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重要时间节点。50年前，中日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时期。过去50年两国关系取得了哪些进展？面临哪些主要问题和挑战？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未来两国关系将如何发展？本文将首先简要回顾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和面临的挑战，然后分析推动和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主要原因。
一、巨大的成绩和严峻的挑战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在相当长时间内，两国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经济和社会交往日趋频繁，不仅做到了和平相处，而且实现了互利共赢，两国人民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实惠。
经济上，1972年中日贸易额仅为10.3亿美元。据日本海关统计，2016年中日双边货物贸易额为2705.0亿美元。从2017年到2021年，两国货物贸易总额一直呈增长趋势。即便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日货物贸易额在2021年仍然创下历史新高，达到3714亿美元，同比增长17%。
在投资方面，日本是中国重要的外国投资来源地之一。截至2020年底，日本在华投资累计项目数约5.36万个，实际到位金额1191亿美元，在中国外资来源国中排名第一。虽然中国对日投资起步较晚、规模较小，但发展速度迅猛。截至2021年5月，中国对日全行业直接投资累计47.8亿美元。
尽管两国目前在经贸领域存在着一些分歧和争议，但是，双方在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财政金融、医疗康养、养老照护、节能环保、旅游观光等广泛领域存在着很大的互利合作空间。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2022年生效，两国包括双边在内的区域内间贸易投资将有望进一步增加。
社会交往上，1972年中日之间人员往来不足万人。62016年，中国内地赴日游客637.3万人次，日本赴华游客240万人次，两者相加超过877.3万人次。在赴日旅游的外国游客中，中国内地访日游客人数和消费额均位居第一。2019年1月，日本放宽对中国内地游客的签证政策，当年赴日的中国游客大幅增长至近960万人，创下历史新高。
1972年之前两国间缺乏学术交流，两国在对方国家的留学生也很少，现在两国学术交流频繁密切，两国在对方国家的留学生数量大幅增加。截至2019年5月，在31万赴日留学生中，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占比达39.86%；其中，在高等教育阶段，中国内地学生数量占比高达41.18%。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所致，2020年、2021年中国赴日的留学生数量虽有所下降，但依然分别超过12万人和11万人，中国仍是日本留学生第一来源国。相比之下，日本赴中国留学学生的数量较少。2018年，有14230名日本学生来中国留学，按国别排名位列第九。
在国际多边合作方面，中日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持有共同或类似的立场，如两国都主张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秩序，两国都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两国都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两国都投入大量资金从事发展援助，两国都坚持在美国退出的情况下继续执行《巴黎气候协定》，两国都主张通过多边合作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挑战，等等。
可以说，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两国不仅实现了和平相处，而且建立了合作互利的关系。中日邦交正常化给两国人民带来和平与繁荣，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效果显著、意义重大，值得纪念。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人们有理由深切缅怀两国曾经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付出巨大努力的两国政治家、外交家，感谢那些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中日友好交往的各界人士，正是他们执着的努力，中日关系才有了上述成绩。
在回顾两国关系和平发展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两国关系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现状还很不尽如人意。主要表现为近些年来政治互信缺失，历史问题时而爆发，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持续，台湾问题凸显，以及军事安全问题开始显现。在此背景下，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的态度比较负面。十多年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日报社和日本言论NPO（日本民间组织）共同发起了“北京-东京论坛”，希望通过这个论坛推动两国民众之间的了解，改善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的看法。令人痛心的是，这些年来，两国民众对对方的看法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有所恶化。据中国日报社和日本言论NPO过去10余年来对两国精英和民众对对方看法的跟踪调查，两国国内无论是精英层面，还是民众层面对对方的看法总体上都偏负面，且多年没有明显改善。
