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甘泉（1931—2017），福建石狮人，出生于商人家庭。由于家道中落，林甘泉出生后家庭经济状况并不好。父亲东挪西借，终于使他先后读完了石狮爱群小学、泉州县立中学和厦门英华高中，完成了青少年时代的学业。青少年时代的林甘泉读书比较广泛，据他自己说，懵懂中接受了传统文化和俄国革命斗争的思想影响，在他的“思想里埋下了一些追求公平正义、反抗黑暗现实的种子”。1947年10月，高中阶段的林甘泉加入了中共厦门城工部，积极参加进步活动。1948年夏，根据组织决定，他投考了厦门大学。入党前后受郭沫若、侯外庐、翦伯赞、吕振羽等人著作的影响，林甘泉选择了历史系。1949年4月，由于受福建城工部事件的影响，被迫中断学业，取道香港去北平。到北平后，林甘泉继续在华北大学一部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回北京华北大学俄文大队学习俄语。中国人民大学创建后，林甘泉在经济系学习，后又调至研究部出版处、办公室工作。1953年秋，调至北京大学教务处，月余，又调至中国科学院，任《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辑。1960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所、二所合并后，调至历史研究所工作。先后担任副所长、所长、分党组书记、党委书记，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兼纪念馆馆长。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学部，任文史哲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曾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历史学科规划小组成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顾问等。2017年10月25日，林甘泉先生在北京去世。
研究领域与学术成就
在长达六十多年的史学生涯中，林甘泉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在中国古代经济史、政治文化史、历史理论和秦汉史等许多重要领域都有深入思考，提出了诸多很有价值的独特看法，取得了突出成就，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从社会经济形态角度阐释古代中国的发展道路。以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划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林甘泉素重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特别是先秦秦汉经济史，曾主编《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发表《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制的形成》等多篇论文，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得出了诸多富有创新性的灼见。首先，从历史统一性与多样性角度看待古代中国的发展道路。林甘泉始终秉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认为人类历史发展有其共同规律，并通过各民族和国家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表现出来，古代中国也经历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但这种规律并非指同一模式，也不能理解为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必须经过这两个社会发展阶段。战国秦汉之前的古代中国社会形态，既有与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相同的共性，也有自身的特点，并从土地所有制形态演变、直接生产者的身份地位、国家政体等方面做了具体阐述。比如，他主张古代中国经历了奴隶制社会形态，商周时期的奴隶不同于古典形态的奴隶，但就其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方式而言，却有着马克思所说的“普遍奴隶制”的特点。其次，他结合中国历史实际，对社会形态分期问题提出了独特见解。林甘泉从理论辨析与实证相结合入手，对如何进行历史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古代社会、“封建”概念的名与实、封建制的不同形态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史学家有历史分期的学术自由，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主张以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动来划分历史阶段的，即“五种生产方式论”，用社会经济形态划分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能够比较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不同时代的本质特征。他指出，马克思在世时已经提出了历史上的四种生产方式，再加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过但生前没有看到过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有了五种生产方式。他还用丰富的证据证明，五种生产方式不是斯大林制造出来的公式。从具体历史发展过程的实际出发，林甘泉敏锐地指出，各历史时代都不会只存在一种生产方式，而可能是几种生产方式并存，问题是要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寻找出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针对有人认为“封建”的“本义”是西周初年的“封邦建国”“封爵建藩”，离开这个“本义”而讨论封建社会的形成是一种“泛封建观”，是受政治干预的结果，他明确表示“不敢苟同”这种观点。他反对用孤立的观点看待“封建”一词，认为传统文献中的“封建”诚然是“封邦建国”，但我们讨论的“封建社会”并非只是指一种“政制”，而是社会经济形态。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封建社会以及能否使用“封建”一词，根本是要看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而不能只究“封建”一词的本义及套用欧洲封建社会的模式。类似的探讨还表现在他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古代中国、中国古代的社会转型、领主制与地主制、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动等多方面。最后，社会经济史研究。林甘泉以秦汉为个例，对中国古代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内在关系做了深入思考，并对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特点与作用提出了诸多独特看法。例如，他指出：“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而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结合不是一种简单的并存关系，它不仅表现为封建经济既有自给性生产的单位，也有商品性生产的单位，而且表现为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这两种经济运行形式能够互补和互相制约。无论是地主经济或农民经济，在自然经济中都包含着商品经济的成分，而在商品经济中，又都带有自然经济的因素。”在中国封建社会，商人资本很活跃，商业也相当繁荣，但由于商品生产并没有相应的发展，是商业使产品变成商品，而不是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瓦解自然经济，反而延长了自然经济和封建生产方式的寿命。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诸多现象，都可从这种经济结构中做出合理解释。
