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孙大午交往比较多，也到过他的企业。总的感觉，孙大午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也不是八面玲珑、四处讨好的某种“社会活动家”，而是地地道道的社会理想家，是不识时务的理想主义者。
他搞企业，却不务正业，办起了免费的农民技校、赔钱的中学，还收养了许多孤儿，似乎想当慈善家。近年来，他干脆不管企业的经营，只担任大午中学的校长。
孙大午虽然身处鱼目混珠的商场，却坚守“众人皆浊我独清”。他不愿贿赂，不给回扣，痛斥权钱交易，不屑于红顶商人胡雪岩之流。可是，“谗士高张，瓦釜雷鸣”，他几乎是在孤身与整个社会作对，唐吉珂德式的风格也就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他喜欢从事“社会活动”，但不愿与官员往来，只喜欢结交学者。
他到处阐释他的理想主义。什么“不以赢利为目的，而以发展为目标，以共同富裕为归宿”，“以传统的儒家思想、资本主义法治思想、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三者结合作为治厂思想”；什么“私营企业不姓私”，“天下为公，有德者居之”，“有权有钱，只能体现人生富贵，不能体现人生价值。体现人生价值的是劳动、是知识、是奉献”，等等。他不仅嘴上这样说说，还傻呼呼地照做，散尽千万家财，帮助乡亲们“共同富裕”。而他这个“亿万富翁”的八十多岁的父亲还在厂里捡废旧物品（如今孙大午被抓了，老翁仍然不辍其骑三轮、捡垃圾的伟业），他家的住房也是全村最破的。如此的“怪人”，怎不让人觉得是“异类”？
他痛心疾首于文明的衰落、道德的滑坡，以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农民的身份竟然与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主办了儒家文化与乡村建设研讨会。他在大午集团极力弘扬儒家文化，到处刷写着“讲仁讲义讲良心”的标语，以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和为贵、天下为公、小康大同等教育干部职工，并且建立了“敬儒祠”以及反映五千年文明的爱国主义长廊。他还打算投资设立“儒家大成院”、“孔子大学”。
他说：“一个人没有信仰，会导致道德低下，不择手段，为所欲为；一个民族没有信仰，会导致人心混乱，廉耻颠倒”。因此，他一头栽进了理想主义的泥坑，几乎对本企业的发展都不闻不问了。
但他的理想主义注定是要失败的。
他推崇“和为贵”等儒家思想，但按照他的性格、人品，断然无法与某些敲诈勒索者“和而不流”、“和而不同”。
他极力宣扬人本思想，歌颂“爱”，反对暴力。他不让学生看战争影片、暴力镜头，不管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战争，不管是宣传董存瑞的电影还是恐怖片，他都不让看。他的这些做法让一些“教育家”不理解。
他所谓“堂堂正正做买卖”，“决不钻营投机，行贿谋利”，而 “（给回扣、贿赂）这样的买卖还不如妓女，现象上是我们在出卖产品，其实是出卖我们的人品”等等理念，与社会观念格格不入。
他到处抨击有关当局卡猪、卡饲料、卡粮食、卡贷款，说他周围有的企业，好端端的，被某些政府部门弄垮了。由此，他不无偏激地提出“搬掉压在农民身上的八座大山”，他把乡镇政府、工商局、土地局等等都当作妨碍农民致富的绊脚石了。因此，有的人也把他当作了眼中钉。
孙大午对法治的理解也颇耐人寻味。他以为，“正义”可以对抗他认为属于非法的执法，他竟然轰走了想推平其企业的多级政府联合执法队。从此，孙大午也被人称作“孙大牛”，大午集团俨然成了“独立王国”。在如此紧张的政企关系中，他的梦想——“大午城”只能灰飞烟灭。
孙大午经常说：“我不是一个可喜可贺的人物，而是可悲可叹的人物”，一语成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