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集了我从事贫困与反贫困研究的部分文章，而已经收入我的文集《战略与规划》、《乡村振兴新论》、《外援项目研究与评估》和《赵俊臣学术回忆录》中有关文章则没有收入，以免重复，但却把篇目列入本书目录之后，以供有兴趣者查阅。
由于收入《赵俊臣学术回忆录》中的《精准扶贫到真正的贫困农户》（首发中国智库网2018-08-13），较为全面、系统梳理了我从事贫困与反贫困研究的主要观点，因此不在这里重复。
中国扶贫的伟大实践，必将产生有用的理论。作为投身中国反贫困实践与研究中的幸运一员，我从事贫困与反贫困研究的主要贡献有三：
一是在全国较早反思区域扶贫、工业扶贫的缺陷，提出并论证了扶贫到贫困户的理论与口号。
二是反思现行由村干部指报贫困户的缺陷，探索出简便、快速的“矩阵表”识别和统计法，即在村民大会上由若干村名写出本村从最贫困户开始的名单所排列的“矩阵表”，分析这个表，即可对该村贫困户一目了然；
三是2000年提出并试验贫困村基金的作法，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内参报中央参阅，求是杂志主办《红旗文稿》发表理论总结，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和南方周末驻京记者来项目点采访后发表文章，中央电视台西12频道播发新闻介绍，其模式2006年后经国家财政部（出资）和国务院扶贫办（运作）在全国推广。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从事贫困与扶贫的研究，总的感觉是我实在幸运：
幸运之一，曾主持、参与主持扶贫的重大研究课题与行动项目，享有国内研究同行极少有的研究平台条件，在实践中研究，在研究中实践。
我出身农民，曾饿过肚子，对贫困与反贫困有一种天然的冲动。我刚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就有幸参与主持及自己主持有关贫困与扶贫的若干重大研究课题，这些课题都有充足的经费、齐心的团队、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等研究条件。如第一个课题就是与云南省社科院院长郭正秉、农经所长袁德政共同主持的云南省政府1987年下达《云南省41个贫困县脱贫致富战略研究》；第二个课题是我1988年申请成功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云南多民族特困地区脱贫致富研究》；第三个课题是1997年省委时任副书记王学仁指定的全省小额信贷扶贫试点培训班教学、教材编写、省政府文件起草和三个县乡试点工作队组织；以及镇康、双江、红河、广南等贫困县脱贫致富规划的编制等。这些课题的调研，使我有较多的机会接触贫困农户，了解他们贫困现状，听取他们的心声，刨析造成他们贫困的体制方面和政策方面的原因，为党委政府调整反贫困决策提供出一系列意见。
幸运之二，在于有机会亲手实施几个国际扶贫项目，让我接触、学习与借鉴国际当代先进的反贫困理论与实践。
我曾参与多项国际组织援助云南的扶贫与农村发展项目，有机会在实践中接触、学习与借鉴国际当代先进的反贫困理论与实践。我参与的第一个国际项目，是1991年～1998年福特基金无偿援助中国第一个大型扶贫项目“中国云南省贫困山区综合开发试验示范与推广项目”（简称“云南扶贫项目”、“YUN项目”）实施，我所在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作为5个技术支持单位，我作为项目领导小组成员，参与了项目全过程，后期承担了项目的理论总结。项目官员尼克•孟泽思博士（原籍瑞士，后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和我们一起下乡总是走在最前面，不知疲倦，商谈项目时总是循循善诱，平易近人，毫无架子，从不强加于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福特基金1993～1995资助中国第一个社会林业项目，由我们研究所与省林业厅联合实施，我与同事有幸在项目点对极贫困户试验实物扶贫方式；2000年我申请成功并主持全球环境基金资助中国第一个中型项目，自主在项目点试验贫困村基金扶贫方式。
由于有国际项目经验，后来我曾先后受聘为国务院扶贫办、商务部及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署、联合国环境署、儿基会，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香港乐施会、德、英、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等政府多项援华项目的咨询、评估和培训专家。在与国际组织专家请教、交流与合作之中，促进了我关于贫困理论的认识与完善。
幸运之三，曾参加多次并自己主持召开全国有关扶贫的研讨会，与国内权威反贫困专家请教与研讨。
由于得到多方资助，我有幸组织召开多次全国有关扶贫的研讨会，为学者交流提供平台。如1997年3月21～25日，我主持在昆明召开“全国扶贫攻坚理论与实践国际研讨会”；1999年2月5～6日，我与中国社科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文璞教授在昆明联合召开“扶持中国极贫困农户国际研讨会”；1999年11月16～18日，我协助董恒秋，在昆明召开“中国云南山区综合开发试验示范项目（YUM）国际研讨会”；2001年3月，我协助中国社科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文璞、张保民，在昆明联合召开“中国小额信贷面临的挑战西南片区昆明研讨会”等，邀请的国内外有关扶贫专家，深入研讨中国扶贫攻坚的理论、策略与政策。我记忆最深的一次，原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原国务院研究中心副主任曾前来出席，并和专家们一起研讨。
