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日上午九时五十分，邓先生走了。当我与小南一家人匆匆从北大赶到友谊医院时，先生的外孙女正伏在先生身上哭泣着，大家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看着先生安详的面容、紧闭的眼睛，全体在场的人都默默地低下了头。
先生的过世是意料中事。他是去年七月中旬住院的，入院后即作了检查，医生的结论是胰腺癌。获此讯大家就有了一种不安的感觉。北大的校园对老人家的病情似乎特别的敏感，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然谁也不忍将这一消息禀告先生。先生是一个自信的人，他一生几乎未得过大病，当然也很少住院。先生对自己的身体一直很自信，我们也以为他是能跨越百岁的。此次住院，他的心全然不在病情上，挂牵的还是未修改完的“英雄人物传”。他第一次手术完后，我去看他，他握着我的手说：“这点小病，惊扰这么多人放下工作来看我，心里过意不去。”他想的还是别人，先生告诉我，医生对他的身体素质评价颇高，说手术是成功的，过一周他就可以出院。他不顾病情未愈，又兴致勃勃地谈及他出院后的修改计划。先生这种执着追求学术的精神，来探视的人无不深深感动。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是先生晚年的豪言壮语，他总是风趣地说要发挥余热。河北教育出版社计划推出他的全集，先生不愿将著作照旧付排，坚持要清除其中的“污染”后再出版。不幸的是，除了《王安石》一书完稿外，其它三种（岳飞、辛弃疾、陈亮）的修改都成了先生未能了却的遗愿。
我辈生也晚，与先生相见的时间也迟。我与先生的最初接触是在一九九一年十月下旬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一次“胡适与中国现代文化的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邓先生是到会者中最长的一位，加之他与胡适先生学生加秘书的特殊历史关系，故他受到与会人员的特别敬重。先生的耳已不聪，听人发言有些困难，但他借助助听器全神贯注地听。讨论激烈时，他有时前倾身子，看得出他是在认真而吃力地听着别人的发言。当时我还是一个在读的博士生，此次会议安排我首先作了一个大会发言，面对名家云集的会场，我不免有点紧张，我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争论。没想到我的发言，竟给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面之缘促成了后来我的一次人生转折。一年后，当我听说北大、社科院开始设置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我写信向先生求助：希望来北大深造。先生看了我的信和有关材料后，即向系里有关领导推荐。他笑着对周围的人说：哲生是一个“北大迷”，他想进北大的心情和我当年一样。
那年冬天，我登上北上的二次列车，到先生家中去探询有关招收情况。先生处事颇得体，他嘱我去拜访当时的系主任何芳川老师和学术委员会主任田余庆先生，接受他们的考察。这一次赴京成为我人生道路的转折点，北大很快决定录取我。这在别人看来我是中国历史学博士后的“首班车”，对我来说却是“末班车”。从本科到硕士、博士我与北大失之交臂。到博士后才进入北大，这中间的引荐人是邓先生。而我与邓先生相识的媒介是胡适研究。
在“胡适学”圈子里，有几位公认的元老人物。邓先生、季羡林先生、罗尔纲先生、顾廷龙先生、王子野先生……他们与胡先生均有密切的历史关系，这些德高望重的老学者除了自己撰文写一些回忆性的文字外，还是“胡适学”的监护者和高级鉴赏者。胡适研究在大陆刚刚起步时，颇有不少禁忌，这些老先生的回忆文字常常能意外地起到缓和压力的作用。而当一篇篇、一本本胡适研究著作问世时，他们的几句画龙点睛式的评点，对同行的研究又有引导的作用。每次有关胡适的学术研讨会，每辑胡适研究丛刊的出版，都免不了请这些老先生作顾问。邓先生是胡适研究的热情赞助者，他先后口述了《胡适与北京大学》《我与胡适之先生》，撰写了《漫谈我与胡适之先生的关系〉《胡著〈说儒〉与郭著〈驳说儒〉平议》等文，为推动新时期的胡适研究真正发挥了他的余热。
七十年代末以后的中国知识界呈现出一种特有的人事格局：解放前受过教育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约七八十岁），他们是受人尊敬的“老知”；五、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构成“中知”（约五六十岁）队伍的主干；文革以后的大学生（约二十至四十多岁）则是“青知”了。有趣的是，“老知”与“青知”不仅不存所谓“代沟”，反而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先生是老字辈的学者，其身上闪现着一个富有学养的文化人的魅力。据我的观察，在先生的精神世界中，有三个起关键作用的因素：一是北大的精神和学术氛围，二是他专治的宋史研究，三是三四十年代他周围师友的影响。这三个因素分而观之，也许只能了解他的一个侧面；如合而观之，就能使我们深入他的精神世界。
