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中英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使团在北京、热河的经历是其访华过程中的重头戏，围绕此行使团留下了大量日记、游记、报告和绘画，详细记录了使团在北京、热河访问时所获得的风土人情、地理环境、人口、妇女、军事、官场等方面的现场材料，它们填补了此前英国人没有亲身游历北京、热河、天津等地的空白，成为鸦片战争前英国人“北京经验”的主要材料来源，在西方产生了重要的后续影响。
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中英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围绕这一事件，以往中外史学家主要围绕马戛尔尼使团与清朝接触的过程，特别是马戛尔尼使团觐见乾隆皇帝的礼仪问题及其相关文献记载展开争辩。而对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中国的另一重要目的——为英国搜集第一手中国现场材料，则缺乏足够的重视和论述。1792年9月8日英国内政大臣邓达斯致信马戛尔尼，下达出使的正式指示中，除提到出使中国承负的商贸、外交使命外，还特别提到搜集情报、评估中国实力的使。同日，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主席巴林（F.Baring）、副主席伯吉斯（J.Smith Burges）致信马戛尔尼，除说明“使团之费用由公司承担”外，也特别要求使团搜集中国茶、丝、棉织品等物品的商业情报（包括种植生产和商业贸易）。尽管使团所承负的商贸、外交使命没有获得满意的结果，但在搜集情报、评估中国实力方面，却由于使团成员的努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对此，马戛尔尼本人已有某种程度的自信和预感：“我常常想，要是能读读使团成员写的日记，一定是大有裨益的。即使是随身仆从的回忆录也有某种价值。”的确,当我们通览使团成员旅行中的日记和后来出版的回忆录，大致可以认同马戛尔尼这一说法并非虚词。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拟就马戛尔尼使团北京、热河之行所取得的“北京经验”作一探讨，英文中的“经验”（Experience）包含两重意义：一是亲身经历，二是实录其经历，有时还包含对其经历的态度和研究。毫无疑问，马戛尔尼使团在北京、热河的经历是其访华过程中的重头戏，其所见所闻亦是“北京经验”的主要内容。通过考察马戛尔尼使团的北京、热河之行及其使团留下的相关文献，我们对马戛尔尼使团视域中的北京及其对西方产生的后续影响，可以获致更为深入的认识。
一、鸦片战争前英国使团的两次北京之行
在西方国家，英国人来华可谓姗姗来迟。这是因为大英帝国对东方的兴趣或精力主要放在经营殖民地印度的缘故。故英国在十八世纪末以前实录性的“中国经验”文献材料寥寥无几，而真正涉及北京的仅有苏格兰安特蒙尼人约翰﹒贝尔（John Bell，1691—1780）的一部旅行记，他曾于1719年随俄国沙皇派遣使团访问中国，第二年11月到达北京，在北京至少逗留了三个多月。回国后，约翰﹒贝尔撰写了一部有关此行的旅行记——《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地区的旅行》（Travels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Various Parts of Asia），此书1763年在英国格拉斯哥分两卷出版，这可能是最早的英国人“北京经验”的实录。由于约翰﹒贝尔是作为俄罗斯使团的医生随同前往中国，并最早进入北京的英国人。因此，他作为英国人来京的代表身份仍值得保留。在英国极为有限的有关中国材料中，我们看到的大多为一些想象的、虚构的文学游记。
真正作为英国使团首次来到北京的是1793年的马戛尔尼使团，他们掀开了中英关系史新的一页。与以往西方外交使团来华相比，马戛尔尼使团无论在代表团人数规模、携带礼品数量，还是在被接待规格，都超过此前荷兰、俄罗斯、葡萄牙等国的使团，马戛尔尼使团可以说是十八世纪中西交流的高潮。更为重要的是，马戛尔尼使团回国以后，其成员纷纷出版此行的纪实性著述，如日记、回忆录、旅行报告，且随后出现各种欧洲语言的翻译版本，故此行获取的信息在欧美迅即得到传播，在出版界刮起了一股不小的“中国风”。与此前法国传教士所撰写的书信或报告相比，使团成员留下的纪实性文献，其份量和影响可以说毫不逊色。迄今已整理出版了9名使团成员的旅行日记、回忆录、报告或画册，他们是：爱尼斯·安德逊、斯当东、塞缪尔·霍姆斯、赫脱南、威廉·亚历山大、约翰·巴罗、詹姆斯·丁威迪、马戛尔尼、吉兰。另外我们知道至少还有5人留下了手稿，他们是：“狮子号”舰长高厄、绘画师希基、炮兵军官巴瑞施、使团秘书温德、小斯当东。斯当东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曾引用希基、巴瑞施、吉兰、巴罗等人的相关记叙，均出自未刊的手稿。因使团成员由各种不同身份、不同职业（外交、商贸、医生、科技人员、画家等）的人员组成，其纪录访华之行的内容各有侧重，他们之间的回忆也构成一种互补，从而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乾隆时期中国的面貌。其中安德逊的《英使访华录》（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in the Years 1792,1793,and 1794，中译本又题为《英国人眼中的大清王朝》）出版最早，系由英国出版商请人据安氏日记整理而成。斯当东爵士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是使团的“正式报告”，详于使团访华的整个活动过程纪录。巴罗的《中国游记》（Travels in China，中译本题为《我看乾隆盛世》）对其中国见闻按专题作了新的归纳，加重了评论和其态度表述的份量。马戛尔尼勋爵的《我们首次出使中国：马戛尔尼一生记事》（Our First Ambassador to China:An Account of the Life of George Earl of Macartney）和《一个访华使团：1793—1794年马戛尔尼勋爵率团出使乾隆皇帝期间写下的日记》（An Embassy to China: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 —lung,1793—1794）两书则是其个人日记的整理稿，内容虽相对简要，但价值甚高，在后一书还保有一份《马戛尔尼关于中国的考察报告》（Lord Macartney’s Observation on China），显系马氏的个人汇报。《詹姆斯·丁威迪传记体回忆录》（Biographical Memoir of James Dinwiddie）则对其在北京装配科学仪器的过程有较为翔实的记叙。亚历山大的画册则在文字之外，为人们展现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十八世纪末中国风情画。
1816年英国第二次派出阿美士德勋爵（Lord William Pitt Amherst）使团访华，并抵达北京。其在华旅行路线与马戛尔尼使团一样，但在北京仅停留十小时即被驱逐，使团成员留下的此行游记有：副使小斯当的《阿美士德使团纪行》、勋爵秘书埃利斯的《新近出使中国纪事》和医生克垃克·埃布尔的《中国内地旅行记》。其内容和价值相对贫乏。埃利斯甚至抱怨地说：“关于中国及其居民的印象占据着我们的记忆，如果除去公务的考虑，我真应该认为这次旅行是浪费时间，一无所获。既没有体会到文明生活优雅的舒适，也没有那种绝大多数半野蛮国家的狂热兴趣，只是感到自己的情绪心情受到周围沉闷、压抑气氛的影响。”这是一次彻底失败的遣使。