尤其是，有“中国小额信贷之父”之称的中国社科院杜晓山教授及其团队，曾和我及我的团队有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愉快合作，使我受益匪浅。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为我主编的《农村小额信贷：扶贫攻坚成功之路》（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昆明第4版》写出书评，他们是：中国社科院陈吉元教授、刘文璞教授，中国科学院国情中心康晓光教授，中国农科院牛若峰教授、汪三贵教授，中共云南省委政研室副主任戴志坤，中共云南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李国华等。他们的肯定，使该书增色不少！
幸运之四，我当时的合作团队精诚团结，各展所长，形成了合力。
鉴于我的团队的贡献，被时任国务院扶贫办领导称为“南方行动研究派”（而北京地区学者被称为北方学院派）。
本文集中有的文章系我和有关同事合作，均已注明。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以下学者：
左停，我的同事，时任云南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后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参与多项扶贫课题研究与实践项目实施。受福特云南扶贫项目奖学金资助赴菲律宾大学攻读农村发展研究班课程。2000年调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现任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农村社会保障、乡村发展与反贫困、农村公共政策的教学与科学研究。曾受聘多个国际组织援华农村发展项目专家。被评为云南省中青年学术与技术带头人（1998年）。
郑宝华，我的同事，2006年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创设所长。参与多项扶贫课题研究与实践项目实施；筛选并简化贫困县域经济发展系统动力学预测模型、粮食与人口预测模型，在全省贫困县脱贫致富规划中推广。在全国第一个引进社会（区）林业的理论与方法，第一个引进参与性（PRA）的理论并大范围推广，特别是在识别贫困，贫困分类，扶贫到户，精准扶贫等方面有许多独到见解。受福特云南扶贫项目奖学金资助赴菲律宾大学攻读农村发展硕士学位，又获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被先后评为：云南省跨世纪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1995年）、云南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5年）、云南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2008年）、云南省委联系专家（2011年）、二级研究员（2012年）、云南省“万人计划”文化名家（2015年），云南高原特色农业理论与实践研究创新团队首席专家（2013年）、云南省社科院“云南精准脱贫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创新团队”首席专家（2018年）。曾受聘多个国际组织援华农村发展项目专家。
康云海，我的同事，后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参与多项扶贫课题研究与实践项目实施；在全国较早分析了扶贫攻坚阶段区域扶贫与扶贫到户的辩证关系，提出扶贫到户口号。受福特云南扶贫项目奖学金资助赴泰国清迈大学攻读农村发展硕士学位，又获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被先后评为：云南省跨世纪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1996年）、云南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6年）、二级研究员（2012年）；云南省委联系专家（2019年）。曾受聘多个国际组织援华农村发展项目专家。
董棣，我的同事，后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参与多项扶贫课题研究与实践项目实施，试验的扶贫传递的具体操作者。被先后评为：云南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8年）、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四个一批”理论专家（2008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推进云南产业转型升级研究创新团队”首席专家（2018年）。云南省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重点产业专家（2019年）。
