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经济维度考察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的提出、目标、道路、新征程的开启和制度基础，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探索经验与远景展望。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符合现代化的一般特征，更要体现中国国情和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最终目标定位是赶超发达国家。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中国的独特创造，不仅需要准确把握这“四化”在新时代的新内容，还要按照共同富裕的要求，关注农村和后发展地区现代化的跨越，建立彰显优势联动的现代化区域协调发展体系。高质量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路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导原则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落脚点在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具体要求：一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二是以创新作为引领现代化的第一动力；三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式现代化以制度现代化为前提，需要推进市场现代化和政府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指导中国现代化新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也将得到世界认同。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中国式现代化 经济维度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总结的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现代化道路，现代化形态体现现代文明。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本文从经济学维度系统考察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的形成、目标、道路、新征程的开启以及制度创新。关注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创新，可以深刻把握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和世界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的探索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梦想和期盼，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宗旨，实现现代化贯穿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历史使命。
在解放战争全面胜利前夕，我们党就开始规划全国胜利以后的现代化建设。1945年党的七大明确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面临着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过渡的现实需要，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就此拉开帷幕，早期现代化以工业化为主要表征。1950年，中共中央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目标，在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后，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一五计划”提出“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不放松农业、轻工业”“科学进行工业布局”等内容。1954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致开幕词时宣布：“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这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构想。
随着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作用的凸显。1957年3月，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63年1月，周恩来同志在上海一次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简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里所讲的四个现代化，把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并且特别强调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关键作用。1964年12月，周恩来同志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在“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作出“两步走”战略的细化安排。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初步探索，不仅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后续中国改革和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制度基础。显然，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矢志不渝的宣示，“两步走”战略则是其具体行动指南。可惜这个现代化两步走的进程被“文革”打断。1975年1月，周恩来同志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又重提：“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改革开放伊始，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概念。“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同志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现代化的“中国式”主要有3个特点。
第一，现代化的起始条件受制于国情。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时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我们地大物博，……但有很多资源还没有勘探清楚，没有开采和使用，所以还不是现实的生产资料。土地面积广大，但是耕地很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样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谈话中指出，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因此，“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
第三，“三步走”的现代化进程。1987年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同志绘就的现代化蓝图，制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以1980年为基数，在8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里不仅明确了分步走实现现代化的进程，而且以人民切身感受的生活水平（温饱—小康—富裕）作为现代化的发展阶段。
