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中美关系急剧恶化，许多人担心中美两国会走向对抗甚至战争。本文认为，尽管在气候变暖、恢复全球经济增长、合作抗疫等问题方面，中美可以开展合作，但以下五个因素影响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一是“修昔底德陷阱”效应，尽管这个说法本身存在较大问题，但中美两国都有不少人相信，因此，两国在南海、东海、台湾海峡问题上的冲突会继续发酵；二是体制和价值观差异效应，美国原来的对华接触派对中国政治没有向他们期待的那个方向发展有了强烈的挫折感。中美体制上的差异效应仍有扩大的趋势，这增加了两国务实处理两国关系的难度；三是特朗普效应，特朗普认为建制派没有维护好美国的利益，主张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挽回美国经济损失。特朗普虽然离任，但其政策给中美关系带来的影响还在延续，包括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科技脱钩和关税问题；四是美国国内政治效应，在野党候选人当选，大概率会对中美关系产生负面的冲击。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问题强硬的共识以及美国执政党在国会的微弱优势决定了拜登要想在国内做成事，都需要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维持强硬态度；五是中美双方负面互动效应。这一轮互动始于奥巴马执政后期，现在仍在继续。基于上述判断，短期内中美关系改善的空间将会有限，关系出现转折并走向接触与合作为主态势的可能性不大。从中长期角度来看，鉴于中美两国在众多双边和多边问题上有着众多共同而且重要的利益，并且中美对抗的代价巨大，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在一些问题上加强合作可以期待。
【关键词】中美关系；对抗；合作；利益分歧；意识形态差异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未来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到底是“山穷水尽”还是“柳暗花明”？这是一个很多人都在关注的问题。特朗普执政期间，中美关系急转直下；拜登上台后，不少人曾对他抱有期待，但令人失望的是，他治下的中美关系不仅没有趋向稳定，反而继续恶化。短短几年，中美两国关系从奥巴马时期两国争论到底如何界定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到特朗普时期两国经济上相互制裁、外交上激烈争辩和军事上走向摩擦，到现在不少人认为两国有可能走向战争，拜登也觉得有必要与中国领导人商量如何给两国关系设置“护栏”，避免因意外导致两国军事对抗和战争。
如何评估目前的中美关系？两国关系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前景如何？这些是本文希望讨论的问题。
一、如何评估当前的中美关系？
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几年前，很多人问这样一个问题，“中美会不会走向冷战”？当时作者的判断是不会。理由很简单，美苏冷战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意识形态的激烈竞争。美国在全球推行美式自由民主，苏联则是对外倡导苏式社会主义，相互排斥，相互较量；二是军事上的全面对抗。美苏针对对方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战略布局和运作，包括建立对立的军事同盟组织，特别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在他国打代理人战争，并大搞军备竞赛；三是经济上相互隔绝。美苏两国之间不仅经济上联系很少，而且还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国际经济体系，即美国主导的关贸总协定和苏联主导的经济互助委员会。
根据上述标准分析，中美关系进入冷战的可能性不大。首先，中美间不存在意识形态竞争。所谓竞争，应该是双向的，但中美之间一直是美国在对外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并试图向中国输出。中国则一直坚持不对外输出意识形态，强调各国应该根据国情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不必遵循别人提供的模式。所以，双方并没有在意识形态上开展竞争，激烈竞争更不存在；其次，两国间军事上也没有出现全面对抗。虽然中美在南海和台湾海峡有些军事上的对峙和摩擦，但中国并没有在该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针对美国进行战略布局并开展军事对抗，也没有与美国搞军备竞赛；最后，中美两国经济上高度相互依存，脱钩的可能性不大。经过多年交往，两国经贸关系非常密切，不仅双边贸易额极大，而且双向投资量也很大。此外，双方都在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上有着重要的利益。在此背景下，两国经济脱钩代价极大，如果双方理性处理经贸关系，很难想象它们会选择这样做。
由于这一轮中美关系的急剧下滑是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发生的，而且特朗普本人非正常处理对外关系的做法给中美关系带来极大的冲击，所以，在不少人看来，特朗普是中美关系恶化的罪魁祸首。在这种情况下，拜登在上次总统选举中当选使得不少人对中美关系的改善持有一定期待。在官方层面，拜登当选后，中国政府也曾通过不同方式向美方表达希望与拜登政府一起努力，推动两国关系重新回到合作为主的正轨上来。2月2日，中共中央外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举行视频对话时的讲话中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沿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轨道向前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同时我们将继续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顺应两国民意和历史潮流，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回到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令人失望的是，拜登上台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不仅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强硬风格，而且还强化了意识形态竞争的做法，包括在人权等问题上对中国发难，更加积极地在国际上搞反华联盟，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了更加激进的挑战中国主权的做法，以上种种再次引发两国间的恶性互动。在拜登执政一年后的今天，中美关系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还在持续恶化，在台湾问题上两国甚至走在了军事冲突的边缘。现在的中美关系，意识形态竞争愈益激烈，军事对抗也在出现，尽管经贸关系依然密切，但科技脱钩和经贸脱钩的趋势也在继续。如果说新冷战还没有完全到来，但如不下更大的力气加以阻挡，似乎已经不太遥远。
