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对象：陈来 教授
访谈人：谢宁
把个体的研究变成集体的研究规模化的研究
问：专门性的学术组织“朱子学研究会”成立了。作为会长，您怎么会想到成立“朱子学研究会”？成立朱子学研究会的初衷是什么？
陈来：每一个学科都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学术组织——也就是学会。学会的作用就是联络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以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增进这个学科的研究，所以说学会的存在是十分普遍的。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每一个重要的学科都有其自己的学会，比如说李白学会、杜甫学会，还有研究思想家的孔子学会等等。相对来讲，研究思想家的学会比较少，而研究文学家的学会比较多。以朱熹来讲，他个人以及他的学术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而比起朱熹来说，关于一些相对不那么重要的文学家的研究，都有其各自的学会，可是对朱熹的研究在此之前没有成立过任何学会。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我们国家有一段时间（“文革”时期）不能做到正确地认识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而是对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文化采取了强烈批判和全面否定的态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当然不可能成立任何专门研究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的学会。但是就实际情况而言，朱熹的地位确实非常重要：在中国哲学史上，他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所以说，我们成立的这个“朱子学研究会”是还原了朱子学研究本来的重要性。
问：朱子学研究会将在有关朱子学的研究中承担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
陈来：有没有整体的研究和整体的规划，对一个学科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现在对于朱子学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个体为单位展开的，每个学者都只做自己的研究，所以说成立一个相关学术组织，以便对学科的发展进行整体的规划和联系，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因为学会的存在可以使得学科研究的布局更加均衡，避免重复；另外也可以集中精力来做些事情，在一个时期突出一个主题，同时还可以促成一些集体性的合作。打个比方，假如某个学者正在做一些艰苦的、繁琐的、资料性的编辑和研究，那么就可以通过集体的力量来完成。学会正是承担了这样的一些功能——把个体的研究变成集体的研究、规模化的研究。学会可以有计划地、有组织地、均衡地实现学科的发展。
文化不一定需要某些现实的价值衬托它的意义
问：您个人觉得，研究朱子学的意义在哪里？
陈来：有人会问，你觉得研究哲学、研究文化的现实意义是什么？我们研究哲学、研究文化的意义就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和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吗？我想不一定。因为文化教育是一个非常广阔的范畴。举个例子说明，我们学习《诗经》、《楚辞》有什么现实意义吗？猛地一想，这和刚刚召开的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中规定的现实生活的任务有什么直接联系吗？或许不一定有什么直接联系。那和现实社会的经济改革有什么直接联系吗？可能也没有什么直接联系。那和现今社会所追求的法制进步和法制维权又有什么直接联系吗？我想答案应该也是没什么直接联系。但是，对于文化教育的研究真的和现实社会毫无联系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因为文化教育是一个很广泛、很深刻的领域，这个领域是由很多相关的知识、文化、专业、学科所组成的。就教育本身来讲，如果不学《诗经》、《楚辞》行不行？如果不学唐诗、宋词行不行？我的答案是未见得不可以。但是只有有了这些知识的积累，一个人的文化视野、文化教养才能丰富化。假如如是问：一个人如果只了解一首两首的现代诗，能不能在当今社会生活？我自己的答案是未见得不能生活，但是这个人所处的文化层次、生活层次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文化本身就有它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对整体素质的熏陶），不见得一定需要某些现实的价值才能衬托它的意义，文化可以提高人们的教养，丰富每个人对现实的理解。比如说对朱熹的研究，朱熹代表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高峰。那么了解朱熹、了解朱熹的哲学，对我们发展关于现代哲学的研究，肯定也会起到一定的、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要推动中国哲学史继续往前发展，就要借助于西方哲学，也就是说中国哲学肯定要与西方哲学结合起来发展。这就要引出另外一个问题：该怎么结合呢？怎么把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结合起来呢？答案就是，结合的领域中肯定会有一部分是朱熹所代表的理学。所以说，研究朱子学的意义主要是在文化、教育、思想、素质等这些层面，而未见得直接和当今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等这些层面发生什么联系。
朱子学研究中的很大一部分领域没有涉及过
问：作为一位在宋明理学方面的专家和朱子学研究领域的权威，您觉得自己所承担的学术责任和学术担当是什么？
陈来：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自己的责任就是要推动全国对朱熹和朱子学的研究。因为我觉得，时至今日，我们对朱熹和朱子学的研究及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和朱熹以及朱子学本身所应该享有的研究规模和研究程度还是很不相称的。在中国哲学史这一领域里，有些其他方面的研究都逐渐地取得了一些，或者也可以说是相当的成绩，比如说跟朱熹相对的关于王阳明的研究。关于阳明学的研究在过去的10年中可以说是发展很迅速的。与其相比，关于朱子学的研究，从好的方面讲应该可以说发展得很稳健，但是反过来说，如果说有不好的地方，那可能就在于发展得并不迅速。所以说，我个人的想法是，希望通过学会的建立，并且能够借助学会的推动力，在未来的五到十年之内，能够使得对朱熹和朱子学的研究取得更大的发展，并争取使其在未来若干年内能够发展到其自身应该享有的研究规模、研究地位和研究水平。
问：在致力于发展和推动朱子学研究的这些年中，您取得了哪些新的，或者说是重大的学术研究成果？