深刻总结中国古代丰富的政治文化遗产。林甘泉的学术旨趣不仅限于社会经济史，他对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民族关系和思想文化及其历史价值同样提出了很多富有创见性的认识。首先，关于古代国家的政治体制与民族关系。他认为，中国早期国家并不存在古代希腊罗马那种城邦民主制度，无论是王国或诸侯国，其政体基本上是一种等级制的君主专制制度，其统治具有浓厚的宗法家长制色彩。这个历史特点，是决定较早在秦朝建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封建社会只有开明专制的君主和民本思想的传统，缺乏民主共和的政治条件。他还进一步指出，君主专制制度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绝不是偶然出现的历史现象，而是有特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对于中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评价，既要加以批判，又要具体分析，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完全归结为暴政，抹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对国家统一和历史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他指出，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不是真正研究中国历史的学术著作，而是适应美国反共冷战政策需要的产物。秦汉以后，尽管经历了许多次改朝换代，也曾出现过分裂割据局面，但国家统一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大一统观念之所以深入人心，有其政治的、经济的和表现为一定文化传统的民族心理的历史背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既存在着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争，又有一种强大的凝聚力把各民族联系在一起。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融合和同化，是民族关系的主流，也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篇章。儒家的文化认同思想，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关于政治权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林甘泉指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职能对封建社会经济发展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并且导致历史上一些所谓“盛世”的出现。但是，如果我们不单纯着眼于封建王朝的盛衰，而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来探讨这个问题，就不难发现，封建国家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没有也不可能超越经济条件所允许的范围。政治权力对经济发展，既可以起促进作用，也可以起破坏作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对经济发展所起的破坏作用，有时比促进作用更大。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王朝周而复始，与这一点有很大关系。最后，关于秦汉政治文化与学术思想。林甘泉指出，从秦制或秦政的总体看，法家思想在秦朝虽处于支配地位，但并不排斥儒家思想在部分官吏（特别是东方六国）中有广泛影响。他还提出，汉初“清净无为”并非道教专有的思想，实际上这种思潮是秦亡以后对秦暴政的反弹，是汉初相当普遍的社会心理的反映。从汉初“无为”政治的实质来看，当时儒家与道家是有共识的，只是在具体采用什么手段安定社会上有不同的认识而已。
构建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林甘泉对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史学理论体系十分重视。首先，他高度肯定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强调构建中国特色史学体系必须坚持唯物史观。他谈道：“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愿意多学点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弥补自己这方面知识的不足。但也要说，我仍然信仰唯物史观。因为和其他史学理论比较，我认为还是它最正确。”他多次强调，唯物史观是一种开放发展的学说，永远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其次，他对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成就高度肯定。他指出，20世纪上半叶，近代实证史学是中国史学的主流，20世纪下半叶，中国史学的主流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他不同意有人对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史学成就竭力贬低的态度，认为尽管存在着许多不足和失误，但这十七年间，“我国历史学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至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历史学，他则用“充满生机的新时期历史学”的标题来总结概括。正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深刻洞察，他认为唯物史观要发展，也有一个中国化的问题。他充满信心地指出，今天我们应该有条件，也有义务，建设一个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有中国气派的史学理论体系。
理性评判中外史学思潮与热点问题。林甘泉对中外史学思潮和热点问题十分关注，他的一些认识、评判和分析彰显出深厚的史学功底与深邃的理论素养。例如，他主编的《孔子与20世纪中国》，唯物辩证地总结和分析了20世纪反孔与尊孔两种思潮，对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孔子思想与21世纪文明的关系，提出了独特看法。他指出，孔子和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有代表性的历史遗产，我们应当珍惜和继承。但一定要持理性态度，不能对精华和糟粕不加区别地盲目颂扬。鼓吹用儒家思想主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甚至侈谈儒家文明可以拯救西方文明衰落的危机，这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错误论调。改革开放后，很多西方思潮和史学观点涌入中国，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不少影响，林甘泉对此十分关注。他批判魏特夫的“治水社会”与“东方专制主义”观点，认为这是对中国历史的牵强附会与随意编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西方经济史学界有一种以“中国中心论”代替“欧洲中心论”的史观，以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为典型。林甘泉指出，西方学者批判“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值得肯定，但弗兰克的观点很难成立。中国封建王朝在东亚地区曾经扮演过某种“中心”角色，但在欧亚新航路和发现美洲之前，并不存在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经济体系”。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明显落后于欧洲。夸大中国封建经济在世界经济史上的地位，实际是一个理论陷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是20世纪以来不断受到重视的一个问题，其中不能不触及古代知识阶层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一书当时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林甘泉对该书的一些见解表示赞同，但他同时指出，由于作者对儒家的道统情有独钟，使得他对“士”作为知识阶层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认识有失偏颇，甚至远离了历史实际；“道尊于势”其实是知识阶层的一种自恋情结；以“士”为代表的知识阶层，其政治态度从一开始就呈现多元化趋向；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阶层就其整体的社会地位而言，是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的。
