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国和小国的不稳定状态
1、手压葫芦：大国的内部不稳定
象 中国这样的超大型社会，处于一种权威落差和权威距离的极限状态，而旧体制下的中国社会，则是权威落差和权威距离的超限状态。所谓极限，是指国家的疆域和国 家的权威落差都达到了最大限度，到达了一个边际，超过这个边际，扩大国土无法统治，或无利可图；政府对个人的奴役也达到了最大限度，超过这个限度，人们无 法谋生，无法象人那样生活。所谓超限，是指极权统治超出了人所忍受的最大限度，结果是人口的大批死亡，和人类的牲畜化或野兽化。
我 们知道，这种极限或超限状态，是在"自由 --权威曲线"的最右边，远离自由--权威均衡点。这是一种脆弱的平衡，这种平衡建立在对社会自由化动力彻底被扼杀的基础之上，它牺牲的是人的幸福、创造 力、资源产出效率等等。这种脆弱平衡极不稳定。它的不稳定，就象是一个人用两只手把两只葫芦按到水底下，不让它们漂起来。这是可以做到的，在短时间内甚至 可以做得很好。但是，这个人必须精力无穷，永远不累，也不需要吃饭、上厕所、睡觉，连盹也不能打，一打盹，手一松，葫芦就漂起来了。葫芦越多，越应接不 暇，如果既要按住邪教分子，又要按住异见人士，还要按住下岗工人、收入下降的农民，和好动的大学生......那就需要千手观音。弄不好，葫芦就从手底下滑走了。
葫芦的浮力是政府的手难以对抗的。它的力量来自韧性，政府会累，它不会累。葫芦的浮力是什么？就是自由化动力，是人民对自由的渴望，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只要葫芦被压在水底，它向上的浮力就一直存在，不浮到水面，总是处于不稳定状态。
浮到水面会怎么样呢？在没有现代政治制度的安排下，在没有必要的机制让权威和自由达到均衡的情况下，就会七葫芦八瓢地乱漂，发生"雪崩反应"，或掉进"民主 -分裂陷阱"。
大 国不稳定是因为内部缺乏自由，但似乎又承受不了自由。自由化动力把多民族的超大型国家从"自由 -权威曲线"的右侧向中间推，在推的过程中，随着权威落差的下降，权威距离也随之缩小，其含义是国家分裂。如果分裂的国家能忍受这种分裂，各国都可能走向 民主化，象独联体国家那样。但被牺牲的是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力量。如果不能忍受这种牺牲，重新统一的权威化动力过于强大，它又会通过武力把各国捏合起来， 将重新统一的国家又向"自由-权威曲线"右侧推，权威距离是扩大了，权威落差又随之提高，进入新一轮极限状态，新一轮手压葫芦。这真有点象西西弗斯推石头 上山，那石头是个大国，推上去，或者说推到"自由-权威曲线"右侧，石头停不住，老要向下或向"自由-权威曲线"左侧滚，滚下来，碎裂成几块石头，他又把 它们粘在一起，再推。如此反复，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这就是毛泽东先生的习惯用语。
极权或专制大国不稳定，但又有力量。因此它的力量是不稳定的力量。强大时，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雄视宇内；羸弱时，如宋季明末晚清民初，人皆可夫。
只要一个超大型社会不能放弃中央集权，不能在"自由 -权威曲线"的均衡点附近稳定下来，这种周期性的活塞运动就不会停止。如果一直按下去，葫芦还会变成地雷，只要一松手......
2、墙头草：小国的外部不稳定
由 于解冻原理和"自由化假说"的作用，一个小国容易接近"自由 -权威曲线"的均衡点，也就是说，比较容易民主化。只有一个民主国家才有可能是长期稳定的，因为它有改革弹性，在权威不足时，增加权威；在自由不足时增加 自由。但是，小国的国际权威不足，缺乏力量，难以抵御外来的国际压力，容易被大国所左右，甚至被大国所宰割。如果被侵略，会迅速灭亡，不靠大国帮忙，难以 复国，最著名的例子是古代的以色列。
所以，小国国威不足，具有外部的不稳定。
托 克维尔说："在世界上，大国的存在为国家繁荣提供了一个新的因素：即力量。如果一个国家天天被人掠夺或侵略，那么空有富裕和自由的形象又有什么用处？如果 外国控制了大海并规定各项贸易条例，那么本国的工商业又有什么用处？大国之所以繁荣，决不是因为它大，而是因为它强。因此，力量一向是国家幸福和生存的主 要条件之一。于是，除非环境特殊，小国总是要自愿联合起来，或被人联合起来而成为大国的一员。我不知道有什么境遇比一个国家既不能自卫又不能自给的境遇更 可怜的了。"⑴
读着这段话，我心里想着的是新加坡。新加坡是有"富裕而又自由的形象"（不是民主），世界竞争力它排第一，亚洲法制环境它也排第一，但它的海军和陆军都养在别国的土地上，不知道突发战争时，他们赶回来时国家是否还存在。
新 加坡作为一个小国，是随时准备与大国结盟的；作为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它又不愿与非华人大国结盟。而华人社会，有自由的没有力量，如台湾；有力量的缺 乏自由，也不讲道理，比如大陆。这是新加坡的痛苦。与前者结盟，不能获得预期的国威；与后者结盟，是与虎谋力，首先掐断自己脖子的可能就是这只老虎伙伴。
所以，它的台湾政策和大陆政策就有点摇摆不定。从长远打算，它是要和大陆结盟的，从它施行 和大陆接轨的简化汉字和横排版图书就可以明白；从暂时看，又不愿和台湾关系搞僵，毕竟是自由社会，又都是华人。大陆和台湾关系缓和时，新加坡好做人，关系 一恶化，就尴尬了。从力量上讲，不愿得罪大陆；从价值上讲，更是难以言说，既不喜欢台湾的民主，也不喜欢大陆的蛮横，新加坡既不民主，也不蛮横，只好两边 劝架，都不得罪。
小国的这种两难境地，来自它的无力。就象墙头上的草，东风大向西倒， 西风大向东倒，这不是它的本意，只是没有力量支撑自己的身体。大国就不同了，它是根深叶茂的大树，狂风袭来，即使折断几根树枝，来年春天还会重新长出新 枝。大树的自愈能力强。历史上极其强大的匈奴部落和突厥部族，都没有征服大汉帝国和大唐帝国，虽然他们到了欧洲后，给欧洲人惹了不少麻烦。蒙古人和满州人 征服了南宋和明王朝，但汉人并没有象以色列人那样，出埃及，胜利逃亡，而是用刀和枪把征服者送到他们原来发祥的地方。能这样做，就因为它大，因为它强。
历史上的某些处于国际风口浪尖上的小国，为了求生存，不得不臣服于某个大国，获得了保护， 但要损失部分尊严和自由，比如独立以前的朝鲜和冷战时期的芬兰。由于地缘上的关系，朝鲜一直臣服于它的庞大邻国，这如其说是为了获取保护，不如说是为了用 臣服来避免直接被统治。等到日本强大起来，丰臣秀吉想"进入"朝鲜的企图受挫后，中国对于朝鲜就有了实际上的保护价值。朝鲜和保护国中国的关系，有点类似 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君主联邦"，甚至还要松散，是个"邦联"，朝鲜的立法权并没有丧失，行政治理权也是独立的。但到了 20世纪初，衰落的清帝国自顾不暇，无力承担对朝鲜的保护义务，日本"进入"朝鲜后，其独立和自由就基本被剥夺了。