进入21世纪，得益于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导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任务，即人民温饱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第二个阶段任务也总体达成。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报告适时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包含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并作为现代化的具体阶段来推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创造。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在我国GDP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背景下召开了党的十八大。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017年，党的十九大绘就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蓝图，把即将开启的现代化也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我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目标顺利实现的前夕，吹响了开启现代化新征程的号角。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启了新征程。
以下将从目标、道路、新征程开启和制度创新4个维度研究现代化的中国式。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目标
强调现代化的中国式，决不否认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和国际标准，现代化目标状态的共同特征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数量指标。现代化的数量目标主要是指人均GDP指标。早在邓小平同志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就把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具体目标定在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的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又进一步明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要求。需要指出，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动态的。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所要达到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2035年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说明我国的经济需要有较中等发达国家更快的增长，达到其2035年的中等发达国家的GDP水准才能说基本实现现代化。
其次是阶段性目标。根据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经济实现起飞后有3个阶段，即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指的是社会能有效地把现代技术应用到各个经济领域。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指的是社会进入工业高度发达的时期，汽车、耐用消费品广泛推广使用。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涉及自然（居民生活环境的美化和净化）和社会（教育、卫生保健、交通、生活服务、社会风尚、社会秩序）两个方面（罗斯托，2001）。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建成就相当于实现了经济起飞。上述3个阶段性特征可以看做是开启的基本实现现代化所要达到的阶段性目标。
进入新时代后，中国推进的现代化不仅要符合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更要体现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现代化有5个特点：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5个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决定性因素概括起来，一是中国的大国国情；二是社会主义要求；三是新时代特征。这种中国式现代化，亘古未有，史无前例，需要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持续奋斗和创造。以下根据习近平经济思想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若干定位。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定位
中国式现代化从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起步，目标是人民生活富裕。邓小平同志当年关于“三步走”的战略中，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很明确，一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二是人民生活由小康转向比较富裕。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经济思想明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根据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所擘画的现代化蓝图，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人民生活更为宽裕；全面实现现代化时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这样，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可以归结为：温饱—小康—宽裕—幸福安康。
中国式现代化所要求的人民富裕包含哪些内容？一是人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二是居民家庭财产明显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随之增加。三是居民享有的公共财富明显增加，特别是社会保障覆盖面扩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四是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明显提升。这是人民富裕程度的集中表现。特别需要关注的是，进入新时代，虽然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说，现代化进程所要关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仅是经济的，还有文化、精神、健康、生态等多方面的需求。现代化就是要解决不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人民物质和精神富裕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
世界上现有的现代化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许多关于后现代化的文献都在批判这些国家在贫富分化等方面的现代化病。共同富裕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理应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要以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为前提。生活水平、环境质量、公共服务、法治环境相对比较直接影响人民对现代化的评价和认可。习近平同志提出，“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共同富裕程度是随着现代化进程循序渐进的。根据党的十九大关于现代化目标的蓝图，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面实现现代化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当下，绝对贫困问题解决了，相对贫困问题还是较为突出。相对贫困存在的原因，既有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又有分配体制上的不完善问题，还有市场机制的不完善问题。相应的实现共同富裕有不同的路径，缩小城乡和区域差距主要涉及区域、城乡二元结构现代化；缩小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主要靠结构调整和市场作用；克服收入分配体制产生的收入差距，需要解决好效率与公平的包容，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显然，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共同富裕逐步实现的过程，决不能、也绝不会出现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两极分化现象。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与共同富裕同步推进的现代化，是富裕程度差距逐步缩小的现代化。
