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76年，农历八月十五，和嫦娥奔月以来的中秋并无什么两样，月仍皎其皎，桂仍影其影。只是，只是观月的人多了一个苏轼，苏轼的笔下多了一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地点在密州（今山东诸城）。密州何其幸哉，从此四季都散发着苏词的芬芳；中秋何其幸哉，在奔月的神剧之外，又添了一幕苏子的“明月几时有”。
孰谓生花妙笔，喏，这就是：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有宋一代诗评家，都把它归入睹景伤情之作。上阕，因月而感天庭之梦幻；下阕，因月而叹人间之悲欢。比苏轼稍晚的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断言：“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
千载之下，是说似乎已成公论——试看央视中秋晚会，不是年年把它作为保留节目嘛。
也有不同声音。中国台湾作家王鼎钧即认为，苏轼表面上是望月骋思，兼怀胞弟苏辙（子由），实际上呢，是写给宋神宗的一份陈情表，是半为输忠半为无奈的政治表白——“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表面上是中秋对月，实际上是说，我有罪下放密州，很挂念朝廷，也不知朝中发生了什么大事没有，我很想回到朝廷尽我的心力，只怕很难适应那里的政治生态。宋神宗读到他这首词，认为苏轼对朝廷还是很忠心。这一番政治表态如果直白说出来就俗气了，苏东坡把它放进明月、天上、乘风、琼玉、高寒，一连串比喻里，而且隐去被喻之物，洗尽俗尘，给我们一个“碧海青天夜夜心”的境界，这首词也因此可以脱离原来的语境，代换意识形态，超越时空限制，至今沁人心脾。
是说，我认为不无道理。
评析作品，首先得把握作者的创作心态。
检点苏轼的来路：他是不世出的大才；他与弟弟苏辙，都是少年得志，曾被先帝宋仁宗视为未来宰相的备胎。仕途一路春风，但在1069年、他32岁的时候，遇上了王安石变法。
变法是当时的大势所趋。国家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宋神宗年轻有为，锐志进取，王安石及时献上改革政经、富国强兵的方策。如是，君臣一拍即合，继商鞅变法之后的另一场社会大变革，就在北宋大地如火如荼地展开。
苏轼当时是什么态度呢？他理解改革，赞同改革，但他主张稳扎稳打、循序渐进，对于王安石一系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的激进措施全盘否定。这就站在了变法的对立面，被划入保守的“旧党”。
“旧党”在京城迅速被边缘化，其头面人物，如司马光，如韩维，相继被贬出汴梁。苏轼审时度势，主动申请外放。
1071年夏，苏轼迁任杭州通判。
两年后，苏轼杭州任期届满。其时，王安石折戟，丟了相位，但朝廷仍为“新党”把持，执行的是没有王安石的王安石变法，苏轼不想陷入政治漩涡，申请转调密州。
以天下之大，为什么偏偏选中密州呢？这是因为，弟弟苏辙也因反对王安石的“青苗法”被挤出都城，辗转数地，于年前到了齐州（今之济南），密州离齐州近，彼此多少有个照应吧。
说话就到了1076年，中秋佳节，苏轼召集一帮僚属，在超然台饮酒赏月。酒发豪情，月引遐思，席间免不了高谈阔论，谈话的焦点离不了家事、国事、天下事。说着，说着，有人突然提起去岁辽国大兵压境，神宗帝问计于王安石，王安石答曰“将欲取之，必姑与之”——咄！你道这昏招！结局，竟演变成割地七百里以求和。这真是本朝的奇耻大辱！
唉！堂堂大宋岂无人？苏子愀然，客亦愀然，席间顿时转为沉默，天际似乎碾过闷雷隐隐。
郁闷最深的，应数主人苏轼。他想起，当日乍听“和议”，是如何为外交失策而扼腕，是如何为男儿一腔热血无处抛洒而顿足。总归是痛心疾首，满腔悲愤无处发泄，是年冬天，他率领官兵在辖区进行了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围猎，并写下《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说是“老夫”，苏轼其时39岁，惆怅“冯唐易老”，流光抛人，空有满腹经纶，谁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被朝廷想起呢。
