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对标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可以看出郭齐勇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通史》的一些新特点。这套《中国哲学通史》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摆脱了若干旧意识形态的影响，又吸收了近三十年来的学术成果和新的理论成果。全书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既“各美其美”，又“美美与共”，不仅在学术上是进步的，在政治上也是进步的。全书坚持学术创新，采用新的体系和不少新观点、新成果，体现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和新境界。
关键词：中国哲学史；中华文化立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先谈谈郭齐勇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通史》这套书的整体特点。这套书，我觉得是这样：讨论这套书的意义，要对照另外的一个对象，有一个比较，然后才好来了解这套书的意义。怎么对照呢？要有类似《中国哲学通史》的一套多卷本书来比较。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要对标与《中国哲学通史》类似的一个比较对照物，应该还是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任先生主编的这部书原设计是七卷，分先秦卷、两汉卷、魏晋卷、隋唐卷等。虽然这部书并未最后完成，但我还是想把它作为一个对照物，来看《中国哲学通史》这套书，通过比较来了解这套书的特点。
为何这样来比？首先，虽然因为各种原因任书并未完成，但总体来讲，任书集体写作的性质跟武大的书比较接近：《中国哲学通史》，是以郭齐勇教授为核心的武大哲学师友集体努力的结果；而《中国哲学发展史》那部书是以任先生为中心，有任先生的几个学生共同参与撰写。这二者是相近的。
任先生那套书的写作始于刚刚改革开放，也就是70年代末期，1983年出版了先秦卷，1985年出版了秦汉卷，而魏晋卷到1988年才出版，隋唐卷出版已经是1994年。但总体来讲，他们开始动手的时间应该是70年代末。武大这部书如果说开始动手的话，则是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末，差了30年。
相隔三四十年，这个时间跨度还是比较大的。时间跨度比较大，在思想上就有一个大跨度的差别。任先生那部书在改革开放初动手写，当时已经开始思想解放，这是没问题的。“文革”后的思潮，普遍来讲是解放思想，但实际上解放到多大程度，是受历史限制的。大家的心态是要改革开放，可是能改革开放多少，它不能不受到历史限制。
这限制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对外的交流不够，对外面了解不够，就像任先生他们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地位和交流层级都比较高，又在北京，条件应该算是比较好的。即使这样，在那个时代，对外交流还是比较少的，尤其是中国哲学史领域。另外从主观方面来讲，也还有一些限制，这限制是什么呢？这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有一种很有影响的认知，认为对“文革”的反思应该与对封建主义的批判连在一起，认为“文革”的思想文化根源就是中国的封建主义。任先生受此种认知的影响特别大。任先生之所以要把“儒学”作为“儒教”来对待，并分析批判，背景就是这个认知。当时不少权威人士认为，之所以会发生“文革”，从意识形态的根源来讲，就是我们封建主义的根子太深。这个因素历史地限制了任先生他们写作的一些方法论、一些问题意识，特别体现在对儒家哲学思想的看法上。任先生的书从第一卷就确定了这个立场，即通过“儒教”的观念，把儒家看作儒教，整体上对儒家持批判态度，从而来批判封建主义。历史地看，“文革”之后批判封建主义残余自有其道理，但“文革”的思想路线原本就是崇法批儒，如果过后还要批儒，这就属于在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还不够的表现。用冯友兰先生的话讲，还没有给儒家平反。不仅没有平反，还加了新的“罪名”。当然，任先生这套书的前三卷并没有过于渲染这层意思，所以这前三卷在学术上还是受到大家认可的。