芬 兰也由于地缘关系，离可怕的苏联太近，离强大的西方太远，只好用实际上的臣服来换取名义上的独立。虽然英勇的芬兰人曾经重创俄国侵略军，但诚如孙子所指出 的："小敌之坚，大敌之擒。"小国再英勇，也不可能避免被大国征服的命运。比芬兰人更英勇的波兰人，在二战期间用马队向德国的坦克冲锋，也只让自己国家的 旗帜多飘扬了几天。二战后的芬兰，和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区别不大，但表面上还有自己的国旗国歌和外交，但在政策上完全以苏联的马首是瞻。国际上把这种现 象称为"芬兰化"。
在大国夹缝里求生存的小国，是很难傲然挺立的。
二， 联邦制：兼得小国自由与大国力量
1、分级加压的灌溉系统
大国要民主，但又要力量，不能分裂；小国要力量，但又要自由，不能臣服于别人。要兼得这两者，除了联邦制或邦联制，别无他途。联邦制为什么可以使一个大国摆脱权威化压力，跳过"民主 -分裂陷阱"，避免发生雪崩反应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看看灌溉系统。
传 统政治技术和现代政治技术之间的差别，与传统灌溉系统和现代灌溉系统之间的差别极其类似。决定传统灌溉系统灌溉面积的是三个因素，一是可用于灌溉的水量， 二是水源的高度，即水位，三是灌溉的渠道是否畅通。水量越充足，水位越高，渠道越畅通，可灌溉的面积就越大，水送达的距离就越远。
这 里的水量，相当于政治上的权威资源，水位相当于权威落差，渠道相当于信息通道。在既定的水量和渠道条件下，要想灌溉更大的面积、和更远的距离，就必须提高 水位。这就是说，在既定的权威本位、权威资源和信息通道条件下，要想治理一个更大面积的国家，就必须提高权威落差，也就是提高集权和专制程度。所以，想灌 溉大面积良田的水库要建在高山上，想治理大国的政权都高高在上，为了增加相对高度，还要人民跪下，象毛泽东所做过的那样。
发 明了蒸汽机后，灌溉系统就现代化了，水源高度不再影响灌溉面积。灌溉机械把输送水资源的水位落差，变成了机械压差，不仅可以输送没有落差的水，还可以输送 负落差的水。它可以把地底下的水抽上来灌溉，还可以把低处的水送到高处。即使要把水送到一千公里之外，也不需要建一个高耸入云的水塔，只需要在适当的距离 内建若干变压装置就行了，压力不足时加压，压力过大时减压，犹如输电线路。
在政治制度上类似蒸汽机的发明是代议制和联邦制。
2、水向高处流：公民代理人管理政府
代 议制完全可以说就是政治权威的抽水机。如果说以神权为本位的权威资源是"黄河之水天上来"，以人权为本位的权威资源就是北溟之水海里存。神权本位的权威资 源来自神授，人权本位的权威资源来自民授。所以，神权权威是瀑布，以高就下，灌溉整个国土；人权权威是海水，被代议制的抽水机一级一级向上抽，以使政府成 为有源之水，供给那些需要"水"的地方。在这个比喻的语境里，政府不是别的，是"水资源"的批发转运站，传统的权威灌溉系统变成了权威供水系统。
英 国十九世纪的著名思想家约翰?q斯图加特?q密尔对代议制进行了专门研究，他的《代议制政府》一书是理性和激情合璧的佳作。但这本书不是讨论代议制民主和 领土范围关系的著作，他讨论的可能是他那个时代那个地区感兴趣的问题。在他生活的时代，对代议制政府的优越性和可行性可能还有疑问，所以他着墨的重点是论 证"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是代议制政府"，同时，还讨论了实行代议制的条件。在密尔看来，并非所有民族都可以实行代议制。什么样的民族不适合搞代议制呢？ 简单地说，不够理想的民族，比如那些做惯了奴仆没有自主精神的民族和不会服从的野蛮民族不可以搞，因为代议制是最理想的政府形式。
至 于代议制对扩大民主统治区域上的好处，他只简单提到："经过上述各种考虑，显然能够充分满足社会所有要求的唯一政府是全体人民参加的政府；任何参加，即使 是参加最小的公共职务也是有益的；这种参加的范围大小应到处和社会一般进步程度所允许的范围一样，只有容许所有的人在国家主权中都有一份才是终究可以想望 的。但是既然在面积和人口超过一个小市镇的社会里除公共事务的某些极次要的部分外所有的人亲自参加公共事务是不可能的，从而就可得出结论说，一个完善政府 的理想类型一定是代议制政府了。"⑵
代议制政府之所以好，密尔说了两个理由，一是民主，"全体人民参加政府"；二是扩大政治参与的范围，参与范围一扩大，直接参与是不可能的，只有派代表参加。这就是代议制。
代 议制可以防止民主政治在扩大了的版图上变质，或者用本书的术语说，在权威距离扩大情况下，代议制可以防止权威落差提高这一论题，美国联邦主义者给予了比较 充分的论证。当年，联邦主义者受到的最大攻击之一，就是按照联邦主义者的方法去做，美国就会失去民主，因为美国太大了。美国政治学说史专家梅里亚姆对这场 争论是这样叙述的："首先要讨论的是一个国家的疆域与民主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宪法拥护者们不得不应付的一个最经常、确实也是最令人头痛的反对意见是：共 和政体不能在象美国所拥有的那样巨大的版图上顺利实施。唯一能掌管如此巨大的国家的事务的政体，只能是专制政体。为了支持这个论调，曾引用著名权威孟德斯 鸠的下述论点：'一个共和国的特性是只能在狭小的领域，非此无法存在。'由于惟恐失去地方自由的各州许多公民把成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看作是对他们建立 暴政，他们认为，同意象费城制宪会议提议的那样一个政府，干脆就是把奴隶的锁链套在自己身上。历史的先例是反对拟议的政府的，因为过去的大民主国家的领域 都极其有限。所谓希腊、罗马、意大利共和国，幅员都是很小的。因此，宪法拥护者们必须提出一种解释，为新的形势辩护。"⑶
美 国联邦主义者进行了多方面的辩护，与我们的论题有关的，主要是对民主政体和共和政体的区分。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四篇中，执笔人麦迪逊写道："在民主政 体下，人民会合在一起，亲自管理政府；在共和政府下，他们通过代表和代理人组织和管理政府。所以，民主政体将限于一个小小的地区，共和政体能扩展到一个大 的地区。"⑷
姑且不论这个区分在政治学上是否会取得公认，但他实际区分的是古典式的直 接民主政体和现代代议制的间接民主政体。直接民主政体施用的地域不能太大，它的"自然范围是从中心点到达这样的距离：它正好使最远的公民能因公务需要而经 常集合，包括的人数不超过能参加那些公务活动的人数"。⑸按照现代交通的观点看来，这如其说是个距离问题，不如说是个会场问题。有了飞机，世界任何地方一 天内都可以到达，只是国家大了，没有那么大的会场可以容纳那么多公民；即使能容纳，也不能议事。不过，在麦迪逊时代，马车还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距离还是非 常重要的。在麦迪逊看来，代议制的共和政体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共和政体的自然范围，就是从中心点到达刚好使代表能因管理公务需要而集合的距离。"他反 问道："能够说合众国的范围超过了这个距离吗？大西洋沿岸是美国最长的一边，十三年来，各州代表几乎不断集合，距离最远的各州议员并没有由于比国会附近各 州的议员中断出席会议的时间更长而有什么过失"。⑹接着，他还非常饶有兴趣地计算了美国的纬度和距离，并和欧洲国家进行比较，认为美国的领域并不比德国、 法国、西班牙和被肢解前的波兰大多少。
