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类文明的长时段表现进行描述甚至评估，也许应是某种大大高于人类的地外生灵的工作。特定时空和特定文化形态中的人做这种事，很可能被视为一种臆断。但倘若抱着这一目的，即探求知识，以期使分属各文明的人们在未来岁月里变得更和平、更公正、更少霸权气，文明研究便多少能心安理得了。

在这方面，西方已经形成了一个蔚为大观的传统，“成果”之多，早已汗牛充栋。不过，西方也曾出现过黑格尔式赤裸裸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文明观。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将东方视为历史的“幼年时期”，将希腊视为“青年时代”，将罗马视为“壮年时代”，而他自己所属的“日尔曼世界”的出现，则表明历史的“老年时代”的到来（“老年”决非意味着衰弱腐朽，而指“成熟和力量”）。黑格尔甚至断言：“中国和印度处于历史的局外”。也就是说，在其“历史”中，中国和印度是没有位置的，或曰：在“历史”化外。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黑格尔式毫无遮掩的西方中心论已让位于斯宾格勒－汤因比生命周期论的文明观（即任何文明都像有机体一样会生老病死，故有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之说），也让位于雅斯贝斯多元主义的“轴心期”理论。这两种文明观都建基在对各大文明的比较和评估上，都赋予各大文明相对平等的地位，尽管不能说已脱尽了西方中心论的气息。

虽然以弗兰克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的最新发展对西方中心论的否定更为彻底，但黑格尔所谓中国和印度“处于历史局外”的断言虽已显得十分可笑，却并非不能引起论者的兴趣。不用说，黑格尔视域中的西方和希腊罗马文明是处于“历史”化内的，影响过后者的文明如埃及、巴比伦也不可能在局外，与西方有过长期直接互动的伊斯兰、犹太、东正教（分为拜占廷和俄罗斯两大形态）文明同样不可能在局外。犹需注意的是，西方、东正教、伊斯兰和犹太文明不仅都在局内，而且在形态上具有无可置疑的家族性相似。它们都结构性地禀有“叙利亚文明”（“叙利亚文明”、“叙利亚社会”一类术语当为汤因比所首先使用，可纠正“犹太系宗教”和“希伯来文化”一类术语的缺陷）要素。其实，这些文明间的亲缘性是显而易见、毋需论证的，从耶路撒冷为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和基督一性论教派四大宗教和教派的圣城之事实可以看出，从阿拉法特每年圣诞节都要去伯利恒（耶稣诞生地，离耶路撒冷不到十公里）圣凯瑟琳大教堂出席庆典活动之事实也可以看出。圣凯瑟琳大教堂分属希腊东正教、天主教和亚美尼亚基督一性论教会，而伯利恒1950至1967年属于约旦，1967至1995年为以色列所辖，1995年后又归属巴勒斯坦。因而，阿拉法特的朝拜活动（今年为以色列所阻而未能成行）具有丰富的历史含义，表征着伊斯兰教、犹太教、东正教、西方基督教（天主教为其“正宗”，信徒也最多）以及其他类型的基督教和相应文明的同源性。

我国学界常用“二希”即希伯来和希腊来概括西方文明的起源。其实，“二希”应为“叙希”，不仅是西方文明也是伊斯兰、东正教和犹太文明的源头。我们同样关注得不够的是，“叙希”要素在这些文明的构成中并非齐整的五五对开，而是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9至12世纪， 希腊哲学思想在伊斯兰文明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产生了阿维森那（980－1037）和阿威罗伊（ 1126－1198）等伟大的哲学家兼科学家。事实上，希腊哲学在伊斯兰文明中保存得如此之好，以至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人要读希腊文典还得从阿拉伯语转译。在中世纪，叙利亚形态的宗教在西方的支配地位是无可置疑的（因而“哲学是神学的婢女”的说法也不妨这样表述：希腊理性侍奉着叙利亚信仰）。在文艺复兴时期，希腊文化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人文主义的学术和思想观念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并未达到以人为“本”的程度，就是说，即便在这个发现了人的价值的时代，有神论仍是主导性意识形态。在宗教改革运动时代，叙利亚要素收复了一些失地，可是启蒙运动以降，希腊成份再度凸显。但从根性上看，叙利亚要素仍不失为当今西方文明的核心内容。这就一定程度地解释了为什么保守的美国现总统布什总不忘上教堂，而多少左倾的民主党总统们也不敢公然以无神论者自居。