二、为什么两国关系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中美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有着深刻的原因，其中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修昔底德陷阱”效应
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埃利森（GrahamAllison）2015年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后，这个概念在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中引起共鸣并被反复提及。其实，在此之前美国学术界就有不少人提出类似看法，无论是奥根斯基（A.F.Kenneth Organski）等人提出的国家间权力转移理论，还是米尔斯海默（JohnMeresheimer）阐释的所谓大国政治的悲剧，表述的都是早年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传世之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回顾雅典和斯巴达两国战争后总结出来的一个假定，那就是大国崛起势必改变相关国家之间力量平衡和心态变化，从而引发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对抗，甚至战争。
虽然该假定逻辑缜密，而且似乎被埃利森所作的历史案例研究证实，但实际上经不起仔细的分析和历史的检验。比如说，历史上，不是所有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都爆发了军事对抗和战争，一战前崛起的美国就没有跟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之间爆发战争，事实上，英国政府档案馆早已开放，人们也没有看到英国有什么遏制美国的战略。二战后日本和德国的再次崛起也没有导致它们跟当时的世界霸主美国之间发生战争。再比如，与守成国家发生战争的那些崛起国家中，也未必是最强大的崛起国家，如一战前的德国的综合实力就远远落后于美国。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历史事实本身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中美双方和世界上都有很多人相信“修昔底德陷阱”一说，在他们看来，米尔斯海默是对的，“修昔底德陷阱”是绕不开的，它是个无法逃避的历史规律。按照这个看法，作为崛起国家的中国和作为守成国家的美国之间必然对抗，甚至必有一战。这就意味着这两个国家能做的只能是放弃幻想、冷静面对和坚决斗争，并为最后的较量做好精神和物质上的准备。在上述看法的影响下，中美两国国内阴谋论和威胁论盛行。不少人认为中美关系走向对抗甚至战争只是时间问题，对于他们来说，对方国家的任何说法和做法，哪怕对方表明是善意的，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增强自己，削弱对方，为双方最后的较量做好必要和充足的准备。
随着中国和平发展的加快进行，美国相信“修昔底德陷阱”的人对中国的担心不断上升，这种担心随之转化为负面解读和夸大中国言行的说法和做法。如在他们看来，中国军费的增加代表了中国武力对外扩张能力的提高，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维权活动的升级意味着中国武力对外扩张，美国前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认为，中国这样做的目的是“将美国从西太平洋挤出去” 和阻止美国“给它的盟国提供援助”。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循地缘政治思路进行的全球战略布局，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争夺资源、市场和影响力的具体操作。在此背景下，中国成为对美国“最大的威胁”。
在这种看法的影响下，美国政府积极推动防范和遏制中国的政策和做法，包括渲染“中国威胁”，派飞机军舰到南海搞所谓“公海航行自由巡航”，污蔑“一带一路”倡议为债务陷阱，无端指责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为新殖民主义，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和其他国家联手遏制中国。面对美国政府的挑衅，中国政府进行了严厉驳斥，并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做法。一是继续稳步推进军队现代化的步伐；二是加大在东海和南海的维权力度；三是加速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四是加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五是反对其他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针对中国的做法，美国进一步加大了防范和遏制中国的力度；而对美国的强权政治行径，中国在坚持对话和合作的同时也加大了反制和反击的力度。h双方的上述互动在相当大程度上促成了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
（二）价值观和体制差异效应
中美两国倡导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部分地由于中国国力较弱，部分地由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了淡化意识形态的做法，强调不以意识形态论亲疏。所以，当时美国对中美之间存在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差异虽然不满意，但也并不那么上心，更谈不上担心。