以上是我们迄今知道的鸦片战争以前英国使团进入北京的两次纪录。须加指出的是，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留下的文献在整理出版过程中，往往经过了编辑加工处理；且越是出版时间较晚的文献，其贬华的倾向则更为明显，其附加的偏见、成见的痕迹也较多，或隐或显地与时代背景可能有某些关联。英国学者毕可思指出：“当通商口岸的存在受到攻击时，马戛尔尼使团和中英关系的其它版本的历史就涌现出来了。例如，普理查德对该使团叩头问题的学究似的考据发表于该事件150周年的1943年，决不是什么巧合。还应注意到，该文发表于英国和美国正式放弃它们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通商口岸时代终后的一个月。”类似的情形似乎还有，如1868年出版的《詹姆斯·丁威迪传记体回忆录》发出的“中国除了被一个文明的国家征服以外，没有任何办法使它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的叫喊，不免使人产生这是否在为8年以前结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辩护的疑问。实际上，英美学者普理查德、让—路易·克莱默一平、何伟亚三人的研究成果，微妙地折射了英美方面在1930、40年代（民国时期）、1950、6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90年代（后冷战时期）处理中英关系的态度。这就要求我们在阅读使用这些文献时需要谨慎地加以鉴别，分清那些是使团成员有关中国的实际叙述，那些是使团成员对中国当时的态度或回国以后的态度，那些可能是编辑加工或根据出版商要求增加的迎合市场趣味的文字。
二、马戛尔尼使团在北京、热河的行程、食宿安排
为做好接待英国使团的工作，乾隆数次上谕布置有关事宜：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正月十八日谕沿海各省督抚：“如遇该国贡船进口时，务先期派委大员多带员弁兵丁列营站队，务须旗帜鲜明，甲仗精淬。并将该国使臣及随从人数并贡件行李等项，逐一稽查，以肃观瞻，而昭体制。”对沿途各省迎接英国使团的事宜作了交待。六月十七日又谕：“该国贡船笨重，不能收泊内洋，到津后须辗转起拨，计抵热河已在七月二十以外，正可与蒙古王公及缅甸等处贡使一并宴赉。即或海洋风信靡常，到津略晚，不能于七月内前抵热河，即八月初旬到来亦不为迟。但应付外夷事宜必须丰俭适中，方足以符体制。外省习气非失之太过，即失之不及。此次英咭唎国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梁肯堂、徵瑞务宜妥为照料，不可过于简略致为远人所轻。”对英国使团到达热河的具体日期和接待规格作了明确指示。
秉承乾隆皇帝的指示，中方接待英方的规格很高。1793年7月20日，英国使团乍到登州府，登州知府即上舰拜会。7月31日，天津道台乔人杰、副将王文雄赶来与英国使团洽谈进京事宜。8月7日，直隶总督梁肯堂与马戛尔尼交换名片，11日在天津设行辕热烈欢迎英国使团；钦差大臣长芦盐政徵瑞亦同赶来会面。徵瑞、乔人杰、王文雄是使团在北京、热河活动的主要陪同者。使团在北京、热河行程中的食宿，中方尽其所能，周到安排，令英国使团基本满意。使团在华的一切食宿费用、领航员和登陆后的交通工具，均由中方承担。
居住 8月17日，使团人员离船上岸，将行李、礼品搬上岸，安放在贮藏所内。马戛尔尼第一次提及当日住处的安排：“我们所住的地方是城郊的一所庙宇，地方很大，有好几个院子和广阔的厅房。我们在这里暂住，觉得很是舒适，每日所供给的物品，和在船上一样，凡有所需，只要略一开口就咄嗟立办。”他对住处的安排感到满意。基希以一个画师的眼光对这座庙宇作了描绘：“本庙建在通州府郊区附近一块渐渐上升但又不陡的高坡上，距离河边半哩，四周围有高墙。对着河边的高墙下面开着一个小门，门外由中国军队站岗警卫。……从这个小门进去通过几个院子和平房然后到达佛堂。佛堂同其余地方又有另外一道墙隔开，墙上打开一个八呎直径的圈洞来往通行。佛堂面对面共两座，中间距离很大，每座都有前廊，廊下柱子都是漆成朱红色的。”安德逊对所住庙宇略有微词：“它的外表是雅致精美，但是这样地低矮，好像对于可以期望给予的显要地位和当时我们考虑到的拨这所房屋的意义不相符合——这座房屋没有哪一部分比一层屋高。”安德逊对这种临时性的住房安排似期望过高，故不免有难合其意之感。
8月21日使团离开通州，进入北京。进京的第一天，使团被安置在圆明园与海淀之间的弘雅园。马戛尔尼对所下榻的花园并不如意：“中国官员给我们预备好的房子也是在一个花园里的，地方很大，有好几个小院子和亭树。有一小曲径通到小河边，循河而下，曲曲折折而到一小岛，岛的中间有一小屋可为避暑之用。这一带都种了很多树木，颇有草坪山石之胜。整个园子圈以高墙，园门驻有军士一队以资保护。园中的房子，虽然有几间颇为广大并且精洁良好，但若从整体而言，可说是荒秽破损，在冬季时候住下来一定不会很舒适，而只适于夏季避暑。听说像这样的馆舍好几所，都是招待外国使节之用的，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一所，算是其中最好的了。”
相对马戛尔尼这一平实、客观的描述，安德逊、斯当东、巴罗、霍姆斯的意见不一，霍姆斯颇留恋此地：“此地有墙环绕，墙长约达二英里。墙内有不同类型的小房舍，且皆甚佳。舍前往往有大溪可浴，亦可作别用。派与卫兵所住房屋，在深林中，颇广爽，且四面环水，总而言之，其地可喜之至。然仅居五六日又移回北京，实可恼之至也。”巴罗则极为不满,他甚至联想起前此荷兰使团访问北京的住宿安排窘境。他如是评价弘雅园：“此园约15英亩，散布着数幢独立的小馆舍，既不够整个使团人员住宿，也容不下礼品和我们的行李，又疏于修整、破败不堪，以至于绝大部分都完全不适于居住。于是我们告知清朝官员，这种居所与一位英国特使的尊贵地位很不相配，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接受。对他来说，下榻于城里还是乡下并不重要，但是馆舍应有适当的生活设施而且体面。”在弘雅园住了两天，8月23日马戛尔尼向中方提出搬离要求，经过一阵讨论，中方答应了英方的要求。当天，马戛尔尼派他的秘书艾奇逊·马克斯威和一位译员随同王大人前往北京城内观看新安排的馆舍。
8月26日使团搬离了弘雅园，迁到北京城内的一处豪宅。关于这次搬迁情况，马戛尔尼有简短记录：“今早我们从圆明园迁往北京城里居住了。这所华丽的馆舍，在北京内城，地方很大，有十一个院子之多，其中有些还很大，空气又很好。”安德逊、斯当东、巴罗则有更为详尽的描述，安德逊对这一建筑评价较高：“墙壁的砌筑工夫是如此细巧，砖缝间的浆灰像线一样的细，而且是奇特的均匀，必须详细观察以后才能相信这不是画家所画而是泥水匠所筑，这不是用铅笔描画而是用镘划成的。这些砖犹如大理石一样平滑，16英寸长，8英寸宽，2英寸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人在房屋上的油漆艺术的高超，它的光泽不亚于日本式漆器，它的色彩不但能持久不退而且不受空气、日光和雨水的侵蚀。”斯当东对新居也很满意，他对新居观察得非常细致：“使节团在北京的馆舍宽阔华美，厅房甚多。”“这所官邸的建筑结构同一般中国大官的府第相同。整块园地由一个高的四方形砖墙围起，在一边的角端由一个小门通过一个小窄便道进到里面。从外面看很简单朴素，里面却非常富丽堂皇。”巴罗却不以为然，他的评价大打折扣：“新馆舍足够大，但是卧室肮脏不堪，久已不住人，急需修理，又全无家具。这座府邸被认为是全城最好的一所，……它是已故的广州海关监督，一个户部所建。他后来被提升为长芦盐政，又似乎因侵吞公款而下狱，巨额财产被充了公。被委派来照料使团的官员告诉我们，请求让英国使团占用这座府邸的奏报呈交给皇帝后，他马上批复道：‘当然可以啦。那个国家对建造该府贡献良多，你怎么能够拒绝她的特使临时用一下呢？’从这句话可以推断，清廷相当清楚广州当局对外国人的敲诈勒索。”巴罗所引乾隆这段话明显具有演义性质，斯当东早已说明搬迁新居之事，系“圆明园的总管大臣出来主持，说不必经过请示”，他一言九鼎。巴罗的评价充满了傲慢与偏见。新居原主人穆腾额，正白旗满洲人，武进士，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一年（1784—1786年）任粤海关监督，后因贪污腐败罪被罢官。
