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广铭先生在宋代史学上的卓越建树始于上世纪30年代后期。发表于1937年的《〈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正》一文，是他的学术成名之作。1938-1939年，他完成了《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和《稼轩诗文抄存》三部书稿，初步奠定了他在中国史学界的地位。至20世纪40年代，邓广铭先生在宋史学界的权威地位已经得到史学大师们的肯定。1943年陈寅恪先生在为《宋史职官志考正》所作的序中评价说：“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1947年顾颉刚先生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学做了一番全面的回顾，其中在谈到宋史研究的状况时，将邓广铭先生列为这个领域最有贡献的一位学者，称“宋史的研究，邓广铭先生实有筚路蓝缕之功”。至40年代末，宋代史学在中国新史学中可以说已经独树一帜。
在邓广铭先生一生的著述中，最主要的是四传二谱，即《陈龙川传》、《辛弃疾（稼轩）传》、《岳飞传》、《王安石》和《韩世忠年谱》、《辛稼轩年谱》。在1997年刊行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手册》中，邓广铭先生在自己的“学术专长”一栏填写的是“隋唐五代宋辽金史、历史人物谱传”。这可以看作是他一生治学方向和学术成就的一个自我总结。他在追溯自己的谱传史学情结时，说他自青年时代读了罗曼·罗兰的传记作品后，就“动了要写一组中国的英雄人物传记的念头”；及至1932年考入北大史学系后，“我就发愿要把文史融合在一起，像司马迁写《史记》那样，用文学体裁写历史。”后来将他最终引上谱传史学路子的，则是他的恩师胡适。
周一良教授在《纪念邓广铭先生》一文中写到：“与一般史学家不同的一点是，他不但研究历史，而且写历史。……当代研究断代史的人，很少有人既能研究这一段历史，又能写这一段历史。”我曾请周先生就这段话做一个详细的说明，他解释说，满清一代学风朴实，尤其是乾嘉时代的学者，在史料考订上下了很大功夫，但就是没有一个人写历史；现代史学家中不乏高水平的学者，许多人都能做出扎实的研究成果，但却极少有人能够写出出色的历史著作。这就是邓广铭先生的不同凡响之处。
衡量一位学者的成就和贡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他对学科的推动作用。邓广铭先生从教60年，为中国史学界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今天宋辽金史学界的中坚力量大都与他有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在这个领域建立了一个成功的学统。在他上世纪80年代担任宋史学会会长以后，为推动宋代史学的繁荣和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人们公认，近30年来，中国大陆宋史研究水平的提高在各个断代史中是尤为突出的。
邓广铭先生去世以后，他的女儿邓小南教授在和我谈到她父亲时曾说：“我觉得他是很想做傅斯年那样的学界领袖的。”“文革”以后，邓广铭先生的学术地位和崇高声望使他有可能像傅斯年那样为史学事业做出更大贡献，他充分把握了这种机遇。1978年他出任北大历史系“文革”之后的首届系主任，义不容辞地肩负起北大历史系的“中兴”大业。他四处网罗人才，让长期被当作翻译使用的张广达回来做专业研究，从山西调来王永兴，从社科院调来吴荣曾，从中文系调来吴小如。又与王仲荦教授商定，要将他也调来北大，几经周折，山东大学执意不肯放人，只是说：“放王仲荦也可以，拿你们邓广铭来换！”当时还曾商调漆侠和胡如雷，也因河北方面不同意而作罢。今日北大历史系能够重振雄风，邓广铭先生的“中兴”之功实不可没。
创建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是邓广铭先生晚年的又一贡献。按照他当时的设想，是想仿照傅斯年办史语所的做法，要求大家每天都到中心来读书和研究，互相探讨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心的建立确实为北大历史系储存了一批优秀的人才，今天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支生力军。邓广铭先生晚年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经我的倡议，于1982年成立了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由我任主任，迄于1991年卸任。在此十年之内，在此中心培育出许多名杰出学人，在学术上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是我晚年极感欣慰的一桩事。”学术研究是一项薪火相传的事业，邓广铭先生成功地把他手中的火炬传给了后来人。若是单从成就和贡献着眼，恐怕是很难真正理解一位学者的。学者的个性隐藏在他的学术品格之中。
这要从邓广铭先生的学术态度说起。从建国前过来的那一代历史学家，一般来说都经过实证史学的严格训练，史料功底相当深厚。傅斯年所提出的“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命题，在邓广铭先生来说，是从心底里服膺的。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政治对学术的介入，实证史学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史料被人蔑视，考据遭人嘲笑，历史学家声称要“以论带史”。即使在这种学术氛围中，邓广铭先生仍始终坚持实证史学的优良传统。1956年他在北大历史系的课堂上公开提出，要以年代、地理、职官、目录为研究中国史的四把钥匙。两年后“四把钥匙”说就在“双反”运动中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遭到清算，有人质问说：“为什么单单丢掉了最根本的一把钥匙──马列主义？”并说：“四把钥匙的实质就是取代、排斥马列主义这把金钥匙。”他为此受到很大压力，一度被剥夺了上讲台的资格。若干年后才由郭沫若和胡乔木为“四把钥匙”说平了反。
章学诚《文史通义》最为推崇的是这样两种学术造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邓广铭先生在为北京大学出版的《邓广铭治史丛稿》一书所作的自序中，用这两句话来概括他毕生的学术追求，他认为一位历史学家“一是必须具备独到的见解，二是必须具备考索的功力。”我们不妨说，这是邓广铭先生对他半个多世纪的史学研究生涯的一个自我总结。
一个学者有点学问并不难，学问渊博也不甚难，难得的是有见识。“独断之学”要求学者不但要有见识，而且要见识卓越，见识特出。邓广铭先生素以史识见长，体现在他的论著中的个性化特征极为明显，原因就在于他从不人云亦云，总是能够独树一帜，自成一说。譬如关于岳飞《满江红》一词的真伪问题、宋江是否受招安征方腊的问题、《辨奸论》的作者问题等等，他都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独到见解。实话实说，他的观点并不见得都是对的，有的时候或许不无偏颇，然而他所研究的问题大抵都能自成一说，这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了。
邓广铭先生的治学路子可以归结为“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这是胡适极力倡导的史学方法。不过这话说着容易，做着极难。我们平常司空见惯的是这样几类历史学家，一类是“小处着眼，小处着手”，学问固然很扎实，但器局终究狭隘了些；另一类是“大处着眼，大处着手”，虽然排场，虽然时髦，到底只是花架子而已；再有一类则是“大处着眼，无处着手”，严格说来，这一类是不能算作历史学家的，但或许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中还能找到他们的名字呢。一个历史学家，若能真正做到“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离大师恐怕也就相去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