（二）促进人的现代化
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目标定位还包括促进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即人的全面发展，体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的现代化，不仅是现代化的目标，也是现代化的动力。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人自身的发展，即人的身体、文化和道德素质达到现代化水准，人的文明程度和能力达到现代水平。二是人的生活方式达到现代水平，人民不仅在物质上富裕，还在精神上富有，包括受教育机会增多，政治民主、法治完备、文化繁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诸多方面。人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特有的目标。作为现代化重要方面的城镇化，也被明确为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人的现代化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涉及两个方面：第一，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其基本特征是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涉及人的文化素质、道德素质和身体素质的现代化。就如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不仅需要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存在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用于创造科学、艺术等活动，也需要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造就全面发展的人，还需要发展支持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教育和科学。因此，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充分重视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第二，基于“现代工业的基础是革命的”科学判断，马克思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由此，对工人提出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是，“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因而，“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马克思设想未来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旧的社会分工被消灭，教育和文化事业高度发达。基于教育在人的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教育现代化应先行。相应的，“教育与技术赛跑”，实现人的知识全面发展、人的能力全面发展和人的才能全面发挥，足够应对科技和产业变革导致的劳动职能的不断变革。
人的素质和能力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之基。相比物质资本，人才资源才是第一资源，人力资本才是重要的现代化资源。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人才为支撑，不仅需要培育企业家人力资本，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还需要培育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社会主义现代化所要求的人的现代化，可以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界定。包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
（三）由追赶型现代化逐步转向赶超型现代化
现代化并非新名词。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现代增长的历史进程被作为现代化的样板，与此相对应，现代化意指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追赶先行现代化国家的过程，即追赶型现代化。如此，就有将中等发达国家和高等发达国家分别作为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全面实现现代化的追赶目标之说。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现代化不能停留在追赶意义上，最终目标定位是赶超发达国家，这是由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时代的特殊国情和社会主义目标决定的。首先，新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基础稳固。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说，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在这样的生产力基础上推进现代化，已不完全是在发达国家之后亦步亦趋，应该有由追赶到赶超的目标和战略。其次，虽然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阶段设定的目标是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具有追赶性质；但全面实现现代化目标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目标显然超过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水准。这就是邓小平同志在“三步走”现代化战略所说的：“要证明社会主义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要看第三步。”这第三步就是赶超。
无论是追赶还是赶超，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问题。迄今为止进入现代化阶段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哪个社会主义国家达到现代化水平。在此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要建立自己的物质基础，就需要着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之达到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从现代化角度讲发展的生产力是先进社会生产力，也就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现代生产力。其实，先进社会生产力是动态的概念。就像马克思所说，大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现在我国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已经大大超过马克思当年所处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但仍然不能说我国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已经建立起来，原因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依赖其先行优势，不断地创新技术，创新产业，由此其生产力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在这样条件下中国式现代化，应该以现阶段发达国家所达到的生产力水平作为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参照系。一百多年前讲先进社会生产力是机器大工业，现在是以信息化数字化为代表的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和绿色产业。
由追赶型转向赶超型关键在科技先行现代化。改革开放开始以后我国通过模仿和引进跟踪世界科技，明显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在更多领域并跑、领跑。所谓并跑，是指与国际接轨。所谓领跑，是指与未来接轨，直接瞄准国际最新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某个领域的领跑者。由跟跑转向并跑和领跑，不仅要求中国科技的自立自强，而且体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由追赶转向赶超。正因为如此，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进入前列就意味着赶超发达国家的科技。科技的赶超是最终实现现代化赶超的先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