使团在京食宿安排,中方亦有材料简要记载。《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初八日廷寄》：“大学士伯和字寄直隶总督梁传谕长卢盐运使徵瑞：奉上谕：该贡使到京后，圆明园应在宏雅园居住，城內令备有宽敞房屋居住。”《七月初八日军机处致金简等函》：“启者，本日面奉谕旨：……该使臣到热河瞻观后，定于八月十六日起身回京圆明园，令在宏雅园居住，城内令在穆腾额入官房屋内居住，一切饭食等项，应派内务府人员妥为照料。其两处房屋，量为糊饰打扫，以备给住。”从这两处材料看，使团成员在京实为分弘雅园和穆腾额家两处居住。
9月8日使团到达热河，被安排在“建筑在一个山坡上”的宫殿。它处在热河镇的南顶端，位于行宫和热河镇之间。据考证，约为今承德市酒庙桥附近的佟王府。“整个馆舍非常宽大方便，从这里可以俯视全镇，和一部分御花园。”中方选择此地应是精心安排。安德逊详细描绘了这座庭院：
这座建筑不能算宏大或雅丽：它只有一层屋，高低不平，由于建筑在倾斜的地面上房屋高低不一。它的四周有一雉墙，但从山上高处可以窥见屋子，因为它就筑在这山坡上。
使团回到北京后仍回原住所。10月6日，离京路过通州时，在此住了一宿，马戛尔尼、斯当东、安德逊对所安排的住所说法不一。马戛尔尼说：“我们所住的地方，与城墙相距甚近，房屋建造的时间还不算很远。据说这所馆舍的建筑费值十万英镑之巨，原本是一个粤海关监督的私产，因为他在任上有营私舞弊的行为，皇帝把他的官职革了，很久以来就关在狱中服刑。据一位传教士对我说，那个海关监督弄来的钱财，大部分从广东英商上刮来，所以拿他的私产来招待外国人最适合不过。”此说似与其在北京的馆舍相混。斯当东说：“使节团到达通州之后，仍被招待在上次曾经住过的庙里。”安德逊说得更离谱：“到那里我们发现招待我们的设备已大有改变，分配给我们居住的房子不过是临时搭起的挂着席子的棚子。”三说应以斯当东的说法近是，且合情理。
值得一提的是，亚历山大的绘画作品中还保有《通州庙里的石碑》、《使团在京下榻弘雅园的石舫》、《使团下榻花园草图》三图，它们成为使团在通州、北京三处住所的历史见证。
招待 使团抵达庙岛后，中方立即给抛锚的英国“狮子”号送来食品，斯当东写道：“几只中国小船送来大批家畜、水果、蔬菜等供应物品，数量太大，使节船只简直容纳不下，只能收留一部分，将其余的璧谢。”“此后，不须提出请求，大批免费供应的物资源源不断送来。” 7月31日马戛尔尼在他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中方赠送的食物数量后，赞叹地说：“这样的厚待客人，我们在交趾支那，在舟山，在登州前所未有，东方人对待远客是这样的热情，真使人可感。”在随后的日子里，使团也处处感觉到中方的热情款待。
使团进京所到之处，每到一处就受到当地官员的热情接待，周围群众赶来围观，形成欢迎的人潮。8月12日，使团到达天津，“天津的长官，作为礼物，送来三包彩色绸缎，分赠给大使团人员”。8月16日，安德逊记道：“在航程中我们见到更多的村落，更多的人。经常供应我们的肉类、家禽、蔬菜和水果继续收到。约午后5时我们抵达通州城离北京约20英里，我们在这优美的河上航行至此告终。”可见由于中方的热情接待，使团人员是带着愉快的心情走进北京。
在饮食方面，由于中英习惯不同，使团人员对中方送来的食物有时可能不适。8月6日使团成员乘上中方接载他们的帆船，随即中方送来了食物。中午接到一批生牛肉、面包和水果，安德逊初次品尝的结果，“这牛肉虽则不很肥，但质量很好。但这些面包，虽系很好的面粉所制，但不合我们口味，因为中国既不用酵母，又不用烤炉，因此这面包实质上和普通的面团差不多。”中午又接到一宗煮熟了的食物，内中有牛肉、羊肉、猪肉，熏烤的和烹煮的都有，熏肉“味道也不合我们口味”，烹煮的猪肉“却远为适口”。类似的情形时常有之，并不足为奇，中、英方的饮食方式不同使然。
由于水土不服，英国使团上岸后，先后有三名成员在这段期间患病离世。8月19日晚，使团机工哈莱·伊兹先生因患急性痢疾而死。第二天使团为他举行隆重的军礼安葬，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中方提供了墓地，并允准使团自由地进入墓地举行葬礼，对此英方颇感欣慰。使团从热河启行之前，使团一名卫兵“因食水果，突然暴病身死”。9月21日使团从热河返回北京途中，使团的炮兵队员詹兰米·利特因患痢疾病逝，随队而行的其他几名士兵也传染上了同样的病，到9月30日，马戛尔尼卫队的50人中就有17人需要隔离治疗。可以想象，使团当时弥漫着恐慌的气氛。
考察马戛尔尼使团在北京、热河的行程和食宿安排，我们可以发现：第一、使团被允许通过海路北上，由大沽口登陆，然后转入内河航行，经天津、通州，进入北京，这在欧洲外交使团进京路线安排中前所未有，表现了乾隆对英国使团的特别礼遇。相对那些从前在广州登陆后，然后由陆路步行北上，进入北京的外交使团来说，英国使团实在是幸运得多。对此，巴罗曾感叹地提及此前荷兰使团从陆路进京的艰苦情形：“荷兰使团是由陆路进京的。时值隆冬，大江小河皆冰冻了，气温常常在冰点以下8到16度，全国大部分地表都覆盖着冰雪，可是他们常常需要连夜赶路。被强拉来为他们运礼品和行李的农夫们，尽管身负重担，还是被迫竭尽全力跟上他们。范罢览先生记录道，两夜之间，居然就有不少于8名农夫死于重负、冻饿劳累和官员的残酷对待。”第二、使团处处受到中方的热情接待和周到照顾，这对长途跋涉来京的英国使团的确在心理上多少是一个安慰。使团踏上中国的土地后，明显有一种安全感，这改变了过去他们对中国所抱有的成见：“过去一般都认为，对一个没有保障的外国人来说，深入到中国内地是一件困难的事，同时也是危险的事。带着英王委任状前来访问并得到中国皇帝鼓励的使节团，这一行人对自己的安全丝毫没有任何顾虑。……全体使节团员感到绝对的保障。”与前此荷兰使团匆匆赶路进京和在京郊一所“马厩似的处所下榻”的窘境相比，斯当东承认“中国对英国使节的豪华供应不同于一般外国客人”。清廷对英国使团在北京、热河行程的安排可谓从容不迫，有条不紊。
不过，接待像马戛尔尼使团这样庞大的外交使团，在中方可能还是首次。故清朝方面安排了严密的保安措施，以防不测。五十八年（1793年）二月二十二日乾隆谕有关督抚：“该国贡使到口时，总须不动声色，密加查察防范，以肃观瞻，而昭体制。不可意存玩忽，亦不可张大其事，务使经理得宜，无过不及，方为妥善。”从技术上说，保安措施常常是保卫、监视、控制三位一体，很难截然分开。故使团成员由于文化上的隔阂，对中方的保安措施，时常有不适之感，他们希望能自由自在的进行旅游观光或出入所经城镇，结果不免常与中方人员发生矛盾，使团成员在他们的日记中常常抱怨这一点。
使团与中方互换礼品后，清朝认为英国使团的任务已告结束；马戛尔尼不适当地提出要求扩大通商等六项要求，被乾隆敕谕一一驳回。随即清朝方面委婉地通知英国使团尽速离京。清朝做出让使团离京的决定是如此匆忙，以致使团成员在心理上感到过于突然，没有任何准备，安德逊如此形容当时的心境：“我们进入北京时好像是穷极无依的人，居留在北京的时候好像是囚犯，离开时好像是流浪者。”英国使团的北京、热河之行先缓后紧，易给人虎头蛇尾之感，这给英国使团成员心理多少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后遗症。后来的西方历史学家常常以这样的语词形容马戛尔尼使团在北京、热河被款待的过程：“平心而论，大使受到了最礼貌的接待，最热情的款待，最严密的监视和最客套的打发。”