要理解公民直接管理的政府和代议制下的公民委派 代表管理的政府为什么适用不同的国家范围，可以用企业制度来进行类比。最早的私人企业是独资企业，由于资金积累慢，发展速度上不去。如果广泛集资，距离远 的投资人就有个参与管理和资金安全问题。于是发明了股份公司制度，股东选举董事会，董事会任命执行官。这样，股东即使远在千里之外，也可以通过他委托的董 事会成员来管理和监督企业经营，还可以通过股票买卖来规避投资风险。这就是委托代理制的现代企业制度。
公民直接管理的政府相当于传统的独资企业，代议制政府相当于现代股份制公司，股东是公民，他们通过投票把自己的公民权利在一定时期内转让给自己的代理人，让他们代理自己去管理国家。在时期终了时，再把公民权撤回，重新委托。这样似乎可以防止个人对政治权力的专断。
但是，美国联邦党人没有完全搞清楚的是，防止美国政体由民主政体蜕变为专制政体的，主要不是代议制，而是联邦制。代议制是在大国范围内实行民主的技术，但不是保障公民权利不被篡夺的最有效的武器。
3、联邦制是防止大国民主政体僭主化的更重要武器
在 权威落差的三大问题中，代议制只解决了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公民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当然是根本问题，即权威本位问题。但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家最高首脑 与其他统治精英的关系问题，代议制是解决不了的。只有代议的政体，可以仍然是中央集权的政体，也可以是议会独裁政体，就象美国联邦化前的一院制国会那样。
中央集权和议会独裁很快就会把代议制政体转变为假民主的僭主政体，只留下民主的名义，阉割 掉民主的实质。这种阉割手术在一个有长期专制传统的大国，比制造一个太监都要简单，只需要把公民的一次授权或委托，变成永久性授权和委托就可以了。以后的 所谓选举和授权，都搞成仪式性的表演，象当今中国大陆每四年一次的选举表演那样。
这种 阉割手术，也可以被称为囤积权威资源的"水库工程"：把抽自人民的权威之水，囤积在"水库"里，说这是人民的授权，把源源不断的权威活水，变成死水，让作 为"水源"的人民感到权利饥渴。那"水库"就成了他们的权威来源，这就是我在第四章谈到的"高峡平湖模型"。世界上可以表演的东西很多，但忠诚和信任是表 演不了的。人民可以按照你编的剧本表演"授权"，但并没有授予忠诚和信赖，相反，还会产生疏离甚至仇恨，因为他们的意志遭到了每四年一次的奸污和强暴。这 种只有表面合法性的政权，自然患了权威资源饥渴症。越饥渴，越要进一步强奸民意，干什么都要打着人民的名义。为什么这种假民主的僭主都具体反对人权抽象赞 成民主？因为人权状况如何是可以检验的，而民主授权是可以表演的。
僭主最恐惧的永远是他一次盗窃的合法性权威资源水库在慢慢干涸。
联 邦制和基层自治（因为和本书主题无关，我这里不讨论三权分立对防止独裁的作用），是防止独裁者对人民授权进行盗窃的一种防护措施。人民不是一次把所有权利 授予中央代理机构，而是分层委托给许多权力机构，所有权力机构被委托的权力都是有限的。人民把一部分立法权授予邦一级的政府，把另一部分立法权授予联邦政 府，这样，无论是邦政府和联邦政府，都不可能垄断立法权。
行政权的地方自治也是保护公 民权利的一把又一把锁。美国雪弗莱汽车有一则著名广告词是"象一块石头"，指的是它的安全和牢固。它的广告设计我印象也很深，你看见一扇又一扇带各种锁的 铁门次第关上，最后一扇是雪弗莱的车门。每一级的基层自治都是保护公民权的防盗门，有了这种设计的公民权，我们才可以说："象一块石头。"
4、主权约束
现 在我们可以回答本节开头的问题了。我们阐述过，大国权威化动力有两个来源，一是资源动员偏好，因为大国管理的事务多，费用高；二是一元化的向心力，为了保 持政令统一，要强制全国执行相同的政策和法律，不能政出多门。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在中央集权的大国，立法者必须使各项法律具有一致性，而不能带有地方和 习俗的差异。立法者决不处理特殊事件，只能按正常情况立法。这样，人民就必须服从立法的需要，因为立法不能服从人民的需要和习俗。这正是国家动乱和多难的 一大原因。"⑺这也正是大国必须专制的原因，从而也是大国权威化动力强大和必须保持高度权威落差的原因。
联 邦制对大国的最重大贡献是维护了自由化动力，但削弱了权威化动力，减少了中央政府对权威的无限渴求。托克维尔说："在联邦制国家，就不存在上述弊端，因为 国会只制定全国性的主要法令，而法令的细目则留给地方立法机构去规定。"⑻公共事务分两级主权政府处理，中央政府管理的事务减少了，对资源的动员渴望会下 降；邦政府根据自己的情况立自己的法，一元化让位给多样化，一元化动力也下降了。
联邦 制不仅减弱了权威化动力，还加强了对政治人权威极大化的约束力。我们指出过，对权威极大化冲动有两个约束条件：一是资源约束，二是权利约束。公有制社会比 私有制社会更容易极权，就是因为完全失去了对独裁者的资源约束；无人权保障比有人权保障的社会，或者说以人权为本位的社会比非人权为本位的社会更容易极 权，就是因为缺乏对独裁者的权利约束。对一个大国来说，仅仅有资源约束和人权约束还是不够的，一个中央集权的民主制大国政府照样可以侵犯地方利益，实行多 数的专政。联邦制的民主国家，在资源约束和人权约束之外，又增加了更强有力的主权约束，就是邦主权对联邦主权的约束。
各 邦的主权用来抵御内部侵犯，抵御中央政府对地方的侵犯，抵御潜在的独裁者对人权的侵犯；联邦主权用来抵御外部侵犯，抵御其他强国对本联邦的领土野心。密尔 就是从这意义上谈到联邦代议制政府的："不适合或不愿意在同一国内政府下生活的几部分人，在对外关系上组成联邦往往是有好处的，既防止他们自己之间的战 争，也为了更有效地防卫强国的侵略。"⑼这个"他们自己之间的战争"，我理解，既是指各邦之间可能发生的战争，也是指霍布斯意义上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 争。邦的范围比较小，容易民主化。所以，邦的主权保障内部自由与权威的均衡，联邦的主权保障国际权威的均衡，提高国际权威指数。邦的主权解决作为中央集权 大国一部分的内部自由不足的问题，联邦主权解决一个小邦外部权威不足的问题。在联邦制大国，自由化动力和权威化动力不会导致国家的分裂或专制，只会引起改 革和调整。
联邦制结束了统治疆域对国内自由与权威均衡点的影响，也就是权威距离对权威落差的影响。在联邦制被发明以后，它影响的只是外部的国际权威了。在同等条件下，权威距离与外部稳定和国际权威指数成正比。一个外部不稳定的小国要寻求与大国结盟，根据就在这里。
在结束这一节前，我们再来听听自称没有比他更热爱联邦制的托克维尔对美国联邦制所唱的美妙赞歌，他的歌声总是那么动听：
"从领土的面积来说，联邦是一个大共和国；但从它管理事务之少来说，它又无异于一个小共和国。它做的事情都很重要，但为数不多。由于联邦的主权是有限的和不完整的，所以这个主权的行使对自由没有危险......