经济学家对现代化的研究更为关注其进程和战略，诺奖得主库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突出现代化进程的描述（西蒙·库兹涅茨，1989）。其中包括：需要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科学在经济领域的广泛应用，农业比重的下降，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即著名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这些过程对中国所要推进的现代化进程来说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其道路和进程则是中国式的，效果也非常明显。
（一）四化同步
就如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说，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其经验就是2013年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将经济现代化归纳为这4个领域，并突出并联式的四化同步，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创造和经验。
首先，工业化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在200多年前工业化起步，其工业化以剥夺农民为代价。如马克思所说的，使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其后果是农业和农村的凋敝：“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它们是在实现工业化以后再来逐步解决农业农村问题，因而其整体的现代化需要漫长的过程。
我国原先是农业大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农业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过程，新中国建立后50年代的国家工业化，从无到有建立起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大规模的工业化则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推进农村工业化，一般的工业化过程都在城市进行。中国工业化则是在农村推进。工厂、企业办在农村城镇，或者以乡镇工业为基地新建城镇。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进入城镇的非农产业就业，创造了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工业化同城镇化同步推进，反哺农业。没有出现西方国家当年工业化时产生的农业和农村凋敝的现象。同步发展农村小城镇，创造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的城镇化道路。后来发展外向型经济，大举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与外商合资合作，工业化进入质的提升阶段。这一过程对城镇化的带动作用也非常明显。一方面吸引外资的开发区基本上都是建在当时的农村，是地域的城市化。另一方面开放地区及城市工业迅猛发展，离土不离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离土又离乡进入沿海和发达地区，开始了城市化进程。再一方面在城镇的乡镇企业也在与外资合作合资及改制中脱去“乡镇”的外衣。显然，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并联”推进，不仅是在较短时期内实现工业化，而且明显加快了城镇化进程，同时促进了农业发展。2011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第一产业10.1%，第二产业为46.8%，第三产业为43.1%。标志着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与此同时，城镇化同步发展，2011年的城镇化率达到51.27%。工业化和城镇化促进了农村繁荣，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富裕了农民。
其次，工业化同信息化融合发展。西方发达国家是从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革命先后开始推进工业化的。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以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型材料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简称为信息化。因此西方发达国家是在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后进入信息化阶段的。许多发展中国家进入了工业化阶段，通常的逻辑是追随发达国家，也是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结果是不但跟不上发达国家，距离还在进一步扩大。
中国的工业化起步较晚，但在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就赶上了信息化的浪潮。在此背景下，我国的现代化紧紧抓住了信息化的机会，不走西方国家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老路。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党的十六大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党的十七大提出：“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党的十八大提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是党的十八大作出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进入新时代后，工业现代化同信息化融合，以信息化推动工业化，使工业等产业的技术基础发生革命性变化。例如一般的工业化都会经历重化工业阶段。这个阶段具有高消耗高污染的特征。信息化则可能跨越这个高消耗高排放的阶段。现阶段的信息化已经发展到移动互联网化。移动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互联网+”平台不仅创新了新产业，而且使许多传统产业部门一跃进入现代产业体系。我国制造业水平的提升，与发达国家的距离明显缩短，很大程度上要归之于信息化的带动。
实践已经证明，“并联式”的四化在中国大地上取得了成功。2020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一、二、三产业的占比分别为7.7%、37.8%和54.5%。城镇化率也达到63%。这意味着我国的以降低传统农业部门比重为标志的工业化，农民进城意义的城镇化都基本到位。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要求，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新时代推进的现代化需要继续坚持走四化同步的道路，但必须准确把握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在新时代的新内容，并且根据四化同步的要求，补齐现代化的短板。这是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工业化转向工业现代化。新时代工业化的任务不是进一步提高工业比重，而是更加突出工业现代化。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在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基础上推进新型工业化。所谓新型，突出在3个方面：一是制造业基础高级化：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建设制造强国；二是推进低消耗、低排放的工业绿色化，如期实现国家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三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推进产业链现代化。
