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话阮炜：期待中国文明的卓越表现
2004年12月18日晶报特刊，记者：刘敬文
关于文明研究
晶报：你是一位研究西方文明和文化的学者，你对中国文明的信心从何而来？
阮炜： 中国以其所处的特殊地缘自然环境，很早就形成了文明规模。也正是由于拥有文明规模，中国历来就有卓越的表现，无数入侵的外族最终被整合到华夏社会，中国也一次又一次从衰落中复兴。也正是拥有由于文明规模，西方文明的强势进入也未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文明的根基，反而给了它难得的刺激，使它从几百年的浑浑噩噩、萎靡不振中苏醒过来。
在历史上，东亚地区接受了以佛教为载体的南亚文明要素，近代以来又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礼。基于这种思考，并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我相信，在未来几十年乃至一两百年里，中国文明一定会有现在还无法想象其细节的更卓越的表现。它将改变人类文明的总体走势和总的品质，使之变得更温良、更和平、更少霸权气。它甚至很可能成为全球性的主导文明。
坚持这些观点，目的是要破除西方中心论，重新建立中国文明的主体性，重新建立中国公民的文化主体意识，使人们不盲目崇洋。但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公民诚信意识、权力意识、责任意识方面，中国不仅应继续向发达国家学习，甚至应当向东南亚国家学习。
晶报：从事文明研究你最大的困难或者困惑是什么,或者説你作为“中国本位的多元文化主义者”，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阮炜：许多中国学者看不到自己文明的长处，眼里尽是自己文明的短处。这种事事不如人的心态也许在20世纪初有“救亡图存”的紧迫任务时有一定的根据，但现在毕竟过去了近一百年，中国早已不像当年那样。很多中国学者并不具备宏观文明的视野，无法从这种角度对古往今来的文明进行对比研究，从而清醒、客观地认识自己文明的优点（当然也有缺点）。我写《文明的表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就是要纠正这些人的认知，是要告诉大家，从长程历史的角度看问题，中国文明一直有卓越的表现，将来一定会有更加卓越的表现。
可是，学术著作曲高和寡，有耐心读书，愿花脑筋读书的人太少。以后我将把更多精力花在普及上。另外还有一点担心，怕有人会误解，主张重建中国文明的主体性，就意味着中国不需要进一步改革了，公民的诚信意识、权力意识和责任意识不需要加强了。其实，中国文明一直是在开放中成长的，应当一如既往，继续向其他文明学习。
关于英语学习
晶报：作为一位高校英文教师、英国文学博士，你认为国内英语学习的主要问题或弊端在哪里？
阮炜：现在的中小学教育，英语与语文、数学三分天下，实在是可悲。因为并非人人都能学好英语，更重要的，也没有必要人人学好英语。社会应当有社会分工，没有分工就不可能进步。并非所有的人都得掌握一门外语，也并非一定得从幼儿园学起，小学生、中学生、大学季、研究生、博士生都得学，都得考。毕业工作评各级职称又得学，又得考。实在是荒唐可笑。这么多时间精力要是不花在英语上，不知会多出多少创造发明！
现在，社会上办学爆炒“外语”概念。一个学校如果冠以“外语学校”之名，便顿时身价倍增。甚至还要把讲英语提高到与讲普通话相同的地位。现在有些城市、有些省份提倡全民讲英语。我的理解是，不仅要讲简单的见面用语，还得讲更加复杂的正确的英语，这才是讲英语。这既不可能，也不应该。我专攻了几十年英语，还留学过英国，拿了英语博士学位，回国后继续研究英语文学，也未必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讲恰当、妥帖的英语。
其实，从初中开始学英语，只要目标明确，譬如只是读懂科技文献，或口头表达最基本的东西，完全是学得好的。日本人、韩国人对英语不像我们这么入迷，也并不是一定得从一两岁起就学英语。我个人接触到的日本人和韩国人英语都讲得很差，他们的发音尤其糟糕，可是日本韩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对外开放程度，以及公民整体素质都明显地高于我们。晚一点学英语也许会带点口音，但这有什么不好？安南不也带口音？基辛格不也带口音？
我注意到上海最近推出了新政策，对中小学生实行全面“减负”，当然也包括英语。按照新的上海市英语教学大纲，对中小学英语在词汇和语法方面的要求明显降低了。这是一个好的开头。一个务实、理性的开头。
晶报：作为一位从事西方文明和英语文学研究的学者，你认为国内英语学术界最大的不足之处在哪里？
阮炜：总体上看，我们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学术主体性。从立论到论据，到方法，到结论，都依附于西方学术。这是十分可悲的。
这与宏观社会环境和政策导向有关，与大多数英语院系要求用英语写论文也有很大的关系。大多数英语院系在制定政策时不从实际出发，要求本科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都用英语写作论文。其实，据我的观察，在哈佛大学、剑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这些西方名校，汉语教学从本科高年级起大部分课程都是用母语教授的，本科生论文写作就用母语，更不用说硕士和博士论文了。更何况英语国家的汉语本科生大多到中国大陆或台湾留学过一至两年，但汉语水平也不可能高到能写论文的程度。因此，他们用母语写作是实事求是的做法。