"但 是，在美利坚合众国，也象在一个单一制国家一样，工作和思想均属自由，没有任何东西抑制进取精神。它的政府尊重天才和知识。在整个联邦境内，就象在由同一 个帝国统治的国家内部一样，到处是一片升平气象。在国外，它与地球上的各大强国并驾齐驱。它有 800多里约（约2000多英里）海岸对外商开放。由于它掌握了走向新大陆的钥匙，所以它的国旗在遥远的海边也受到尊敬。
"联邦既象一个小国那样自由和幸福，又象一个大国那样光荣和强大。"⑽
三， 张力条件下的动态平衡
1、政治均衡与三大约束条件
上文提到，联邦制结束了统治疆域对国内自由权威均衡点的影响，也就是结束了权威距离的变动对权威落差的影响。就"自由 -权威曲线"来说，权威距离或对国际权威的追求，不会使均衡点向右移动，只会使整个曲线向右平移，如图10-1：
图 10-1 联邦制国家权威距离扩大权威落差不变
图 10-1表明，当一个受资源、人权和主权约束的联邦制国家的统治疆域从A 点扩大到B点时，它并没有象中央集权大国那样，权威将上升到C点，自由将下降到D点，而是整个曲线从A'点平移到B'点，用文字来表述就是：国家疆域扩大 了，自由与权威的均衡没有变。最能说明这个状况的还是美国。美国从制宪会议时期的13个州，扩大到今天的50个州，统治疆域扩大了数倍，但自由与权威的均 衡没有改变，今天的美国仍然和当年的美国一样自由一样民主，甚至更自由更民主。因为联邦宪法经过修正，纠正了当年某些过分的权威化偏向。
疆域扩大不仅没有增加权威，反而增加了自由，没有使美国政治体制偏离自由权威均衡点，反而更接近均衡点，就得益于建立在联邦基础上的三重约束，即资源约束、人权约束和各邦的主权约束。
匈 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纳曾经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短缺现象做过经典研究，他认为软预算约束导致扩张冲动，是短缺的根本原因。他其实是想说，社会主义公有制才是 短缺的原因。预算约束软，是因为公有制下，产权界限不清，没有人对财产负责。最硬的预算约束来自私有制。从我们的研究成果看来，公有制不仅是经济短缺的原 因，也是极权暴政的原因。在财产公有制和主权公有制（不能分割的"人民主权"）下，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全部软化，自由化动力也被连根拔掉。
洛 克在他的《政府论》下篇里，用大量篇幅阐述财产私有权，足见他的远见卓识。一个最伟大的思想家是一座开发不尽的富矿，每一代人都能从中发掘他们那个时代所 需要的资源。为什么议会民主政治只能在财产私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我们已经知道答案：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有效的资源和人权约束。为什么 多民族大国的民主政治只能建立在联邦制的基础上？这个答案我们也知道了：只有在联邦制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有效的主权约束。也只有在财产和主权的个人所有 制下（所谓主权的个人所有制就是人权），对国家权力的纵向分割（联邦制）和横向分割（三权分立）才有可能，才能对所有权力都进行限制。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自由与权威的均衡，或者说政治均衡的基础，是财产和主权的个人所有制。
2、均衡点与政治发展趋势
现 在必须指出，政治均衡只是一个理论抽象，一个理想状态，没有一个现实中的国家总是处于均衡点上。这就有点象经济学上的供给与需求曲线，某种商品的供给与需 求在现实中也很难恰好相等。不过，均衡点的存在是不容质疑的，供给与需要的均衡点决定市场趋势，偏离均衡点时，会引起价格波动，价格波动反过来会调节商品 供给和需求的数量，使之接近均衡点：价格上升时，需求会减少，供给会增加；价格下跌时，需求会增加，供给会减少。
自 由与权威的均衡点决定的是一个国家长期的政治发展趋势。当一个国家的自由大于权威（包括国际权威）时，在内部就会出现政府治理能力下降，在外部会出现不安 全不稳定，甚至出现冲突。 1973年西欧、日本和北美成立三边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于1975年提供了一项报告：《民主的危机》。报告由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法国社会学家克罗齐 和日本社会学家绵贯让治执笔，这个报告提出了民主国家的"统治能力问题"⑾，这也就是权威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表明西方社会的权威下降了，将出现一个权 威化趋势，以加强统治能力，或提高国际权威指数。欧洲联盟的诞生，也是这个权威化运动的一部分。
当 一个国家权威大于自由时，在内部会出现衰退，经济增长率下降，这时候，自由化动力将会启动。如果这是一个自由与权威接近均衡但偏向权威的民主国家，自由化 动力会和平地按程序地启动，这就是改革或政策调整；如果这是一个远离自由的专制国家，象今天的中国，自由化动力的启动将十分艰难，因为它缺乏改革弹性。遇 到压制的自由化动力有可能以破坏的形式发生。但是，只要这个国家不解决自由不足问题，它的长期发展趋势就是自由化，无论什么力量也不能阻止。它就是山上的 石头，一定要向下滚；它就是峡上的瀑布，一定要向下泻。大家都知道水的顽固和柔软，你挡住左边，它走右边；你挡住上边，它走下边；东南西北都挡住，它变成 水气蒸发到空中，成为雨云雪雾。这就是自由。自由若水也，它的均衡点在大海。
价格波动是市场不均衡的表现，社会波动是政治不均衡的表现。社会衰退，权威的供给将减少，自由的供给将增加；社会混乱，权威的供给将增加，自由的供给将减少。这就是政治的长期发展趋势。
3、"自由-权威曲线"下沉：政治上的"滞胀现象"
但自由与权威之间并非总是存在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并非一个缺乏，另一个一定过剩，一个上升，另一个必定下降。在社会改革时期，最容易出现自由与权威同时增加，或权威减少了，自由并没有相同幅度的增加的情况。
一 个权力结构中间大两头小的"枣核型"的贵族社会，一旦开始改革，最容易出现权威与自由同时增加。这有点象毛泽东在一首词中描述的现象："安得倚天抽宝剑， 把汝裁为三截，一截赠欧，一截遗美，一截还东国。"在这种社会中抽宝剑的在英国是国王，在日本是天皇，把贵族的权力裁为两截，而不是三截，一截给农奴，一 截给自己。给农奴的变成了自由，给自己的变成了权威。这样的社会很容易达到自由权威均衡点，现代化也容易成功。
