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伏羲“始作八卦”是中国文明史上意义重大的一件事，它以神话传说的方式流传下来，后来又有历史文献的记载。从渭河流域早期文明的发展情况，特别是大地湾遗址的发现，能够证明伏羲作八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信的。八卦是符号系统，归根到底是人与自然相依相存的整体思维。“始作八卦”同时是文字创造的开端。源远流长的周易文化来源于伏羲八卦，而伏羲八卦又意味着中国文字的创造，伏羲作为中国的“人文始祖”，其地位应充分肯定。

伏羲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是以神话传说的形式流传至今的。神话传说是历史叙述的一种方式，与文字记载相比，具有特殊的历史功能（至今有些只有图画符号而没有正式文字的民族，主要是靠口头传说叙述历史的）。神话作为一种隐喻文化，从一个侧面折射了历史。传说作为口头语言，以世代相传的方式叙述了历史。当人类有了正式文字之后，便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伏羲文化就属于这种情形。因此，不能以神话和传说非文字记载而轻易否定其历史的真实性。

一、伏羲“始作八卦”

相传伏羲“始作八卦”，这是中国文明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件大事。最早记述这一事实的是《周易·系辞下》：

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1]

这里把伏羲说成是“王天下”的圣人，反映出伏羲不仅是最大部落的首领，而且出现了最早的社会组织和国家雏形，预示着人类文明的开始。司马迁的《史记》虽然没有为伏羲写“本纪”，但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2] 又在《日者列传》中引司马季主之言说：“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3] 这是以史书的形式最早记载伏羲作八卦的事实。此后，扬雄在《解难》中说：“是以宓羲氏之作《易》也，绵络天地，经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错其象而彖其辞，然后发天地之臧，定万物之基。”[4] 又在《法言·问道》中说：“鸿荒之世，圣人恶之，是以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尧。”[5] 汉代孔安国的《尚书序》、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则以伏羲为“三皇”之首，从此，“三皇五帝”之说就流行起来。班固在《汉书·五行志》中说：“曰刘歆以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这里又引出河图的问题，以解释《周易·系辞上》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说明伏羲是始作八卦的圣人。汉人认为，伏羲时黄河出龙马，身有文，伏羲取法之，以画八卦。这是以神话的形式记述历史的一个典型事例。总之，伏羲作八卦之说是有史书可依的。

疑古派用近代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其中的有些结论未必都是正确的。特别是随着近期地下文物的不断出土，证明古人的很多记载都是正确的。这里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对于古代的人文历史，是很难单纯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证明或推翻的。除非用证伪的方法，有充分证据否定其存在，否则，用所谓“无证据证明其有”，则并不能证明其无。人文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它是由人参与并不断创造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一件现成的器物。对于伏羲作八卦，也应如是观。伏羲八卦是不是现在的样子，是很难说的，但是，其基本结构应该不会有大的变化。

至于伏羲八卦是怎样画出来的，其具体方法已无法得知。不过八卦之作，有两个最基本的符号即阴（）和阳（），这两个符号是组成八卦的基本要素。为什么三画而成卦？后世解释者有卦象说、卦数说和卦位说等等，可以作参考。“观象于天”而天在上，“观法于地”而地在下，人居天地之间，因此便有“三才”或“三极”之道而成卦，再配之以空间方位和四时运行，便成卦图。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这是古人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既直观而又符号化的特殊方式，也是中国早期文明最初始的表述方式，因而成为中国文化的“母胎”。

为什么是伏羲“始作八卦”？其可能条件是什么？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需要从多方面进行研究。但是有一点，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在人类文明的形成中起很大作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之说，是有考古学与文献学的依据的。黄河流域虽不是中国文明的唯一发源地，中国文明也是多元的，但是可以说，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最早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其中，渭河流域更值得重视。大地湾文化遗址的发现，能够充分证明这一点。大地湾与西安半坡遗址大体处于同一时期而略早，是6000－8000年前远古文明的典型代表，二者都处于渭河流域。据考古学界的报告，大地湾遗址的规模之大，是罕见的，笔者也亲自去参观过。仅从已经挖掘的极有限的文物，包括大殿、居室、陶器、彩绘，特别是独一无二的地画和彩陶上的文字符号等等，可以看出，其文明程度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更值得重视的是，彩陶上的文字符号，都是由（）和（）即阴阳爻组成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由此可以证明，八卦作为一种抽象的文化符号，在这里产生，是完全有可能的。大地湾遗址就在天水境内，天水就是伏羲的出生地。