在70年代末，以往“唯物”“唯心”两军对战的框架已经开始被打破了。所谓“打破了”就是不受此局限，还是可以用，但是并不是“唯”，即不是一定要以“唯物”“唯心”两军对战贯穿哲学史。阶级斗争也可以讲，但不是作为一个主线，而是要具体分析。这些都是思想解放的表现。但实际上，要深刻地认识中国哲学的特点，深刻地认识中国哲学在每一个时段的作用，在主观上还受到一些限制。就是说虽然鼓励解放思想了，但是自己还没完全放开，还以批判封建主义为主要任务，这在客观上来讲就有限制。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哲学通史》写作开始的时候已经是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末尾，困扰任先生的那种思想限制已经被大大超越了，这一点虽然从郭著具体章节不一定看得那么清楚，但是总的来讲，它的指导思想和思想的方法论，与任先生的书相比，有一个根本的改变，即已经完全破除了旧意识形态的束缚。对标《中国哲学发展史》，看这套《中国哲学通史》，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方法论基础。
就这一点来讲，我还想再多说几句话。今天新写的一部《中国哲学通史》，它对历史资料的把握，对哲学问题的分析，应该吸收几十年以来的新的成果，这是没问题的。此外，一个新的成功的《中国哲学通史》，不仅要在历史资料、人物分析、思想分析上吸收这几十年来的新成果，而且应该体现这几十年理论思想的进步和积累。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改革开放的起点，到武大学者写这部书的时候，也已经过了30年。这30年来，在思想上、理论上的进步很大。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如此？思想界、意识形态领域也不都是如此。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每10年都会出现一些有违改革开放总发展方向的、想要回头的倾向。
所以我说，一部好的《中国哲学通史》，不仅要吸收这30年来的在历史资料掌握方面的进步，在思想分析上面的进步，而且应该保持、体现我们在理论、思想方法上的进步，而不能后退。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每隔一段时间，我们总会碰到想要回头的一些动向。这些动向就成为包括我们撰写中国哲学史在内的学术活动的一种干扰和阻碍。因此，我觉得这部《通史》的优点就是，它坚持了30多年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进步，坚决打破苏联人关于哲学史论述的机械模式——那种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种种错误理论观点，彻底抛弃了两军对战、阶级斗争的陈旧方法，一直保持改革开放的初心不变，这应该是它一个值得表彰的特色。
因此，我认为今天要恰当地评价这套书，就要把它摆在这个位置上来看，就是始终坚持我们改革发展以来的“初心”，一定要彻底破除以前教条主义式的哲学史研究方法，包括错误地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彻底清除这套教条主义模式在中国哲学史论述中的影响，坚持和改革开放同步、跟思想解放同步。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理论思想的进步要积累，跟学术研究的进步要积累是同步的。当然这不是说今天我们每写一部书一定要在前面写一大章对旧模式的批判，这倒不一定，因为时过境迁了。任先生的书，在那个时代，一开始还要反驳旧的模式，还要论述这个部分。但在新的《通史》里面，它不是去反驳旧模式，而是把超越了旧模式的新的方法观点，渗透在它整个导论的部分。所以，导论部分体现了这个时代对于中国哲学的新思考，把这30年来我们对中国哲学的很多新认识表达在这个导言里面，其中也就体现了坚持思想解放，要坚持学术进步、坚持思想进步的特色。
用我们最新的讲法，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同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这套书也可以说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个有益的尝试。这个尝试里面包含了什么意义？我想说，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不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现成结论为标尺，或唯一的标尺，去衡量中国古代的文化。也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欧洲哲学史得到的一些经验，把它片面地孤立起来，当作衡量中国思想文化的唯一的标尺。结合可以有多种方式。