英汉两种语言差异极大，一般人很难想象英语对于中国人来说难有多大。事实上，一般英语专业学生不可能真正掌握，更不用说非英语专业学生了。西方国家的汉学家很清楚，即便让学汉语的学生在中国或台湾留一两年学，也不可能用汉语写出好东西来，而用母语写作就可能写出好东西。相比之下，绝大多数中国的英语学生根本就没有机会出洋留学或至少在英语国家呆一两年，怎么可能写出正确、地道的英语来？长期以来，我们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浪费在学英语上，忽略了耽误了学生整体人文素质的培养和提升，从长远看，实在是得不偿失，而对于我国学界学术主体性的建立，更是一点好处也没有。鉴于此，我写了《英语族的悲哀》（《读书》2002年第12期）一文，希望能纠偏救弊。
二 用地缘眼光审视中国文明----本报记者与学者阮炜第二次“文明对话
2004年12月23日晶报“深圳社情”版，记者：刘敬文
12月18日的《星期六晶报》刊登了深圳学者阮炜与晶报记者关于“文明”的对话，阮炜提出的“中国文明能够成为人类历史第一个以非掠夺、非霸权形式实行现代化的文明”，“西方文明缺乏圆通的政治智慧，总是认为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要继续向外国学习，甚至向东南亚国家学习”等精彩的观点引起读者极大兴趣，但也有部分读者认为对话还不够深入和全面，于是，晶报记者昨天与阮炜教授进行了第二次“文明对话”。
“文明冲突”观点有争议
晶报：美国教授亨廷顿提出：未来世界的冲突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9·11”和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就可以说是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冲突”的观点，你同意他的观点吗？
阮炜：将这一类的事件归结为“文明”的冲突是过于简单化的表述，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冲突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例如一战和二战都是同一个文明内的战争，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也不能简单归为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因为伊斯兰文明的其他国家很多跟美国关系很好，例如沙特阿拉伯、约旦、埃及、巴基斯坦等。甚至伊拉克内部也有亲美派别，否则伊拉克临时政府无法建立。而西方文明内部像法国、德国都反对美国出兵。
亨廷顿“文明冲突”这个观点很有争议，他有为美国寻找假想敌的意图，冷战后美国没有了对手，担心美国人从此会丧失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于是惶惶不可终日，写了极富争议的《文明的冲突？》一文，推出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作为假想敌。
晶报：你提到过伊拉克曾是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它属于伊斯兰文明内较“进步”的国家。
阮炜：有趣的是，跟美国发生冲突的伊斯兰国家都是伊斯兰世界里比较西化的国家，像伊拉克和伊朗。它们政治经济发展比较快，伸张自我的意识比较强，反而容易跟美国发生冲突。美国是不允许心目中的中东秩序被任何一个国家破坏的。尤其在布什上台以后，美国右翼势力上升，美国变得极具侵略性。所以，美伊冲突的主要责任还是在美国。
东亚文明更新能力很强
晶报：你在保持对中国文明有信心的同时，反复在强调向其他文明学习的重要性。我们应该怎样向外国学习？
阮炜：“五四”以来争论的焦点是：怎么学，学什么，在什么时候学什么。以中国文明为主的东亚文明很宝贵的一点是它是个善于学习的文明，内在的更新力很强。
中国在保持自己文化主体性的同时，需要清晰地看到自己的缺点，广泛向外国学习。例如东南亚国家公民在诚信意识、权力意识、责任意识这做得很不错。甚至他们的政治文明水平明显地高于我们，为什么不能向他们学习？
晶报：国外新闻媒体经常曝光违反公共道德的人，甚至是名人。
阮炜：是的，中国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差，至少就目前来说，很难做得更好。所以，中国公民应该树立向外国人学习的风气。你如果到欧洲和日本去旅游，不会看到欧洲人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不会大声打手机；如果明明是你踩了另一个人的脚，却常常是对方说“对不起”。在应该或需要排队的时候，人人都能自觉地排队。在发达国家，人人爱护花木，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这些基本公共道德都是我们的社会所缺乏的。
晶报：你在欧洲和美国都居住过，欧洲和美国比较哪个可以让中国得到更多借鉴？