那么为何是“叙利亚”而非“希伯来”？在通常所谓“犹太人”、“犹太教”、“希伯来民族”、“希伯来文化”的背后，是一个比单一的犹太或希伯来民族、宗教和文化宏大、深厚得多的文明。这个文明有着“叙利亚”、“黎凡特”、“闪米特”、“迦南”等不同名称，并非单单由希伯来或犹太民族所创造，而是在长期历史演进中由多个民族共同造就的。其中不仅有讲闪米特语的阿莫利特人、腓尼基人、亚述人、阿拉米人、希伯来人，也有在血缘语言上与闪族无关的非利士人和撒马利亚人。叙利亚文明的发祥地并非局限于现叙利亚，而为历史上的“叙利亚”或“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包括现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这只是“叙利亚”本土。这个文明的覆盖范围还包括埃及的一部分、小亚南部沿地中海地区和塞普路斯岛。叙利亚人（具体说是腓尼基人）甚至在西西里岛、意大利南部和北非沿岸建立了殖民地，其中有曾与共和国时期的罗马对峙多年，使其元气大伤的迦太基。

叙利亚文明到底有什么特征？公元前13至10世纪民族大迁徙后，叙利亚的闪语部族开始具有一些共同的文化特点，如源于农业活动的宗教崇拜形式，其中最显著的特征是祭祀丰收季节死去、来年春天又复活的神祗；与这种祭祀相关的种种神话和仪式；广泛活动于该地区，具有重大社会－政治影响的先知；严格的唯一神信仰兴起之后，出现了由神圣（但并非神化）统治者领导教会和国家二者、非表现性或半表现性的艺术形式藉以强调神性内在于人性与自然、族内婚制度（这也意味着排他性的宗教内或教派内婚姻制度）、以排他性的宗教团体为基本的社会、政治和法律组织等等文化政治现象；当然也有建筑上的圆拱顶形式、蒸汽浴、相似的节庆、服饰、食物、习俗等次要因素。叙利亚文明还发明了字母用以书写遍布叙利亚地区的各种闪米特语，后来更为世界上大多数民族所采用。

当然，作为一个深刻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文化形态，叙利亚文明最重要的特征还在于其宗教性，而其宗教性的最重要内涵又在于一神论或唯一神信仰。公元前５世纪以降，叙利亚地区相对严格、伦理性的唯一神信仰首先在希伯来人中开出。一神论后来不仅成为犹太人和穆斯林的信仰，也是历史上活跃一时的聂斯托里派（即景教，属于基督教类别）和目前仍会存在的基督一性论派（分布在现亚美尼亚、埃及、埃塞俄比亚、黎巴嫩、叙利亚等国，在亚美尼亚为国教）的信仰，更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充当了西方和东正教文明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在这种信仰中，上帝是唯一、绝对、永恒的，是无形无相、全知全能、至大至上的。这种上帝观虽具有能提高人的精神品质，坚定人的信念和原则性之类的作用，却也不乏弊端。应当注意，原生态叙利亚宗教最直接的继承者虽是犹太教，伊斯兰教却也是由叙利亚型宗教直接演变而来的，其上帝观与原生态唯一神观几无区别；作为西方和东正教文明核心内涵的基督教则是原生态叙利亚宗教－文明经较大转型后形成的。

在此不妨看一看基督教的上帝观。公元纪年初，当那个以拿撒勒的耶稣为基督（救世主）的小教派在地中海希腊世界传播时，它遭遇着一种多神信仰的文化生态。为了求发展，它必须有所变通。于是在后来被称为基督教的宗教中有了一些多神教的痕迹。不仅耶稣之父是神，神的儿子耶稣本人也是神（尽管同时又是人），甚至耶稣之母马利亚也被尊为圣母而受到崇拜，更有诸多殉教者和教父被尊为圣徒而受到崇拜。尤其重要的是，在这种一神论已被冲淡的宗教中，为了维护神的绝对性，也为了树立耶稣是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世间拯救罪人这一基本教义，三位一体的上帝观被提了出来，原生态一神论因而被进一步打了折扣。在这种新的教义中，上帝虽然仍是唯一神，却分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三者虽有特定的位份，却同具一个本体，同为独一无二的真神。不难想象，在逻辑思维发达的希腊文明中，这种具有多神论色彩的唯一神观是十分异质的。虽然已有无数神学家用精密的论证来证明这种上帝观的正确性，甚至“三一论”已成为一门庞大的神学学科，但真正使广大教徒接受这独特上帝观的，却并非理性而是启示。启示或天启既来自神，信徒就不应试图用人的理性来领悟三位一体的奥秘。他们需要做的只是：信仰。

