方面，三○年代的清华及四○年代的连大那时已经很逼近世界的水准，已经知道理科方面那些题目是最有发展的，最有前途的，要真正做出世界第一流就要做出这样的工具。
清华的标准，理想是很好，人文方面各派的意见就很多，没有取得共识，我想理想上清华已经在做初步的设想，但没有像理科那样，能做到共识，就因为如此，它给了我们人文科另一个机会，是理工科的人所不能有的，就是如果我们拥有了西方最好的方法，有比它更坚强的意志及资料，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可以在中国的范围内来订世界的标准，因为人文有各种文化有不同的背景及语言，人文不是一个普世化，我们搞中国史，说些狂妄的话，在加拿大西岸他们看了我的着作，心中都有数，我不回美国，他们心里很乐，但我回去後，让他们知道，有些水准他们赶不上，这是我们人文的好处，我是一个斗士，身经百战，西方许多辩论，我硬骨头不让，话说回来，人文有他占便宜的地方，也有他不利的地方，总之，人文是非常难的，它比科学难的原因是，除非你有大志向，否则一定要接要英文是世界语言的不幸事实，在这前提下，英文这工具必须投资许多年，就像我先前讲起床在念英文一样，背书是最好的方法，像少年维特的烦恼德文本中有几句话，我就记忆特别深，我觉得那就像音乐在脑海里，告诉大家，英文的重要不容忽视，也不能逃避，端看你志向如何，研究历史，历史只要眼光好，取材好，我觉得西史不容忽视，做人文将来有二个字很重要，一个是能古今对比，一个是中国及外国，让自己眼光开，对自己的选题很有用，一些外国史要念，让自己有深度。
我们第六届留美1943年考取，因为战时的关系，到1945年出国，我的博士论文在1950年底修完，“英国土地问题与土地政策1870- 1914”，这题目很大，需要专业的知识，我想值得出版，这对我的训练很好，1952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大的转变，西方的研究告一个段落，我开始进入国史，孙学长说从西洋史走到中国史至少需要五年的过渡期，我的年纪已经被战争延迟了一些年了，不可能再那样了，所以夏天时我用了五星期的时间蒐集资料，赶写了一篇 1954年在哈佛亚洲学报出版的”二方研商”，一出版引人注目，因为没人有这写法，所以我并没有经过五年的过渡，我就这麽跳过去了，因此我就开始搞中国史，我有这个意力及决心，如果订的题目大，就尽量翻阅所有的资料，这是我坚持的作风。在撰写有关人口的书籍方面，我参考了许多书籍，我的底子都是在五○年代初期及五○年代中期打下来的，西洋史的训练在人口的方面表现了出来，所以我在西方的训练对我来说助益很大，因为一看到问题，所应用到的工具就不同，所以我有一个特点，我不怕资料多，我总是自己看，自已思考。
我的第一部书是“1368- 1953年的中国的人口问题研究”，我想我是海内外唯一的一个参考了四千种方志当资料的人，这里面的人口数字方面的问题有关作物、移民、税制等等的资料我都查阅过，我大概翻过四千种类似胶片等资料，真正做研究的人不苦，会发现自然而然对这些资料有兴趣，所以即使需要翻阅这麽多资料，一点都不觉得苦，若是觉得苦，那就不算是在做研究，其实发现资料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总而言之，我一下笔时就发现资料如此的多，但我却能从中得到乐趣，我们受过西洋史的训练，例如“丁”、“儒”的性质我一看就能分辨得出来，清朝时”丁”已经不是壮丁了，所以我因为受过西洋史的训练，如果没有学习过经济史的就不容易看得出来，所以我的第一部书因为一些因素直到1959年才出版，但我并不在乎书很晚才出版，我觉得书的内容富有价值就够了，我的书可能是二十世纪後半期唯一中国学者的着作，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丁”的定义是个革命性，这是受了英国史的影响，也被证实，而我生平最重要的书是就是我的第一本书，虽出版快四十年，但不会过时，因为所该利用的资料我都利用了，每一章都有专刊规模，这都归功於西史的训练，还有我的博士论文“土地与国家1873-1910-土地问题与土地改革运动”，这本书应该销售给哈佛毕业的人当工具，但还没出版。
我没想到我第二次退休後会有这麽大的乐趣，本来我是警惕我自己别先跳进思想史，因为我怕自己会跳不出来，先把别的工作完成再说，但我第二次退休後第一篇文章就是批评杜维明的治学，我是一个富争论性的人物，我到老年才转到中国思想史，我并不後悔，因为我看到问题还是很新鲜，我现在希望我在中文的写作质量方面可以跟英文相当，我目前还在努力中。