2016年9月23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人和中国人对对方国家的印象依然很不好。日本受访者回答“对中国印象不好”的达91.6%；中国受访者回答“对日本印象不好”的占76.7%。而2021年“对中国印象不好”的日本受访者达90.9%，对“日本印象不好”的中国受访者也占66.1%。民意对中日关系的支持率如此低落反映出两国关系的确面临较大的问题。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改善，未来中日关系发展前景堪忧。
回顾历史，有两个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一是为什么中日这两个昔日的敌人邦交正常化以来不仅实现了和平相处，而且建立了合作互利的关系？二是是什么原因导致两国之间发生不断争议、面临重重困难？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我们认识和未来处理中日关系至关重要。
二、为什么中日能够和平相处、合作互利？
为什么中日这两个昔日的敌人邦交正常化以来不仅实现了和平相处，而且建立了合作互利的关系？仔细分析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至少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中国政府长期坚持的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看法和对日政策。中国政府始终认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始作俑者，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因此，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应携起手来，以史为鉴、和平相处、共创未来。在日本对华侵略这个历史问题上，区分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责任是中国处理对日关系的根本政策。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时说：“中国人民同日本大多数人民历来是友好的，战后友好关系还有发展”。他指出，“事实上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威胁、欺骗、强迫日本人民去当炮灰的。”所以，“过去的战争应由垄断资本、军国主义政府负责，而不应由日本人民负责。”1972年9月25日，周恩来总理在欢迎日本田中角荣首相一行的宴会上也说，“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了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40多年后，2015年5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中日交流大会时指出，“日本人民也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
正是基于这种看法，中国政府以德报怨，放弃了对日赔款的要求，在敦促日本政府正确对待历史的同时，坚持主张两国向前看，积极推动发展友好合作的关系，希望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中国政府的上述看法和做法，明确了日本侵华战争的责任主体、战争性质和战争受害者。也就是说，这场战争的责任主体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战争性质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战争，中日两国人民都是战争的受害者。这种看法决定了中国政府对日政策的基本目标、原则和手段。这个基本目标就是与日本发展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关系；基本原则就是坚持两国人民是无辜善良的，两国合作是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两国人民的善良愿望，所以，合作的空间是巨大的；基本手段就是积极推动经贸合作和民间交流，通过加强交流与合作实现两国长期睦邻友好、互利共赢。
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人民反省历史，坚持和平宪法，拒绝走军国主义的老路。二战结束后，尽管日本国内一直有少数军国主义者不思悔改，不断挑起历史问题，但日本人民对于二战期间日本政府的对外侵略政策给日本和他国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深恶痛绝，接受和支持和平主义的对外政策。他们认同日本的和平宪法，反对政府大幅增加军费，反对日本介入国际冲突，反对日本发展核武器。即使是在冷战期间，在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外部威胁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改变上述态度和做法。在日本人民坚守和平主义外交政策情况下，日本历届政府也大都选择遵守和平宪法，走和平主义的道路，尽管某些日本政客和领导人内心并不情愿这么做。上述情况对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产生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影响。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在过去50年间，即使在两国关系出现问题时，了解日本真实情况的中国人都认为日本不太可能重蹈军国主义的老路再次入侵中国。