可见，叙利亚文明的上帝观在基督教中虽经历了较大的转型，基督教却仍然是一种叙利亚形态的一神教。基于这种思考，建基在基督教上的西方文明与更原汁原味的犹太和伊斯兰文明虽有一定差别，启蒙运动以后甚至有重要的差别，但在根性上却无疑仍是一种叙利亚形态的文明。可是亨廷顿一类论者对西方、伊斯兰、东正教、犹太文明间再明显不过的家族性相似却视而不见，仿佛它们之间只有一种八杆子打不着的关系。汤因比虽然把伊斯兰文明视为叙利亚文明的自然延伸，甚至把犹太文明看作叙利亚文明的“活化石”，但他给人的总印象却是：西方、东正教这两个基督教形态的文明与两个更“正宗”的叙利亚型文明----犹太和伊斯兰文明----并非沾亲带故。可是从中国人和印度人的视角看，西方、东正教文明（包括历史上的拜占廷、现俄罗斯、乌克兰的一部分、格鲁吉亚、塞尔维亚）与伊斯兰、犹太文明却属于同一个家族：它们身上都带有毋庸置疑的叙利亚胎记。

叙利亚文明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早在唯一神信仰形成之前即已盛行的神选意识。在《旧约》中不难发现，以色列人把自己视为所有民族中唯一被上帝“拣选”者；上帝与其祖亚伯拉罕立约，赐之以“应允之地”迦南（《尼希米记》9：7、8；其实以色列人之定居迦南是一个漫长的武装殖民过程）。 从叙利亚文明基质中生长出来的基督教超越了犹太人狭隘的种族观念，成为一个向所有民族开放的世界性宗教。由于最初在西亚地中海地区发展，这个叙利亚形态的宗教经历了较大转型。但无论受希腊罗马文明濡染多深，基督教毕竟是一种叙利亚形态的宗教；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当代，基督教徒身上的神选意识也从未消失过（尽管现代基督教徒中也不乏开明的自由主义者）。在《新约》中虽然可以读到“贫穷者”、“愚拙者”、“软弱者”、“被人厌弃的人”蒙上帝救恩之类的话（《雅各书》2：5，《哥林多前书》1：17、27），因而至少在理论上，基督教可望成为一种穷人的宗教，弱者的宗教，可是同样在《新约》中，还能发现这么一番充满激情的话：“唯有你们（基督教徒）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神圣的民族，是属神的子民”（《彼得前书》2：9、10）。这意味着，基督教虽然比犹太教更进一步，在理论上虽然不再以民族或种族划界，却仍然在信教者与不信教者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唯基督教徒受神的眷顾。

神选意识与一种基于唯一神观的绝对主义相结合，极易造成一种不容异见、富于攻击性和排他性的文化心态，极易造成一种远离中道、非是即非的思维模式。在这种文化心态和思维模式下，与不同信仰甚至不同意见的对话都可能变得十分困难，妥协往往被视为软弱，甚至被视为对原则和信仰的背叛。这不可能没有后果。两次“世界”大战均肇始于欧洲，主战场也在欧洲，难道这与文明品质了无干系（虽不乏其他重要原因）？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叙利亚型文明的国家之间发生了多次大规模战争，或者说这些大规模战争都牵涉到与四大叙利亚型文明对应的四大宗教即犹太教、伊斯兰教、东正教、基督教。目前，谈判了多年的巴以和平遥遥无期，几乎无日不发生导弹袭击、自杀性爆炸事件，巴以之间实已处于交战状态；在巴尔干半岛，冷战结束后东正教徒、天主教徒和穆斯林间长期以来杀戮不断，或者说属于东正教、伊斯兰和西方文明的各民族间杀戮不断。