三、马戛尔尼使团笔下的北京、热河
为完成自己的赴华使命，马戛尔尼在来华途中做各种“热身”活动，其中之一就是在知识储备上给自己充电。他在座舰“狮子”号上设置了一个图书馆，购买了欧洲出版的各种有关中国的书籍，东印度公司送给他不少于21卷的材料，他将自己的船舱按照中国的方式装饰，实习中国的生活方式。其他使团成员亦有类似的自觉.。由于使团成员本身是通过精心挑选组成，且注意了各种职业的搭配，所以英国使团不同于此前前往中国的任何一个欧洲使团，她不仅依托英国强大的经济、海军背景，而且在知识结构上有着高层次、多职业的组合优势。他们谙熟欧洲的汉学知识谱系，对自己的工作基础有清晰的认识。这一切有助于他们天然地站在一个新的工作起点上，对中国见闻做出超越欧洲其它国家传教士或外交使团的新的解释。
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沿着使团在北京、热河的行程，将其所见所闻以及相关纪录逐项作一回放。
初进北京城 8月21日使团浩浩荡荡开进北京，这是一个令使团所有成员都非常激动的时刻。临近城门时，斯当东难以抑制自己内心的激动，他对即将来临的这一刻充满着憧憬：“据说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都市，距离越近，心里越急于想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子。但这里还没有看到绅士住宅和别墅，说明距离北京还不很近。最后终于到达北京东郊。铺石的街道挤满了人。商店、作坊和顾客之多，处处表示出兴盛繁荣的气象。”“使团刚刚走到城墙，城上马上鸣炮表示欢迎。”“初进北京大门，第一个印象是它同欧洲城市相反，这里街道有一百呎宽，但两边房屋绝大部分都是平房，欧洲城市街道很窄，但房子很高，从街的这一头向那一头望，两边的房子好似彼此互相倾斜靠近一起。北京空气流通，阳光充足，人民表现非常活泼愉快。”斯当东给予北京高度的评价。
马戛尔尼记述了使团通过北京的路程：“北京郊区很广大，从东郊到东门我们走了十五分钟，我们花了大约两小时穿越北京城，从西门到西郊的尽处花了十五分钟，再从西郊到圆明园又花了两小时。”对于穿越的街景，斯当东、巴罗、安德逊给予了详细描述：
北京街道都是土路，需要经常洒水以免灰尘飞扬，许多漂亮的“牌楼”横穿街道。………牌楼上面共有三层顶盖，油漆雕刻得非常漂亮。
街道上的房子绝大部分是商店，外面油漆装潢近似通州府商店，但要大得多。有些商店的屋顶上是一平台，上面布满了各种盆景花草。商店门外挂着角灯、纱灯、丝灯或纸灯，极精巧之能事。商店内外充满了各种货物。
这座城呈长方形，周长40里，每1里等于600码，所以城墙14英里，不算每座城门外大量延伸的市郊地区，其面积约12平方英里。南城墙有三座门，其余各面都是两座，因此它有时也被称为“九门之城”，但是一般还是叫“北京”，即北方的都城。
当我们沿途经过时，我们注意到很多人把水泼在街上，使灰尘不致飞扬。当干燥的天气，这种灰沙不只使行路人感到讨厌，也使商店感到讨厌，如果不进行有利措施和必要的预防，则不能不损及暴露在外的商品。
北京的房屋从它的面积和家庭实用上看是低矮而鄙陋，但它的外貌却体面而雅观，因中国人对他们的店铺和住宅的门面装饰很讲究：店面的上层部分装上一种富丽的金字招牌；在住宅的上层楼阁，刷上油漆和各种装饰；不少妇女在上面按照中国的方式过着消闲的日子。
在穿过北京城区的过程中，使团遇到了几股队伍，其中一股队伍身着白色饰物，“用欧洲人的眼光来推测，以为这准是一个结婚典礼”，没想到竟是一支送葬的队伍。这似乎是一个不祥的先兆。使团在紫禁城北面当中的三座门对面地点“小憩”，然后经过景山、钟鼓楼，从东向西穿过北京城，落脚于京郊西北处的弘雅园。
高大、厚重的城墙，宽敞、平直的大道，低矮、木制的房屋，这就是展现在使团成员眼前的北京，这与一百年前欧洲传教士们所看到的和描绘的北京几乎一模一样。
圆明园 马戛尔尼可能是使团成员中真正有机会深入圆明园游览的人。为商量安置礼品，8月23日乔大人特别带他游览了圆明园，他当天的日记记载了自己所见的一切：
据说，圆明园周长十八英里。入园门，每经一处，就有一处的景色，其中亭台楼树，池沼花木，多到不可胜数，但又点缀得很适当，构造得很巧妙，使人见了几疑神工鬼斧。我们此次游园，不单是为了游览，而是要商量安放各种礼物的方法，所以只能在行过的地方略一寓目，未能详细观看。以全国之大，如果要逐一细览，恐非一两个月不能了事，就目前所见者，还不及十之一也。然而这十分之一，就已使我永远不能忘怀，我在日记中即欲详言其状，也觉得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处说起，倒不如不说为妙。
马戛尔尼仅以“正大光明殿”为例说明，因此地在他看来特别适宜摆放使团所带的礼品：“这座大殿面积既大，而且又极壮丽，正好用来陈设我们送来的一部分礼品。”“安排妥当，集此种种精致美观的物品于一堂，恐怕世界上再没有一处可与圆明园比拟的了”。同行的卫兵霍姆斯也描绘了参观的各种类型的优雅小建筑。
巴罗是使团成员中有机会对圆明园周围作较多观察的人。为安置科学仪器，他留守北京，自称在“皇家宫苑圆明园”居住了“五个星期”，因此他似乎成了使团中的权威发言人。斯当东在他的报告中遂引述巴罗的观察作为依据，巴罗本人在自己的旅行记中对所见的圆明园也花了不少笔墨，但他认为传教士们对圆明园美景的宣传有些夸大其词：“传教士和一些旅行家曾津津乐道北京和圆明园的宫殿多么宏伟壮丽。谁要是信以为真，那么一经目睹就会大失所望。这些宫殿跟该园的普通民居一样，全都是按照帐篷的式样设计的。所谓的壮观只是相对而言，就数量而言；其数量之多的确可以自成一个小镇。它们的墙比普通民居的高，它们的木柱更粗，屋顶更大，不同的部分使用不同的油漆和彩瓦。”他以为欧洲园林建筑并不逊色于圆明园，他甚至不同意威廉·钱伯斯（Sir William Chambers,1726---1796）对中国园林的观察：“要是单就我所见到的下一个结论，它们远远不像威廉·钱伯斯爵士所描绘的中国园林那样神奇和铺张。但是，它们绝对是精心构造之物，而且没有一件有违自然。”威廉·钱伯斯是一位建筑艺术家，曾两度来华访问，撰有《中国房屋、家具、服饰、机械和家庭用具设计图册》、《论东方园林》，他品味不低,具有专业的眼光，对中国园林的评价不致胡说八道。巴罗自称是使团成员中对圆明园观察、游览最多的人，但他由于监控的限制，是否真正获得机会深入圆明园内部进行游览，是一件令人怀疑的事，在他有关圆明园的文字中，除了一大段大而不当的批评外，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实景的描写。
紫禁城 进入北京城当天，使团成员就有幸看到紫禁城的“黄墙”。10月3日晨，马戛尔尼应和坤之召前往紫禁城接受乾隆皇帝致英王乔治三世的书信。这也许是此次英国使团唯一一次进入紫禁城的机会，马戛尔尼在日记中大致记录了这一过程：
计自金大人至馆舍，至吾抵宫门之时，为时不过一钟，而抵宫门后静候至三点钟之久，方见和中堂诸国老联翩出迎。行相见礼后，即导余进宫。经华丽之厅事数座、长桥数道，始抵宝殿之前。殿基极高，有石级数十，如梯形，石级尽处，有黄缎襔成之圈手椅一行，状颇郑重。中有一椅，椅上有一黄封，即系乾隆皇帝致英皇之书信。
吾等在殿下行礼后，拾级而登，至于宝座之前，和中堂乃指椅上之黄封曰：这是皇上赐予你们国王的书信，等一会儿，便须叫执事官送往你馆舍里去，但是照规矩你得先到此地来行个接受礼，所以我叫金钦差请你来。
马戛尔尼当天身体不适，加上和坤会见马戛尔尼时“恭静之中颇夹有威严之气”，故“心中至觉不耐”。他似没有心思欣赏这座心仪已久的中国皇宫。