但是，近些年这一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在中国迅速崛起的背景下，美国国内原来那些主张对华接触的人士发现，中国在政治上和价值认同上没有向他们所期待的方向发展，从而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挫折感。多年以来，他们一直认为可以通过加强与中国接触使中国接受和认同美国的价值观，并逐渐实行类似于美国的政治制度。但事与愿违，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他们中多数人发现中国虽然崛起了，但在价值观认同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并没有朝他们期待的方向改变，反而是渐行渐远。当然，也有少数专家和学者不认同上述看法。于是，他们感到很失落、很担心。失落是因为他们发现他们前期支持或直接推行的对华接触政策不仅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而且结果和预期相反；担心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一个在价值观和政治体制上与美国渐行渐远的中国，她的强大对他们引以自豪的“自由民主”正在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在此背景下，他们中许多人开始认为美国应该面对现实，放弃接触政策，并支持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以防范和阻止中国的强大。
2020年7月24日，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在尼克松图书馆发表演说，他刻意利用接触派对中国价值观问题上的担心来佐证特朗普政府对华强硬政策的必要性。他说，“尼克松总统历史性的北京之行，开启了我们的接触战略。他寻求一个更为自由、更为安全的世界，希望中国共产党会对那个承诺做出回报。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决策者假定，随着中国变得更为繁荣，它会开放，对内会变得更为自由，而且对外不那么具有威胁性，更为友好。”但是，事与愿违，美国“一直在追寻的那种接触政策没有在中国境内带来尼克松总统所希望引导的那种改变。”所以，“美国不能再忽视我们两国之间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根本不同了，就像中共从来也没有忽视它们一样。”和特朗普不同，拜登和他的幕僚们是真心相信和维护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所以，他们也更加在意中美之间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差异，强调美国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原则，并在这个问题上不惜与中国对抗。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看来，如果美国不带头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我们就会陷入混乱和所有由此造成的危险中。”此外，他们认为为了有效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美国必须联合其他与美国有着共同价值观的国家一起这样做。
在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格外强调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差异的同时，中国国内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也越来越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弘扬时代化、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重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必要性。习近平指出，“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在中国领导层始终存在这样的担忧：无论世界发生什么变化，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遏制不会改变，对中国开展意识形态围堵的做法不会改变，对中国实施“颜色革命”的企图不会改变。中国追求中美合作与中美对话，但也不放弃斗争。“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
近一段时期，中美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越来越突出，正如王立新教授所言，“近年来，两国在这方面（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在拉大而不是缩小，这成为当前中美关系恶化的重要背景。”在此背景下，两国间最受关注的问题正逐渐从利益冲突上升为价值观冲突，或曰认同冲突。越来越多的人将对方视为势不两立的异类国家。这种情况大大增加了两国务实处理双方关系问题的难度，因为在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如果彼此视对方为同类国家的话，那么它们还是可以通过协商谈判，务实处理双方的矛盾和冲突，进而维护各自的利益并确保和平相处的：但如果彼此认为对方是异类国家的话，对方的存在本身就是威胁，妥协空间就会大幅减少，对抗的成本就容易被忽视，和平相处与合作共赢也就遭遇了很大的难题。这种传统思维一时难以改变，影响了中美关系。
（三）特朗普效应