远离中道、非是即非的思维模式与唯我被选的文化心态不仅导致了叙利亚型文明之间的长期对峙，往往也造成这些文明内部不同教派和民族间的冲突。在并没有多少穆斯林和东正教徒的北爱尔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相互残杀着，近年来虽然出现了一缕和平的曙光，但持久和平的前景仍十分黯淡。从历史上看，同为穆斯林的阿拉伯人、伊朗人和土耳其人之间也龃龉不断，冲突不断，持续八年之久的两伊战争仅仅是最近的例证罢了。这是发生在不同穆斯林民族间的战争。在同属一个民族的穆斯林中，派中有派的现象甚至流血性派别冲突也是司空见惯之事。犹太人的历史记录可能更糟糕。公元66年，反抗罗马统治的起义发生后，耶路撒冷一度被犹太人控制，各地犹太人为即将到来的罗马镇压而备战，可当此紧要关头，犹太人内部却上演着一出同室操戈的悲剧。奋锐党极端分子原本一直在屠杀自己人当中的温和派，大敌当前，也根本未能想到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任何观点稍稍温和一点的同胞，都成为他们刺杀的对象。68年罗马人兵临城下时，耶路撒冷城中的犹太人中间竟爆发了大规模内战。内战一直持续到罗马人于70年将耶城团团围住方告一段落。犹太人既然能在此非常时刻萁豆相残，怎么可能抵挡罗马军团的锐利兵锋？怎么可能不丧失家园，四处流浪，寄居他乡？

在很大的程度上，远离中道、非是即的思维模式与不宽容、排他性的文化心态也应对西方文明强烈的攻击性和侵略性负责，对西方历史上残酷的宗教战争和迫害负责，对西方人在全球扩张中的杀戮和劫掠负责（如所周知，西方人的地理扩张不仅由经济获利动机驱动，也受宗教意识形态支配），尤其应对一些西方强国的霸权主义行径负责。当然，西方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惨烈事件还是两次爆发于欧洲、主战场也在欧洲的“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于战争的人数（数千万人）超过了人类历史上所有死于战争的人数之和。在西方民族国家林立的条件下，尤其是在工业革命使人类生产能力、动员能力和战争效率急剧提高的情况下，远离中道、非是即非的思维模式、排他性的神选意识与固有的政治、经济和民族问题纠葛在一起，所产生的破坏力之血腥，之巨大，使先前所有的战争都相形见绌。

新千年、新世纪第一年更发生了9.11恐怖袭击的惨剧。对于恐怖主义，大多数国家给予了强烈谴责，并结成了广泛的反恐同盟。但在为何会发生如此惨剧的问题上，许多论者（包括不少美国人）虽认为美国错误的中东政策、西方唱主角的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一些伊斯兰国家的贫困化，是恐怖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却鲜有人承认文明间的龃龉同样是重要的原因。事实上，文明因素几被众口一词地排除在可能的原因之外。可是，为什么在西方人义愤填膺之际，大量阿拉伯人的反应却截然相反？为何十九个截机撞楼者中竟有十五个来自远非贫穷的沙特阿拉伯，而本．拉登更出身于大地产商家族？如何解释富甲天下、受美国军事保护的科威特也出现了强大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抗议美国的巴勒斯坦政策和阿富汗政策？如何解释巴尔干地区东正教徒、天主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冲突不断战争不断，但同世界上许多地区相比，除阿尔巴尼亚以外的巴尔干大部经济发展水平却不止“小康”？更如何解释在北爱尔兰，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旷日持久的杀戮（其实这也是恐怖主义）？这难道不意味着，仅仅用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来解释这些冲突缺乏说服力？难道巴尔干地区比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更贫穷？难道人均收入为中国的十倍以上的北爱也因全球化陷入贫困？另一方面，为什么在同为多文明、多宗教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却和平共处着穆斯林、佛教徒、华人、印度教徒，多年来并没有发生什么冲突？因此，说恐怖袭击与文明毫无干系，恐难令人信服。

《文明的表现》一书便试图从宏观文明考察的角度来回答这些问题。在对人类文明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它努力论证中国文明是一种中道、中和的文明，认为和的智慧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对于人类文明的垂之久远，不至于毁灭在核大战或其他形式的毁灭性战争中，将起到一种重要的作用。从长程历史的角度看问题，中国文明的和平主义品性并非意味着软弱，而是以一种独特的自信昭示着深厚的文明能量。这种能量一直在等待释放，不会因那一以贯之的道义形象、和平主义的历史实践而消失。和的智慧决非凭空产生。它是从一种巨大的文明规模中开出来的，而巨大的文明规模又以一个适合农耕的巨大陆地板块和悠久的历史连续性为前提条件。尤需注意的是，《文明的表现》虽谈到了叙利亚形态的文明的不足，却并非要以此证明中国文明的完美。中国文明远不是完美的。以此故，未来的中国文明应一如晚清以来那样，继续吸纳其他文明的合理观念和有效制度，继续吸收利用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唯如此，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方可能树立起应有的威信，中国文明和的智慧方可能从被遮蔽状态中朗然呈现，造福人类。如果不出现重大意外，中国在半个世纪里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届时，中国文明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非掠夺、非霸权的形式实现现代化的文明。以其巨大的规模与能量，以其深厚、悠久的智慧，现代化了的中国文明将深刻地改变人类文明的既有品质，使其变得更和平、更公正、更人道、更少霸权气。