随行前往的副使斯当东在报告中对所见的紫禁城极口称赞：
北京皇宫建在鞑靼城的中心。虽然北京距离鞑靼区山脉很近，是一个尘土飞扬的地方，但皇宫之内却似乎是天造地设的另一个天地。里面的山和谷，湖水和河水，断崖和斜坡，这样配合，这样的协调，任何一个外来的参观者进到皇宫之后都会自然怀疑到这究竟是一座天造地设的胜景还是人工的创造。整个这块小天地不知道耗费了多少万人的劳力，最后用来供一人的享乐。
随员安德逊在当天日记中也纪录了他所见的这座中国式皇宫。使团成员并没有机会进入紫禁城里面游览，对其内部情形，自然并不知晓，故其着墨相对有限。
北京与伦敦比较 正如法国传教士游览北京时喜欢将北京与巴黎作对比一样，英国使团进入北京后，即处处将北京与伦敦进行比较。初次观光北京城，使团成员即对所见交换意见，肯定在财富象征和商业繁荣方面，北京不如伦敦：
实际所看到的一切，除了皇室而外，远没有未到之前想象的那么美好。假如一个中国人观光了英国的首都之后做一个公正的判断，他将会认为，无论从商店、桥梁、广场和公共建筑的规模和国家财富的象征来比较，大不列颠的首都伦敦是超过北京的。
从城市绝对面积相比，北京虽比伦敦大，但从北京、伦敦与所在国家面积比例相比，则又要小得多，这样的类比似乎是当时的中国人绝不会想到。“按照面积比例来说，北京和中国相比，同伦敦和英国相比，差得很多。北京的主要部分称为鞑靼城，建于十三世纪一个鞑靼王朝。城是平行四边形，四边面对四个方位基点，面积约十四平方哩，当中是由黄城包围的皇宫。皇宫的面积至少有一平方哩。整个北京约比现在扩建的伦敦大三分之一。……北京鞑靼城之南称为中国城，汉人和所有外省因事晋京的人都住在这里。这个城约九平方哩，城墙大部损坏。住户拥挤在城的一小部分，房舍非常平凡，且不一律，其余大部分空着，或种庄稼。先农坛建在这里。”北京是一座皇城，它的格局和重要建筑、它的宽大的城市面积都反映了这一特征；而伦敦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商兴大都市，它所聚集的居民群体和展现的街区面貌与北京的确大不一样。
巴罗因未去热河，他在北京所呆的时间较长，有过多次在城内外游览的经历，故有机会对北京作更多、更细致的观察，他表示所见的北京并不如其所期盼的那样美妙，他将北京与欧洲城市的建筑做了对比：“这个著名城市给人的第一眼印象既不足以勾起巨大的期待，也不能引发深入的了解。接近一个欧洲城市，通常都会有丰富多彩的事物引人注目，如城堡、教堂的尖顶、穹顶、方尖碑以及其他高耸的公共建筑，人们心中自然就会想象它们各自的建筑特点和用途。在北京，连一根高耸于屋宇之上的烟囱都看不见。所有的屋宇都差不多一般高，加之街道纵横笔直，就像一个大营地似的外貌统一，整齐而呆板。”
他对路经北京街头的情景，特别是街头民众做了描写，并将之与伦敦作了比较：“在这样一种特殊场合聚集了如此众多的人是可以预料的，同样的好奇在伦敦也能聚集大批观众，但是北京和伦敦的民众之间有一种明显而惊人的不同。在伦敦，观众全是无所事事者，其注意力也集中在新奇的景物上。在北京，看热闹只是附带的，每个人都既忙于自己的事情同时也满足自己的好奇。事实上，似乎一年中的每一天都同样地喧闹、忙乱和拥挤。我一星期进出西门两三次，尽管有两三个士兵以鞭子为我开路，却没有一次是顺利通过的，尤其是在上午。不过，拥挤的人群完全限于大路上，也就是唯一的出城通道上。纵横交叉的辅街皆平静而安宁。”对北京热闹的街景、拥挤的道路印象深刻。
使团成员注意到北京与伦敦两城在某些细节上的区别，安德逊发现北京没有出租车：“街道上并无停着接客的车辆，不像在伦敦沿路可有出租的马车：高级人员都备有轿子，较低级人士则乘一种单马或单骡所牵引的两轮篷车”。巴罗留意到北京的垃圾处理办法：“虽然北京并不像古罗马或现代伦敦那样自夸有统一的下水道，用以排除大城市必然会积累的垃圾，却有一项长处是英国首都也难以发现的：没有散发臭气的粪便之类秽物被扔在街道上。这一种洁净或许更应当归功于肥料的珍贵，而不是警察的监管。每家都有一口大缸，一切可用作肥料的东西都被收集在内；缸满之后，可以毫不费力地用它们换钱或蔬菜。”这种人工处理拉圾的办法，有利于废物利用和培植肥料，但与欧洲的下水道排污法相比，其手段显然却较为落后。
使团成员眼中的北京仅仅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不是一个经济、商业中心，也没有繁荣的娱乐业，这与他们原来的想象颇有距离。“北京仅是中国政府的所在地点。它并不是一个港口，也不是一个工业和商业中心。中国政治制度上没有代议性质的机构来帮助，限制或监督皇权。北京也不是一个追求娱乐或享受的地点。欧洲许多繁荣兴盛的大都市同北京情况不一样。在那里住着许多吃祖先遗产或有政治靠山的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尽量销费金钱来追求享受。他们吸去国家的主要收入。……但北京的繁荣兴盛与此迥不相同。在这里，大部分人都有所司，或者服务于有所司的人。除了少数皇帝宗室而外，很少人在大家都各司其事的时候整天没有事做，专门追求享乐。”总之，北京只是一个传统的帝都而已，不是具有发达工业、商业和娱乐业的近代意义上的大都市。这些看法，与此前法国传教士对北京与巴黎两城的比较，只看到两城建筑、人口、街面的不同，明显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长城 长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9月5日使团到达古北口段的长城。登上长城，使团成员兴奋之情可想而知，马戛尔尼当天日记写道：
我们步行到了长城的城顶，举目四望，见到它的建筑之坚固，似已超出人类体力范围之外，世界上任何有名的工程，虽尽集合在一起也不能和长城的工程相比。可惜历年已久，毁坏者占其大半，而中国人又似乎对此不大重视的。
斯当东对发现长城似有一种意外的欣喜，站在长城他浮想联翩：
第四天早晨，遥望远山腰一条非常突出的曲曲折折的线条，好似从远处看苏格兰的格奈斯山上的石英矿脉。……我们没有想到这是一条城墙，也没想到它能建到这些地方。站在一处，一眼望过去，这条堡垒式城墙从小山岭到最高山顶，穿过河流上的拱门，下到最深的山谷，在重要隘口地方筑成两道或三道城墙，每一百码左右距离建有一座高大的棱堡或楼塔，整个这条城墙一眼望不到边。这样巨大的工程真令人惊心动魄。
斯当东将自己所见的长城构造、尺寸和建筑材料、堡垒和雉堞的大小尺寸都纪录下来，他从长城的修建推想到当时的中国政府，他甚至还考证了《马可波罗游记》为什么没有长城的记载。
安德逊并没有他的主人马戛尔尼那样拘谨，他尽情地欣赏了眼前的一切，与斯当东着重对长城的建筑成就描写不同，安德逊对长城的观感还伴随历史的反省和文明的批判：
这城墙是，或者可能是，曾为人类所创造的最宏大而惊人的工程。它的长度据说是超过1200英里，它的高度不一，随地势而异，在我立足之处有30英尺高，约24英尺宽。城基是方形的大石块，上层是砖，中间是黏土，上面用石板盖好。在城顶两面也有雉堞形的石砌短垣，3英尺厚。……
可是这最为宏大骇人的人类杰作，到头来也必衰颓；自鞑靼与中国合并成为一国，在统一的政府统治以后，这城墙就丧失了它的作用：在防卫与安全上不再有此必要，因而到今天对它的维护也不再注意；这个由坚毅的劳动所造成的伟大纪念品，依据国策而努力进行的无比的建筑物，它的使命业已终了，无穷尽的颓废从此开始。这可算是一宗大事业的灭坏的榜样。
亚历山大未获准跟随马戛尔尼前往热河，他耿耿于怀地表示：“只离长城——这人类的奇迹，智慧的见证——50英里了，却不得而见，乃是这次旅行中最最扫兴的事情了。”尽管如此，他还是根据使团成员亨利·威廉·帕里什中尉的口头描绘，以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创作了颇为壮观的《古北口长城》，展现了长城的雄姿。此画在西方流传甚广，迄今仍是西方世界以长城为题材的代表性经典画作。