关于史学热点问题，我还想专门谈谈林甘泉对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看法。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问题再次引起广泛关注。林甘泉在《世纪之交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一文中对此予以回应。他认为，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首先要弄清“文明”“文明要素”和“文明时代”的概念内涵，以及重视对文明要素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理解。由此他指出：“文明要素的物化形态可以表现不同，但它必须反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已经可以提供足够的剩余劳动，以养活一群公共权力机关的代表，并且显示出这种脱离社会的公共权力机关的存在，这都是不可或缺的。”林甘泉还以此为路径，探讨了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的具体道路。今天，文明和国家起源问题仍然是考古和历史学界的热点问题，林甘泉强调区别文明萌生、文明要素和文明社会的不同概念，以及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独特道路，对学术界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治学方法与特点
林甘泉治学素以理论见长，但又论从史出，善于从习见的史料中发现问题，做出独到的解释，能够对众多史学思潮与史学观点进行评判，不人云亦云，因而在史学界享有盛誉。他的史学成就的取得，与他正确的理论指导和科学的治学方法分不开。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辩证看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道路。接触过林甘泉或读过他的论著的同志大都知道，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信仰者，这不仅表现在他一以贯之的史学研究实践上，还表现在他对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关系的深刻思考上。在《我仍然信仰唯物史观》这篇文章中，他指出：“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这本来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为什么现在有些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一种冷淡的态度？照我看来，文化大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糟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巨大的挫折，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冲击，都有一定的关系。而就历史学本身来说，以往我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应用，受了‘左’倾思想的影响，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冷淡，是对‘左’倾思想的一种惩罚。”他全面分析了“左”倾思想对历史学影响的具体表现，但同时又强调，这些缺点和不足并不是唯物史观本身的弊病和局限，而恰恰是我们史学工作者违背了唯物史观基本要求的结果。在唯物史观创始人的著作中，根本就找不到可以引导人们产生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思想。他客观评判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巨大成绩，坚决反对有些人没有认真调查研究就肆意贬低抹杀“文革”前中国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取得的巨大成绩。基于这种认识，几十年来，他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在所涉及的历史问题研究上，尽可能作出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解释。
注重对历史研究理论的规律性把握。论从史出、史论结合、辩证思维，是林甘泉史学研究的特点之一。他提出史学研究的三层次说，即事实判断、认识判断和价值判断。事实判断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是要解决史料和史实的可信性问题，实证研究基本上是使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只有功力之分而没有阶级性。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可以不是考据学家，但他的研究工作也需要占有尽可能多的真实的史料，不能完全脱离实证研究。认识判断是对诸多历史现象的前因后果以及历史规律性的认识和探讨，会呈现出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分歧。而唯物史观研究更接近历史的深层内容。价值判断是对各种历史事件和人物、各种制度和思潮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及其对后代的影响所作的判断，在这个层次上，同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或同是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可能会有不同认识，意见的个性色彩更多一些。他主张，对不同层次的历史研究有不同认识，都可以百家争鸣。
重视史学研究的古为今用。林甘泉指出：“史学是联结现实和历史的一门科学。不仅近现代史的研究与现实有密切关系，而且古代史研究的视角和价值判断也不能不受现实的制约。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认为史学可以脱离现实而躲进象牙之塔，而且主张史学应该为现实服务。”他所撰写的《中国历史上的分裂和统一》《夷夏之辨与文化认同》《历史遗产与爱国主义教育》《论历史文明遗产的批判继承》等，都是具有强烈现实观照的历史问题。上述文章中的许多看法，今天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以开放的视野和百家争鸣的态度看待古今中外的学术成果。在总结20世纪中国历史学时，林甘泉指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历史学当然应该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有新的发展。我们不能老是以中国有得天独厚的丰富史学遗产而沾沾自喜，也不能老是以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终究不如中国人而自我安慰。中国史学要走向世界，不仅需要从外国史学的最新成就中吸取营养，而且在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上需要跟上当代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步伐。‘有容德乃大’。一切有用的知识，我们都应该欢迎和吸收，使我国史学永葆青春和活力。”但是他又强调：“从根本上说，我们借鉴外国史学理论和方法，吸收外国一切优秀的学术成果，目的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林甘泉十分赞同毛泽东提出的百家争鸣方针。2016年，他在接受《中国史研究动态》采访时说：“历史现象是非常复杂的，应该展开‘百家争鸣’。”那种片面追求“什么问题都要求有一个结果”“所有问题都有结论”的思维方式，就不符合百家争鸣方针。
林甘泉是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仅在研究中贯彻着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精神，也对自己在研究中曾经有过的错误、失误和不足有深刻反思。在2004年出版的《林甘泉文集》中，他就自己曾经在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问题的讨论中，对翦老（翦伯赞）的批评表示歉意。在《八十自述》中，他再次检讨自己上纲上线的指责是对翦老的不敬，反映了自己的思想有“左”倾的片面性。我相信，这不仅不会降低林甘泉的学术地位，而是更彰显出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实事求是、敢于纠正自己的崇高品格。他晚年说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历史研究，是我坚定的信念。但我深感要正确掌握这个科学理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我一辈子努力学习。”这句话是他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真诚信仰的表达，是他自己对一生学术研究的总结，但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的看法，值得我们新时代史学工作者共勉。今天，我们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林甘泉是我们必须重视和研究的一位学者。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