----阮炜，《文明的表现：对5000年人类文明的评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

附录：

关于《“历史”化内的叙利亚文明》一文的几点质疑

韩索金

我们现在尚无法肯定中国会走一条根本不同于西方的富强之路。经济上，早已上了西方特别是美国全球化的套，而且套得越来越牢。沙文主义式的民族主义会不会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而抬头？将来会不会跟别国发生冲突？网上愤青的极端言论就令人担忧，谁敢担保将来不出问题？所以，文明研究虽然不是实证科学，还是应该回到批判精神的轨道上来，而真正的批判精神是不能把自己放过的，汤因比对西方文明的缺点有警惕和戒心，中国学者对东方文明也不能看得太简单太乐观。对于夏耷关于文明的看法直有两个怀疑，一个分歧，心中不吐不快。

第一个怀疑，我们根据作者文明论的看法，似乎得出一个结论，由叙利亚文明衍生的以一神论宗教为特征的文明就一定争强好斗，成为古往今来西方和中东地区的纷争之源。作者举的例子也是事实。但是，我认为人文学科有一个不大严谨的缺点，立论人往往具有突出的主观立场和态度，自然科学虽然也客观不到哪里去，不过一条法则在认定之前还是需要经得住各种各样的例证检验。

我现在就提出一个反例，请作者加以解释——欧洲的法德关系和亚洲的中日关系。按照作者的观点，基督教文明地区冲突不断，历史上的法德关系就的确如此，从拿破仑时代、 普法战争、 到两次世界大战，比中国和日本打得还要多，真是冤冤不解的夙敌。可是二战之后德国进入阿登纳执政时期，法国进入戴高乐时代，两国对这种两败俱伤的历史争拗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捐弃前嫌，精诚合作，决心共同建立自由和平的新欧洲，这就是欧共体及现在欧盟的产生背静。今天人们乘“欧洲之星”高速列车穿梭与法德两国边境比中国内地人去深圳香港还要方便自然，因为没有关卡检查，而且欧盟的推动者还主张在边境淡化民族国家标识，故意让人弄不清是否到了另一个国家。至于货币、信息、人员就业和入学的自由就不必说了，一个德国人在法国留学或就业期间可以跟当地人一样，享有地方政府和立法机构的选举权！这在欧盟各国已经成为通例，儒家说的大同世界我想这一点可能最接近了。西方文明看来还是可以化敌为友，融合互补，和平共处。我们把目光从欧洲两大国移向亚洲两大国—中国和日本—情况就令人沮丧了。中日关系怎么样，在此不用多说了。我只想提醒，这两个国家可从未受叙利亚文明母体的影响，没有一个真正强大的西方式的宗教体系。中国在宗教方面具有高度的世俗性包容性，大家很清楚，日本虽然有人神不分的神道，它也接受儒家，也接受佛教，也就是说很庞杂，没有西方人那么宗教狂，那么偏信。看来，文明的冲突与融合远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以一神论宗教的划分来下药恐怕会遇到意想不到麻烦。

第二个怀疑，夏耷提出中庸之道是实现和平的办法，我原则上同意，但是不认为中庸是中国文化的专利，甚至怀疑中国文化是否提供了落实中庸之道的具体途径。中国人爱和平，我想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公然说他们不爱和平，连哈马斯也不能例外，他们充其量说先消灭以色列再实现和平。不要忘记，中国社会历来也讲暴力革命，过去两千多年朝代更替无论是揭竿而起还是宫廷政变都常常血流成河，明成祖夺位时在南京照样大屠杀，还有更近的“扬州十日”，未必比十字军东征死的人少。就是目前关于《物权法》立法争论都开始带有火药味了，什么上街呀革命呀，恨不得再来一次暴力运动，打土豪分田地那一套，似曾相似。多的不讲，谁要是在文革中亲自吃过亏他就会怀疑中国人的中庸，红卫兵来抄家，翻他的私人日记，查看有没有反动言论，给马思聪教授嘴里塞草，逼他吃，跪玻璃渣，枪毙女“反革命”时先割舌头，枪毙后还有人来割乳房泄愤。要是巴金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想法得逞，你参观了之后你就不敢信口说中国人有多温文尔雅了，你的历史健忘症可以暂时得到缓解。

