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美国是怎样的处境和心智呢？
2022年5月26日布林肯演讲给出了一种可能的答案。在拜登亚洲之行启动“印太经济框架”之后，布林肯抛出具有对华政策提纲性质的政治演讲，进一步印证了美国的中国焦虑和中国焦点意识。
美国是布热津斯基认定的“新型霸权”，是以全球体系方式建构的唯一霸权，当然也就是终结一切霸权的霸权。霸权具有三重性格：其一，霸权充满自负；其二，霸权不容分享；其三，霸权害怕孤独。美国霸权的颠覆体验与全体系利益造成了美国对霸权的“毒品”式的依赖，让其回归正常国家并尊重和践行主权平等的国际法秩序，就像戒毒一样困难。
布林肯追求政治修辞和语言美感，有罗马政治家的遗痕，追求演讲本身的机锋与场面感染力，追求国际新闻媒体的传播效应，追求将本质利益柔化和伪化为普世价值与长臂管辖的“世俗异端裁判机制”。对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言，布林肯将美国想象和设定为唯一的“异端裁判法庭”。
谁是世俗全球秩序的“异端”呢？中俄，尤其是中国。布林肯这篇演讲就是在集中阐释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基调和框架，是霸权“毒瘾”的完美修辞和释放。与其前任蓬佩奥的“铁幕演说”式的冷战话术与政治直率相比，布林肯深知政治修辞的艺术和功能。他明确拒绝使用“冷战”标签，因其知晓“冷战”是晚近不远的负面历史记忆，是盟友国家忌惮和存在伤痕的历史的一部分，简单唤起“冷战”并不利于美国的霸权维护和盟友动员。
布林肯将“冷战”化解转移，拆分为三个关键战术板块：投资、结盟和竞争。从特朗普到拜登，对华政策内部一直存在争议，但遏制中国的共识是越来愈强的。
在具体表述上，拜登初期有过“竞争、合作、对抗”的排序，如今演变为“投资、结盟和竞争”，表面上在进一步弱化与“冷战”的联系，但政策的实质并未改变。“投资”是自我壮大，这是霸权的内在根基；“结盟”是拉帮结派，是“盟主—盟友”等级制的制度化与合法化，是霸权地位的规范确认与霸权力量的制度化放大；“竞争”来自“战略竞争”，是对华全方位的遏制、制裁、隔离与脱钩。
在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布林肯选择了重回“战略模糊”，承认“一个中国”政策未变，不支持“台独”，也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并不符合联合国2758号决议、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中国宪法秩序。布林肯强调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建基于“与台湾关系法”、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及对台六项保证基础之上，是美方理解和认定的“一个中国”。这三份规范文件存在内在矛盾冲突，但由于台湾关系法被美国视为调整对台关系的基本法律，六项保证也于2018年纳入美国法律，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仅仅是行政协议，这就导致“一个中国”实质内涵的模糊化甚至空虚化。
美国认为，只要不出现“台独”，就不违反其“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至于台湾国际化、美台关系升级、美台军事合作以及台湾实质性“台独”行为并不在承诺之列。这就导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与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之间存在实质性差异和距离。美国至多做到不支持“台独”，但也不明确反对。
至于两岸统一，那完全不是美国的事情，甚至是美国要反对的事情。美国以现状主义延缓和阻断两岸统一进程，制造障碍和干扰，认定两岸统一不符合美国利益。至于中国《反分裂国家法》上规定的“非和平方式”统一台湾，美国视之为底线和禁区。故所谓两岸关系上的“战略模糊”仅仅是：美国不支持“台独”，中国大陆不实施武统。至于其他与“一个中国”有关的事务和空间，美国不接受任何限制与约束。
实际上，对“台独”及外部干预，中国本身有着主权正当性进行立法和惩治，《反分裂国家法》显然需要适应两岸统一进程而适度“清晰化”、“细化”和“可操作化”，《反外国制裁法》也应当在涉台的反干预、反制裁斗争中起到规范覆盖与精准适用的制度作用。