第二，城镇化转向城镇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其现实要求是由农业人口城镇化转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平等享受市民权利。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引出两个方面的现代化问题。一是城镇城市化。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不仅要求城镇转移人口市民化，也要求留在农村的农民不进城也能享受市民权利，实现农民市民化。现有城市无力承担如此大规模的转移人口全部转为市民，就像当年城镇消化农业剩余劳动力一样，当今城镇承担着农业转移人口和农民市民化的双重重任。为此，需要增强城镇的产业发展、公共和商业性服务、吸纳就业和人口集聚功能。特别需要在城镇均等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使转移人口和农民在城镇就能享受市民权利，满足包括农民在内的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需求。二是城市现代化。城市是现代化的中心，现代化的策源地和动力源。城市现代化水平越高，周边农村区域的城镇和乡村的现代化水平也越高。因此城市现代化的要求：一是“使城市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二是“城市发展不能只考虑规模经济效益，必须把生态和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统筹城市布局的经济需要、生活需要、生态需要、安全需要。”这意味着城市现代化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而是产、城、文化、生态的融合发展。在城市现代化基础上，推动城市发展的势头和要素“化”到农村，相应的制度安排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实现城乡一体的现代化。
第三，补农业现代化的短板。相比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我国农业现代化仍然是四化同步的短板。“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已有的农村改革，无论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分离，还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虽然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但没有改变农业的弱势地位，农民低收入根源在于农产品附加值低。农业现代化出路在改变农业发展范式，由目前的提供剩余农产品和剩余劳动力的剩余范式，转向品质和附加值范式。如此，不仅有助于满足人民对农产品品质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能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的弱势地位，增加务农农民的收入。其瓶颈是农业缺乏现代发展要素，包括现代农业科技和经营农业的高水平人力资本，为此，既要引入科技要素，又要解决好谁来种田，关键是吸引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推进的土地所要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鼓励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是农业现代化的土地制度保证。农业现代化需要引入现代发展要素，尤其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其基础是乡村振兴，涉及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是互动的。农业现代化为乡村振兴提供产业支撑，乡村振兴则为农业现代化吸引现代生产要素。
第四，信息化为各个领域的现代化赋能。“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新时代推进的现代化需要抓住信息化的发展机遇，信息是科技更新最快的领域。迄今为止，以信息化为代表的科技和产业革命仍在持续，智能化、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不断涌现。信息网络技术和服务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也致使各个产业的技术基础发生革命性变化。首先，中国式现代化要加快推进信息化的现代化，在信息化上进入世界前列。一是要加强信息网络等新基础设施建设；二是突出信息科技创新，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三是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信息化进入数字化阶段，涉及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依靠信息化和数字技术，建设网络强国，指的是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有效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为提升效率和优化经济结构重要动力的广泛经济活动。其次，信息化为各个领域各个产业的现代化赋能。信息和数字化成为各个产业高级化的基础。一是信息和大数据成为最关键的战略资源，将被转化为现代的智力工具。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是要实施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二是依靠信息技术推动高科技产业化。不仅要在现有产业中采用高科技，提高产业的高科技含量，更为重要的是直接发展一部分高科技产业，如微电子产业、信息产业、生物工程产业、新材料产业等等。三是利用信息技术围绕工业产品研发设计、流程控制、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环节，提升自动化、智能化和管理现代化水平。
（二）区域协调
在发展中大国推进现代化面对的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现代化涉及区域协调。后发展地区经济的落后大都归结为上述四化的落后。四化同步就成为后发展地区实现现代化跨越的路径。根据共同富裕要求，我国到2035年要求全国范围不同地区都要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意味着，不能只是关注城市和先发展地区现代化的先行，更要关注农村和后发展地区现代化的跨越。
中国是发展中大国，各个地区的资源禀赋、文化传统、产业结构存在很大差异，各个地区的现代化不可能千篇一律，现代化路径也应当因地制宜。具体而言，有些地区农业比重大，有些地区工业比重大，但不影响各自基本实现现代化。但是对一些刚刚摆脱绝对贫困的地区来说，要进入现代化的轨道并实现现代化的跨越，还是需要补上四化同步的短板，包括补工业化的短板，补城镇化的短板，补农业现代化的短板，补信息化的短板，以进入现代化的同一起跑线。
后发地区是现代化的“洼地”，缺乏内生的发展资源和动力，比如创新、人才、基础设施等要素。后发地区实现现代化的跨越，不仅需要内生动力还需要外力推动。现代化的区域协调需要先发展地区的发展要素流向后发展地区，这不仅与市场环境下要素自由流动方向相悖，还面对着行政区域的分割。中国式现代化利用制度优势促进要素的一体化流动，这就是建立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现代化区域体系。协调联动要求先发展地区支持后发展地区同步迈向现代化，对双方都有需求和共同的利益。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所在。现代化的协调联动主要包括：产业一体化；创新一体化；交通信息设施的一体化；建双向的“飞地经济”，即先发展地区可以到后发展地区建各类工业园区。后发展地区也可到先发展地区建研发机构，利用先发展地区的科技力量和人才，研发自身所需要的可以实现产业化的新科技。这种现代化的区域协调，需要对各地政府的经济核算、税收分享、人才政策等方面作一体化制度安排，不仅要打破行政壁垒，还应具有激励导向作用。调整区域发展政策导向，将改革发展政策更多向后发展地区倾斜。根据后发展地区所处发展阶段的特征，为其提供一定的发展机会和条件。
（三）绿色发展
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大多是在工业文明时代推进的，当时资源和环境的约束相对宽松。地球上绝大部分地区还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因而先行国家可以无所顾忌、无障碍地掠夺国外物质和环境资源来支持其高消耗、高排放的工业化。其后果就是习近平同志所说的，“人类社会在生产力落后、物质生活贫困的时期，由于对生态系统没有大的破坏，人类社会延续了几千年。而从工业文明开始到现在仅三百多年，人类社会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少数发达国家的西方式现代化，但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续。”