最后我要讲一下我对中国文化的中庸之道实践状况的理解，这是我跟作者的一个分歧。我首先承认中国人还是讲中和的，而且在国际上也一贯讲求同存异，的确着眼与“和”。不过其中绕的弯子未必大家都清楚。一位研究生写了关于中美文化的权力距离差异的论，我对该文有一段评语，权且在此引用：“我对中国人十分钟爱的箴言——求同存异——有不同解释。中国对内求同，对外存异；美国对内存异，对外求同。对内求同，即要求全国上下保持高度一致，这就必须运用巨大的权力（往往需要暴力）才可能实现，所以套用跨文化交际术语来说，中国的权力距离自然很大。对外则只能凭实力说话，国力不济，则避免跟人纠缠斗狠，只能跟列强们“存异”，在国际上显得温和。自秦汉以降，求和为主旋律，唐太宗朝天宝年间（751年）跟中亚穆斯林打了一仗，输了，中亚及新疆等地成了穆斯林的地盘。19世纪以后的事就更悲惨了。汉人无论是对北方其他强悍的少数民族还列强都只有求和的份，不能改变别人的想法，也就跟别人“存异”算了。至于美国，国内没有任何人或政党能够去统一全国的意见，各个族群和利益团体只能像生意人一样在每笔交易上讨价还价，不可能统一起来，凡事有个微弱多数支持已经难得，由于权利距离太小，他们只好“存异”。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大致统一呢？对外！连对外作战时还有反战派到处抗议，政府拿他们也没办法。在国际社会上，美国奉行霸权主义，它要别国跟它保持一致才感到安全。如果哪个国家想充当另类，美国就会视为眼中钉，予以打击，对比它弱小的国家奉行“求同”政策。结论是中美两种文化都拥抱求同存异的价值，可是在实践的内外区别上正好相反，其权利距离差异是原因。” 这就是我对中国文化“和”的理解。

对“质疑”的回应

阮炜

很显然，韩索金在其《关于〈“历史”化内的叙利亚文明〉一文的几点质疑》一文中对拙文的“质疑”是认真思考的产物。礼尚往来，我应有所回应。不回应就不能把讨论推向深入，也是对这种认真思考的不敬。

韩文的第一点是：“文明研究虽然不是实证科学，还是应该回到批判精神的轨道上来，而真正的批判精神是不能把自己放过的。”

应该指出的是，《“历史”化内叙利亚文明》（2002年8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2006年2月6日以笔名“夏耷”在网上发表）一文是从根子上对一个中国当中的一个流行观念的批判。这流行观念是什么？凡是外国的，就是好的。譬如，工业品一沾上“进口”二字，顿时身价倍增；若是“原装进口”，身价就更上一层楼。究竟性价比怎样，许多同胞并不愿意花脑子思考。有时明明知道买洋货极不合算，也仍有大把的人前仆后继、勇往直前。这哪是买东西。这是买符号。在很大程度上，这符号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它源自我们心中自卑的魔鬼。这正是《叙利亚文明》以及作者其他文字所要竭力祛除的。再譬如若某人帅气，常常有人用“长得像外国人”来形容，根本不顾那蓝眼睛里有没有一丁点儿灵气。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用高鼻子蓝眼睛作模特的广告（有时是巨幅广告）铺天盖地，无孔不入，以至近年来印度人来中国访问，对中国的经济成就赞叹不已，说印度已经明显落后了，唯独在一个方面是例外，对此他们感到特别自豪，那就是在广告中印度人不使用西方模特。

我不知道，这种批判能否算作“不放过自己”的批判。

如果不能算，那么清末、五四以来，我们什么时候放过自己了？这里，我不打算跟先辈们过不去。当年鲁迅曾说，一部中国历史里只歪歪斜斜写着“吃人”两个字，那显然是矫枉过正。现在，《叙利亚文明》一文只想说，西方文明在根性上有一种非是即非的思维，有一种好斗好战的倾向。说这话时它有一个重要假定，即清末、五四以来中国文明的毛病乃人所皆知（“中国文明远不是完美的，以此故，未来的中国文明应一如晚清以来那样，继续吸纳其他文明的合理观念和有效制度，继续吸收利用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自引），无需赘述。明白了这一假定，就不难明白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该做的事情。在21世纪的今天，继续进行“不放过自己”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深入全面地认识西方文明从而深入全面（而非情绪化）地看待自己文明的任务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只是破坏容易建设难。常言道，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我以为，学会客观看待自己的文明及所有人类文明，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韩文“不认为中庸是中国文化的专利，甚至怀疑中国文化是否提供了落实中庸之道的具体途径。”