第三个原因是日本部分领导人和许多有识之士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反思和忏悔，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寻求两国和解。他们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中国对日本的担心，对于推动两国交往与合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田中角荣首相在任期间顶住国内压力，执意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三木武夫首相在任期间积极推动中日友好条约的谈判，福田纠夫首相在任期间实现了中日友好条约的签署；大平正芳首相在任期间积极推进对华日元贷款，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细川护熙首相在任期间明确承认日本帝国时代所犯战争罪行，承认日本的对外侵略；村山富士首相在任期间以首相身份向二战亚洲受害国道歉，并发表著名的“村山讲话”，承认日本对外侵略和殖民的历史并道歉；福田康夫首相在任期间主张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支持建立新的战争纪念场所，规避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他们和许多日本有识之士为中日和解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都作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
第四个原因是两国政府长期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发展经贸关系和民间往来。中国政府认为，发展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愿望。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就积极推动两国的民间经贸往来，以促进双方官方的政治关系。两国建交后，经贸关系更是成为中日关系的重要内容。当两国政治关系出现波折的时候，中国政府也作出种种努力避免经贸关系受到大的影响。即便是近年来中日政治关系一直处于低谷状态，中国也认为“中日经济具有互补性，能够共同合作”。为此，中国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使得两国间经济交流活动逐渐回暖。比如，中国同意举办与日副总理（副首相）级的经济高层对话；中国商务部与日本外务省举办跨部门的中日经济伙伴关系磋商、与经济产业省举行副部级磋商；等等。日本方面也通过政府开发援助（ODA）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从1979年开始，日本政府累计向中国政府承诺提供日元贷款约33164.86亿日元，用于255个项目的建设。截至2015年底，中国利用日元贷款协议金额30499亿日元，累计提款26886亿日元，并已偿还本息20688亿日元。日本对华ODA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提升的同时，也改善了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投资环境，为日企在中国的经营带来长远收益。
在经贸交流之外，中日两国政府鼓励两国间社会文化和人员交流发展。两国在1979年签署了《中日文化交流协定》。四十多年来，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呈现出官民并举和多渠道、多形式的局面，交流范围日趋广泛，交流活动的规模和数量巨大且内容丰富。在此期间，中日两国政府推动举办了众多交流活动，确定了多次文化年、体育交流年、国民友好交流年等主题年份。2018年10月，两国领导人就以“2019年日中青少年交流促进年”为契机，在未来五年开展三万青少年交流达成一致。
两国各地方政府不断拓展经贸关系，缔结了许多经贸合作协议，许多还彼此结为友好城市。比如，中国的青岛凭借地缘优势，成为与日本交流最密切的中国城市之一，并在2019年与日本的宫崎缔结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两国目前共缔结友好城市256对。此外，两国间的许多半官方和民间团体也常年致力于推动双边的友好交流。
在两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下，两国经贸关系不断发展，民间交流日益密切，两国关系的基础得到巩固和加强。当前，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中日两国继续在基础设施建设、节能环保、养老医疗以及“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领域开展务实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两国经贸交流。