中国式现代化是由工业文明时代转向生态文明时代的现代化，一方面已经不具备早期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拥有的资源和环境；另一方面洁净的空气、干净的水和无污染的食品已经成为当前老百姓切身感受到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克服长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所遗留的环境和生态破坏问题，还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态财富需要。如党的十九大所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成为现代化的重要目标。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同志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了中国力争于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时间表。无论是碳达峰，还是碳中和，其时间都显著快于西方发达国家同等条件下的时间表。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不能仿效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一开始就要走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的道路。
上述在发展中大国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展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高质量开启
在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人均GDP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的基础上，高质量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实际上面临两大新课题。一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二是经济由大变强。拉美一些国家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试图推进现代化，但迟迟进不了高收入国家行列，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式现代化则找到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路径，就是习近平同志提出的“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持续发展、更高水平发展，是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经的阶段”。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对经济发展规律性认识的理论升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理念。通过转变发展方式高质量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主要涉及3个方面：一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二是转换发展动力，三是构建新发展格局。这3个方面可以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由大变强的创新性路径。
（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基本实现现代化总体性布局
以贯彻新发展理念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重要体现。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思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仅是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指向，也是由小康社会建设转向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总体性、基础性安排。
根据习近平同志的概括，现代化经济体系涉及到了开启现代化新征程的各个方面。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是要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调发展。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要形成市场准入畅通、市场开放有序、市场竞争充分、市场秩序规范的现代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是要实现收入分配合理、社会公平正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是要实现区域良性互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是要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是要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是要实现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这七大现代化经济体系可以归纳为高质量开启现代化新征程的三大系统。一是现代化的支撑系统，涉及产业体系、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和绿色发展体系。二是现代化的动力系统，涉及收入分配体系和全面开放体系。三是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系统，涉及市场体系和经济体制，是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具体体现。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这些内容是对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新和丰富。
提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概念，并且以此来全面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可以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创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重要举措主要包括：一是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二是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三是积极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布局。四是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提高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五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
（二）创新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创新是现代化的第一动力。从党的十八大起，我国就明确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1世纪中叶全面实现现代化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把创新同改革并列为发展的根本动力，强调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建立创新引领的现代产业体系。其前提是科技先行，不仅需要原创性创新成果，而且要突破发达国家的围堵和遏制，科技自立自强是重要支撑。
第一，科技创新要顺应科技现代化的时代趋势。前两次现代化浪潮——机械化和电气化，基本上是由技术创新直接推动的，新科技从发现到应用相隔较长的时间。当前现代化与过去不同，科学发现到应用（尤其是产业创新）几乎同时。这意味着当今时代现代化的直接推动力是以新科学发现引领的科技创新，其效能远超技术创新，创新阶段上延到发现新知识的基础研究（也即是知识创新）阶段。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这就要求基础研究的核心技术导向，尤为关注国际前沿核心技术创新。
第二，实现科学成果迅速转化为新技术的跨越。目前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创造新产业、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储备远远不够，产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为此，需要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的通道，解决好从“科学”到“技术”的及时顺畅转化，建立有利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机制和通道。科技现代化落实在产业现代化上，也就是将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转化为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所谓自主就是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所谓可控就是在关键环节不受制于人。