有人窥破苏轼的心思，适时转移话题，抛出一条小道新闻：太守来密州已近两年，快到交班的时候了，那么，朝廷会派谁来接任呢？（声音压低）我刚刚获得消息，说是钦定了孔子的四十六代孙孔宗翰孔大人。
是吗，是吗，怎么会是孔宗翰？众人脑筋急转。
当然，当然，是他就更好！满座皆露喜色。
前面的疑问在于：无论是年龄，还是从政资历，孔大人都属于苏轼的前辈。
后面的欣慰出于：朝廷派孔大人来，应该是觉得密州治理得不错吧。倘若这假设成立，苏轼作为前任太守，就有可能更上一级台阶。
这是歌功颂德的切入点。
也是驰骋想象的平台。
席间七嘴八舌。有人明说太守天赋异禀，政绩斐然，昔年仁宗帝的“未来宰相”之许，或者就在不久的将来应验；有人暗示王安石虽然官复原位，但他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再次铩羽是早晚的事；有人乘着酒兴，擎杯预邀恩宠：太守指日高升，在下等还望多多提携……
苏轼呢，自然也是浮想联翩。一方面，他深知朝堂深似海，恰如月殿“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另一方面，他也看到眼前隐隐露出转机，王安石一度被黜，说明变法弊大于利，再度起用，症结在于朝中无人。因此，自己能否“致君尧舜”“会挽雕弓如满月”，关键在于皇上的态度。皇上啊，皇上！
甭管怎样，觥筹是愈来愈交错，兴致是愈来愈热烈，人人眼里都有星河在闪烁。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对酒当歌，慨当以慷。这一筵直开到凌晨，更交五鼓，鸡啼三遍，方才散席。
众宾客俱已醉得七荤八素，闹不清是玉盘从天上飘下来，还是酒杯从手中飞上天——各自着佣仆搀扶而去。
唯有苏轼，千杯不醉（自谓“大醉”，乃托词也），头脑反而愈来愈清醒。他抬头望月，那月似乎也来就他，悬挂在不足百仞的西天。他按捺不下起伏的心潮，索性抓过一支毛笔，在一方宣纸上，倾情挥洒“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写罢掷笔，那将隐未隐的月轮，仿佛也应答般的晃了三晃。
宋神宗尔后确实看到并且看懂了苏轼传达的信息，感慨他“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动了擢拔之念。只是，这不是当年，也不是改岁，而是八载之后（写到这儿，禁不住为大宋的新闻传播之慢一声长叹）。苏轼已从徐州、湖州一路放逐到黄州，鬓不是微霜，而是华发萧萧；职务不再是太守，而是微不足道的团练副使（1079年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遭贬黜）。
虽说书生老去，宦途失落，苏轼并没有消沉，就在黄州，他写下了“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如果宋神宗此刻断然起用，机会还是大大的有。遗憾呀遗憾，宋神宗碍于朝中变法派的坚决反对，仅仅将苏轼从黄州换到离京城较近的汝州，职务不变。
更为遗憾的是，打小就欣赏苏轼文学才华的宋神宗，因为推行变法不得不和苏轼划下楚河汉界的宋神宗，经过两个七年“辨材期”的考验终于认识到苏轼人才难得的宋神宗，作出上述意在过渡的调动后不久，惜哉天不假寿，英年溘然晏驾。
等待苏轼的，依然是坎坷复坎坷，那“千江有水千江月”的婵娟，还得持续陪伴他的无眠。
“不应有恨”，是啊！站开了看，站远了看，无寝，无寐，恰恰是他创作的激发器、文化的电磁场。苏轼之可爱，之可贵，正在于他睡不着觉时就仰观银汉，神游太清，他就在这种“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反复憬悟中，窃得天缘、天机、天道，从而找到自己在碌碌风尘的最佳方位。
回到本文主题，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的政治隐喻，说实话，跟读者没有多大关系，你了然于胸诚然好，雾里看花也无所谓，丝毫不影响它直击人心、自成妙谛的大美。苏轼选择了“碧海青天夜夜心”，而“碧海青天夜夜心”也形塑了苏轼。他接纳了无眠，活出了永恒。令我想起20世纪20年代初刘半农在伦敦创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歌词中的“她”，你理解为刻骨铭心的情人也好，理解为游子心头的故国也罢，唱起来一样深情婉转，如痴如醉。奥秘何在？用今天的眼光看，就是政治和艺术的水乳交融，出神入化，浑然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