这里，“中庸”、“中庸之道”应指原文的“中道”、“中和”。在现代汉语里，“中庸”、“中庸之道”早已沦为贬义词，有不顾原则和稀泥的意思，但我愿意中性甚至褒义地使用“中庸”和“中庸之道”。我认为，中庸之道是一种值得捍卫的文明特质。但我所理解的中庸之道并非是绝对的。它是一种理想中的文明品性，既讲原则，又讲灵活性。尽管实际操作起来并非那么简单，那么容易，但有没有这么一种理想，是很不一样的。否则如何解释在前现代条件下中国何以能够长期维系一个巨大的统一国家？没有一种平正中和的思维方式或一种中庸的思维方式，可能吗？如何解释一些着叙利亚基因的国家竟然非理性地保持如此巨量的核弹？是的，中国发生了文革的惨剧，可是原因应该到哪里去找？是不是应该到此前六七十年间西方思潮大量涌入，传统文化偏离正道，文化生态遭到摧残里去找？中国历史上是发生过暴力革命，可哪个文明里没发生过暴力革命？尽管如此，这似乎仍是中庸之道的反证。可人远非完美，而有严重缺陷，也许还得进化几千年才大致过得去，因此不妨设想，如果没有中庸之道，实际情况会糟糕不知多少倍。因为，同世界上其他民族相比，历史上中国人的生存状况要艰难得多。如果连生存下去的基本条件都没有了，不造反，做什么？

应当指出的是，韩文注意到了并承认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中国文明对各种宗教持宽容的态度。这里不妨用郑和下西洋的所作所为来印证。郑和舰队在斯里兰卡逗留时，留下了著名的“郑和布施碑”（永乐七年二月亦即1409年3月立，后在斯里兰卡南部海滨城市加勒的克里普斯路发现；碑高约145厘米、宽约76厘米、厚约13厘米），碑文分别用中文、泰米尔文、波斯文写成。中文碑文说的是，郑和等受明代皇帝派遣，下西洋时来到斯里兰卡巡礼圣迹，布施香礼，以竖碑记之的情况；泰米尔碑文表示的是对泰米尔人信奉的婆罗门教保护神毗湿奴的敬献；波斯文碑文则表达了对伊斯兰教真神的敬仰；后两种文字也都记载了郑和一行向两种宗教神灵敬献祭品的情况。斯里兰卡历史学家洛娜·德瓦拉贾认为，这块石碑反映了明代中国人对各国人民及不同宗教的尊重，反映了郑和一行希望其所从事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不至于受宗教对立的影响，体现了中国人的宗教宽容精神，也体现了明代中国人宽广的世界胸怀。恰成对照的是，郑和之后不久、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相继来到斯里兰卡，他们不仅血腥掠夺当地的物产资源，更强迫当地人改信基督教。中国人对待宗教的这种宽容态度难道与中庸、中和、中道的思维方式没有一点关系？

中庸之道的确不是中国文明的专利，可是在哪个文明里，这种思维能像在中国文明里那样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那样深入人心？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杀过人，并非没有发生过悲剧，可是哪个国家或文明历史上没有杀过人？哪个国家或文明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悲剧？文明研究就其性质来讲是宏观研究，应该从大处着眼。如果总是往小处看，就会见树不见林，就会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如果不能从高处着眼，可以干脆不做这种研究，因为你反正逃不掉种种反证的纠缠。事实上，施本格勒、汤因比就因其着眼点太高，立论太过宏观，引来了无数批评，但他们最终仍纠正了西方知识分子对非西方文明的错误认识。事实上，19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一事美方的主角享利·基辛格便是汤因比的一个忠实信徒。

韩文还认为，人文学者立论往往“突出的主观立场和态度”，但它同时也注意到，自然科学“也客观不到哪里去”。的确如此。“太阳从东边升起”是绝对真理？恐怕不是。因为谁也无法验证十亿年、二十亿年或三十亿年后情况会怎么样。

第三点与第二点紧密关联，讲的是西方文明也懂得中庸之道，主要论据是曾为世仇的德法两国现在和好了：“西方文明看来还是可以化敌为友，融合互补，和平共处。我们把目光从欧洲两大国移向亚洲两大国—中国和日本—情况就令人沮丧了。”