先生是一九三二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以后他除抗战时期在复旦大学（1943-1946年5月）有过三年的工作经历外，便再也没有离开北大。先生在北大学习、工作达六十余年。在北大百年校史中，像有他这样长久经历的人，恐怕是屈指可数，寥若晨星。
早在二十年代，先生还在山东第一师范读书时，在他老师的引导下，就开始阅读《胡适文存》等读物，成了一个醉心于北大的人。一九三零年秋，他只身来到北平，开始在北大旁听课程，同时准备报考北大。翌年报考北大未被录取，便先考入辅仁大学英语系。但先生去辅仁还是为了再考北大，因为辅仁大学是教会学校，学英语的条件好，利用这一条件便于复习英语。一九三二年，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改革招考办法，英语占总分的百分之四十，国文占百分之三十，史地占百分之二十，数学占百分之十。此一考试办法的施行，据说是因前一年胡先生在中国公学的得意门生吴晗报考北大，因数学成绩太差未取所致。无论如何，新的招考办法对邓先生是有利的，这一年他如愿以偿的考进了北大。
三十年代的北大，在蒋梦麟、胡适、傅斯年的领导下，克服了各种困难，经过整顿，迎来了她的中兴期。邓先生常说，他的大学四年，从北大教师和图书馆中获益极大。当时北大教员阵营强大，仅历史系的专任、兼任教授中，就有孟森、陈受颐、陈垣、李济、马衡、傅斯年、钱穆、顾颉刚、蒋廷黻等名流学者，他们讲课引经注典，各有千秋。在这些课程中，有傅斯年先生的“史学方法导论”，从这一课程中他听到了终身受用的命题：“史学即史料学”，“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有胡适先生的“传记专题实习”，胡先生列出了九个历史人物供学生写作，邓先生选了南宋的陈龙川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题目，胡先生成了他的指导老师。
北大图书馆此时已由红楼搬到松公府，设备先进，藏书丰富，邓先生常常泡在那里阅读中外书刊，一九九二年他自己撰有《我与北大图书馆的关系》一文，深情回忆起他在北大图书馆读书的那些历史情景。
北大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受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傅斯年这些人的办学思想影响极深，学术空气浓厚，思想自由多元。邓先生对新文化运动所造就的北大精神、北大传统有一种特别的感情，言谈举止中常常表现出“北大派”的遗风。他本人治的是中国古代史，晚年出席一些座谈会，发言关注的问题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中国历史学的新发展。
邓先生的专攻是宋史。确定这一专业时值抗日战争，日寇将侵略矛头指向我国，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先生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他将目光投向了历史上的爱国志士，希望通过挖掘这些人物的爱国事迹，来激励国人的爱国激情。本来他早年曾经读过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喜欢上了传记文学这种体裁，萌发了写中华民族“英雄人物传”的念头。在北大又得胡先生导其入门，进入传记文学这一领域。他从研究陈亮入手，以后还研究了辛弃疾、岳飞、王安石。其搜集材料之勤，考证疏理之细，真正是空前。他写人物擅于抓住其个性，如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的三不精神；陈亮的“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特立独行气概；岳飞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壮志。文字生动，笔法传神，故其书拥有广大读者群。他写这些“英雄”，自己也受他们的人格感染，并躬行于自己的人生实践。
先生学术成果曾获得大师们的好评。胡适给先生的大学毕业论文《陈龙川传》的成绩是九十五分，称赞“这是一篇可读的新传记”。陈寅恪先生为《宋史职官志考正》作序时，指出“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顾颉刚先生写作《五十年来的中国史学》一书，于宋史研究一条评论道：“邓广铭先生年来取南宋各家类书、史乘、文集、笔记等，将《宋史》各志详校一遍，所费的力量不小，所取的成就亦极大。……宋史的研究，邓先生实有筚路蓝缕之功。”茅盾读了《稼轩词编年笺证》后，亦称许这是一部“传世之作”。