美国的何炳棣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他谈起渭河、秦岭一带的早期文明，用大量事实说明这一地区是中国早期文明最发达最集中的地区，部落遍地，人口众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里有非常适合人类文明发展的自然条件：气候适宜、森林茂密、鸟兽成群、土地肥沃、水源充足。伏羲文化产生在这一地区是有充分条件的。《系辞》所说“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在这里体现得非常明显。这里阴阳对比鲜明、昼夜交替明显、春夏秋冬四季分明，这些都与人们的生活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万物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从时空观上说，所谓伏羲八卦先天图，乾南坤北，坎西离东，震东北而巽西南，艮西北而兑东南，与这里的地理位置极为相似，以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八种物象配四方方位，与这里的气候变化十分吻合。雷起于东北，风起于西南，西北有高山，而东南有大泽，这种典型的高原大陆型气候与自然环境，对先民的文化创造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八卦所反映的思维方式

八卦和以八卦为基础的《周易》，本是卜筮之书，古人遇到大事，都要用八卦占吉凶。这就是中国早期的卜筮文化。天是信仰的最高最神圣的对象，大有卦上九爻辞所说“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就体现了这一点。人间吉凶是由天决定的。但是，八卦之作，以乾坤为天地，而天与地不相离，其他各卦又与天地不相离，共同组成自然界整体，而人与整个自然界处于不可分离的联系之中。这就反映出中国古人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即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天既是崇拜的对象，又是大自然的代表，天人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与西方的宗教文化是不同的。但这又不能被归结为列维·布留尔所说的原始思维即互渗律，也不能等同于萨满教的万物有灵论。伏羲观象于天，取法于地，作成八卦，八卦是一个符号系统，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创造，表现了人的主体性。所谓“圣人”，就是睿智和德性的代表，这虽是后世人追加于伏羲的，但是能够反映伏羲作八卦是一种智慧的创造。“以通神明之德”就是贯通德性智慧，“以类万物之情”就是摹拟万物的情状。人与物有一种“同构”关系，但这不是神秘的原逻辑思维，不是“作为集体表象之一部分的人和物之间的‘互渗’”[6]。它是由符号表示出来的概念思维，其中有逻辑关系。列维·斯特劳斯说：“逻辑就是建立必然的联系。”[7] 八卦系统就是在事物之间求得必然联系，而不是随意联想。但这不是线性的、因果式的、时间性的，而是非线性的、多种因素同时起作用的。这是一种内涵逻辑而不是外延逻辑，是具体概念而不是形式概念。这就是所谓的象思维。

卦象是八卦以及《周易》中非常重要的符号概念，后世的易学有所谓“象数学”与“义理学”的分化，但是，最初的八卦符号可能是象和意结合在一起的，这个“象”，不能被理解为布留尔式的“集体表象”，也不能被说成是现象学的“纯粹现象”，它实际上是一种“意象”，即具体形象和抽象意义的统一。这一点影响到整个中国文化与哲学的发展。伏羲八卦可能只是一个初步的但又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开端，后来不断丰富发展，终于形成了内容丰富、无所不包的周易文化。就此而言，伏羲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开创性地位，是绝不能被忽视的。历代学者，无不承认八卦即“周易”的基础。卦，开创于伏羲，无论将伏羲视为真有其人，还是仅仅视为象征性符号，伏羲的名字与中国源远流长的周易文化都是无法分开的，而周易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真正源头。

就八卦所反映的思维方式而言，其深层意涵是一种“类比思维”，也就是类比逻辑。以类取象是“周易”的一大特征，也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征。“类”是个逻辑概念，即分类，其中有逻辑分析，将同一类归到一起，又是一种综合。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8]就是对这种思维方式的一种表述和发展，其中既有分析又有综合。“分”是分析，“聚”是综合。分析中有综合，综合中有分析。《周易》卦象的内容随着人的认识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扩大，凡是同类性质的事物，都被归到基本卦象，《说卦传》中的取象说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其基本的逻辑符号，是阴阳（ ）二爻。、二爻同时又是最基本的数学符号，现代计算机的二进位（0，1）与、的原理完全一致，这绝不是偶然的。关于这一点，西方近代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早已有过论述。阴阳二爻是高度概括的概念符号，一切现象都可以用二者的组合变化来说明，但它必须与具体的存在物结合，以说明万物变化的复杂性，这绝不仅仅是纯粹的形式符号。这正是中国人的思维特征，是一种具体思维，而不是抽象思维，是具体概念而不是抽象概念。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现代电脑技术发源于西方而不是中国。