德法和好的确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可是秦国、楚国、齐国、鲁国、韩国、赵国、魏国早在秦始皇时代便已“和好”了，或者说，早在两千多年前便已统一在一个政治实体中。相比之下，两千多年后的欧洲仍然正在为统一苦苦奋斗。在可见的将来，它仍然会为一部欧宪大伤脑筋；今后出台的新的“欧盟宪法条约”很可能像去年在法国发生的那样，再次被全民公投所否决。尽管如此，我仍愿充分肯定德法和好的进步意义，正如我在《地缘文明》（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6月）一书所表明的那样。文明的确是可以进步的。在一定条件下，娼妓也能变得像一个纯洁少女。可是要让一个根性上富于攻击性、侵略性，根本没有经历过坎坷的文明脱胎换骨，谈何容易。如何解释美国政府制订的对中国全面核打击计划？（参见张扬，《SIOP与美国对中国全面核打击计划》，北京：《历史研究》杂志2006年第5期，第172 – 177页）如何解释近年来右派的兰德公司在一份报告中建议，如若美国与中国发生冲突，美方应该先发制人，对中国主要城市（请注意：并非军事基地）进行全面核打击，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决不留下类似于伊拉克那样的“后患”？本来两三百颗核弹就足以把地球炸回石器时代，但为什么美国保有七千多颗战略和战术核弹？俄罗斯国力虽大不如美国，但也勒紧腰带保持着美国旗鼓相当的核力量，大约也葆有七千颗战略及战术核弹。我不知道，如果把这些核弹头的爆炸当量摊到每个人头上，每一个地球人可以被碳化多少次。事实上，这些核弹足以把地球毁灭上百次。这难道是可理喻的？这难道是中庸之道？不以西方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来解释，如何解释？

近年来中日关系恶化也是事实。

日本文明虽然从中国文明借鉴了大量的东西，但日本文明毕竟不是中国文明，而德法却属于共同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况且日本是岛国，与东亚大陆有较大的距离，而非像德法那样彼此接壤，这并非有利于中日之间逐步建立一种利益共同体关系（可参看《地缘文明》“东亚共同体”一章的讨论）。可是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中日关系是好的。中日交流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其中大部分时候是好的。更应看到，目前中日经济一体化程度已相当高，以后还会越来越高；最近日本舆论界从国家利益出发，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声音越来越大。这都是有利于中日关系的改善的。从短期看，中日关系似乎不容乐观，但从长远看，中日未必不能像德法那样和好如初。至于“愤青”式的极端言论乃至举动，这正是能理性地思考，能进行“不放过自己”批判的人们所应努力反对的。作为对这一点的直接回应，我愿把《地缘文明》的后记《中国的未来在于少点口水，多点脑子》挂到网上，与同仁共勉。

韩文还有一个论点，即历史上中国人打不过外敌时才讲“和”。言下之意，中国文明在根子上并不是一种追求合和、祥和的文明；若打得过敌人，就不会讲“和”了。可是郑和七下西洋（顺便说一句，1403 – 1433年间郑和舰队的七下西洋早于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早八十七年，比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早八十三年；中国舰队的规模也远大于八九十年后西方人的远洋航行；开启了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是郑和而非哥伦布或达·伽玛；从宏观文明史看，西方人的远洋航行只是“跟进”，尽管结果很不一样）时，中国舰队的军力不知比沿途国家甚至比同时期西方国家强多少倍，可是全世界历史学家难道不公认中国舰队的行为堪称和平主义的典范？全世界历史学家难道不公认中国人的行为与西方人“发现”新大陆后杀人放火，灭绝当地文明的做法有天壤之别？重要的是，不能以一时成败论英雄。历史上农耕地区的汉人政权总是面临游牧民族的军事挑战。马背上的民族全民皆兵，相对于农耕民族享有巨大的军事优势。它们来无影去无踪，一不小心就杀到京城，把皇帝皇太后也掳到大草原去。他们强盛后会建立稳固的政权，甚至会建立全国性的政权如元朝和清朝，但最终无一例外，都融入中国文明的大家庭，从而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为中国文明的成长做出贡献。我们知道，现代中国的版图就是清朝最终奠定的。为此我们应感谢满族人。

在751年唐朝与“黑衣大食”的塔剌斯河战役中，唐朝的确打败了，可是最终说来，新疆到底归谁了？更何况，目前中亚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已经相当高，从长远看，形成一个中亚与中国融为一体的大经济共同体并非不可能。

最后顺便指出，哈马斯并非要“消灭”以色列再实现和平。他们并非不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利，只是必须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以色列归还被其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