第三，产业链现代化。其内容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当前的国际竞争主要表现为全球产业链的竞争，科技水准、成本和市场直接影响产业链环节的布局。一些发达国家为了阻碍中国的崛起，在高科技环节上对中国企业断供，造成多条以我国为主的产业链的国外高科技环节“断链”。要将这种压力和挑战转换为中国产业链现代化的机遇。“要以培养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主导产业为主攻方向，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发展科技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带动作用大、经济效益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把科技创新真正落到产业发展上。”面对有些零部件国际供应商对整条产业链可能的垄断和封杀，不仅要推动产业迈上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还要增强自身产业在各条产业链上的供给和配套能力，克服产业链上对国外供应商的技术依赖。在这类产业链环节上部署创新链，对关键技术进行科技攻关以实现国内替代。其路径就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
中国式现代化在创新引领方面具有举国一体的制度优势。“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作用，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创新主体作用，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体制。”这种制度优势的实现形式就是知识创新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的协同和合作。知识创新主体解决创新的前沿科学导向，技术创新主体解决创新的市场需求导向。孵化新技术的环节和平台就成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交汇点。
（三）新发展格局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外部环境下，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曾经对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中国式现代化路径是靠外还是靠内终究存在路径选择问题。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究其原因，除了国内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外，在发展格局上过分依赖国际市场和国外投资。这说明现代化是买不来，也讨不来的。尤其是中国越是接近现代化，外部约束会越紧。
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的同时，一方面是地区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另一方面是国内经济强势发展，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优势。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同志敏锐地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且明确这同时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新发展格局是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的现代化格局，涉及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以及二者的联通。
第一，培育和依靠现代化的内生动力。依托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抓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可为我国现代化增添动力。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就可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由此产生现代化的内生动力。
第二，有效利用外部资源和市场。新发展格局体现开放发展的理念。参与国际循环的基础由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转变为新的比较优势，即竞争优势。服从于现代化的需要，出口导向的开放型经济转向内需导向的开放型经济，实质是现代化需要导向，注重产业升级，特别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占领科技和产业的世界制高点的需要。内需导向的开放突出以创新需要为导向，着力引进创新资源（尤其是创新人才），进行开放式创新，以创新处于国际前沿引领产业创新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
第三，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时代的现代化需要“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我国和世界的发展。”具体要求：一是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利用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以“进”促“出”；二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提高国际投资合作水平；三是引资、引技、引智并重，重视引进促进现代化的发展要素；四是全球产业链环节的国际国内布局并重，促进产业链现代化。
五、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保证
现代化需要制度创新先行。对经济现代化来说，制度现代化是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组成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独特的创造，也可以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保证。在此基础上，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两个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习近平同志认为这种结合是需要在实践中破解的“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联系中国实际，破解这个难题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制度创新的特色。其中，市场着力从效率方面推动现代化，政府则是从协调和共享方面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目标。实现这个目标，既需要市场现代化，也需要政府现代化。
（一）现代化的市场有效推动现代化
从效益和效率方面推进现代化的制度基础是市场经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谈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时指出，“在发展中国家没有可靠的市场价格体系，企业家的供应有限，需要进行大的结构变革”（迈耶、斯蒂格利茨，2003）。在中国，这个大变革就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起这种作用的市场是现代市场。
推动现代化要求调节资源配置的市场实现现代化，着力在有效市场建设上。市场经济在发达国家已经有着上百年的发展历史，无论是市场体系还是市场组织都趋于完善。而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还比较短，市场结构和功能都有待完善，市场秩序也需要进一步规范。虽然我国市场经济起步晚，但标准要高，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培育和规范，加快推进市场现代化。