第五个原因是两国政府审慎管控分歧，特别是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多年来，尽管两国关系不断受到历史问题和领土争议的困扰，但两国政府都努力避免因此走向对抗和军事冲突。例如，为了防止历史问题过度政治化，冲击两国整体关系，2006年，两国政府决定组织两国专家学者对中日历史问题进行共同研究。再比如，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钓鱼岛问题升温，两国飞机和舰只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相遇概率急剧上升，为了避免出现意外冲突和管控冲突性质，两国政府分别在巡航舰只性质、巡航频率、相遇行为规范等方面采取了一些致力于管控风险的措施。2008年，也是为了管控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问题，两国政府通过反复谈判和协商，一度达成合作开发东海油气资源的协议，可惜这个协议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得到落实。随着双边关系的缓和，在2019年大阪G20峰会期间，中日领导人达成“十点共识”，双方同意“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建设性管控矛盾分歧”；“继续推动落实东海问题原则共识，共同努力维护东海和平稳定，实现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的目标”。两国政府的上述做法，明确表明了两国希望和平处理历史问题和领土争议问题的意愿，客观上也确保了两国关系紧张时最大限度地避免由于意外出现军事对抗和冲突的可能性。
三、为什么近年中日关系冲突不断、困难重重？
近年中日关系冲突不断、困难重重的原因有很多，日本政府尤其需要反思。第一，作为二战期间加害方，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暧昧和前后矛盾的态度是一个重要原因。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的态度首先体现在对待靖国神社的态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日本政要在靖国神社的态度上转向，不少人在特殊日子参拜靖国神社或者是供奉祭品。小泉纯一郎在首相任期内，连续5年参拜靖国神社。安倍晋三担任首相以来，日本官方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立场继续后退，从首相到阁员再到议员，从执政党到其他在野党，日本许多政要都以不同形式祭拜靖国神社。比如，2017年4月21日，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联盟“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来自自民、民进和日本维新会等党派的日本参众两院约93名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其中包括首相辅佐官卫藤晟一、文部科学副大臣水落敏荣、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古屋圭司、前冲绳和北方四岛担当大臣山口俊一、前国土交通大臣羽田雄一郎等。8月15日，安倍晋三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连续第5年向靖国神社献上祭祀费，并表示对无法亲自参拜感到“抱歉”。这一天上午，自民党干事长代理萩生田光一和第一副干事长小泉进次郎参拜了靖国神社。曾于2013年参拜靖国神社的安倍晋三本人在2017年10月17日，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而在2021年8月15日这一天，菅义伟内阁的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文部科学大臣萩生田光一与世博担当大臣井上信治参拜了靖国神社，菅义伟则供奉了祭祀费“玉料串”。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西村康稔和防卫大臣岸信夫已于13日参拜靖国神社。
对历史的暧昧态度集中体现在安倍晋三2015年8月14日的谈话。在这个谈话中，安倍仅仅是以回顾历届内阁历史认识立场的方式间接提及“反省”和“道歉”。他说：“我国对在那场战争中的行为多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这些历代内阁的立场今后也将是坚定不移的。”同时，该讲话对战争的性质也避而不谈，仅表示“日本迷失了世界大局”，是“国际秩序的挑战者”。2021年8月15日，菅义伟在全国战殁者追悼会上的讲话，沿袭安倍晋三路线，避谈日本在战争中的加害者责任。
部分日本领导人的历史观也表现在日本政府对教育领域的介入上。如安倍晋三试图从历史教育、公民教育等课堂教育入手，对年轻人的历史观进行改造，为修宪等措施铺路。他甚至在国会答辩中宣称不排除在学校教材中采用日本二战前的《教育敕语》，以阁议的形式同意在教科书中“批判地”“否定地”引用希特勒《我的奋斗》中的内容。此外，自2014年以来，日本文部科学省要求教育界在“没有定论”的历史、领土问题上体现政府立场主张，在2017年公布的新版“学习指导要领”，在中学体育课程的“武道”内容中加入日本军国主义时期日军作战训练的重要科目“拼刺刀”。
在此背景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频频出现修改教科书、篡改历史的做法。鉴于日本的教科书需要文部省（文部科学省）专门委员会的审定才能出版，这一做法屡次遭到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尽管如此，教科书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妥善解决。进入21世纪以来，以“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为代表的右翼团体大肆宣扬皇国史观，美化太平洋战争，从根本上否认日本进行殖民统治和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