在八卦思维中，人居于何种地位？这是一个复杂而很有意义的问题。《系辞上》提出“三极之道”[9]，《系辞下》和《说卦传》提出“三才之道”[10]，都是用六爻卦象说明人与天、地的关系。关于六爻卦即重卦作于伏羲还是作于周文王，历史上曾经有过争论，后人一般认为作于文王。不管怎样，这种人与天地并列的思维，大大提高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显然是《易传》时代的思维，与春秋战国时期人文精神的普遍高涨有直接关系（笔者认为《易传》成于战国，孔子作“十翼”之说，只能说是开创性的）。但是，是否反映伏羲八卦的某些思想萌芽呢？完全可能。伏羲八卦所反映的思维方式，除了观物取象的类比思维之外，从根本上说是人与自然相依相存的整体思维，所谓“人文”，是与“天文”、“地理”相互协调的、和谐一致的，这与从渔猎时代到农业社会转变的经济发展是相适应的，其中，人绝不仅仅是被动的服从者。中国的天人合一之学，就其形成、发展的过程而言，从伏羲时代就开始了。《庄子·天下篇》所说的“易者道阴阳”，帛书《周易》中提出的“易者，合天人之道”，能够表达“周易”思想的整个精神。周易文化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但是总有一个开端，也就是说，周易文化从伏羲开始就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模式，即人文与自然的统一。伏羲八卦的人文精神就体现在这里。

人们说，“易”者变易，是讲变化的。这样说当然没有错。阴阳两种相反相成的要素相互作用，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变化。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呢？是一种纯粹的物理现象吗？这是研究《周易》者，特别是当代研究《周易》者，最容易忽视的问题。周易文化从伏羲八卦开始，其着眼点不是自然界的物理现象，而是生命现象，特别是人的生命与自然界的关系。正是这一点导致了中西文化与哲学之间的最大差异。西方哲学与文化以物理主义、基础主义为主导，而中国哲学与文化以生命主义为主导。八卦所取的八种象，都与生命活动（包括生产活动）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其中，天地与人构成“三才”之道，水火更是生命须臾不可离，风雷则意味着降雨、季节变化和作物花粉传播，山泽也是与高原地区的生活生产活动密不可分。古人为什么不去探索原子一类的物质构成和灵魂一类的东西，而是提出阴阳符号概念？又为什么不提出更加形式化的正负概念符号而是用特殊的阴（）阳（）符号？所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是取什么？这显然与生命直接有关，其中，男女两性的象征意义特别明显，与此相关的日月、昼夜、寒温、燥湿、明暗，等等，以及更抽象化的健顺等，都是与生命不可分的。阴阳本身就具有生命意义，是一切生命的始基，创造生命的基本力量（或信息）。因此，《系辞上》说：“生生之谓易。”[11]《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12]“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13] 这既是对“周易”的基本精神的解释，也是对原始八卦的基本精神的阐发。从原始八卦到“周易”，这一基本精神是一贯的。这正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延续性。这并不否定“周易”对原始八卦的突破性发展。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主要是生命的和谐，这既是古老文化，却又是很现代的，甚至是“后现代”的，具有永久的价值。这是伏羲所开创的周易文化亦即中国文化对人类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当然这并不否定自然界的各种变化，甚至异常变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这种变化使古人产生了恐惧，因而才有卜筮文化，以求上天保佑。但是，卜筮文化又体现了人的因素的参与，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的行为能够导致上天的赏罚，因而有吉凶。《周易》中有许多卦爻辞能够说明这一点。至于伏羲八卦，作为《周易》的源头，虽然尚无文字说明，但其象征符号能够反映这一点，古人占卜时，可能会考虑到人的行为与吉凶之间的某种联系。正是这一点，体现了卜筮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德性学说，从《周易》中体会到“不占而已”的尚德精神，亦是渊源有自的。所谓“轴心时代”，是从“前轴心时代”演变而来的。