特朗普的思维方式跟美国主流精英的思维方式很不同。在特朗普看来，国家跟人一样，都是唯利是图的，美国也不例外；价值观、政治制度差异、国际行为规范都是虚幻的无用之物，唯有利益和好处才是实实在在的。此外，在特朗普眼中，美国人引以为傲的世界领导责任纯属多余和浪费资源，美国在世界上需要谋求的是利益不是虚名。最后，特朗普认为，美国跟其他国家一样，在处理对外关系过程中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资源和能力为自己谋求利益，既不需要照顾他国利益，也没必要承担所谓领导责任。对于他而言，超级大国也可以搭便车。中国都可以，为什么美国不能？沿着上述思路，特朗普指责他的前任们认知混乱、能力太差，在国际交往中没有维护好美国的利益，没有利用霸权国的便利捞取好处，反而让别的国家大占美国的便宜。2019年6月26日，特朗普在福克斯电视台的访谈中说，“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占了美国很大的便宜……连日本也是，我们跟日本签有安保条约。如果日本遭到攻击，我们就得去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按照这种判断，特朗普上台后不久，就开始用他的方式维护所谓美国利益，特别是跟其他国家大打贸易战，试图通过重新谈判找回美国的利益。2017年9月19日，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大会上表示，美国不会再允许被人轻易地占便宜，他会将美国的利益作为最大的优先考虑。
作为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自然成为了被打击的主要对象。特朗普政府数次针对从中国进口商品大幅增加关税，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所谓“敏感”领域，禁止华为为代表的一些中国高科技企业进入美国市场，要求其他国家配合美国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甚至吊销字节跳动（TikTok）在美国的营业执照。特朗普的上述做法突破了之前历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下限，对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产生了强大的负面冲击。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虽然中国强力的管控措施使得美国赢得不少抗疫准备时间，但特朗普政府明显低估了疫情传播的风险，没有做好必要的防范准备，结果导致美国疫情失控，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居高不下，股市崩盘，经济急剧下滑。这种情况引发了美国民众的极度恐慌和不满。为了转移国内视线，特朗普开始无端指责中国“制造病毒”和防疫不力，甚至提出要中国赔偿疫情给美国带来的损失。他的这些无赖做法助长了美国国内酝酿已久的反华情绪，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激化了中国国内的反美情绪，给中美关系的社会基础造成巨大伤害。
特朗普执政后期，民意支持率不断走低。为了连任，他再次在中国问题上做文章，包括大肆妖魔化中国，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利用所谓的“新疆问题”、“香港问题”和“台湾问题”大打意识形态牌。当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夕，种种迹象显示他甚至在有意制造一场台海军事冲突来帮助他扭转总统大选中的不利选情。他的这些做法把中美关系一度推向全面破裂的边缘。
（四）国内政治效应
两国国内政治也对前期中美关系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美国方面。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总统大选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逐渐形成一个规律，那就是在野党候选人当选大概率会对中美关系产生负面冲击。道理很简单，在野党的候选人要想当选，一定要批评现任政府的政策不合理，甚至很荒谬，并据此要提出一些所谓纠偏的政策主张。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差异的原因，这就意味着在野党候选人鲜有例外地要指责现任总统在对华政策问题上过于软弱，并承诺若当选就要采取一些更加强硬的做法。在野党候选人一旦当选，为了兑现竞选时做出的承诺，就需要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一些强硬措施。这些措施会给中美关系带来一到两年的冲击，直至新一届政府认识到这些措施将会不合理或继续实施严重损害美国利益为止。我们把中美关系的这段时间称为磨合期。最近一次美国总统大选也不例外，当时作为在野党候选人的拜登也需要批评特朗普的政策并承诺上台后纠正之。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大选前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已经极为强硬，但拜登团队仍然认为有必要在竞选时指责特朗普强硬得不够，于是他指责特朗普在处理中美关系时不重视从人权问题对中国施压，只知道搞单打独斗，没有联合其他盟国一起反华。拜登当时宣称如果他上台，他将改变这种情况。拜登团队的竞选政纲在谈及对华政策时强调，“美国在面对中国时必须充满自信，要与民主国家携手抵制中国的恶意行动，但也要在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与中国进行合作。”拜登上台伊始就强调要对中国强硬，特别是要联合其他盟国一起对中国施压。拜登在2021年2月4日在国务院就新政府的对外政策首次发表演讲时，强调“美国回来了”，强调美国与盟国关系的重要性，强调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虽然他表达了在一些问题上与中国合作的意愿，但还是坚持了前任对中国强硬的态度，表示“将直面中国的经济恶行，反制其咄咄逼人、胁迫性的行为。”拜登在讲话中还特别强调美国要修复与盟国的关系，并称这是“美国全球实力的根基”和“美国持久不衰的优势”。
和以往不同的是，拜登政府在国内面对的是两党一致要求对中国强硬的局面。在此之前，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常常是分裂的，有主张强硬的，也有主张务实的；有主张遏制的，也有主张接触的，但这次却在对华强硬上高度一致。这种情况在国会特别突出，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多个涉台法案，如“与台湾交往法”、“2017年国防授权法”和“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都是以绝大多数票甚至全票赞同通过的。此外，拜登率领的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虽然取得多数席位的优势，但这个优势非常微弱，在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仅获得了222个席位，共和党人则获得了211个席位，两党在众议院席位的差距只有11个席位。