这类教科书修改的结果包括：一、淡化日本的侵略行为，比如在1982年把“侵略华北”改成“进出华北”，在1986年把日本侵华战争描写成日军被迫应战。二、拒绝承认和歪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声称“当时的情况存在很多疑点，至今仍有争论”，认为“事件的起因是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而日军“杀害了众多俘虏和居民”则变为“波及俘虏和居民，出现了众多死伤者”。三、否认日军制定并运营“慰安妇”制度，在2014年删除了“随军慰安妇”和“强征”等字眼。2021年4月，日本政府决定，从2022年起，日本高中二年级以上学生使用的教科书中将禁止使用“随军慰安妇”或“日军慰安妇”的表述，并以“慰安妇”的表述取而代之。
第二，日本一些人对中国崛起的担心不断增加。这种担心由于日本政府和媒体的强调而不断强化。近年来，中国加强了在东海、南海等区域维护国家领土和海洋权益的行动，相关的公务船只和军机军舰对相应的海域空域的巡逻次数不断增加，海军和空军进出西太平洋进行军事演练逐渐常态化。对此，日本的《防卫白皮书》连续多年专门在“周边安全事态”和“安全保障与防卫政策”等部分，详细列举中国海警船只在钓鱼岛附近活动的天数和船只数量，中国军机和军舰的一些例行演练活动等，不断暗示中国的活动构成了对日本的威胁，表达对中国军事能力提升和军事透明度的担忧，强调通过“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FOIP）确保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防卫大臣岸信夫甚至在卷首语中花了大量篇幅凸显中国对日本的“安全威胁”。日本《外交蓝皮书》也反复强调类似对中国军力的快速现代化，国防支出持续增加，中国在东海、南海活动的担忧。2021年7月，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将中国维护南海主权的行为解释为凭借实力和施压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
为了缓解上述来自中国的所谓“威胁”，一些日本政要还试图利用台湾问题来牵制中国。2021年，日本方面频频就台湾问题发表负面言论。6月，时任首相菅义伟与立宪民主党代表枝野幸男会谈时，明确指称台湾为国家，枝野幸男更是大赞台湾为“抑制疫情扩大的成功国家。”7月，副首相麻生太郎在东京发表演讲表示，中国若攻击台湾，日本将依照相关法规，行使受限的集体自卫权，美日两国要一同防卫台湾。12月，前首相安倍晋三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是日美同盟有事”。
此外，自2005年以来，以麻生太郎为代表的日本政要还鼓吹和推行“价值观外交”“自由与繁荣之弧”“日美澳印联盟”等，试图利用中日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孤立中国。
在此背景下，中日两国民众对对方的看法日趋恶化。各类调查数据都反映了这一状况。第12次“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的结果显示，领土争端、海洋资源纠纷和历史问题是阻碍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66.6%的日本受访者认为领土争端是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35.4%的日本受访者认为海洋资源纠纷阻碍两国关系发展。日本内阁府2016年12月26日的外交舆论调查表明，对中国没有亲近感的人群比例高达80.5%，认为中日关系不好的比例达83%。而皮尤调查的数据也表明，2012年，日本仅有15%的受访者对中国抱有好感，2013年仅有5%的受访民众对中国持有正面看法，2014年这一数据为7%。2014年，日本85%的受访者担心与中国的领土争端将导致军事冲突，68%的人认为中国是“最大的威胁”。到了2016年，双方民众间的不信任程度仍非常高。皮尤调查的数据显示，日本86%的受访者，中国81%的受访者对对方持负面看法。2021年，对华有负面观感的日本民众占88%，在所有调查国家中排第一。
第三，两国国内部分民众在历史问题上存在错误认知。如将中日战争认定为民族战争，否认日本统治阶级是战争的罪魁祸首以及中日两国人民都是战争的受害者的说法，并把当前的中日矛盾说成是民族矛盾，这种认知使得中日两国无法摆脱历史问题的困扰。
毋庸置疑，中国的抗日战争的确是一场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无论是从地域看还从参与阶层看，对中国而言都是一场全国性的救亡运动。但是，正如中国领导人一贯指出的那样，这场战争的发动者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广大日本人民，尽管有加害者的一面，但和中国人民一样，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然而，在近些年的网络上，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两国一些网友认为中日之间的仇恨是“民族仇恨”，“这种仇恨不光对于中国崛起，而且对于日本的崛起都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坎”，甚至出现“中日之间必有一战”的极端言论。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错误认知？一是来自日本方面的刺激。