热河 按照清廷的成规，外交使节未觐见皇帝以前，不得随意游览北京或皇家园林。故8月30日马戛尔尼向徵瑞提出游览北京风景古迹时，他的要求未得到允准。马戛尔尼在热河觐见乾隆后，9月15日随即获准游览御花园，马戛尔尼知道这“在中国制度上是一特殊恩典”。此次游览由和坤、军机大臣等数人亲自陪同，它使马戛尔尼大开眼界，他无比兴奋地在日记中纪录了这次游览给自己带来的愉悦的享受：
这些建筑都很宏大壮丽，有些悬挂着乾隆皇帝的秋狩图或功业图，有些又藏有各种大玉瓶及玛瑙瓶，或精美瓷器和漆器；更有些则收藏欧洲玩物和音乐歌唱器，……看到了这许多丰富的收藏，使我们吃了一惊，受惊的是我们带来的礼物如果和这儿所藏的相较一下，简直小巫见大巫，我们只好“缩藏其渺小之首”了。但中国官员对我说，这里所收藏的东西，拿来和寝宫中所藏的妇女用品相比，或与圆明园中专藏欧洲物品的宫殿相较，犹相差远甚。……
我如果要详详细细描写万树园中的一切景物，实在是写之不尽。凡英国国内所有的天然景色，万树园无不皆备。……我游玩了六个钟头之后，细心观察，我简直不能找出这座万树园有什么弱点。
9月16日，马戛尔尼杜门未出，斯当东勋爵和几位随员“一同出门，行至乡村里游览”。斯当东也对这座御花园欣赏不已，“整个花园既有天然的雄伟气概，又有秀丽的人工创造”。“园内的自然产物似乎天造地设地使它生在那里点缀风趣，而人工加工部分看上去似乎没有使用工具而只是人的双手创造”。马戛尔尼、斯当东及其随员饱览热河御花园胜景，他们相关的游记后来在欧洲广为流传，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正是阅读了这些游记，带着朝圣一般的心情踏上前往热河的旅途，在斯文·赫定的游记《热河：帝王之都》一书中多处引用马戛尔尼等人的作品，并专辟一章介绍马戛尔尼在热河觐见乾隆的过程。由此不难想象马戛尔尼的热河之行所产生的后续影响。
军事 使团中有多名军官和随行的卫队，涉及海军、步兵、骑兵、炮兵多兵种，他们是职业军人，故在旅途中，对所见所闻有着特有的职业军人的敏感。尽管沿途受到清朝官员和士兵的严密监控，使团成员对沿途所见的军事要塞、城池工事、军队人数、武器装备都作了细致的观察、测算和纪录，这一工作显然具有搜集军事情报的性质。朱杰勤先生注意到使团所抱的这一特殊目的，他指出：“英使团中的人对于中国的国防军备的情况都特别留心，例如安德逊的《英使访华录》就描述得很详细。1793年6月7日使船经过越南托伦港，派了七个人乘快艇去测量海岸，被捕后放回，似乎他们之来，不是为了友好通商，而是带有窥探国家虚实的意图。”负责搜集军事情报工作主要是炮兵队军官兼测量员H· W·巴瑞施上尉。
8月5日英国使团乘船到达大沽口，安德逊随即观测了炮台及其附近水域：
这地方只有一个炮台，仅仅是一个方形的塔，看样子与其说是为了保卫之用，不如说是为了装饰。它虽然是很靠近海面而且临视着江口，但是在围墙上一个大炮也没有。
这一段河面的宽度约220码。河水很混浊，和它流入的黄海水色相像。河水深浅不一，有几处深9英尺，有些地方6英尺，但没有浅于2英尺的地方。
安德逊对沿途所见清军的服装、携带装备、旗帜、队列都作了细致观察，对所经通州、北京的城门、城墙及防御工事和守备军队也有较为准确的描绘。
8月5日，清朝总督、钦差在河岸接见英国特使，一队中国士兵在后面列队欢迎，巴瑞施上尉将其队列由前到后作了纪录。
9月5日，使团到达古北口长城脚下，经过关隘时，巴瑞施对周围的兵站、城堡做了详细的军事调查。使团到达古北口长城附近的豁口，得以有机会上城顶去参观，利用这一机会，巴瑞施又对周围的军事工事做了详尽的测量和纪录。斯当东对他的测绘工作表示非常满意：“从以上巴瑞施上尉所做的详细的调查研究，我们对中国在纪元以前年代的建筑和军事技术可以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整个来说，它表示出当初从事这项巨大工程时政府的决心，表示出动员这么大人力物力的当时社会的高度发展水平，以及完成这项建设的精力和毅力。”
对北京到热河交通的特殊用途，使团经过七天的旅行亦了如指掌。“北京热河之间的公路，很是平坦，尤其是最后两天所行的路，更为完整可喜，但这条公路并不是御道，御道是和公路平行的，平时严禁人行，只在皇帝出巡之时，御道上才盛陈卤簿。此等帝皇之尊严，世界上恐怕只中国有之。”对沿途的军队人数，他们也有意摸底，“从热河到北京的御道，共长一百三十六英里，所用修路的兵丁有二万三千人之多，每相隔十码远近，就有十人一队在工作。故此御道附近，逐段都有营幕，每一营幕驻兵的人数，由六名至十五名不等。”“据说，皇帝驻跸热河之时，用作护卫的军士，多至十万名以上。”可见，使团利用这一机会又了解到京畿周围的卫戍兵力。
在亚历山大的画作中，不少是军事题材的作品。或画军事工事，如《天津附近的军堡》、《兵堡》；或画所见军人，如《鞑靼骑兵》、《穿常服的士兵》、《士兵肖像》、《鞑靼骑兵》、《中国军官王文雄》；或画军事器械，如《手持火绳枪的军人》、《弓箭部队的官员》、《中国海船》。在《鞑靼骑兵》这幅画的说明中，亚历山大如是评价清军骑兵：“英国使团见到的所有的骑兵，如同画上画的，都是平庸的，参差不齐的，最不像骑兵的。”这样轻蔑的判断，实际预示着半个世纪后中英交战清军的可怕命运。
人口 中国是一个人口巨大的国家，这一点使团成员虽早已知晓，但真正身临其境，看到到处是拥挤的人群，人口众多给使团成员的确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使团进京途中，沿途不断遇到群众围睹，以致安德逊惊叹，“出来观看这一列接载大使的新奇的航船队伍的人数难于计算；这给我们一个完整的印象是，中华帝国拥有大量的人口。”路经天津时，当地官员告诉使团“天津有七十万人口”，斯当东确信这一数字，“从岸上拥挤的大量观众来估计，即使其中包括一些附近外地来的人，但出来看的妇女和小孩甚少，这个数目加估进去，七十万的数字是可能的”。
北京的人口数量，斯当东估计约三百万，他采取的计算办法仍是过去传教士通常使用的老办法——通过目测住房数量估算人口。“根据杰美利·卡尔所述耶稣会徒格利马尔第在前一世纪的估计，北京有一千六百万人。另一个传教士的估计小得多，但只鞑靼城就有一百二十五万人。使节团所得到的比较最正确的数字，全北京的人口约三百万人。按照北京的矮房子，实在容纳不下这么多的人。中下级人士住得非常挤，他们的家里除了寝室而外，没有多余的房间。中国的家宅一般都由六七呎高的墙包围起来。家宅之内老少三辈带着妻子小孩都住在一起。一家人住在一间房子里。一间屋子分开几张床，当中用席隔开。全家在一间公共的屋子吃饭。”斯当东所估的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当时北京的实际人数。据后来的研究者统计，清朝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京师的城市人口（含内、外城）986978人，周围州县人口1193315人。
尽管北京房屋低矮，人口拥挤，但斯当东对北京的城市管理仍给予了高评：“北京居民虽然住得这样挤，但并不影响人们的健康。中国人大部分时间在露天生活，根据天气冷热增减衣服。此地天气干燥，不产生腐败性疾病。纵欲的行为也很少发生。北京人口虽然这样多，但秩序良好，犯法事件很少。同英国古代十家联保制度差不多，在北京每十家中有一家必须对其余九家的行为负责，实际上也就是九家归一家管。城内打更守夜制度严格执行，全城好似一个兵营，人们住在里面享受安全，但也受一点限制。”巴罗也基本认同斯当东对北京城市管理的意见，“京城的治安管理非常好，居民的安全和宁静很少受打扰。在每一条横街的尽头，以及街上一定的距离之内，都有一种横栏，带有岗亭，其中有一个兵丁。很少有不设岗亭的街道。”北京街面秩序良好，是使团成员的共识。
