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年，国内外不少人认为国际秩序正在无可挽回地走向终结，这里面既包括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伊肯伯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终结》（The End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也包括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鼓吹者约翰·米尔斯海默（《注定失败：自由国际秩序的兴衰》（Bound to Fail：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national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美国特朗普政府挑战国际秩序的各种做法，俄罗斯发动针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等等，面对上述情况，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既无力阻止，也无法有效应对。人们不禁要问，战后国际秩序真的在走向终结吗？
应该说，战后国际秩序变革是必然的，毕竟从联合国成立到现在已经70多年了，在此期间，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包括冷战、大国兴衰、全球化、科技革命、冷战结束、“东升西降”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面对这些变化，战后国际秩序保持不变才是不可能的。问题是，这个秩序变在哪里，如何看待这些变化，导致变化的主要因素有哪些，未来国际秩序将如何演变，这些是本文希望探讨的问题。
一、战后国际秩序的变与不变
一般而言，所谓秩序，至少应该涵盖两个方面：一个是体制机制；另一个是体制机制体现和维护的价值原则。
历史上，秩序的改变大致有四种类型。第一种，体制机制和价值原则都变。比如，经济秩序，从计划经济体制及其体现和维护的价值原则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及其体现和维护的价值原则；政治秩序，从君主制及其体现和维护的价值原则转向共和制及其体现和维护的价值原则。第二种，体制机制不变，价值原则变，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韩国的政治体制机制形式上没有太大变化，但它体现和维护的价值原则变了，也就是从专制的变成民主的了。第三种，体制机制变，价值原则不变，如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尽管形式上采用西方民主制度替代了苏联的集权制度，但其价值取向和实际做法上并没有太大变化。第四种当然就是体制机制及价值原则都没有变化。
当前国际秩序的转型属于上述哪种类型的变化？是体制机制和价值原则都发生了变化，还是体制机制没变，价值原则变了，还是体制机制变了，价值原则没变，还是体制机制和价值原则都没有变？分析现实情况，我们发现上述四种情况都无法反映战后国际秩序的变化。
首先，战后国际秩序的体制机制没有变。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众多国际组织仍然继续存在，国际法和国际规范也继续存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仍然选择继续参加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绝大多数国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仍然认同和遵守国际法和国际规范。
其次，战后国际秩序体现和维护的价值原则也没有出现根本性变化。这些价值原则体现在《联合国宪章》和各类国际法和国际协议中，包括主权平等、互不侵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不干涉他国内政、人权、法治、自由贸易、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仍然认同和支持这些价值原则，没有国家试图从根本上挑战和改变这些价值原则。
最后，现有主要大国都在现存的国际秩序中有着重大的利益，也都接受和认同现存国际秩序的基本价值原则。无论是西方大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还是崛起大国（中国和印度），都支持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无意放弃现存的国际秩序。即使是俄罗斯，尽管它在一些问题上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某些方面极度不满，也没有要推翻国际秩序另搞一套。
既然国际秩序的体制机制和价值原则都没有出现根本性变化，但国际秩序究竟变在哪里呢？仔细分析现实情况，我们发现最大的一个变化是这个秩序曾经一些被看重的价值原则不再像过去那样得到重视，而另外一些原来不太被看重的价值原则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分析战后国际秩序的价值原则，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意识形态色彩比较强的价值原则，如自由、民主和人权；另一类是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淡的价值原则，如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他国内政、和平共处等原则。出于便于分析的考虑，我们姑且把前一种价值原则称为意识形态价值原则，把后一类原则成为世俗价值原则。西方国家一般比较推崇意识形态价值原则，其他大多数国家则更加关注世俗价值原则。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价值原则（无论是意识形态价值原则还是世俗价值原则）都存在于《联合国宪章》和诸多国际法和国际条约中，绝大多数国家原则上都是接受的。
在战后相当长时间内，意识形态价值原则对国际秩序中的影响比较大。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一段时间里，甚至一度主导了人们对国际秩序的理解。当时国际上不少人宣称：时代不同了，传统的主权观念过时了，现在是人权高于主权。如人权观察执行总裁肯尼斯·罗斯（Kenneth Roth）声称，“我们将记得1999年是主权在犯下危害人类罪的地方让位的一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方一些人将战后国际秩序认定为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伊肯伯里写道：“这个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说到底，就是一个捍卫和支持共享自由民主政治空间的民主联盟。”然而，最近一些年，这种情况出现了变化，意识形态价值原则的影响力明显下降，突出地表现在一些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抵制西方国家对外推行其价值观、干涉他国内政的做法，也表现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对外推行其价值观的意愿和决心有所下滑。特别是在美国特朗普执政时期，它的一些做法，即使在很多西方人看来，挑战了美国自己主张的价值原则。这些都引发了西方不少人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终结的担心和忧虑。与此同时，世俗价值原则的影响力上升。越来越多的人把应对与这类价值原则直接相关的挑战，如大规模传染性疾病、核武器扩散、气候变暖、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问题，放在越来越突出的地位。
总之，战后国际秩序并没有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走向终结，国际社会仍然认同和支持现有的国际秩序，无论是体制机制上还是价值原则上都是这样。但是，战后国际秩序的确在发生重要变化，突出地表现在意识形态价值原则的影响力在降低，以及世俗价值原则的影响在上升。
二、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变化？