在 俄国和中国这样的专制大国，是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权力不下放不能开始改革。如果权力不能立即放到平民手里，而被中层官僚截留下来，这时就会发生权威大幅 度减少，而个人自由并没有同幅度增加的情况。这是我在第一章中提到的"权力三明治理"现象：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没有分离，但切成小块下放给了各 级官僚，这是一顿"免费晚餐"，权力的盛宴。这不是个人的自由，而是权力的自由。一个皇帝变成了无数土皇帝，皇帝就在身边。中国的新闻界就是这种情况，媒 体数量增加了许多，记者的新闻自由并没有相同幅度的增加。
这时，社会的权威和自由都会缺乏，就象经济上的停滞膨胀一样。社会停滞和社会混乱同时出现，此外还有伴随权力自由必然带来的腐败现象。这可以称之为自由与权威曲线的"下沉"，见图 10-2：
图 10-2 自由-权威曲线下沉
从图上可以看到，在曲线上方，自由与权威没有交叉点，这就是说，自由权威无法达到均衡， A点无论向哪边移动，虽然权威和自由可以单方面增加，但都不能接近均衡点。这就是今天中国改革的困境。
4、多党三权：必要的张力
政党是生产政治产品的企业，主要产品是政策，但集装箱是自由与权威。在一个有改革弹性的民主国家，当社会出现衰退或混乱的波动时，就说明自由与权威出现了动态失衡，要增加自由的供给或权威的供给。
日 常的调节在政府与国会之间进行，当两者出现难以调和的冲突时，最高法院会起调节作用。这是三权分立的功能。一般说来，政府供给的是权威，国会供给的是自 由。一个有趣的案例是美国两大对中国广播的中文电台，一个是自由亚洲电台，一个是美国之音，前者是国会提供的资金，后者是政府提供的资金；所以，前者是国 会电台，后者是政府电台。中国对两个电台都不喜欢，但最不喜欢的是自由亚洲电台，因为它给予最大关注的是中国的人权和自由，而美国之音，则不能不考虑美国 政府的立场，要缓和中美之间的矛盾，要保护美国资本在中国的份额，为的是美国国家利益。
另 一个有趣的对照是在是否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的问题上，美国政府成了中国的说客，而中国的民运人士反而成了中国国家利益的敌人，这反应的是自由与权威之 间的冲突。美国国会代表着制约政府的三大约束条件，众议院代表人权，参议院代表各州主权，美国政府则要考虑美国联邦的利益。在美国政府看来，给中国永久最 惠国待遇，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但美国国会首先要考虑的是美国在国际上的自由价值和美国各州的利益。给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就少了一个制约中国改善人权的手 段，使国会失去了向全世界供给自由的一个工具。一个美国以外的大国和美国采取同样的价值观，符合美国和世界更长远的利益。但代表各州利益的议员，也不能不 在人权和本州主权之间保持平衡。克林顿政府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用给予相关州以政策优惠的办法，换取了某些议员对政府政策的认同，使这一议案在参议院获得 通过。
比国会更关心自由与人权价值的可能是选民。每个美国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时一般都要 拿中国开涮，因为中国似乎是当今世界践踏人权和自由的邪恶势力的总代表，谴责中国可以博得选民欢心。但总统一上台，就不得不和中国政府打交道，不得不捏着 鼻子到中国去，不得不去握某些肮脏的手。目的是为了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利益，为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国威指数的上升。
美 国是这样，其他国家也是这样。陈水扁和民进党在竞选过程中，对大陆的不认同达到偏执的程度，把台湾的独立和自由放在竞选纲领的首要地位，目的是吸引选民。 当选后，调子马上缓和下来，民进党甚至表示，如果必要，他们可以把台湾独立的纲领从党纲里删除。这就是政府权威所要求一个执政党必须担负的责任，这和要求 民主时的角色是不同的。
对自由与权威进行周期性调节的是政党政治。粗略地说，在健全的 政党政治国家，总有个政党更偏好自由，另外有个政党更偏好平等，偏好平等的政党对权威价值总有较高的评价，因为平等是要政府权力来实现的。在英国，保守党 是偏好自由的，工党偏好平等；在美国，共和党偏好自由，民主党偏好平等。偏好自由的党被称为保守的和右倾的，偏好平等和权威的政党被称为激进的和左倾的。
一个左倾或右倾的政党持续执政是危险的，这就如同一个持续右转弯或左转弯的人肯定走不远甚 至会走进死胡同一样。持续右倾，自由可能过量供给，社会将不稳定；持续左倾，权威和平等会过量供给，社会将失去发展动力而陷入衰退。所以，民主国家每过几 年就要通过大选来选择新的执政党，目的之一，是防止权威或自由的过量供给，或及时满足社会对自由或权威的需求。如果一个执政党成功地使社会最大限度地接近 自由与权威的均衡点，它可能继续执政，否则，它将让位给与它处于竞争状态的在野党。
冷 战结束后，西方出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这是左倾政党自我革新运动，也是自我平衡运动，想在自己一党纲领里实现自由与权威的平衡，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延 长执政时间。在英国，被称为"新工党"路线；在美国，被称为"新民主党"路线。"新工党"路线在英国造就了布莱尔政府，"新民主党"路线在美国造就了克林 顿政府。据说， 1998年2月，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华盛顿与美国领导人举行了一次政策性讨论，讨论之后，布莱尔表述了为21世纪的国际社会而达成一种中间偏左的共识的雄心 壮志。这种新的努力将发展成一种回应全球秩序变迁的政策框架。他说："老左派抵制这一变迁，新右派则任其发展。而我们应该驾驭这一变迁，使其达致社会团结 与繁荣。"⑿
作为这个雄心壮志的一个例证，布莱尔政府在国内确实做了一件连保守党一直 以来都不敢做的事：给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以地方议会自治。如果说给北爱自治是为了解决老大难的北爱和平问题，那么，给苏格兰地方自治，则是布莱尔政府未雨绸 缪的远见卓识。此举最后埋葬了英国本土的立法权中央集权制度，"新工党"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正是这种在政府和国会之间，在左右政党之间存在的张力，保障了民主国家的改革弹性，保障了自由和权威的及时供给，才使国家的自由与权威总是处于张力条件下的动态均衡中。
四， 国威指数变动引起国家重组
1、安全--稳定假说
翻 检我过去的手稿，有一张发黄的小纸片是我最珍视的。它是这本书思想的种子，上面写着："从权威落差与权威距离公式推论出的原理"。一共有四条： 1、规模原理，它被我后来分解为权威化假说和侵略倾向假说；2、安全原理；3、稳定原理；4、自由化原理，就是我在本书中讨论过的自由化假说。