布林肯演讲表面“柔化”，实质“刚化”，为美国的新全球主义“霸权保卫战”提供指导思想和行动路线：更大规模的基础投资和技术投资，深化美国霸权的技术领先地位；北约东扩和亚洲北约（印太经济框架）的冷战体系建构与整合，形成美国霸权的新联盟体系；针对中国的更加激烈的“战略竞争”，其手段没有任何限制，包括长臂管辖、出口管制、技术封锁与产业链隔离等，这些措施都是反市场、反全球化的保护主义措施，也与WTO的非歧视原则和自由贸易原则相抵触。
美国为了霸权之私，逐步站到全球化对立面，显示美国理性精神与自由德性的退化及全球化心智的逆反。
美国在力量上仍是至上霸权，在价值观上仍可以“自由民主”进行道德绑架和利益勒索，但在本质精神上却表现出恐惧多元、害怕竞争、破坏规则及野蛮掠夺的“退化”、“返祖”（海盗起源）趋势。文明的重新野蛮化，正在美国霸权的自保和衰退进程中出现。
“乌克兰战争”形成的暂时性的“反俄联盟”及其霸主支配权的快感体验，使美国产生了一种战略错觉与幻觉，以为可以在东方复制北约模式和乌克兰模式。乌克兰危机很难按照美国预想的进程持续下去，乌克兰军民已出现厌战情绪和受欺骗感觉，美国盟友们已产生“价值观激情”之后的援乌疲劳症，而俄罗斯在乌东地区已站稳脚跟，并通过反制裁与灵活外交形成对西方体系的反作用力，造成新的战略平衡与持久消耗战的支撑体系。
如果美国为一己霸权之私而继续无节制援助和升级对抗，乌克兰本身是直接牺牲品，欧洲安全与经济发展成为次级牺牲品，由战争危机凝聚起的所谓西方团结体系会逐步瓦解。但美国如果在乌克兰不能取胜，“代理人战争”及其背后作为支撑性体系的美国霸权就会崩盘和失效，“印太战略”就无法复制欧洲经验，更无法说服亚洲盟友跟进，“印太经济框架”就会成为霸权建构的“烂尾楼”。
这是考验美国道德的时刻了：到底是为了欧洲安全与和平的长期架构而劝和促谈，放弃极度削弱俄罗斯及继续东扩的帝国扩展战略，以及节制在亚洲复制北约体系的战略冲动，还是一意孤行在欧洲与亚洲两个大区域的战场同时推进冷战体系和代理人战争体系的建构，造成全球和平与发展基础的长期动荡？美国站在了十字路口，美国可以选择，任何选择都有代价，取决于道德和力量的自我评定。
布林肯的演讲为美国找到了出路和药方吗？没有。与共和党对具体利益的资本式追逐不同，民主党是全球化精英的精神俱乐部，其所追求的全球霸权的精神领导权和体系支配权是更深刻的“霸权毒瘾”。无论具体修辞如何柔化和具有欺骗性、煽动性，霸权精神实质及其实践后果无法改变。
霸权之“毒瘾”，美国无法自戒，中俄的反抗者角色反而是美国霸权自我反思的“诤友”，提醒和警示美国：这是一个多元文明和多元秩序的世界；美国霸权应回到真正平等与永久和平的人类世界，而不是迷恋劫持者和剥削者的历史角色不能自拔。
美国的盟友也有责任警劝美国放弃霸权至上性，回归人类大家庭，而不是机会主义和两面派地唯利是图。盟友行为与美国霸权之间也有积极互动。如果盟友无节制逢迎美国以取利，但也会沾染霸权之祸并腐蚀自身民主精神与人类和平伦理。
布林肯的演讲没有挂出丘吉尔式的“铁幕”，但其霸权心智远甚有形的“铁幕”，而成为一种“毒瘾”缠身的心魔。是的，美国不再技术性使用“冷战”概念，而是综合“冷战”话语、技术、执行系统与代理人战争的丰富经验试图建构一种与霸权维护相称的“总体战”体系。这种新体系已在乌克兰战争中充分使用并取得一定效果。语言和修辞可以充分中性化，性质与危害却无法改变，甚至变本加厉。
经过百年屈辱史和七十余年的新中国建国史，中国早已不是国际政治的“傻白甜”。美国从历史到现实而在中国渗透配置的各种力量，以及在世界体系范畴对中国的层层遏制机制，是为中国“颜色革命”而准备，是将中国作为“第二个苏联”进行预设和肢解。但中国之文明体量、政治体制、社会团结与文化坚韧性，以及从天下体系到世界体系的丰富的联合与斗争经验，存在超出和逸出西方文明与霸权之“规训”极限的智慧和力量。
邹谠写过《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深入研究194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系统性失败。如今，美国对华的“接触政策”式微，“遏制政策”重启，美国在中国的再次失败无法避免。而美国霸权将终结于美国在全球的失败。中国的文明、斗争与建设性，是美国霸权的长期参照系，也是人类和平发展的规范新生力量。
对布林肯的“无冷战的冷战”式演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从七个方面进行了驳斥，既揭露了美国霸权修辞的虚伪性和危害性，也正面阐明了中国对自身道路和理想世界的理解与追求。与美国的帝国霸权法理及其修辞相比，中国的文明心智更加敞亮，中国的世界理想更加可欲和具包容性。
当乌克兰硝烟散去，当欧洲战略自主性觉醒，当全球和平发展力量实现基本团结，美国霸权的魔咒又能裹挟何人呢？也许世界明白了，魔咒失效了，美国霸权的“毒瘾”也就解消了，彼时美国或可放下凌驾和支配一切的虚荣心与孤傲感，回到真实的人类世界。但通往这一前景的过程与代价，乃是21世纪全球秩序变迁的最大“盲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