阮炜：欧洲的文明程度更高。一般欧洲人的公民素质、文化素养明显地比美国人好，在美国你会经常碰到这样的人：说话很粗鲁，对艺术不感兴趣，但如果讲的是住什么房子、开什么车子、玩什么股票，却是滔滔不绝；绝大部分美国人，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对美国以外的世界不感兴趣，因而缺乏最基本的常识，但谈起自己国家的体育明星（美国人决不会像中国人那样对欧洲和拉美的足球明星感兴趣，因为美国人对足球根本就不感兴趣，而只对篮球、橄榄球、棒球等感兴趣）、歌星或其他什么星，却是如数家珍。这类人在中国当然决不是没有，但总的说来，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和了解比美国人要强得多。
另外，欧洲人比美国人更宽容，例如对待同性恋，对待堕胎；欧洲人二战后对自己的过去反思力度很大，像德国、法国这两个曾经打得你死我活的国家，现在都能和平共处。
晶报：你正在写作的新书《地缘文明》提出，地缘和自然条件对一个文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也可以看出你对中国文明的乐观。但是如果中国真的强盛了，是否不可避免跟西方发生冲突？
阮炜：避免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发生军事冲突，是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长时期中国人面临的一个大课题。《地缘文明》的一个目的还是要增强中国人对自己文明的信心。中国独特的地缘自然条件能够保证中国的振兴。首先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是大平原，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文明的规模，这使中国文明具有深度和广度，能保证中国文明有足够大的文明规模，而只有具备了大的规模，一个文明才可能深刻化、精致化。中国享有的地缘和自然条件不仅十分有利于形成文明规模，也十分有于利于经济一体化和政治统一，有利于形成一个巨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共同体，这个很重要。欧洲到现在还是无法形成一个大的政治共同体，尽管它已是一个大型的经济共同体。
树立了国人的文化自信心，我们的心态就会更平衡、更健康，而不是老是抱有一种受气包情绪，总以为自己是弱者，受人欺负。有了文化自信，就可能做到在宏观国际局势的判断上更理性，在具体国际事务上的判断上更理性。在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同美国的关系至为重要。有了文化自信，在对美关系上就可能做到更理性、更少犯错误。
但是黄河流域降雨量不均匀，旱涝灾害不断，而在欧洲，大西洋暖流给他们带来温和的气候，风调雨顺。大自然的确有点不公。所以西欧在公元1000年以后发展很平稳，没有什么大的自然灾害，又远离亚欧大草原，不会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非常有利于资本积累。
但辩证地看，旱涝灾害不断也培养了中国人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面对不断的灾难，中国人形成了百折不挠的性格，形成了面对困难不认输的性格。
晶报：有学者说中国文明是“君子文明”，但是如果中国文明兴盛以后面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霸权，“君子”该怎么办？
阮炜：中国强盛以后最大的课题就是如何避免跟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发生大的冲突，例如大规模战争。我们应一如既往地守持自己和平主义的性格，一如既往地发扬自己在国际关系上的公正公平的精神。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非掠夺、非霸权形式实行现代化的文明。这不仅将考验我们的政治智慧，也将考验我们作为一个文明的大智慧。
让农民工真正成为深圳社会的一员
晶报：深圳是一个以移民为主的城市，美国是一个以移民为主的国家，你在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学过一年，美国人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借鉴的呢？
阮炜：美国社会的流动性很强，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的朋友本来在东海岸工作，突然他又去西海岸工作了；本来在新泽西州工作，突然又得到麻萨诸塞州去工作了。但是他们这种流动是很有序的，是在健全的法制下进行的。虽然美国的医疗保障在发达国家中较差，但美国人无论在哪里工作都有法律作后盾的社会保障，他们的社会保障是跟着走人的。
深圳户籍内居民的生活质素不亚于发达国家的公民，但是为深圳社会同样做出很大贡献的农民工享用的资源并不充分，如果农民工长期处于边缘地带，子女得不到好的教育，他很快就回流了。深圳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对外来人口的整合能力跟发达国家还是有差距。如果不能很好整合，很难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气质，很难形成一个完美的社会。