关于安全原理，那张纸片是这样表述的："由于国家安全与权威落差成正比，受到外部威胁的社会或社会群，有向心的权威化倾向，威胁缓解或解除，有离心的自由化倾向。"这个表述自然不是很清晰，要把它讨论清楚同样需要一章的篇幅。
稳定原理也有点含糊："由于社会稳定与权威落差成正比，不稳定的社会有扩大或者稳定权威落差的倾向；不稳定或过小的权威落差有使社会失去稳定的倾向。"
本 文没有承担讨论所有这些原理的任务，但本文主题与稳定和安全原理有逻辑上的交叉。我们的思想历程已经进入联邦制，自由和权威已经在内部达到或接近均衡，也 就是说，我们假定一个国家对稳定和安全的关心不会对权威落差产生长期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在短期是存在的，甚至是强有力的，比如战时的美国也会有总统集权和 新闻钳制，但战争结束，就会返回原来的轨道。做了这样的限定，我们可以把所谓安全原理和稳定原理修改为如下的"安全 --稳定假说"：
"在 自由与权威的均衡政治体制下，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安全和稳定与它的权威距离成正比，当它受到利益上不一致的外部强国或强大联盟的威胁或挑战时，它有扩大权威 距离的倾向。"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扩大权威距离"的含义。它可以是扩大联邦或参加一个大的联盟，也可以是征服别国领土。如果一个民主国家遇到一个或多个 强权国家的挑战，它在战争中也可能占领这个国家的领土，以便削弱这个国家的后续进攻能力，也就是减少对本国的威胁。比如第四次中东战争时，以色列占领了大 片埃及和叙利亚领土。
我们还可以引入国威指数进一步修改"安全 -稳定假说"："在自由与权威的均衡政治体制下，一个国家或国家联合体的国威指数下降，则表明它的安全-稳定系数下降，它就有扩大权威距离或进一步改革制 度提高国威指数的倾向。"这个假说也可以称之为"复合共同体化假说"，简称"复共体假说"。这个假说表明，一个国家或国家联合体，如果其国威指数与其对照 的强大国家或国家联合体相比有下降趋势，它就会产生不安全感。在可能的条件下，它要寻求新的联盟，比如欧洲联盟，以提高联合体权威指数，欧洲联盟是一个典 型的政治复合共同体：联邦和邦联相互重叠。
不能扩大联盟，就要革新国内制度，进一步扩 大自由化动力，提高国威素质。如日本，在中国开始改革后，它和中国之间的国威指数比率一直在下降，虽然它的指数仍然比中国高很多，但如果不遏制这个下降趋 势，日本朝野会越来越不安。读完第三小节，你将会认识到，日本的不安比西欧要深，因为它的强大邻国不仅和它有仇，还没有完成国内自由与权威的均衡。日本为 了挽回经济增长停滞的颓势，加强了国内改革，在日本国铁私有化后，又要私有化日本电讯，还推动企业内部的制度革新，把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制度等"三大法宝" 渐渐收藏起来，开始采用西方式的企业激励制度。
2、国威指数相对下降推动西欧联盟
30 多年来，美国杰出的政治学家亨廷顿写过三本有世界影响的书：第一本是《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以下简称《秩序》），出版于1968年；第二本是《第三波- ---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以下简称《第三波》），写于1991年；第三本是《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下简称《文明》），出版于1996 年。评论他的著作，我不够资格，这里也没有篇幅，我只是想就他的三本书简单谈几点理解，这些理解和我此处的主题有关。
亨 廷顿的三本书都是从维护美国的价值和利益的立场出发，试图以世界眼光对当时世界局势作出有利于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概括，根据有利原则，他有时强调美国实际 利益的一面，有时强调美国价值观念的一面。在《秩序》里，他强调的不是自由与民主的美国价值，而是为缓和冷战的美国外交政策提供依据。在这本书里，他把权 威的价值放在优先于自由与民主的地位。这本书开宗明义第一章第一节他就直截了当地写道："国家之间政治上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水 平。有些国家政治上体现了一致性、共同性、合法性、组织、效率和稳定，而有些国家却缺乏这些特性。它们之间的差别有甚于民主制与独裁制的差别。一般讲，共 产主义的极权国家和西方自由主义的国家都属于高效率而非虚弱无能的政治体系范畴。美国、英国和苏联的政府形式尽管不同，然而这三种制度的政府都在统治。每 一个国家都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民众中对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有着压倒优势的一致意见。"⒀
他 的观点对错姑且置而不论，有趣的是民主或独裁在这里成了"政府形式"问题，而不是价值问题。既然"政府水平"上的差别有甚于民主制与独裁制的差别，苏美之 间的共同之处就可能多于美国与不稳定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共同之处，因此，为价值而冷战，其必要性就降低了。可以说，亨廷顿的"民主独裁弱差别论"和基辛 格的"国际平衡论"一起，为中美建交奠定了理论基础，为缓和当时的世界紧张局势作出了贡献。
更 有趣的是， 23年后，同一个亨廷顿，忽然欢呼起民主的胜利来，但是他没有同时欢呼他的"民主独裁弱差别论"的破产。这没有关系，反正他关心的是美国利益，不是他学术 逻辑的一贯性。他在《第三波》里热情洋溢地写道："20年前，世界上约有不足30%的国家是民主国家，现在，60%多的国家是通过某种形式的公开、公平和 竞争性的选举来建立政府的。约在25年以前，威权政府（军人政变集团、个人独裁政权等）似乎蔚然成风，今天，千百万以前曾在独裁专制统治者下受苦受难的人 生活在自由之中。此外，由于历史上民主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和平地带也得到了大大地扩展，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也大大地降低。民主制度在如此短的 时间内急速成长，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壮观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变迁。"⒁