陈来: 现在还不能说取得了什么非常重大成果。只能说，现今阶段的规划就是至少要就朱熹和朱子学中的很多部分做更加深入、更加细致的研究，因为朱熹和朱子学研究中的很大一部分领域我们都至今没有涉及过。比如说朱子学，朱子学本身包括朱熹本人的哲学以及他的学问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朱熹的整个学派并不是在他自己的时代就完成了的。他的继承者包括他的弟子、弟子的弟子，以及虽然不是他的弟子却信仰他的学问的人，这样的人群构成了整个的朱子学。朱子学一直到流传到清代都没有湮灭。也就是说，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对于朱子学的研究整体地构成了现如今我们所研究的朱子学。而我们今天仅仅是对于朱熹本人的研究，也不能说是很充分的，就更不要说对于存在了八百年的、整个的朱子学的研究。就此而言，我们要对各个朝代（宋、元、明、清时代）的朱子学以及每位朱子学家的重要的见解进行分析，把他们流传下来的书籍、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如果完成这些工作的话，那么我们肯定会在学术界中有自己的学术意义、对于学科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建树。
问：您平时工作很繁忙，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您作出出任朱子学研究会会长这一要职的决定？
陈来：因为我本来就是研究朱子学起家的嘛。关于朱子学的研究是我的整个学术历程、整个学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的整个学术研究的基础，可以说就是关于朱熹、关于朱子学的研究。应该说，我早期至少用了七八年的时间来专门研究朱熹以及朱子学，这是我学术历程最早期的时候。研究朱熹、研究朱子学是我学术的基础，也可以说，是我的学术根据地之一。所以说，研究朱熹、推动朱子学的发展，对我来讲是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或者也可以这么说，我自觉有很多不能推卸、不能推辞的责任和义务，这些责任和义务当中绝对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朱熹、关于朱子学的研究。我始终觉得自己肩负着这样一种责任——就是推动关于朱熹、关于朱子学研究的发展。
定位于“中国主体、世界眼光”的国学院
问：众所周知，清华大学曾于上世纪20年代建立过国学院，但只存在了短短的四年时间。如今由您领导的新国学院和曾经由“清华四先生”领导的老国学院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陈来：新国学院现在复建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如果要回答“新、老国学院之间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个问题，就只能通过我们未来走出来的路、作出来的成绩才能比较得出，不可能说现在的新国学院刚刚复建，就能轻松地说出与曾经的国学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问：作为院长，您如何评价新国学院的历史定位和历史使命？
陈来：复建国学院的初衷是建设一个在清华大学的领导下、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平台。既然名为“国学院”，那么我们的宗旨当然是要突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但同时又要在研究的过程中包含世界性的学术视野，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中国主体、世界眼光”，这也是我们给自己的定位。因为既然是研究国学，那一定就要突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主体意识。但是，我们要做的国学研究，并不是封闭的、与世隔绝的、自说自话的。我们要做的是在世界研究中国学术的这个场域内来定义自己的地位，而且要在世界性的对中国的研究、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这个场域里面找到自己的主导地位。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简单地作世界汉学研究中的一员，而是要作世界汉学研究中的主流，因为既然是研究中国人自己的文化，那么中国人就应该成为这一世界性研究领域中的主流。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对自己的期盼。
把国学纳入教育体制中是发展国学的保障
问：朱子学毫无疑问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谈了这么多朱子学方面的内容，请谈谈您是怎样定义“国学”的。
陈来：国学有很多定义。从广义上来讲，国学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各种的传统文化都可以称之为国学。但是从狭义上来说，则不是所有的传统文化都被我们定义为“国学”的，国学一定是传统的学术，谈“国学”一定要从“学术”这个层面上谈。举个例子，比如古代的小儿歌谣或者清朝的歌谣也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是从相对狭义的层面上来谈，这些歌谣并不具备学术性，即不是以学术的形态存在的，所以就不能被纳入“国学”的范畴。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国学”一定是一种以学术形态表现出来的传统文化。当然了，对于“国学”的定义，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也不能强求。但是一般我们所讲的“国学”讲的都是传统的学术。
问：您如何看待当今社会的“国学热”？比如说现今社会“快餐型”国学热的现象：某一位学者在电视或者平面媒体上讲国学、讲传统文化，引发百姓的追捧，由此在百姓中掀起一阵“国学热”，继而学者出书，百姓一窝蜂似地购买，但是买回来的书可能很快就会被束之高阁。您如何评价这一现象？
陈来：我个人的看法是，即使这样的热潮可能很短暂，那也总好过没有。当然了，如果可以把这样的热潮常态化，从长久来看，如果可以把国学纳入我们的教育体制，那肯定是再好不过的。只有把对于我们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经典文学、经典文化的教育和学习纳入正规的教育体制中，才不会使得百姓对国学的热情好像对流行文学、流行书籍、时尚文化那样——只是短暂的昙花一现，今天绽放，明天就消失了。把国学纳入、沉淀于教育体制中是发展国学的保障。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所谓的“快餐型”国学热当然也有“快餐型”的意义。我个人希望可以就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学习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既可以有刚刚谈到的“快餐型”的国学教育，也应该有与之相相对应的“正餐型”的国学教育。也就是说，假如可以有一套内容丰富的教育体系，其中包含各个方面的文化产品，能够满足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文化需要，那一定是再好不过了。
问：就国学，特别是朱子学方面的图书，请您推荐给我们的读者。
陈来:经典就是那些经典，是最值得我们阅读的，这是无可厚非、毋庸置疑的。
（原文刊于 《博览群书》2010年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