在经过接近40年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明确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两个改革重点：一是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二是完善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要求。这些可以说是促进市场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目标是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体要求是：首先，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这是筑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行之基。市场体系是要素市场配置的载体和平台，高标准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着力点在于推进要素市场建设，需要统筹金融、土地、技术、劳动力和数据等市场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要素流动自主有序、要素配置高效公平。其次，维护市场经济公平、充分的竞争本质。所要强化的竞争政策主要表现在：市场主体的培育以竞争为基础；产业组织政策以竞争为基础；市场秩序建设以规范竞争秩序为基础。特别需要建立和完善针对新经济业态的竞争秩序建设，如互联网平台经济竞争秩序建设，既要反垄断，又要反不正当竞争。
（二）现代化的政府推动现代化
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研究发现，“大多数经济增长的成功事例都涉及高度的政府干预。”（迈耶、斯蒂格利茨，2003）因而，政府同市场并不完全是对立的替代要素，二者互为补充，甚至是构成经济体制的必要因素。“在处理市场失灵（如不完全信息、不完全市场、动荡的外部性、规模收益递增、多重均衡和路径依赖性），提供公共物品，满足教育、健康、减少贫困和改善收入分配等优化要求，提供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以及保护自然环境等方面，政府仍然具有广泛的功能”（迈耶、斯蒂格利茨，2003）。根据发展中国家经验，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都需要政府推动发展。中国制度优势决定了我们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制度表征，政府在推动现代化方面的有为除了培育市场和推动开放外，更为突出在以下3个方面。这同时也是政府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中特有的。
其一，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在我国，制约长期发展的主要是经济结构问题，尤其是产业、城乡和区域结构，结构性问题不仅在于其失衡，尤为突出在处于低水准。针对经济结构问题，固然要充分发挥市场优胜劣汰和自由选择机制，但是对发展中的大国而言，经济结构调整显然不能完全靠市场自发调节。前瞻性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有重点的扶持主导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都需要国家的产业和科技政策来引导。面对城乡和区域结构失衡，也需要政府来协调，如此才足以促使发展要素由先发展地区流向后发展地区，打破市场经济环境下后发展地区发展要素稀薄的魔咒。
其二，推动创新。一般说来，市场竞争能够提供创新动力，技术创新也需要市场导向。但是对科技创新而言，只是靠市场是不够的，原因在于“任何情况下，市场都不可能对创新提供最优的激励”，因此政府发挥更大作用的方面“是作为创新的推进器”（迈耶、斯蒂格利茨，2003）。原因有两方面：第一，创新的知识和技术具有外溢性，社会可以从中得益，具有公共性，其收益并不会只是收敛到某个个人。第二，标准的市场经济理论只是解决市场对已有资源的配置，而创新不是配置已有资源，而是创造新资源。重大科学创新计划、集成技术创新与知识创新、引导孵化新技术、为集聚创新要素而进行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建设创新的新基建等基础设施等，都需要政府有为。
其三，促进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绝不能出现习近平同志所指的“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两极分化现象。政府主导的再分配环节起着关键性作用，其主要路径有4个：第一，完善累进的所得税制度和累进的财富税制度，以缩小收入和财富差距。第二，促进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如优质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在城乡、区域配置均等化。第三，完善针对相对贫困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要进一步提升在脱贫攻坚中推进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三保障的水平，还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特别是增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内容。第四，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促进不同区域、城乡在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
上述政府推动现代化职能提出了政府调控机制现代化的要求。推动现代化的有为政府应该是现代化的政府。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宏观调控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首先是稳增长调结构调控机制创新。促增长的关键是保障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同拉动经济增长。明确宏观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将其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取向和运用依据，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差别化地定向调控。其次是经济调控手段创新。“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问题，注重短期；供给侧调控重在解决结构问题，注重长期，二者都是实现高质量推进现代化的有效方式。最后是经济安全保障机制创新。现代化的进程不能被发生经济危机的风险所打断，统筹发展与安全是政府调控的着力点。强化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和能力建设，提升粮食、能源、金融等领域安全发展能力。
六、结束语
现代化不是只有西方现代化一种模式，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正在坚定不移沿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前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经济现代化方面的中国特色非常鲜明：一是社会主义特色，强调共同富裕；二是内容特色，强调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三是道路特色，突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四是制度特色，着力从市场现代化和政府现代化方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也是现代化的一般理论与中国国情结合的道路。这是发展中大国特有的现代化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已经得到实践的检验，并将在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创造新的伟大实践。我国2010年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2019年以来连续两年人均GDP过1万美元。当前，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开启了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并将在2035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中国道路得到世界认可的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也将得到世人认同。坚定不移沿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前进，本世纪中叶必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洪银兴，南京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南京大学经济学院
来源：：《管理世界》202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