地理环境 了解地理环境是使团的一项既定目标。从斯当东的航海日志可以看出，他几乎逐日记录了所经海水的深度、海域的经纬度、气候变化等情况，使团甚至以自己的方式命名某些经过的重要地点名称。当使团抵达舟山群岛，斯当东承认：“过去欧洲船只最远只到过舟山。以后这一段约占纬度十度、经度六度的航程，它的具体情况，除了住在沿岸附近的中国人了解一些附近的情况外，对欧洲人来说，是毫无所知的。……在舟山找到的两个领航人过去经常在这段海上航行。使节团可以在他们领航之下毫无危险地对这一广大的海面进行一次探查，这个机会是非常宝贵的。”7月9日使团舰队进入黄海水域，斯当东每天都留有航行日志。7月17日使团舰队到达登州府湾附近水域，当天看见两个海角，加上前一天望见的一个小岛，“对从南开进渤海的船来说是最初遇到的陆地”，他们于是将这三处分别命名为：马戛尔尼海角、高厄海角、斯当东岛，并准确纪录了它们的经纬度。舰队抛锚停泊在大沽口期间，又对周围的地形、水域情况和散布岛屿及经纬度作了详细纪录，留下了极有价值的数据。这一带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舰队登陆的地点。
在从大沽口到北京和从北京到热河这两段路程，使团对沿途的地理环境、山川形势、交通路程、城镇建筑、天气变化都颇为留意、一一逐项纪录，甚至在北京至热河的沿途还采集了67种植物标本，巴瑞施测量热河的纬度为北四十一度五十八分，其工作之勤之细，绝非中方所可能想到。
妇女 马戛尔尼使团成员为清一色的男性，在长途旅行中对异性的注意自然成为使团成员的趣闻和调节他们跋涉之苦的甘露。在整个访华过程中，使团成员除了巴罗有过一次吃花酒的“艳遇”外，其他人都未近女色。可以想象，使团弥漫着一股性压抑的气氛，对异性的渴望是使团成员被抑制的欲望，以至任何女性的出现，都会招来大家的眼光。
乍到北京，在欢迎的人群中，使团成员惊喜地发现一些漂亮满族女子进入他们的视野：“女子在北京的人丛中很常见，或者漫步在窄街上，或者骑在马背上，跟男子一样叉着双腿。不过她们都是满族人，穿的长缎袍垂及脚面。……她们的皮肤却明显地比汉人的白晳。汉族女子在北京比在其他地方更严格地被拘束在室内。”对满、汉妇女不同社会地位有一清晰的了解。
安德逊根据自己的短暂接触，对中、欧妇女作了比较，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北京妇女开放、美丽的好感：
认为中国妇女是被关在屋子里不准与外人相见的见解，是无甚根据的。会集观看英国使团马车队的大量人群中至少有1/4的人是妇女，这比例数字大大超过在我们自己国内所遇到的由于观看新奇事物而聚集起来的人群中的妇女的数目。……
我们在北京旅行时所见的妇女，一般的容貌极为娇嫩，面色是自然的优美，但她们尚不满足于此，因此在面上还擦些化妆品。她们也用些口红，但使用方法与欧洲妇女用唇膏的办法完全不同，她们在她们的嘴唇中央点上深红的一条，毫无隐避其修容之意，这显然增加美容不少。
在亚历山大的画册中，保有数幅妇女题材的图画。其中有一幅以《贵妇人》为题的作品，画家在这幅画下留有说明：
除了用缠脚布把脚缠成三角形，使脚致残这种非自然的习惯外，这位身着长裙的上流社会女子的生活没有什么不适当的。特别是她头部的装饰，常常体现出很好的品味。妇女的头饰一般会用做衣服的绸料制成，尤其是其中绣花的部分，看上去极为漂亮。……图中背景是北京西直门附近的花园。
这幅图画生动、自然，堪称珍宝，即使在同时期中国人的画作中，我们也不易找到与之媲美的类似题材的北京贵妇图画作品，怪不得大型画册《京华遗韵——西方版画中的明清老北京》一书为吸引读者，在封底刊登此画，以之作为广告。
官场 英国使团由于受到清廷的严密监控，加上语言不通，与普通民众交往、交流的机会甚少。他们只能与为数极少指定陪同的官员交往，在这极为有限的人员交往中，他们对清朝多少有了一些由表入里的认识。
初次相会陪同的中国官员，中国官员讲究排场的作风即令斯当东印象深刻：
他的官气十足，每次拜会的时候，前面都由一些兵士和仆役高声吆喊肃清道路。……中国官员出门都是按照身份携带随从人员。这种排场为的是使一般人民对之肃敬，任何官员独自一个人随便在路上走，将被认为是一件不体面的事。
从款待使团的奢华花费，使团成员也看出了清廷的腐败一面。“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他们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荤菜许多道。空闲的时候，他们就吸烟或者咀嚼槟榔。他们有时把一些香料放进烟内，有时放进一些鸦片。关于历史、戏剧、小说等消遣性质的读物，中国很多，但这些官员们似乎没有欧洲文明社会那种以读书作消遣的风气。他们没事时宁愿闲坐着，也不愿读些有兴趣的书或者做些体力劳动。”说中国官员缺乏读书习惯，并不合乎实际。但指出其讲究吃喝，则并不为过。马戛尔尼从陪同官员王、乔大人那里获悉使团的消费开支：“使节团在北京时，每日费用规定为一千五百两（每两约合英金六先令八便士）。中国的生活程度很低，物价极廉，而使节团一日的费用竟然要一千五百两之巨，真是骇人闻听之事。我们在北京时，虽然一切供应颇有失之奢汰（侈）之嫌，但何至每日要开销至一千五百两之多，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也许是乾隆皇帝为了优待我们，定下了这个极为优裕的数字，而经手人太多，层层剥削，规定的数目与实际的开销相去极远。”在“康乾盛世”的背后潜藏着的是官场腐败，这是清朝统治的危机。实际上，与英国使团接洽的清廷高官和坤，后来即因贪污腐败而被治罪。
与乔大人、王大人接触不久，马戛尔尼就觉察到满汉官员的矛盾和严重的民族歧视的存在。乔、王在闲谈中，实话实说：“他们的皇上是满洲人，所以重用满人，而不十分信任他的汉族子民，因此朝廷有什么大政，有汉人办理，就一定要加派一个满人去插手其间”，徵瑞即是一位“愚昧昏暗”且“人格不大好”的钦差大臣。松筠取代徵瑞出任钦差大臣后，马戛尔尼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乔大人与王大人虽然也都称为‘大人’，但他们尽量避免当着松大人的面前来见特使，他们在松大人面前须恭敬侍立，没有坐位。有一次特使的中国翻译不自觉地当着松大人的面前坐下，马上被他纠正站起来。”满汉官员之间的等级差别如此严重，着实让马戛尔尼对乔、王二位同情，他俩大概算是与马戛尔尼认为“中国朝廷中有几位大员和我们感情很融洽”的官员吧！
如果说满汉矛盾是清朝统治者的软肋，那么对世界知识的无知则是其最大的盲点。斯当东深感中国官员世界知识普遍都严重匮乏。“除了在广州而外，中国人对一切外国人都感到新奇，但关于这些外国人的国家，他们却并不感兴趣。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中华’，一切思想概念都出不去本国的范围。”“他们的书上很少提到亚洲以外的地区，甚至在他们画得乱七八糟的地图上也找不到亚洲以外的地方。”“对于更远的区域，中国政府，如同外国人做生意的中国商人一样，只有一个抽象的概念。其余社会人士对于任何中国范围以外的事物都不感兴趣。”遗憾的是，斯当东指出的这些问题，直到四十多年后鸦片战争爆发时仍没有任何改观，当远道而来的“英夷”以船坚炮利的优势打开中国东南大门时，朝野上下对英吉利的精确位置却依旧是茫然无知。
弃婴 太监 在有关北京的描述中，除了景物和官场外，使团报告还特别提到太监和弃婴和两大问题，这显然是他们看到的这个城市最令他们感到难以理解的阴暗面。
马戛尔尼从与劳神父的交谈中，了解到中国信教的人数约有五十万人，北京一地就有五千人以上，这些信徒的来源很大一部分来自弃婴。“中国的贫民常因生活困难，将婴儿残害。这种事情，在我们欧洲人看来是伤天害理的，但中国人却处之泰然。”传教士正是利用这一机会，将这些弃婴收为自己的信徒。巴罗因与传教士交谈机会较多，获得了更多这方面的讯息：“清廷默认京城的巡街兵丁有责任雇一些人，在清早拖着板车收捡夜间被人抛弃的婴尸。他们不加追究，只是将尸体拉到城外的乱坟冈去，据说不管是死是活，都一扔了之。在这个可怕的乱坟冈边，北京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团有人轮流看守，选出最有可能存活的救下，以作将来的信徒，同时也为剩下的那些有可能还活着的做临终洗礼。”“根据我们交谈过的传教士所给的数字，取其平均数，我得出的结论是，每天在北京大约有24个婴儿被扔到那个乱坟冈。……这样算下来的结果，在京城一地每年就有近9000弃婴。一般认为此数目相当于帝国其他部分的总和。”所提弃婴数目，正如他们所预估的北京人口数量一样，明显有夸大之嫌。