深圳应该保持改革开放以来“敢为天下先”的气魄，率先提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新思维。应努力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增加他们的收入，应由政府和社会合资兴办一些专门针对农民工子女的学校。那些已经在深圳居住很久，有正当职业，为深圳建设做出了贡献的农民工应当得到深圳户口，真正成为深圳社会的一员。这其实也是国际惯例。
还有可以借鉴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应当加大对大学、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等文化机构和设施的投入。衡量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文明程度，或衡量发达国家任何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首先要看的，是它是否有好的大学、好的博物馆、好的美术馆。深圳有一千多万人口，应该算是一个超大城市，目前正在大力发展高科技，将来也许会好好发展人文学。深圳有八九个甚至十来个正规大学，也不嫌多。因此，再建一个深圳理工大学或科技大学，一个深圳人文学院什么的，是很有必要的。办好了真正属于深圳市民的大学，作为纳税人，我们应该是不会有什么意见的。
三 文明对话与当代学术的发展
时间：2005年4月16日下午2：30—5：00
地 点：深圳大学师院国际会议厅
杜维明、徐葆耕、阮 炜、蒋 庆、罗秉祥、Lauren Pfistter
阮 炜：
文明与自由民主
我想针对蒋先生的看法发表一些意见。他刚才讲到这个意思：自由和民主是西方价值，不具有普世性，与儒家思想相悖，儒家不需要它。可是我相信，自由民主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并不是西方所独有的。回过头看，西方在其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和民主。自由民族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西方国家也是直到19世纪才有较多的自由民主。例如，英国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模范，可是它直到1832年才通过了第一个改革法案；第一个改革法案通过后，全部男性人口中只有10％有投票选举的权利，到了1867年第二个改革法案通过以后，男性投票率才增加到30％；民主自由对英国妇女来说就更晚了，直到1918年以后，她们才得以享有充分的选举权。美国的情况是相似的。哈佛大学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图书馆，叫莱蒙特图书馆，里面五楼有一块不锈钢牌子，上面刻的文字说的是：一直到1963年还不许妇女进入图书馆，64年才开了一个侧门，妇女可以从侧门进入图书馆的某一个阅览室学习，65年之后整个图书馆才对妇女开放。整个60年代是美国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少数族裔争取到了很多基本权利，妇女也是这个时候才争取到了更多的权利。举这个简单的例子是要说明，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决不是西方所独有的价值。在适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其他文明都可以有自己的自由民主，或者说自由民主最终会在所有的文明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是第一点。
文明对话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和学术现象
我想说的第二点是，从海峰兄刚才所讲的来看，文明对话好像是一种发端于西方、现已成为国际潮流的学术话语，在这方面我们处于弱势，需要努力，以加入到文明对话中。可是我觉得，文明对话是人类历史上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现象。一个文明和另外一个文明之间从来都在对话，但这种对话的形式也许不像我们坐在这里就像举行仪式一样，面对公众和媒体一本正经地谈。文明对话的形式可能是经商，可能是战争，可能是移民，也可能是通婚。无论采取什么形式，一个文明和另外一个文明都发生了交流，发生了互动，或者说一个文明影响了另外一个文明。这意味着，现今所有的文明没有一个文明是纯净的。如果我们把文明对话看作是一种现代现象或当代现象，在非西方文明里边的“对话”反而比西方活跃。你想想鸦片战争，英国把中国打败之后，特别是1894年，日本学习西方走在中国前面，把中国打败，这对中国人的震动非常大。从那时起，中国人同西方人的思想对话就一直没有断过，这关系到中国人怎么看待自己的文明，怎么看待西方的文明，怎么认识它，当然最终的目的是强国，是民族和文明的复兴。佛教早在两汉之际就已传入中国。佛教是印度文明的载体。