我最受争论的一本书是“ The of the East 5000-1000B.C. “这本书出版时，我一个朋友动员了他西方所有的朋友及各行的专家来攻击我这本书，不过也有很好的书评，不过大家得注意，一本被攻击的书能够引起一篇三十五页的书评。我现在心思都在我现在写的一本书“六十年”，我在这里面写到，我很快活的一点是帮我写序，他是不轻易帮我写序的，“西方的兴起”和我的关系相当密切，1971年初他帮我写二面的序，他说念了我的东西後，有个感觉，我里面的文化单元论错了，但在西方的兴起这本书要改，可惜我丢了，这书我现在想想，我并不脸红，因为我里面主要的看法，中国的本土起源并没有错，只有需要加强，而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所以我在“六十年”里，我对我重新自我的估价“东方的摇篮”这部书里，很受别人恶意的攻击，但我并不在乎，因为害怕的话，就无法治学了，我觉得我有一个好处是，就是我注重自修，求学的时候花功夫自修，教学的过程中需要什麽工具我都自己来，所以最要紧的是“不欺己，不欺世”，这是做学问、做人最要注意的事，还有就是要有胸襟，佩服人家，你才会有人佩服，还有一点，要有勇气，鱼目混珠的东西要有勇气指认出来，中国隐恶扬善这句话不能完全接受，庄子天下篇中荀子非孝子，这是当然要批判的，接下来我要对年轻朋友鼓励一篇，第一、英语非下功夫不可，这是没办法的事，西洋史必须有一定的根基，我举一个例子，英国最重要的史家，我分析“丁”、“儒”的关系就是受他影响，可惜他五十六岁就过世了，他是英国史家最大的天才；法国年监学派值得我们学习，很了不起，我个人还有一部书“法国革命以前的旧制度”，在法国旧制度及革命後，德意志还未统一，他看那时候德邦国的东西，在历史看起来是同时代的，可是代表的是历史上更早的阶段，这种比较的方式，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在人口书中，我对康雍乾有真感情，那是个不得了的太平盛世，做历史眼光不能限於一点，要做二种的比较，自己挑名着，再消化，这个用处是给予我们想法，让我们思考如何去做学问，我们不要做太小的专家，清华最好的传统就是”无限小乘以无限小倍的无限小还是无限小”，所以这给了我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会往大处想，我们做学问不要搞第二等的题目，不过一个小孩有一个长成的阶段，不可能在学走路的阶段就要跳世界百米的冠军，不过总得要有志向，这一点非常重要，选题可以选，需要的工具能学就学，不然就自修，端看自己的能力，但语文是非常重要的，要能精读，不要野心太大，英语就够我们用的了，不过要下功夫去背。
我很希望我的“六十年”能赶快完成，也希望大家有问题可以跟我讨论，如果内容有错的话，我也很能接受别的意见，学问上不认错是傻瓜，这没有什麽可耻的。
讨论：
1、您说要做时代上的比较、上下的比较、中外的比较，可是我们一般治史的人，受到史料学派的影响，比较不敢做这样的比较，像您从明清一跳到古代去，您治古代史时，何院士您是否有挑战特别强的地方，您如何跳得进去？
何院士：中国有一句古话，有志竟成，不要怕困难，我做人口最起码的资料包括北平善本、胶片四千种绝对翻光，跟人口有关的土地、作物、移民、会馆诸如此类的，我们不管搞那一行，千万别搞第二等的题目，这句话是治学的南针，虽然达不到，也不远矣，因为我们要做最基本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化的起源从明清的时候跳，我蒐集资料已经不少，从满清、汉化，我一想不能竞争，一些资料看不到，资料也不限明、清，我想第一等的大题目还有比中国文化本土起源更重要的问题吗？里头工具不够，就请教、自修，因为寄托在清华给我很大的影响就是，千万别搞第二等的题目，所以人口是世界第一等的题目，我自认可以有专刊的规模，而我第二部书，连社会学家也没有研究明清社会史论的范畴，我从第一章社会意识理论讲起，西方研究社会流动的范畴也没有像我如此广，我经过无数学术上的危机，所以我们自己要找第一等的大题目，这也和本身的知识有关，还有你接触到的专家也有很大的关系，专家也分假专家及真专家，真正世界权威性及非权威性，就像我本身为何敢做东方的摇篮，我的”黄土与中国农业起源”这也是华人中的纪录，1969年美国历史学报里是第一篇，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2、请问对於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有何观点？还有前几年你本来要去剑桥接受“ ”讲座，曾回台大来演讲，而对於到英国接受讲座有何经验？