古有“三坟五典”之说，如果说“五典”是指《尚书》（尧、舜、禹、商、周），那么，“三坟”是不是指“三易”，即连山、归藏、周易？古人已有此说。有一种说法认为：“连山伏羲之易，归藏黄帝之易，周易神农之易。”[14] 这当然也是一种传说，但是从其中透露的消息看，后来的《周易》显然有一个演变形成的过程，也就是说，“三易”并不是完全平行的，而是有沿革的，《周易》应是伏羲八卦基础上的再创造，这种发展当然有许多突破，但二者之间的源与流的关系是可以肯定的。

三、“始作八卦”与文字创造

文字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主要标志，中国的文字发明于何时，似无定论。《周易·系辞下》说：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15]

这是最早记述中国文字产生的一条资料，“书”即是文字，“契”是刻于竹简上。但是，它没有说明“后世圣人”是何人。中国文字与八卦有没有某种关系？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如说中国文字的创造开始于伏羲“始作八卦”，那么，伏羲作为中国的“人文始祖”，其意义就更大了。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

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鲧，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16]

许慎引用了《系辞下》中伏羲“始作八卦”一段文字之后，加了一句“以垂宪象”。这所谓“宪象”是指卦象，还是文字之象（象形文），他没有说。但他又说，伏羲画卦之后，神农仍然“结绳而治”，以致出现“饰伪”，直到黄帝时的史官仓颉，“初造书契”。段玉裁在注中又引《系辞下》中“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以及虞翻的话“兴易者，谓庖羲也”，以证明伏羲代表“中世”，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的“后世圣人”，是指黄帝。但是，这里有一个矛盾。依照虞翻之说，伏羲之前为“上古”，伏羲为“中古”，黄帝为“后世圣人”。这与《系辞下》中“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相一致。但是与许慎“神农结绳而治”及《系辞下》中“上世结绳而治”之说却不一致，因为按照这个说法，伏羲与神农应是“上古”。段玉裁的解释是：“庖羲作八卦，虽即文字之肇耑，但八卦尚非文字。”[17] 这个解释绕过了上古与中古之争，承认伏羲作八卦，并且进一步指出，伏羲作八卦是“文字之肇耑”（耑即端），但还不是正式文字。

关于“后世圣人”是何人的问题，还可以从《系辞下》中的另一段话得到启示：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18]

高亨注说：“后世圣人，言其非黄帝尧舜也。”这是正确的。大地湾和半坡遗址充分证明，当时已有宫室，就时限而言，这显然在黄帝之前。照此说法，将“后世圣人”解释为伏羲，未尝不可。可见，《系辞》所说的“上古”、“中古”、“后世圣人”，是一个宽泛的说法，而且，很可能非一人所作，亦非一时一地之作。

但是，段玉裁作为清代文字学家，说出伏羲作八卦是“文字之肇耑”，是很有见地的，说明八卦与“书契”即文字确实有某种联系。八卦作为一种符号，可能有多种意义和用途，它既是一种文化符号，同时又可能成为中国文字的雏形或基本构成要素。八卦的阴阳二爻，并不是拼音文字符号，而是基本的卦（爻）象，代表两种意义，就卦形而言，可以组成各种各样的字形，这用“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来说明，是很确切很恰当的。许慎所谓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实际上就是对伏羲画卦时“观鸟兽之文”的一种重复性解释，二者显然有一种延续性。这确是中国文字最初形体的一个特点。班固说：“虙羲画卦，书契后作。”[19] 说明先有卦而后有字，二者有某种联系。笔者在大地湾和半坡遗址参观时，发现彩陶上有大量类似于阴阳爻所组成的文字图形，很像中国文字，引起许多学者的重视，对此曾与一些学者讨论过，这是不是中国文字的原始形态。可惜，我们没有作进一步的研究与考察。这涉及古文字学的问题。不过，联系到古人用蓍草进行占筮，从中总结出抽象化的阴（）阳（）爻，这中间似乎有某种关联。阴阳爻是抽象化的符号，从阴阳爻变化组合成文字，是完全可能的，也就是说，从阴阳爻到古文字之间，是有线索可循的。这些猜测，有无道理，有赖于文字学家去研究。