张体伟，我的同事，2013年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二级研究员。参与多项扶贫课题研究与实践项目实施。申请成功并主持完成3项有关西部扶贫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省级优秀科研二等奖一项、三等奖6项，省级领导批示6项：中组部“西部之光”访问学者（2003年）。被先后评为：云南省跨世纪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2012年）、云南省社科院带头人高层次中青年学者后备人才（2016年）、云南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18年）、云南省“万人计划”文化名家（2019年）、云南省乡村振兴理论与实践研究创新团队首席专家（2019年）。
赵鸭桥，我的同事，2006年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创设副所长。参与多项扶贫课题研究与实践项目实施，试验的扶贫实物的具体操作者。受福特云南扶贫项目奖学金资助赴菲律宾大学攻读农村发展硕士学位，又在泰国MAEJO UNIVERSITY获博士学位。后调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现任云南高原特色产业研究院院长助理、三级教授；曾受聘多个国际组织援华农村发展项目专家，美国福特基金会国际奖学金项目评委、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绿色信贷项目顾问。曾提出许多独到的真知灼见，如“拿钱培养的扶贫示范点没有示范作用”、贫困农户总是成为“产业扶贫折腾”的最大受损者、可能受到多重剥夺（资源、劳动、能力、精神）等。
宣宜，我的同事，曾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三级研究员；参与多项扶贫课题研究与实践项目实施。受福特云南扶贫项目奖学金资助赴泰国清迈大学攻读农村发展硕士学位。曾受聘多个国际组织援华农村发展项目专家。
宋媛，我的同事，曾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秘书、三级研究员；参与多项扶贫课题研究与实践项目实施。申请成功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发达地区对口帮扶西部民族地区的效益评价及政策建议》（2007年）。2006年获中国银行业协会和花旗集团颁发的第二届中国微型创业农村信贷员奖。
罗荣淮，我的同事，曾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秘书、研究员；参与我主持的所有扶贫课题研究与实践项目实施，在农村妇女贫困与反贫困领域提出许多独到见解。2008年获中国银行业协会和花旗集团颁发的第四届中国微型创业农村信贷员奖。
张松，我的同事，长期从事扶贫的研究与行动项目实施，曾代省政府执笔起草云南省小额信贷扶贫管理、财务管理和会计制度三个规章。他总结任国家外交部对口扶贫县麻栗坡、金平县UNDP小额信贷扶贫社区工作队队长的作法，被时任省委副书记王学仁批示：“张松同志以极大的热情从事研究与参与实践，所写一文很有参考价值，可由省扶贫办印送省扶贫领导小组成员阅，并作为今后培训干部之用。”
吴璟，我的同事，参与多项扶贫课题研究与实践项目实施。受福特云南扶贫项目奖学金资助赴菲律宾亚洲管理学院攻读农村发展硕士学位。曾受聘多个国际组织援华农村发展项目专家。她与赵鸭桥合作的《对昭通民间高利贷猖獗活动的调查与思考》，由于佐证了省委决策的在全省试点小额信贷，获4个省委常委批示，时任省长和志强批示“此材料很好。”时任省委书记令狐安两次批示，要求“将此件以内参形式摘发，送有关领导及部门参阅。”
乔召旗，我的同事，参与多项扶贫课题研究与实践项目实施。他执笔的《昭通马楠乡迁出户返迁调查报告》，获时任省委副书记批示后，云南省政府扶贫办为此取消了全省跨地州搬迁扶贫开发项目，成为学者干预实践的典型案例。
目录
自序（4）
云南省41个贫困县脱贫致富战略研究总体报告（7）
试论云南省四十一个贫困县的战略地位（20）
滇中结构性贫困插花地区脱贫致富战略研究（24）
关于划分贫困标准的几个问题（35）
关于云南民族地区科技扶贫问题（43）
云南多民族特困地区脱贫致富的理论与实践（51）
坚持以扶贫到户为主的持贫攻坚新战略（56）
云南扶贫攻坚的新思路（61）
全国扶贫攻坚理论与实践讨论会代表提出我国扶贫攻坚的做法应作改进（68）
关于小额信贷资金的运行问题（70）
关于2000年前打赢扶贫攻坚战的战略与策略调整的建议（80）
关于调整与完善云南扶贫攻坚理论、政策与策略的建议报告（节选）（93）
岩溶贫困地区的界定与脱贫模式的选择（101）
小额信贷扶贫到户在云南的成功实践（107）
关于坚持小额信贷扶贫到户实质和特点的几个问题（113）
西部大开发与西部扶贫的新思路（125）
云南企业参与易地搬迁扶贫开发行为研究（142）
哪种易地搬迁扶贫开发的形式最好？（146）
专家谈扶贫：“2300元的扶贫标准，还是太低了” （157）
云南省金融支援发达地区的现象、成因与对策（159）
武定县金融支援发达地区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166）
《特困民族乡奔小康之路》序（174）
特困民族乡应加快建设小康社会——云南省临地区云县后箐彝族乡实证研究（176）
西部贫困乡镇的“孤岛效应”——云南省云县后箐彝族乡的案例分析（187）
西部贫困乡镇应实施跨越发展战略——对云南省云县后箐彝族乡的发展建议（201）
贫困地区解决农户资金缺乏的一个探索（206）
扶贫不是对穷人的恩赐——云南省扶贫开发23年的回顾与思考（208）
关于修改完善云南省“十三五”异地扶贫搬迁规划的几点建议（220）
为富人存款安全就只有禁止穷人贷款权力吗？（224）
凭什么说中国的小额贷款扶贫到户已经失败了？（231）
小额信贷扶贫到户为什么贷款要小额度？（234）
小额信贷为什么需要吸储？（237）
小额信贷扶贫到户也适应偏僻地区（240）
贫困户为什么愿意接受小额信贷扶贫的高利率？（243）
小额信贷扶贫到户为什么要以妇女为主承贷人？（249）