在参议院选举中，民主党获得的席位与共和党持平，因为是民主党执政，所以依据规则副总统作为参议院议长拥有一票，票数勉强占优。上述因素叠加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拜登若想在国内做成任何大的事情，就一定要表现出对中国强硬。美国是通过立法实施国家治理的，鉴于国会内部在对华强硬问题上的共识，拜登若要国会通过他的重要人事任命和1.9万亿美元纾困法案，他就需要表现出对中国强硬，否则他不仅不能获得共和党议员的支持，而且还很可能得不到民主党党内一些议员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拜登上台后延续了特朗普的诸多对华政策，尽管他内心并不认同特朗普在对华政策等问题上的很多做法。b在中国方面，很多中国人对美国政府在无视中国在抗疫、保持经济增长、环境治理、扶贫、反腐、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取得的成绩的同时，在一系列问题上对中国横加指责和干涉的做法感到不公和愤怒。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美国著名民调机构皮尤在2020年4月29日至5月5日进行了一项调查，共采访了近1.1万名美国人。调查中问及对几个国家对新冠病毒应对成效的看法时，66%的受访者认为韩国和德国做得“好”或“优秀”；49%和47%的受访者认为英国和美国做得“好”或“优秀”；只有34%和3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做得“好”或“优秀”。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一结果难以接受，认为美国民众明显受到美国政府和舆论的误导。事实也是如此，美国政府和主流媒体很少正面评价中国抗疫取得的成效，相反却不断影射甚至公开指责中国抗疫不力，导致疫情全球传播，指责中国援助他国抗疫的行为目的不纯，并要求中国政府对全球疫情负责。美国政府和主流媒体对中国抗疫的态度，在中国引起广泛不满。
（五）负面互动效应
特朗普上台之前，中美关系已经出现负面互动的苗头了。2010年7月在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公开指责中国在南海的维权行动，遭到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的严厉驳斥。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不断扩大。此后，奥巴马政府开始积极推动TPP谈判，试图建立一个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国际贸易多边机制。他宣称“如果我们不来制定全球贸易规则，中国将会为我们制定。”他的上述言论在中国也被广为传播，引起中国各界的不满。特朗普上台后，中国一度寄希望于通过对话和协商改善两国关系，并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特朗普并没有做出实质性回应，反而对中国大打贸易战，迫使中国不得不进行反击，两国关系随之突破前期底线急剧下滑。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特朗普政府准备不足、重视不够、投入有限，疫情迅速在美国蔓延，美国国内一度陷入恐慌。为了平息国内的不满，特朗普开始制造该议题上的“中国责任论”，大肆攻击中国，甚至刻意将新冠肺炎病毒名称改为“中国病毒”。特朗普的做法再次引发中国的强烈反击，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特朗普执政后期，出于国内政治考虑，他开始在台湾、香港和新疆问题上做文章，挑战中国主权，也遭到中国的坚决反对，两国关系几近走向全面对抗的边缘。如前所述，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拜登上台后，他不仅继续保持了美国对华强硬的态度，加强了在香港问题、新疆问题和台湾问题上对中国的发难，还加大了联合其他国家对华施压的力度。面对拜登政府的挑衅，中国也不得不强力回应。两国关系出现的上述负面互动也加剧了双边关系的不断恶化。
三、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前景如何？
短期内，中美关系发展的前景很难让人乐观。
首先，“修昔底德陷阱”效应会继续存在，而且很有可能会对两国关系产生越来越大的负面作用。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两国在南海、东海、台湾海峡问题上的负面互动会继续发展。就中国来说，尽管出于各种考虑，中国未来在维权和维稳之间有可能会更多地偏向维稳，但无论从内心愿望还是政治需要出发，中国政府都不可能放弃在南海和台湾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就美国来说美国政府认定中国的崛起势必挑战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也会加大对中国遏制的力度。五角大楼最新出台的“太平洋威慑计划”（The 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文件声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中国是该计划“位列第一的变化中的挑战者”（pacing challenger），优先关注的对象。在南海问题上，美国认为中国在南海维权的目的是对外扩张和把美国从亚太地区排挤出去，所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它也会继续在南海搞所谓“自由航行巡航”，并联合其他国家一起。据报道，2022年元旦刚过，美军航母“卡尔·文森” （USS Carl Vinson）号就进入南海活动。该报道称，正在太平洋上游弋的美军航母，除了“卡尔·文森”号外，还有1月3日从美国出发的“亚伯拉罕·林肯”（USSAbraham Lincoln）号航母和停靠在日本横须贺港的“里根”（USS Ronald Reagan）号航母。“也就是说，在西太平洋地区，将同时出现三艘美军航母。”在台湾问题上，面对中国政府对台湾当局的威慑，美国不断增加对台湾的支持，拜登在一次公开讲话中甚至表示如果中国政府武力收复台湾，美国将协防台湾。美国国会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也很明确，那就是不惜代价支持台湾，这一点从美国国会最近这几年提出和通过的涉台法案记录可以看出。在两国关系不断恶化的背景下，随着两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最坏的角度揣测彼此的用心，认同“修昔底德陷阱”看法的人会越来越多，他们的声音使两国政府制定双边政策时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其次，中美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差异效应不仅会继续存在，还有不断放大的趋势。