何院士：关於冯先生我非常怀念他，我来做个历史家的评判，这是个有用的砥柱，我觉得“廿世纪文言文与冯先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为最佳之重，不管讲文章内容、感情、技巧、论点、新旧、观念，都是第一篇文章，冯先生认为所有形上学，包括维也纳学派都是胡说，冯先生的伟大就在这，我觉得他如果能够把自己的大权也认为是胡说，这样子哲学并不丢去他的尊严，因为这是训练思维最好的东西，冯先生如果在的话，我也敢跟他开这麽一个玩笑。
接到我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写了封信请我去主持他农业的那部书，我拒绝了他，因为他的信流露了他是文化单元论者，○○是中国人伟大的朋友没错，不过他之所以拍中国人的肩膀，说我们了不起，是因为他站在很稳固英国人的地位，你看青铜文化的起源，一是两河流域，第四是中国，所以我说他是文化单元论者，从这点我觉得他不对，我不敢说我脑筋锐敏，但我知道我不能和他合作，因为他认为是文化单元。
3、林育生老师：根据我所了解台湾的文化、教育、思想的风气，何院士今天的讲演大家所领会主要的要点是什麽？
历史系助理教授：我曾经读过何先生几部书，何先生是我认定前辈史学大师中很重要的一位，我听了後非常感动，我们做历史的人，还是回来做中国史会比较杰出，不过我後来走的路是西洋文化史，我觉得我到法国求学时，我的指导教授认为我有很好的中国文化史背景，而为什麽不继续做中国文化方面的问题，我回答指导教授我也可以研究西洋文化史，为西方人做更大的贡献，所以我最大的感动，就是何先生对治史的高标准的设定，但我觉得我们虽做中国史会比较容易杰出，但对研究西方史也不要畏惧。
林育生老师：我的感受是相对於台湾现在的文化、环境，何先生他用生命投入，而非口号，也不是讲流行、学派、背景，中国是个口号文化，把微小的东西变大，台湾现在很多写论文时，本来应该马上写正题，但却都写了一页、二页才切入正题，都是先介绍自己、如何努力、感受，但何先生却是马上就进入具体的问题，用很强的生命力在史料中奔驰，而没有太多口号，以生命力进入史学的研究，这是年轻人应该体会的东西。
4、刚女学生提到研究西洋史的问题，何先生认为研究中国史要先有西洋史的训练，再回过头来研究中国史，这对准备一生来准备西洋史的人有点泄气。
何院士：国家经费很多，出国研究，蒐集资料回来是没问题的，台湾在经济上有这能力，所以非出国找资料不可，中国人也绝对可以研究西洋史，这是没问题的，我觉得国家应该投资，这并不悲观，台湾人应该好好利用经济上的资源。西方搞西洋史的人比较懒，搞历史，总得找材料，所以不要放弃研究西洋史，也要到西方努力去找材料，西方的西洋史研究有点走邪门歪道，假以时日，一定会被淘汰的，我们要走正统的路，从真正的功夫做起。
虽然这次演讲中谈到我们要做第一等的大题目，但是我鼓励年轻人，试着从专门的小题目做起，历史有一个好处就是勤加耕耘，一定会有收获，不会扑空的，这是最大的安慰，自己知识积累多了，研究可以愈做愈大，不要悲观，不要刚学跑就想和世界百米冠军竞争，我们做历史的不像做科学的，多年的实验做不成有可能最後扑了个空，所以我用这个例子来勉励大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终究会成功。
5、依您在美国读史治学六十年，换言之，您在四○年代到六○年代读了不少西洋史书，根据您的感觉，现在八○年代後美国史家写的英文是什麽样的英文，可不可以和五○年代的英文来比较？
何院士：首先很抱歉，西方史学，我没有很有系统的去念，有精力的去看，西方除了法国以外，历史无大师，西洋史是没有大师的，个人很幸运的是，我从英国史学途完成後完全转到中国，使得英国史家羡慕得很，英国竞争得厉害，而中国史还没有那麽高度的发展，我捡了个最肥美的田地去耕耘，如果各位是有志於研究西洋史不必惧怕，因为现在西方胡说者多、自欺欺人者多，这正是我们按传统经典路线走的人之最好机会，我们不要管他们胡说八道，站不住的东西自然就会被淘汰掉，真正用心做的东西是有原创性的，更是不会被淘汰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