我想强调的一种方式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体系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体系来讲，我理解这个“结合”的方式，可以借用费孝通的话叫做“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各美其美”，是指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可以根据马克思主义自己的价值立场，结合时代和环境的要求来发展；中国哲学也按照它自己的理念，实事求是地来评价自己、发展自己，结合时代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就是“各美其美”。什么是“美美与共”？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体系和中国文化体系，要共同为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这就是“美美与共”。所以这两个体系可能有其不同，那就各自从自己的方面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念作为标尺来衡量、批评中国文化，也不能用中国文化的某些标尺去衡量、批评马克思主义。比如说，马克思主义倾向于讲“斗争”，但是不能用斗争为标尺，来批评中国文化里面的“和谐”理念。同样的道理，也不能用中国传统的注重“和谐”的文化，去没有目的地、脱离实际、脱离环境地批评马克思主义对“斗争”的强调。
从这个意义上讲，借用那句话叫“各美其美”，每个体系按照自己的目标、理念、理想来发展，当然必须要结合历史文化的实际，而不是用自己的标尺去衡量对方。而所谓“美美与共”是说二者在今天时代的“结合”。所谓结合，不是说用马克思主义去覆盖中国文化，要用它所有的理论思想去覆盖中国文化，那就等于取消了中国文化；反过来也一样，也不能用中国文化去覆盖马克思主义，而应该各自尊重对方的繁荣发展，各自鼓励对方共同携手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我理解的“美美与共”。
两者的关系应该是“和而不同”。任何一种想用同化的“同”的意识、态度去看待对方，都是违反了“和而不同”的原理，就是单纯的同一性。你必须跟我单纯同一，若你不跟我单纯同一我就对你完全持否定的态度，这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
这个思想，应该说我们经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发展的这么多年，这个话应该是可以这么说的。而在任先生他们那个时代，这个道理可能还不能这么说。包括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是习近平总书记到今天才明确提出要求。所以，我想这个结合，如果用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的结合，不能机械地理解怎么“结合”，我觉得二者关系的根本点就是要携手并进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彼此的关系应该是“和而不同”，要超越以往的单一的“同”的思维模式去看待对方。确立一个“和而不同”的意识，让大家共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通史》这部书对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优先的研究方法，并没有去明确地给予批评，而只是去充分展现了它对中国哲学的客观的研究和同情的了解。它的主要的方法就是强调“客观的研究”和“同情的了解”。客观的研究跟主观的研究不同。主观的研究往往有一套意识形态的主观框架，把它放在优先的地位，去撰写中国哲学史和其它的历史写作。同情的了解，这显然是针对我们这100多年来对中国文化始终采取批判优先的研究态度，是一种拨乱反正。《通史》通过内容的丰富叙述，体现自己的研究态度，即客观的研究和同情的了解。虽然这部书是由不同学者分头撰写的，但是我想作为武大的学术团体、共同体，在这一点上应该是有共识的。
评价和看待这套书，这里也要破除旧的“文革”式的政治思维和意识形态思维。什么是新的思维？我想就应该学习2017年中办、国办所发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这个为新的标准。这代表了十八大以来的一种政治文化标准。如果这样来看的话，我觉得这部书的完成应该说它合乎这个文件的精神，也体现了这个文件的精神。这个文件中有一句话，叫“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这套书的完成，我认为它是符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当然对每个思想家的具体评价可以是多样的，可以有分析、有批评，但总体来讲，本书的取向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因此，这套书不仅在学术上是进步的，在政治上也是进步的，而不是落后于时代、没有与时俱进的。这是我讲的一个意思。