在邓先生的人生旅程中，与不少名家有过师从关系，这成为他美好记忆的一部分。一九三零年先生还在辅仁大学念大学一年级时，沈兼士请周作人去该校演讲，先生本是英语系一年级的学生，也跑去聆听，边听边认真纪录，到周氏的六次讲座完后，邓先生将他的纪录稿呈给周作人看，周作人校改了一遍，交给出版社，这就成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的由来。周作人在书前的“小引”中有这样一段话：“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纲领来，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到了讲完之后，邓恭三先生却拿了一本笔记的草稿来叫我校阅，这颇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再看所记录的不但绝少错误，而且反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使我佩服。”书出后，周氏将稿费七百元全部送给了邓先生，邓先生用这笔稿费买了一套线装的百衲本二十四史。邓先生是一个极讲民族情感的人，抗战以后，周作人附逆，邓先生时尚在北平，但他不再去找这位老师。收存在北平的居延汉简被爱国志士运走后，周作人向他查问下落，邓先生冷漠地回答他：不知道。
邓先生终身服膺的是胡适、傅斯年、陈寅恪三位恩师。胡先生是邓先生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毕业后，胡先生又将邓先生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做助教。经胡先生帮助，邓先生的《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编年笺注》获得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助。胡适回到北大任校长后，邓先生成了他不挂名的秘书，两人相邻而居，常一起出入。邓先生协助胡适编《大公报·文史副刊》，又与胡先生、黎锦熙先生一起合撰了《齐白石年谱》。四十年代末，物价腾涨，教员生活朝不保夕，胡先生对属下的这位义务秘书颇为体贴，拿出一百美元给邓先生以示关照。胡适虽有各种社会兼职，但毕竟是一个学者，邓先生与胡的关系实也止于学术这一层。但胡先生关于传记文学的理念，讲究实证的治学方法，却影响了邓先生一生的学问。
傅斯年是“元气淋漓的一代学人”(罗家伦语)。接触他的人都能感受到他身上的一股霸气，其学术生涯中最受人称道者并不是他的著述，而是他创办中研院史语所，是他二三十年代对中国历史学正确而富有成效的领导。邓先生与傅先生有师生之谊，有许多相通之处。两人是山东老乡，身材高大，嗓音宏亮，说话直来直去，绝无遮掩，他们在性情上确为投契。抗战时期，傅先生推荐邓先生去复旦大学工作；抗战胜利后，北大复员，傅先生又拉邓先生回北大工作，帮助他料理校务。人们谈及北大八十年代初期创办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一事时，无人不敬佩邓先生办事的魄力。我心中估摸，当时邓先生一定借鉴了傅先生创办中研院史语所的经验。每次谈毕，起身向先生告别时，先生站立的高大身姿，常常令我想起傅先生的身影。在对待学问、对待学生、讲究气节、民族情感等方面，他们两人都有太多的相似之处。
提起陈寅恪先生，邓先生的神情立即会变得严肃起来。抗战时期他作为北大文科研究所的高级助教，有两年间曾饫闻陈先生的高谈阔论，对此先生感叹的说“收获之大真是胜读十年书的”。从陈先生的处事接物方面，他看到了一位真正学者的风范。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陈先生离开北平，即是先生找到陈先生，并将之领到胡先生处的。五十年代以后，陈先生在南国未再北上，但却仍有书信、口信与先生。傅先生去世时，陈先生作《读〈霜红集·望海诗〉》一诗，以示哀思，先生很快就收到了这首诗，并知为悼傅之作。先生尝喜将陈先生与钱穆比较，说两人晚年皆失明；钱先生著书随手写去，不注来由；陈先生写《柳如是别传》，凭记忆所及，字字有据。陈先生对学问的态度、学术的功力，由此可见一斑。正是本着这种对陈先生的由衷敬仰之情，八十年代邓先生率先发起由北大中古史中心编辑一册《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一九九五年三联书店出版《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邓先生将手头多余的一本送给我，称誉“这是一本传述陈寅恪精神的好书”。
几乎与邓先生谈过话的人，都会为他幽默的谈吐所深深吸引。先生善于言词，我以为一半应归于他自己的学养和自我训练，一半大概与胡、傅、陈等先生的影响分不开。尤其是胡先生，其口才与其著作一样，为当时的青年学生所倾倒，邓先生与之有过较长时间的关系，自然领受也深。
邓先生阅历长，涉世深，见的世面多，熟悉的轶事掌故自然也多，被人称为北大校史的“活档案”。我研究的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学术史，研究对象多为邓先生熟知的人物，胡适、傅斯年等还是邓先生与之关系很深的人。如之我入北大的一段情缘，故常登门去礼拜老人家。我们在一起谈话的主题很自然地是围绕这些人物来展开，先生以其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来证实或补充我书面上涉及的一些史事。如蔡元培先生逝世后补选中研院院长的经过。时蒋介石瞩意于顾孟余，而学界许多人则希望胡适回来。陈寅恪先生的意见是中研院院长一职，不能选一个秘书（指顾孟余）来干。如果文科，则胡适当首选，胡适的中国古典小说考证举世无双。要选理科，则李四光可选。可见陈氏的择人标准重在学术。