传入中国后，一直与中国儒家进行对话、辩论，有时甚至发生严重的冲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沙门敬王”还是“不敬王”之争。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最早在唐代传入了景教，后来在元代又传入了罗马天主教，再后来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又传入了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天主教。传入宗教，意味着他们跟我们交流，和我们对话。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那时候的典籍，特别是明末清初的典籍。你一定会发现那个时候中国人就已在与西方人对话，就已在同他们辩论。中国士大夫与传教士之间发生了价值冲突，教皇不允许中国基督徒祭孔祭祖，于是康熙、乾隆颁布敕令，禁止传教，并把耶稣会传教士逐出中国。这可以视为政治行为，但我认为也是文明对话或互动的一种形式。更接近我们这种对话形式的是，一个传教士宣扬某些基督教信条，一个儒家的士大夫觉得这些信条很荒谬，于是写出相当于现在的论文或小册子一类东西四处散发。这样，辩论或对话就发生了。当然，口头对话一直没有断过，大量的思想交流是口头进行的，根本没有记录下来。这种对话形式最接近于我们今天的对话，而且一直进行着。所以，说文明对话首先在西方开始，首先在西方热起来，然后我们努力引进，参与这种学术活动，可能并非恰当。我觉得，对话热的兴起实在是因为八九十年代以后非西方世界的迅速崛起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是因为西方人不得不认真地面对其他文明。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发觉有对话的必要，才做了更多的事情，才形成了一个可以叫做“文明对话”的新学术领域，或者说文明对话的学术化。但是在此之前，文明对话一直在进行。
基督教、儒家价值与公德意识
刚才徐先生说到他女儿在香港受洗成为基督徒后，对父母更孝顺了。我要说的是，如果说所有成为基督徒的中国人都更孝敬父母，那就太好了。我的感觉是，儒家的家庭伦理肯定有它的正面价值，如果没有这种正面价值，中国社会的稳定性是不可能的事，几千年来中国文明所表现出的那么强的延续性，也是不可能的事。但另一方面，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中国人的社会公德意识相对而言比西方弱。清末民初知识分子都在呼吁要建立公德。以梁启超为首，他们呼吁公德和私德要有区分。我们对祖宗崇敬，对父母孝敬，可是我们走出家门以后，仍然搞家族本位、宗族本位那一套，很少想到我们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对社会对国家应做出什么贡献。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从清末民初那时到现在，这个宏大的社会工程还没有完成。当然，现在的情况比清末民初时要好一些，现在大家的公德意识更强，或者说对社会、对国家的认同感比当时要强。说句公道话，基督教是一种非家族本位的宗教，它的公共意识相对较强，所以更有利于开出现代或当代意义上的公共意识和公共道德，而儒家在这方面要弱得多。当然，坚持家庭价值决非是一件糟糕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讲，家庭价值是非常重要的。但另一方面，如果在坚持家庭价值的同时，也能以此为基础开出一种对社会、对国家的更高的认同，岂不是更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儒家没有传教意识或具有较强的包容性
还有，刚才罗先生讲到，会什么罗马教皇能够到那么多国家，唯独不能到中国来。我想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即儒家、儒教或儒学（不管用什么名称，在英语里都叫Confucianism），为什么没能一个产生类似于基督教传教士那样的人，以自己的价值观为绝对正确，所以远渡重洋，来到其他地方去传播它的信仰或价值观呢？相比之下，西方传教士却能大量地来到中国，以至于中国已有大量的基督徒，不少人甚至认为基督教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杜先生的看法）。这也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也间接地说明，没有一个文明是纯粹的，所有文明都包括了其他文明的成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方文明。西方文明是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融合而形成的，是典型的混血儿。可是为什么儒家没有产生这么一类人，他们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一定要把我所信仰的价值观传播给其他人，要其他人非接受不可？这说明，中国文明是一个谦和的文明，而谦和的文明一定有很强的包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