如果说 25年以来威权政府蔚然成风，千百万人在独裁专制统治者下受苦受难，也有亨廷顿的一点贡献，也许不能说是恭维他。按照他的理论，非民主国家追求"政府水 平"一定远甚于追求民主价值，只要有助于提高政府水平，可以民主也可以独裁，谁还费心去搞民主？而他也没有说明，在20多年前被他认为和英美民主政体一 样，拥有"民众中对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有着压倒优势的一致意见"的苏联政体，何以也在民主化第三波浪潮的冲刷下，被摧枯拉朽。这些都不构成对亨廷顿的诘 难，他考虑的是当时的国际关系，是对国际形势作出怎样的概括更符合美国的价值和利益。这一次他对民主化浪潮的欢呼，其实是对美国价值"一统江湖"的欢呼， 是对全世界民主朝圣者对美国民主圣地进行朝拜的一种召唤。如果说，民主也是宗教的话，教主是美国，美国领导世界民主潮流。
遗 憾的是，欧洲，特别是西欧国家不怎么认这个教主。他们曾经认过，那是在冷战时期。按照我前面表述过的安全原理："由于国家安全与权威落差成正比，受到外部 威胁的社会或社会群，有向心的权威化倾向，威胁缓解或解除，有离心的自由化倾向"，冷战时，威胁西欧各国安全的是苏联东欧集团，所以有向心的权威化运动， 要奉强大的美国为教主，与苏联抗衡。
苏联东欧解体后，对西欧各国的威胁解除了，但西欧 并没有高枕无忧。威胁还在，只不过威胁的性质和威胁源改变了。以前是来自苏联东欧的政治军事威胁，现在是来自日本美国的经济威胁。所以，西欧在冷战后，并 没有开始离心的自由化运动，而是开始了以美国为主要经济对手的新权威化运动，这就是欧洲联盟的诞生。它没有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性质，而是 迈向统一的政治经济组织。要想知道欧洲联盟的假想对手是谁，从欧元的定价就可以知道，它上市时，刚好比美元的币值高一点点。这就是较劲。这次和中国进行入 世谈判，欧盟作为一个主体进入谈判桌，也是想作为一个重量级选手向中国要价，它不想落后于美国。
作 为美国最敏感的政治神经的亨廷顿，当然感受到了欧洲对美国的离心倾向，甚至是对抗情绪。弥合这一裂痕，可能是他写作《文明》一书的主要动因之一。在这本书 里，他掩饰不住对冷战时代美国教主地位的怀念，于是想用宗教冲突来代替过去的意识形态冲突，变美苏之间的冷战，为美国与中国以及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宗教战， 把世界文明的冲突，说成主要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与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由于穆斯林世界没有一个核心国家，那么这种冲突，就主要变成了以美国为代 表的西方基督教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冲突。
这个看法到底有多大真实性姑且不论，但它对美国 的策略价值是很大的。如果西欧接受了这个论点，则美国就从威胁源又变成了教主，这回不是"民主教"，而是基督教。亨廷顿似乎认为，没有美国的领导，西方文 明便会衰落。要"延缓西方的衰落""保持西方的团结"，办法就是守住北大西洋公约，以之为"西方文明的保障机构"。他坦率地指出："在苏联威胁已不复存在 的情况下，人们对西方未来的统一，特别是它对于美国对欧洲承担的义务意味着什么，感到忧虑。""西方能否在政治经济上走到一起，主要取决于美国是否再次确 认自己的西方认同，并把自己的全球作用确定为西方文明的领袖。"⒂
亨廷顿知道，西方自 由世界的内聚力，是要靠一个共同的敌人来维持的。在古希腊，是波斯人；在冷战时期，是苏联人；现在，他挑选了中国人和穆斯林。只要敌人有了，西方世界就要 求美国来当领袖了，问题是美国是否愿意当。《文明》这本书，如其说是写给东方人看，不如说是专门写给西欧人看的。北大西洋组织在南联盟土地上实践了一下亨 廷顿理论，头脑简单的中国当局果然愚蠢地扮演了亨廷顿希望它扮演的角色：以整个西方为敌。
但 是，中国的威胁至少在当前是虚构的，美国对西欧的经济竞争力的威胁，远远大于中国和穆斯林对西方文明的威胁。各国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比所谓文明的冲突要 真实得多。就国际竞争力来说，中国对于西欧与其说是敌人，不如说是市场；在竞争亚洲市场时，欧洲真正的对手是美国和日本。促使西欧各国走向联盟的，是单独 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威望指数的相对下降。为了在国际经济拳台上，能与美国和日本这样的重量级选手较量，西欧开始了联邦化过程。
比较小的国家通过联邦，可以扩大权威距离和国威指数，如图 10-3：
图 10-3：小国通过联邦化提高国威指数
图 10-3描绘的是三个自由与权威均衡的小国通过联邦，扩大了权威距离，也提高了国威指数（从A 点扩大到C点），但权威落差并没有相应扩大，这就是联邦化带来的好处。
从 罗马帝国衰亡后，欧洲就没有统一过。每一次统一的企图，都带来战争，规模最大的是两次世界大战。这次，没费一兵一卒，只费干邑香槟；没放导弹枪炮，只放焰 火鞭炮，就实现了欧洲的联盟。是何缘故？根本原因是西欧各国民主制度臻于成熟，自由与权威处于经常性均衡状态。两个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打仗，似乎成为当代国 际政治的一条公理，这个公理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从积极的方面说，在民主国家之间，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从消极的方面说，民主国家的资源约 束、人权约束和主权约束很硬，资源和人力不会被野心家动员为战争资源。
3、国威指数上升会激发一个后起专制大国的扩张野心
当 一个国家国威指数下降时，它将缺乏安全感。它要么象明治维新时的日本和改革开放时的中国那样，通过内部革新，从内涵上提高国威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提 升国威指数；它或者象今天的西欧国家那样，由于内涵的国威素质潜力已基本挖尽，劳动生产率已经接近饱和状态，短期内不会有太大提高，只好通过联盟或联邦， 从外延上提高国威总量，使国威指数成倍上升。
我们知道，当一个国家出现对民主反动时， 或者说，当一个国家的权威落差突然扩大时，其侵略的可能性就会加大，并在实际上进行扩张。但我们没有设置一个边界条件，没有说明是否所有国家在民主上出现 反动时一定会侵略。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反民主化的国家远远多于侵略扩张的国家，就足以说明一反民主就侵略的观点是站不住的：拉美国家在 60-70年代普遍专制化，但没有普遍侵略。
现在我们有了限制性条件：只有当一个国家 的国威指数相对于其邻国有大幅度上升，并且接近或超过其可能要侵略的国家的国威指数时，这个国家的专制加深或对民主反动才有可能导致对其邻国的侵略。国威 指数的大幅度上升，可能是从内涵上提高国威素质的结果，比如日俄战争和清日战争时的日本，二战时的德国；也可能是从外延上提高国威总量的结果，比如两越统 一后的越共对印度支那的扩张。前者是内部革新，提高生产能力带来的；后者是上一次征服或国家合并带来的。