傅斯年与丁文江结交的经过，是邓先生喜言的掌故。傅斯年在德国留学时，尝与身边人说：他要杀两个人，一个是朱家骅，因为他是蔡元培系统的人，此人太不争气，故该杀；一个是丁文江，因为他是敌对派系——研究系梁启超身边的骨干，此人才华出众，故也该杀。留学归国后，傅与朱成了工作上密切配合的朋友。后来傅斯年在胡适的寓所见到了丁文江，胡适笑着对他说，这就是你要杀的丁文江。事后，傅先生对胡先生说，你的玩笑开得太大了。后来傅与丁也成了一对密不可分的好朋友。这段故事我虽在胡适的《〈傅孟真先生遗著〉序》中读过，但经先生的现场重演，对傅氏的性情又有了一番更深的体悟。
邓先生与“博学而无所成名”的毛子水的关系不错。三十年代他与傅乐焕、张公量一起协助毛子水编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南下到昆明时，他与毛子水往来最勤，他写的一篇《书诸家跋四卷本稼轩词后》，其中就有毛先生订补的词句。毛氏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常出入胡先生家，在北大有“胡宅行走”之称。对毛先生的“博学”，邓先生常喜借用一个故事来说明：胡适进入北大之初，看到《新潮》上登载的一篇《国故学与科学的精神》，觉得文章写得不错，一打听，作者毛子水竟是数学专业的学生，胡先生感叹的说，北大真是藏龙卧虎之地！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这是先生用以自律的箴语。先生性格耿直，爱憎分明。以他的为人，在那些非常的年代里，自然难逃厄运。先生是二三十年代接受教育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早年读中国传统典籍，受过中国传统学术的训练；又领受了新文化的洗礼，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是“封”（封建主义）与“资”（资本主义）的“受害者”。这些人在解放后接受“再教育”，经过批判、教育、斗争、团结，一个又一个轮回的运动，许多人都失去了平衡，或因过于刚硬而弃世，或因阿世曲俗而委身，留下了多少令人扼腕的遗憾。北大是敏感的是非之地，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若如布置给教授们的一道道“作业”。意识形态领域最初的几次运动，他都是“逍遥”派。然躲过了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以后，厄运就降临到他的头上。五九年的拔白旗运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向先生袭来，他被剥夺了上课的权利。在席卷神州大地的文革风暴中，先生又一次被宣布为反动权威，下放到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劳动改造。先生艰难地支撑着，他从自己的宋史研究中寻找精神寄托，从他的“英雄人物传”中吸取精神的力量，倔强中有韧劲，谨慎而机智地避开一场场政治闹剧。今天回味这一段历史，这是一个睿智而又多么不易的抉择！
我见到先生时，他已是八十五高龄的老人了，但老人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谈锋极健。我常常琢磨老人家长寿的诀窍。一次与先生谈话，见先生兴致甚高，我将话题转到身体保健这一问题上，先生很平淡的说：他并无什么护身之道，饮食、起居正常，爱吃水果，爱喝新茶，每日坚持散步，从不吃所谓补品。老人家说的都是体质方面的，其实精神上他的保健之道更值得借鉴：先生富有个性，也很倔强，但他从不心存介蒂，凡事都能坦然处之。他晚年的心境、性情真正步入了一种炉火纯青的境界。
有些人与你相处的时间不管多长，你对他都不会留下什么特别的记忆。有些人却能让你与他短暂的交往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邓先生的魅力来自于他特别的个性，他谈吐的风趣，他断事的机巧，他处世的练达。我与先生前后接触不过五六载，对先生所治宋史所知亦浅陋，然回想起亲炙先生的言教和身教的那些美好时光，真有如沐春风之感。
梁任公垂暮之年著《辛稼轩年谱》，走笔至“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即驻笔了。这是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稼轩祭朱晦庵文中的几句，先生以为这几句竟成为梁任公的绝笔，实际上也就等于梁任公自拟的挽词。他颇喜欢这几句话，在生命弥留之际反复吟诵了几遍。最后，我想借这几句话，来祭奠先生的在天之灵。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日至四日
于北大蔚秀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