进入廿一世纪的中国农村：贫困与扶贫（253）
关于进一步促进小额信贷组织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266）
专家谈扶贫：“2300元的扶贫标准，还是太低了” （273）
关于进一步做好云南省移民搬迁工作的若干建议（275）
云南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的贫困问题不能再视而不见（281）
农民互助金融理论的主要内容（286）
关于进一步推进怒江州产业扶贫的若干建议（291）
未收入本书的篇目
已收入《赵俊臣学术回忆》中
精准扶贫到真正的贫困农户
已收入赵俊臣文集《战略与规划》中
镇康县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红河县经济社会发展规划（1989—2000年）
广南县脱贫致富规划（1989—2010年）
已收入赵俊臣文集《乡村振兴新论》中
论扶贫到户
再论扶贫到户
试论几个“农民致贫说”的荒谬性
贫困村民为什么迫切需要成立自己的NGO？
边疆特困乡急需落实党的扶贫政策——来自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战河乡的调研报告
西部贫困地区第一要务是使农民得到温饱——云南省小凉山核心区宁蒗彝族自治县战河乡的案例
新街乡农民求生记——对一个涉及多项“三农”政策案例的分析
论中国农村扶贫对象的瞄准
扶贫”怎么就异化成了对富人的“造富”？
关于贫困村互助资金产生背景的几个问题
贫困村互助资金的理论概括
关于贫困村互助资金的目标偏离问题
已收入赵俊臣文集《外援项目研究与评估》中
云南省易地搬迁扶贫开发调研总报告
云南易地搬迁扶贫开发调研发现的分析
城镇是接受易地搬迁扶贫开发农户的最优场所——会泽新街乡贫困农民自发搬迁到昆明市郊养殖奶牛致富的案例
扶贫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前言与导论
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云南扶贫项目中的公共工程案例研究
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云南扶贫项目中的组织研究
香港乐施会资助的《云南省师宗县龙庆乡以妇联为载体的小额信贷试点研究》
小井庄社区基金试验的意义——香港乐施会援助中国安徽省的案例
也谈小井庄农民办油厂贷不到款的问题
荷兰政府援滇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社区发展项目（FCCDP)引入小额信贷的咨询建议书
对中国安徽省霍山县中荷扶贫项目经验的思考
“霍山模式”的魅力与发展空间
从“霍山模式”看外国政府对我扶贫项目的成功经验—新华社记者采访赵俊臣研究员
中国云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1996—2000年“贫困地区社会发展项目SPPA项目2001—2003年过渡阶段终期审评报告（中英文）
云南省LPAC项目农村地区小型商业活动市场评估报告（中英文）
国际援华农村发展项目能够实现可持续性吗——云南省LPAC项目农村地区小型商业活动市场评估报告（中英文）
小额信贷——贫困农村妇女发展的保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援助云南贫困地区社会发展项目的审评报告
贫困村民为什么迫切需要成立自己的NGO——GGEF/UNDP资助的YUEP项目试验以村民为主体的社区共管组织的案例
社区村民管理自然资源的自治组织.——联合国援助云南YUEP项目试验农村社区村民共管自然资源组织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贫困村民的民主意识为什么这么强?——YUEP项目试验以村民为主体的社区共管组织的案例
村民自主管理自然资源的成功模式———GEF/UNDP资助的云南省YUEP项目案例分析
社区村民共管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模式创新———以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从一起官民冲突的和平解决谈起
YUEP项目社区共管组织对当地其它组织的影响
YUEP项目社区保护与发展基金——小额信贷的案例报告
贫困农户为什么欢迎小额信贷扶贫到户
贫困村民自己运作的小额信贷扶贫
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项目小额信贷的探索
这个国际援助项目为何具有可持续性——中国云南YUEP项目结束后的可持续性（中英文）
西部贫困地区农民真心拥护农村改革——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彝族自治县沙乐村的问卷分析之一
贫困农户认为承包土地就是自家的——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彝族自治县沙乐村的问卷分析之二
贫困地区农民都不愿意回到过去的集体化——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彝族自治县沙乐村和临沧市云县后箐乡村民的调研之三
西部贫困山区农民的幸福感有待提高——云南省大理州南涧县沙乐村和临沧市云县后箐乡的调查之四
南方周末驻京记者：沙乐乡的小额信贷实验
人民日报记者：保护自然的山乡社会实验———记联合国援助云南YUEP项目
社区共管组织对当地其它组织的影响
YUEP项目结束后的可持续性调查
贸易自由化对边疆民族特困县的影响（中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