如以林房雄、三岛由纪夫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分子把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战争美化为“自存自卫”的“大东亚战争”“是民族解放战争”“解放亚洲的战争”。而且这样的说法在今天的日本社会有一定的受众。二是日本政府出于多种原因考虑，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就逐渐把战犯当作“因公伤、病、亡人员”,不但享受国家补偿，而且还合祀入靖国神社，成为日本人膜拜的“民族英雄”。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不少日本人选择性认识对战争的责任，越来越多地忽视日本的战争加害者角色，而越来越多地强调日本的战争受害者角色。日本右翼政客和媒体的推波助澜也使这一偏见不断强化。在此背景下，曾经大力呼吁日本人既要看到自己是受害者，更要看到自己是加害者的日本左翼和有识之士的声音在日益保守的社会中逐渐边缘化。日本民众的这种错误认识和右翼人士美化历史的鼓吹经过各种渠道传播到中国以后，使得一部分中国人感到疑惑，质疑区分日本人民和军国主义者的做法，并进而修正已有的历史认识，不再把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和普通民众进行区分。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使两国在历史问题的认识上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日本方面不少人将中国少数人对历史的错误认知归咎为中国民族主义上升。实际上，这一问题的主要根源还是日本某些领导人的历史修正主义做法和日本右翼极端民族主义的行径。
此外，日本国内有些人认为中国强调正确认识历史是为了矮化日本。事实上，中国政府强调正确认识历史的目的，不是想矮化谁，更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真诚地相信只有在正确对待历史的情况下，中日两国才能更好地发展和平友好和互利合作的关系。
最后，互联网时代负面新闻的放大效应。互联网的出现使得两国国内对对方国家极端负面的声音被放大并得以广泛传播，进一步加深了两国对立情绪。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放大效应”指不同媒体在很短的时间内对同一个事件进行多角度、高频率的“新闻轰炸”，受众不断受到具有一定价值导向的信息的刺激。大部分受众在没有警觉意识、没有时间和精力弄清事实真相的背景下，往往会对相关信息得出扭曲性理解和错误判断。在互联网时代，对事件的扭曲报道和解读又会经过网络中个体或群体的互动，致使负面舆论集中涌现并快速传播扩散。
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两国媒体对对方的报道越来越负面。一方面，中国有些媒体，特别是自媒体，利用中日关系中出现的摩擦和冲突进行渲染和炒作，通过情绪化的煽动来吸引读者；另一方面，有些日本媒体在社会问题、人权、少数民族、军费支出、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上对中国持批判态度，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诸如沈阳领事馆事件、齐齐哈尔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毒剂事件、中国球迷的过激言行、东海资源开发问题、“毒饺子”事件、撞船事件、钓鱼岛事件等分别和不断地被两国媒体和网络渲染和放大，两国民众对彼此的看法也越来越负面，“中日相互认知出现了情绪化和两极化的趋势”。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既有报道者的偏见，也有媒体负面报道较多的情况。这些因素加上互联网的传播规律，急剧放大了两国对对方国家的消极认知。有学者在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对日本人来说，“不论媒体怎样大量报道在日本国内发生的坏事，在日本居住的日本国民因为了解跟媒体报道中不一样的日本，了解正面的日本,所以可以客观看待这些报道。但是，换成国外的负面新闻，因为根本不了解跟媒体报道中不一样的正面部分，所以容易在不了解的状态下，被媒体负面报道间接误导。”其实，对中国人来说亦是如此。偏见和歧视导致灾难和痛苦。中日两国的新闻报道只能通过秉持相互尊重、客观公正的原则，才能有效避免负面新闻“放大效应”带来的冲击，“避免刺激和伤害，以防引起对方群众的反感和损害两国关系”。
展望未来，作为邻居，中日两国友好合作既是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地区和世界和平繁荣的需要，搞好中日两国关系是两国的历史责任。为此，中日两国政府和民间都需要作出更多更大的努力。一是要妥善处理历史问题；二是有效管控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三是要积极推动两国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合作；四是要更加积极地支持和鼓励两国民间善意的互动和交往。
我们真诚地希望，中日两国真正能够珍惜邦交正常化以来取得的成绩，按照两国间四个政治文件的要求，以史为鉴，发展合作，管控分歧，实现相互尊重、合作互利的新型中日关系。
作者：贾庆国、夏维勇（作者分别是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院长、教授，盘古智库顾问；云南大学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
原载于2022年第2期《当代中国与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