国 威指数上升，对民主反动，这还不是侵略的充分必要条件，还有两个条件值得重视：其一是，国威指数越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越进入世界前几位，其侵略的可能性越 大；其二，越是后来居上，在历史上受其他世界强国凌辱越深的大国，其侵略的可能性也越大。它要侵略，一是要雪耻，二是要重新瓜分世界，按新的实力对比。
二战前的德国，符合所有上述四个条件：第一，在 20世纪20-30年代，德国的生产能力的发展居世界之冠，国威指数急剧上升。第二，到1938年，德国在若干经济指标上，已经接近或超过英国和法国，居 于世界前几位，比如，在1938年，人均工业化水平，德国是144（以1900年的大不列颠为100，下同），法国是73，大不列颠是157，美国是 167，局世界第3位；钢铁产量，德国是2320万吨，法国是610万吨，英国是1050万吨，美国是2880万吨，居世界第2位；能源消耗，德国是2? q28亿吨煤，法国是0?q84亿吨，英国是1?q96亿吨，美国是6?q97亿吨，也居世界第2位；此外，在相对的总的工业潜力和在世界制造业产量所占 的相对份额方面，德国也都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2位。⒃
第三，德国是一个后来居上的大国，在一战后被迫接受割地赔款的耻辱条约，而在历次瓜分世界的浪潮中，它的猎物最少；第四，希特勒上台，对民主进行彻底的反动。
越接近上述四个条件的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规模就越大。在当今世界，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国家是少之又少，但千万不要以为一个都没有。
4、主权开放：后国家时代来临
现在我试着作一个小结。联邦制作为一种现代政治技术，它的发明，就国内政治来说，使民主制度第一次有可能在一个超大型国家内实行。它的主要功用，是让一落千 丈的权威落差，分级下落，让每一级的压力相等，这意味者联邦制基础上的逐级自治。这样，权威距离与权威落差之间的正比关系就告终结。
这个终结在国际政治上具有极大的意义，它不仅终结了超大型国家内部的专制统治，也终结了领土争端中的战争行为。主权绝对论，相当于经济上的个人所有权绝对 论，限制了国际政治的发展。联邦制条件下的主权相对化，意味着国家共同体化了，而共同体的主权是开放的。它的开放有两方面涵义：其一，经过一定程序，可以 接纳其他申请加入联邦的政治共同体；其二，加入联邦的各州有退出联邦的权利。美国联邦宪法通过后，在 200年的时间内，从原来创制的13个州，增加到50个州，就体现了这种开放性。
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法语居民有独立倾向，也没有诉诸战争，而是诉诸全民公投。用胡平评论台湾选举的话说，用数人头代替砍人头，这是历史性的进步。这也是主权开放的结果。
主权开放程度最高的要算欧洲。特别是英国，它是英联邦的首脑国，自己本土也联邦化了，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都开始实行或在准备实行地方议会自治，而英国又参加了欧洲联盟。这种政治共同体的相互重叠和复合，是世界迈向后国家时代的一个迹象。
经 济开放必然带来主权开放，经济全球化也必然促进国家观念的更新。有趣的是，马克思所预言的许多事情，被他的信徒国家所拒绝，倒在他愤怒批判的所谓资本主义 国家一一得以逐步实现，比如消灭贫困，比如减少不平等现象，比如提高工人的福利，等等。最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消亡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国家 的主权不断开放，国家观念正在弱化；而宣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某些国家，却在强化国家意识，固守绝对主权论，不要说向世界开放主权了，对自己的同胞，对自己 国内的少数民族也拒绝开放主权，把国家主权变成了党官僚集团的垄断财产，这不仅是对马克思的背叛，也是逆世界潮流而动。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话对我们并不陌生，希望它不仅被用来指责别人，也用来自我反省。它是预言，也是劝告，还是警示，我寄希望于中国人的自省能力和决策层的有识之士。
注释：
⑴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中文电子版，第206页，北京，红旗出版社《家庭藏书集锦之五：哲学》。
⑵ [英]密尔：《代议制政府》，中文电子版，第55页，北京，红旗出版社《家庭藏书集锦之五：哲学》。
⑶ [美]梅里亚姆：《美国政治学说史》，中文版，第55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88年版。
⑷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中文版，第66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82年版。
⑸ 同上，第 67页。
⑹ 同上，同页。
⑺ 同注⑴ ，第 207页。
⑻ 同上。
⑼ 同注⑵，第 240页。
⑽ 同注⑴，第 208-209页。
⑾ [法]克罗齐等：《民主的危机》，中文版，第2页，求实出版社，北京，1989年4月版。
⑿ 参阅 [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 ---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正文第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2000年1月出版。
⒀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文版，第 1页，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⒁ [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文版，第2-3页，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⒂ [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第355-356页，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出版。
⒃ 参见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文版，第 242-245页，王保存等译，求实出版社，北京，1988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