为什么会出现价值原则影响力的变化？背后的原因至少有三个。第一个是西方国家整体实力和主导国际秩序的能力下降，冷战结束以来，这一趋势尤为明显。有数据表明，G7在世界GDP的占比，从1992年的68%下降到2015年的47%，到2018年的30.15%，有分析预测2023年会进一步降到27.26%。虽然西方国家军事上下滑的速度要慢一些，但也出现了明显下降。北约的军事开支从过去占世界军事开支的2/3左右降到2017年的一半左右。
第二个原因是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领导国际秩序的意愿大幅下降。战后国际秩序是当年美国牵头多国协商建立起来的。长期以来，作为领导者，美国在这个国际秩序中拥有很大影响力，也是最大的受益方。但是，发挥领导作用是要承担责任的，也是有成本的。在美国实力超强的时代，美国民众对美国承担国际责任并没有多大怨言，但是，随着美国实力的下滑，特别是美国国内两极分化趋势加剧，美国民众对美国在国际上承担责任的支持明显降低，最终导致美国政府领导国际秩序的意愿不断走弱。特别是特朗普时期，美国不仅拖欠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的会费，阻挠包括联合国和世贸组织在内的一些国际组织正常发挥作用，还退出了一些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议，包括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巴黎协定》。特朗普政府还撕毁美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协定，要求重新谈判，并针对一些国家出口美国的商品实施高额进口关税。美国的上述做法进一步削弱了西方国家对现行国际秩序的影响力。
第三个原因是一些非西方大国自身实力明显增加。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按照平价购买力方式计算，2023年，金砖五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32.1%——与1995年的16.5%相比将近翻番，而且超过G7国家的29.9%。
随着这些国家实力的增加，它们对现有的一些国际制度安排越来越失望和不满，如中国对其声音和利益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尊重感到不满，印度对国际社会对其大国地位的承认不足感到不满，很多其他国家对西方国家干涉其内政不满。这种不满正导致这些国家寻求改变目前的一些国际安排。如作为非西方国家崛起的主导力量，中国提出并实施了一些改进国际体系的倡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由于这些国家更加重视世俗的价值原则，这些国家实力的增长使它们在推动秩序变革的过程中，不仅改变了国际秩序的一些具体的制度安排，而且导致过去国际秩序中长期被轻视的世俗价值原则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三、未来国际秩序的演变
未来国际秩序的演变大概率还会沿着前期变化的轨道进行，体制机制及其体现和推动的价值原则总体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这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现存的国际秩序仍然是有史以来人类创造的最好的秩序。在现有秩序下，各国普遍接受一些共有的价值和原则，如主权、互不侵犯、不干涉别国内政、人权、法治、自由贸易以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一般情况下，各国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现存国际组织使各国有机会表达他们对国际事务和一些做法的不满，同时为讨论解决紧迫全球问题的方法提供了必要的平台。此外，这个国际秩序还为避免另一场世界大战爆发做出了贡献，并为世界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创造了条件。第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现有国际秩序中有着重大的利益，因此更有可能坚持这一秩序。富裕国家可以预期它们的财富将得到保护，穷国在绝望时可以期待援助。强国和弱国都可以指望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保护它们的利益。大多数国家质疑现存国际秩序更多的是利益分配上的不公正，而不是利益上的绝对损失。这些国家可能对现有国际安排中的某一部分感到不满，但它们无意推翻整个国际秩序，也没有提出任何能够取代现存国际秩序的系统方案。因此，尽管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退出了一些国际机构，但大多数国家还是选择支持这些国际机构和国际机制，无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还是伊朗核协议和《巴黎协定》。即使是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新兴大国，尽管它们认为现行的国际秩序没有给予它们的声音和利益足够的关注和尊重（例如，印度希望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希望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增加，以反映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它们也只呼吁改革，而不是提出建立一个新秩序来取代现有的国际秩序。第三，作为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中美两国都会尽力维护现存的国际秩序。的确，近年来中美关系出现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但中美间的冲突很可能会是有限度的。两国都是核武器国家，两者都在现有的国际组织中有重大的影响力，两国都是国际秩序的利益攸关方，尽管它们对国际秩序的某些方面感到不满，但它们都希望维持这个秩序。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打一场战争还是经济“脱钩”，都不是理性和现实的选择。由于种种原因，未来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变得具有更多对抗性，但两国大概率会继续遵守诸如《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继续保持经贸关系，并会继续摸索和平共处的途径。此外，出于自身利益和愿望，两国还会在许多问题上进行合作，无论是打击跨国犯罪，还是应对大流行性疾病和全球气候变化。此外，大多数其他国家都在保持中美之间稳定和建设性的关系中有既得利益，如果不发生意外，它们不会主动在两国之间选边站，并鼓励中美两国寻求和平共处的方式。
其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导致国际秩序中西方国家偏好的价值原则的影响力式微和绝大多数国家都能接受的那部分价值原则走强的主要原因大概率不会变化。西方主要国家经济增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维持较低水平，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率要快得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发达经济体2023年平均增长率为1.5%，2024年为1.4%。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23年和2024年将分别增长4%。在此背景下，前期开始的国际秩序中西方国家偏好的价值原则的影响力式微和绝大多数国家都能接受的那部分价值原则走强的进程有望继续。
最后，当然，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变数的。尽管国际秩序的上述走向大概率会继续，但也不能排除一些偶发性事件导致历史进程的改变，如俄乌冲突引发核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美国国内政治导致中美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等等。尽管上述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极低，但一旦出现，对现行国际秩序的冲击很可能会是根本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