中国的文字，从开创到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从伏羲、神农到黄帝（即“三皇”）虽没有留下文字记载（说明这期间尚无正式文字），但伏羲画卦，已经开始了文字的创造。所谓仓颉造字，很可能是将这些零散的不成熟的文字加以整理，整齐笔画，形成正式文字。其后的文字仍有发展变化，数量也不断增加，但大体上可以确定，因此，到尧时，便有正式的文字记载（“尧典”）。司马迁说：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薦绅先生难言之。[20]

作为最早以文字形式记载的经典是《尚书》，但《尚书》“独载尧以来”，即从尧开始。这说明尧以前并无文字记载的典籍，但不能说明并无文字，仓颉造字显然在尧之前。至于有言黄帝者，“其文不雅驯”，即不足以成为典雅的告训，只能说明是民间的一些传说。这说明，即使是黄帝时代的仓颉造出了文字，但还没有正式被使用，还需要一个推广的过程。就仓颉造字而言，绝不会“一蹴而就”，一下子从无到有，造出许多文字，他必须有所依据。其所依据者，不是别的，就是伏羲开创的八卦文字。从伏羲到黄帝，经历了三代，时间并不太长，根据许慎的说法，神农时并没有继续伏羲的事业，还继续用以前的“结绳为治”，黄帝时有鉴于“伪饰萌生”，才沿着伏羲八卦文字的道路，创造了文字。这就是中国文字形成的过程。

中国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的最大区别是，它是一种象形文字，确切地说，是一种象意文字。每个字既有形又有意，以形表意，是象形与意义的结合。这所谓“象”，与卦象有内在联系，它是从卦象脱胎而成的。卦象是高度抽象的，文字的象形就具体化了，因而更加复杂化了，但是二者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这也是中国未能发展出拼音文字的一个原因。许慎论中国文字，有“六书”（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之说，归纳起来，可用象意来概括。这种文字的创造，与《系辞》所说“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的八卦创造，其思路和方法是完全一致的。由此可以推断，八卦之作，既开创了中国文化的符号模型，同时又开创了中国文字的雏形，二者相伴而行，后来逐渐分化，形成《周易》的象数系统与文字系统，并以文字说明卦象，这就是所谓“设卦”以“系辞”。

《系辞上》引孔子的话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21] 提出文字、语言、意义的关系问题，认为文字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完全表达意义。但是，圣人之意如何见呢？孔子又说：“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22] 这里讲了两套系统，一套是语言文字系统，另一套是卦象系统。这两套系统在“尽意”这一点上会合了。中国古代文化追寻一个意义世界，这个意义世界不是在现实之外，就在现实世界之中。语言文字是“表意”的，卦象符号是“尽意”的。虽然“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但是，“意”却又离不开“书”即文字，即除了卦象之外，还要靠文字去说明。这就是必须创造文字的原因。

总之，“人文始祖”的“人文”，有多方面的内容，但“始作八卦”与文字创造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其中，文字的创造，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文字的创造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与后世世界各国普遍出现文字之后，某些尚无本国文字的国家，由某人在短时间内创造出一种文字，有所不同）。文字作为人类文明的主要标志，应该有一个初创的阶段即开端，这个开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笔者认为，伏羲“始作八卦”，就是这个里程碑的开始。我们说，“周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而“周易”来源于伏羲八卦，其中便包含着文字的创造。大地湾遗址出土的彩陶上，刻有二十余种文字符号，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广义的周易文化，不仅包括宗教、哲学、科学和文学艺术，而且包括文字，它们同源于以八卦为代表的符号文化。

[1]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79年版，第558－559页。

[2]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299页。

[3] 司马迁：《史记》，第3218页。

[4] 班固：《汉书·扬雄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

[5] 扬雄：《法言》，见《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577页。

[6]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9页。

[7] 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9页。

[8]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504页。

[9]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508页。

[10]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592、610页。

[11]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515页。

[12]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558页。

[13]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577页。

[14]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5]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567页。

[16]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753页。

[17]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753页。

[18]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565页。

[19] 班固：《汉书》，第4244页。

[20] 班固：《汉书·五帝本纪第一》，第46页。

[21]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541页。

[22]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5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