下面我谈谈《先秦卷》的学术特色。我自己认为，这套书中如果说哪一卷最有代表性，那就是《先秦卷》。《先秦卷》第一个部分是导论，导论的开始集中于中西哲学文化的对比互鉴。作者提出，我们反对不假反思地将西方哲学范畴应用于中国古代文本，我们也反对把中西哲学范畴看成绝对对立、不可通约的，中国哲学的中心问题及问题意识与西方哲学有同有异，且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关系论、宇宙生成论、群己关系论、治身治国论、天道性命论、心性情才论、修养的功夫论、境界论、知行论等比较发达，中国哲学既有独特性，又有普世性。中华民族文明中的哲学智慧绝不亚于西方，需要我们在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中、比照中，超越西方哲学的体系、框架、范畴的束缚，确立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哲学传统、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的自主性或主体性。《先秦卷》导论部分提出，中国哲学有丰富的经典体系，我们不应忽视自己本民族及文化传统中丰富的经典解释传统，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离不开中外哲学的多方面广泛深入的交流，但我们不能以西方范型为框架，而要破除对西方社会科学与哲学方法作为普遍方法的迷信，关注理解中国哲学范畴、价值、意境的特殊性及其普适化。对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哲学智慧，我们体认得越深、发掘得越深，我们拥有的价值资源越丰厚，就越能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越能学到西方文化之真，这才能真正使中西文化的精华在现时代的要求下相融合。这些都体现了既重视中外文化交流互鉴而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意识。
导论部分中关于中国哲学史分期的观点，是采用了郭教授本人写的2006年版的《中国哲学史》教材的观点，延用了他自己原来的认识。但这些讲法也是新的讲法，不是跟改革开放以前相同的，比如说，本书有关分期的部分，他特别强调的，主要是把中国哲学发展史分为四个阶段，其中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对第四阶段的把握。因为对这一段哲学史以往的中国哲学史著作都未涉及，包括任先生主编的教材。这第四阶段是清末民初以来的哲学，他称为现代哲学。他认为现代哲学的背景是“救亡图存”、回应西方文明的挑战，而现代哲学的中心特点和中心课题是普遍与特殊、传统与现代。什么是现代化的普遍之路？什么是现代性的基本内涵？什么是东方和中国的特殊性？什么是普适的价值？什么是中华人文精神的特质？他对第四期的把握，我觉得这个特色比较突出。对于先秦，对于汉唐，对于宋明以后，这些虽然讲法与过去也有所不同，但对第四个时期中心问题的提炼，即把近代和现代哲学发展的主题表达出来，这个是它的特色。这个提炼也不是人云亦云的，而是带着他自己多年的研究理解。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
导论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部分就是关于中国哲学的特质的叙述。这个“特质”讲了七条。所谓“特质”就是特点。这七条就是“自然生机”“普遍和谐”“创造精神”“秩序建构”“德性修养”“具体理性”“知行合一”。在具体论述的时候，他把这七点的每一点，都配合了一点来说明。比如说“普遍和谐”，具体表述的时候，他说“整体和谐与天人合一”；“创造精神”，他说“自强不息与创造精神”；“德性修养”，他说“德性修养与内在超越”；“秩序建构”，他说“秩序建构与正义诉求”；“具体理性”，他说“具体理性与象数思维”；“知行合一”，他说“知行合一与简易精神”。这七点与郭齐勇教授以前的表达并不相同，以前有时候可能讲三点、四点，表达也有所不同。这次提炼为七点，而每一点都力求有一个跟它相配合的一个东西来说明。你比如说“德性修养”他加个“内在超越”，“秩序建构”加一个“正义诉求”，就是把主要精神的提炼和它的一些具体表现结合起来。这也是一种创造性。以前他讲中国哲学的特点是讲自然生机、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后几个他在本书中都扬弃了，所以他对自己以前的一些讲法，有了新的提炼，新的发展。从这个导论里面可以看到他对中国哲学总体的一些新把握、新理解、新的思考。
导论以下的各章，如果我们对标《中国哲学发展史》，我觉得这一部分的特点有这么几点：一个就是前面有三章是讲孔子以前的思想：一章讲殷商的，一章讲西周的，一章讲春秋的。这些相关的内容在任先生《中国哲学发展史》里面也有，但是没有分成三章这么大的篇幅来讲。任先生《中国哲学发展史》的相应部分是余敦康写的，讲殷周之际的变革的部分讲得很好，我们那时候看到他的文章都是很兴奋的；包括余敦康写的《从〈易经〉到〈易传〉》，在《中国哲学》发表，当时很受关注。所以，对“前孔子时代”的思想，《中国哲学发展史》也是关注过的，但是没有用这么大的篇幅。本书用了三章的篇幅来讲从殷商到西周到春秋。而且由所讨论的内容也可以看出来，《中国哲学通史》已经吸收了这30年来学界的研究成果、问题意识。这是一个明显之点。