出于各自的国情，两国都以不同的方式强调本国政治体制和价值观的合理性和特殊性。拜登上台后致力于对内重建美国人民对民主的信心，对外重建盟国对美国民主的信心，所以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特别重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问题。2021年12月9日至10日，美国召集全球110个国家与地区的各类领导人举办线上“民主峰会”，目的就是宣示美国对民主的重视和意识形态的全球领导地位。表现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就是渲染新疆问题、香港问题和其他方面的人权问题，以彰显拜登政府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坚守。与此同时，中国为了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核心地位，维护中国核心国家利益，也不断强调“不忘初心”，强调中国政治体制的合理性，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情况，习近平反复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他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主持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分别召开文艺工作、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等，就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文艺工作、新闻舆论工作、网络安全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进行重大部署、提出严格要求，为意识形态建设指明了方向。在此背景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只要美国不放弃其咄咄逼人的“新冷战”战略及价值观外交，双方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将会进一步扩大，对中美合作的影响将更加凸显。
再次，虽然特朗普已经卸任，但他任期内推行的政策所开启的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的进程大概率将继续，拜登政府不仅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对华强硬的政策，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两国关系中意识形态因素不断放大，两国科技脱钩已形成趋势，经济上部分脱钩也有进一步扩大的势头，在南海和台湾海峡的军事对抗有增无减，双方政治关系每况愈下。
复次，两国国内政治效应也将持续。美国总统选举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虽然会有所减弱，但美国国内在对华强硬问题上的高度共识使得拜登即使想改善中美关系也无从下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拜登要想在国内做成任何大的事情，包括要国会通过他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和确保民主党在美国中期
选举中得到尽可能多的票数，依然需要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维持强硬态度。面对美国的强硬态度，中国国内要求对美强硬的声音也不断上升，如《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所言，“回望历史，我们正是在一次次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中，取得了新胜利，开创了新局面，也赢得了包括对手在内的世人的尊重。”“面对霸权主义，靠示弱不能求得一隅之安；面对强大对手，一味退让只会被彻底打翻在地。”“敢于斗争才能赢得尊严。”这些舆论及其背后的民众情绪也给中国政府处理对美关系带来了新的参考与挑战。
最后，两国关系负面互动的情况短期内也很难出现改善。特朗普时期开始的两国媒体“恶语相向”的趋势还在延续，两国主流媒体对对方的报道也出现了明显的选择性特征。一方面，美国主流媒体无视中国在经济发展、抗击疫情、节能减排、扶贫、反腐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夸大和歪曲中国国内存在的一些问题；另一方面，中国主流媒体最近几年有关美国政治外交事务的重大报道不少以批评和讽刺的形式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的看法不断恶化。当然，必须指出，美方对此负有几乎全部的责任。因为美国蓄意发动了对华舆论战，而中国媒体只好奋而反击。
在两国意识形态和国内政治高度对立的背景下，两国间互动从利益博弈走向认同较量的大趋势难以改变。利益博弈关注的是利益如何分配问题，通常结果是某种形式的妥协，而认同较量关注的是是非好坏问题，没有什么妥协的空间。如果两国国家关系只是利益博弈，那么关系还有稳定和改善的余地，但如果是认同较量，则只有斗争和对抗的空间。两国间关系走向认同较量这个趋势是最近一段时间中美对话难以取得实质进展的重要原因。
上述情况下，短期内，出于对由于意外爆发战争的担心和在某些特定领域合作的迫切需要，中美两国有可能在危机管控和气候合作等问题上达成共识。但是，两国关系稳定和改善的空间将十分有限，关系继续恶化的可能性较大，关系出现转折并走向接触与合作为主要态势的可能性很小。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鉴于中美两国在众多双边和多边问题上有着众多共同而且重要的利益，且中美对抗的代价巨大，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在某些问题上加强合作还是可以期待的。所以，未来的中美关系短期内看似“山穷水尽”，中长期还是有可能出现“柳暗花明”的。
（注释略）
贾庆国，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院长、教授
原载于2022年第2期《国际观察》（双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