第二就是《〈礼记〉的哲学思想》一章。《〈礼记〉的哲学思想》虽然是一章，但是这一章是比较长的。在任先生书中对《礼记》没有设专章作专门处理。但是在这本书里面，作者虽然没有说《礼记》是重要章节，但是我认为他实际上是把《礼记》作为重要的章节来写的。这当然是跟学界这30年来对《礼记》的认识是同步向前进的。因为这30年来不管在文献研究、思想研究方面，特别是在出土文献的支持下，越来越关注《礼记》的体系，对《礼记》的信心也大大加强了，所以把《礼记》作为一个重要的体系以专章来写，这也是跟任先生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不同的重要的一点。
第三是《郭店、上博楚简的思想》。这一章分量也相当大。这和《礼记》专章是互为说明的。就是这一章所提及的出土文献支持了我们对《礼记》的信任，反过来说，郭店楚简里边有关儒家思想的部分又跟《礼记》内容有密切的联系。所以从第14章《礼记》、第15章郭店和上博竹简部分，可以明显看到在新世纪写的多卷本的《中国哲学通史》，如何涵融了学术发展的进步要素。《通史》的重要的职能就是要把学术的进步体现在通史里面。因为通史不是专著，很多人都写了专著，而通史要把这些专著、专题论文里面的学术进步体现在书中。当然，其它地方也会体现，比如说《老子》的一章，光是《老子》的作者、文本的考论部分就挺长的。一般的哲学史教材不会那么详细讨论作者和文本问题。这些讨论也吸收了我们这三四十年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进步，也可以看出来作者在主观上非常自觉地注意吸取学界的成果和进步。
所以这几部分加起来，应该说体现了作者在导言里面提的“四新”：新资料、新成果、新方法、新框架。“新资料”，比如说郭店、上博楚简部分明显是新资料，当然其它部分里面也体现了新资料。“新成果”，包括《老子》的作者、文本的研究。“新方法”“新框架”怎么理解？我觉得有些地方是可以体现的。如殷周春秋三章、礼记章、郭店上博章，都是属于新框架的。但是框架不只是指章节设立的框架，我理解这个“框架”还包括论述的问题意识和那些专节所确立的题目。比如说《礼记》章里的“生态伦理思想”，我觉得这也算是属于新的框架。再比如说《礼记》章里的“终极信仰与天人关系”，也算是属于“新框架”这一类的。
《郭店上博竹简》章里边有一节叫“道法家刑名思想”，是讲《恒先》的。但是“道法家”这个概念是裘锡圭最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提出的，那个时候是对马王堆帛书的《黄老帛书》提出的，是针对黄老思想提出的“道法家”。本书就用了“道法家刑名思想”。如果比起任先生那部书来讲，这应该也是属于“新方法新框架”的一种，有些学术研究的提法如“道法家”，以前是针对黄老四篇提出的，不太被重视，而本书用此观念理解、认识《恒先》。有些人还是把《恒先》作为道家来看的，但是本书是把它作为道法家来看。所以我觉得所谓“新框架”，也包括在二级标题反映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框架的层次上。
最后，本书特点之一，就是大量吸取海外中国哲学研究的成果，包括外国学者的、海外中国人的成果。这一点很重要，它反映了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进步。任先生那部书显得“开放”不够，因为那时我们跟外面没有接触、没有交流。本书大量吸取了海外中国哲学研究的成果，包括他们的概念，哲学史分析的概念，哲学问题的关注，对于中国哲学史总体的理解，等等。所以本书对中国哲学体系的提炼、总结里面，也是充分吸取了这些东西的。这是本书的优点。改革开放的成果怎么体现，就是要看我们对外部世界有关中国哲学研究的成果有没有吸收。开放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我看到了外面的东西，而且能看到它的好处，能够把它吸收为我所用，这个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如果这样看，我就觉得它的开放度是很高的。西方汉学家的著作的很多观点他也吸收了，特别是香港、台湾的学者的中国哲学的著作，作者是非常关注的。
如果说到这方面还需加强的地方，可以提一点，就是对海外中国哲学研究成果的关注中，本书似重视牟宗三，而相对忽视唐君毅。我看到这本先秦书里面很少引用唐君毅的著作，而较多出现对牟宗三的引用。这一点我认为还是值得考虑的。在通史的撰写上，我觉得唐君毅可能更重要。因为唐君毅是写了《中国哲学原论》的。《中国哲学原论》有《导论》，《原道篇》有三论，有《原教篇》《原性篇》，加起来六论六大本，那可以说是相当于任先生的《中国哲学发展史》，而可以称为本书的参照物。而《中国哲学原论》本身比一般的《中国哲学史》要厚重得多，对《中国哲学通史》的写作的启发也应该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