如果说弃婴现象属耳闻的话，太监则是亲见。在圆明园、热河皇家御花园、紫禁城，使团随处都能看到这种“不男不女”的太监。斯当东猛烈地抨击了自己亲见的这种太监现象：
宫内侍从人员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在性熟期以前被割去生殖机能的人。在一个国家里，只是疯狂的猜忌心理才想到要用戕贼一种性别的主意，使其成为另一种性别的护卫者，并且可以不怀疑，同时也只有无限制滥用权力才能把这种残酷不人道的主意付诸实施。……乾隆皇帝的祖父，康熙皇帝，曾放逐了六千名太监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但从那时到现在，太监人数又逐渐增多，北京和圆明园内的宫殿里又充满了这种人了。……
中国人根本不懂外科学，他们连放血都不会，人体解剖是他们所深恶痛绝的。在这种情形下，对于一个英国人来说，简直无法理解他们是怎样进行这种割生殖器的复杂手术的。
太监是中国皇权制度的附属品，如此非人道现象的长期存在，的确给使团成员上了一堂生动的中国皇权专制的历史课。
除了日记、游记、报告这些文字性的材料纪录自己的访华见闻和感受外，使团绘图师亚历山大还留有大量的写实图画，这些画作更为生动、形象地纪录了沿途的城镇要塞、山川形势、风土人情、民居建筑。其中涉及北京、热河的风物画大致有三类：一、建筑画，如《在白河见到的兵站和礼炮》、《天津附近的军堡》、《圆明园的房子》、《北京的皇宫》、《牌坊草图》、《热河“小布达拉宫”》等；二、人物画，《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侧身坐像》、《乔大人》、《抽旱烟的乔大人》、《中国军官王文雄》、《上层社会母子与仆人》等；三、风景画，如《避暑山庄中远眺棒槌山》等。这些图画为使团的“北京经验”增添了新的材料，也给这位地位低微的画师带来了不朽的名声。
使团成员对所经北京、热河等京畿地区的游览虽带有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的性质，其描述也不免一鳞半爪，或片断素描，但大体反映了他们所见的实景实情，由此引发的观感也具有“经验”的成分。由于使团是一个集体，成员之间能分享所见所闻的材料资源，在使团内部亦形成一种独特的集体记忆、甚或有故事流传，他们在饱览风光迷人的景色后逐渐使直观的印象形成一个鲜活、充实的新的“北京形象”。使团成员对北京的解读不再像传教士那种充满对巍峨的东方帝都羡慕的笔调，而是在细微的观察之中伴随某种文明的批判和超越的审视，这是一个新的转变，它是一个步入近代社会且伴随工业革命崛起的新兴民族对一座浸透着古老文明的大都市的审读。
结语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在中西关系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中英关系史上更是一个新的起点。对英国乃致欧洲来说，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正因其如此重要，研究中英关系史的著名学者普理查德才认定其为早期中英关系发展的“决定性时代”。
首先、马戛尔尼使团出版的游记、报告，改变了过去主要由传教士传播“中国经验”的做法，开启了非神职人员主导欧洲“中国经验”的新局面。
从明末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进入中国开创传教士汉学时代，欧洲主要通过在华的传教士传输“中国经验”,了解遥远的东方文明古国——中国。接踵而至的法国传教士虽在十八世纪取代意大利掌控了在华传教的主导权，但他们的职业身份并没有改变, 他们以基督教的立场解读中国, 他们的“中国经验”往往局限在宗教的范围内，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十八世纪是“传教士汉学”步入鼎盛的时代。
马戛尔尼使团游记、报告、画册出版后，很快风行欧洲，刮起了一股新的出版“中国热”。这些读物不具宗教色彩,至少在三方面为欧洲的汉学知识谱系增添了新质：一是因有一批职业科学家、机械师、医师等专业人材参加马戛尔尼使团，他们对中国在相关学科知识（如力学、化学、天文、医学等）的评估和中西之间差距的比较，较此前传教士的了解明显有了新的进步。斯当东、巴罗在他们的游记中对中国古代科技、艺术，如印刷、火药、建筑、人文、艺术有大篇幅的评论，这些看法实为使团的经验总结。二是因有一批军官和不同兵种的职业军人参加使团，使团无形之中带有军事色彩，他们对所游历之地进行军事考察（如测量山川地形、观测军事工事、调查兵力部署、观察军事武器、考核清军素质），大大推进了对中国实际军事状况的了解。三是因有专业画师和绘图员参加使团，他们创作的近千幅图画为欧洲汉学知识谱系增添了新的篇章。过去虽有传教士画师进入宫廷，为清廷绘画，他们为增进中西美术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与这些传教士画师服务于中国皇帝不同，亚历山大的创作目的完全是为了满足其了解中国愿望的需要，所以他的画作具有写实、传实的性质，他为西方展现了一幅幅十八世纪末中国风情的绚丽画卷，“使欧洲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好地了解中国”。
“有关中国知识的激增也许是使团最为重要的收获”。这些新增的中国知识大大改变了欧洲汉学依附神学的状况，提升了其科学化、专业化和技艺的水平，增添了新的军事色彩，从而使欧洲汉学朝着世俗化和旅行者的方向发展。
其次、马戛尔尼使团的旅行记、报告对中国的现状和实力作了新的评估，强化了其原有的贬华倾向和英国人此前已有的优越感，增强了其向中国殖民开拓的信心。
在英国使团来到中国以前，英国著名哲学家休谟就批评中国：“没有人敢于抵制流行看法的洪流，后辈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敢于对祖宗定制、世代相传、大家公认的成规提出异议。这似乎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理由，能说明为什么这个巨大帝国里科学的进步如此缓慢。”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也发现：“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态的报告，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经完全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各旅行家的报告，虽然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关于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和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属的记述，则众口一词。”敏锐的英国思想家已捕捉到中国在科技、经济方面发展缓慢的信息。
英国使团经过自己的实地考察，大大强化了此前的贬华倾向。马戛尔尼说：“种种原因导致政治领域不可思议的现象。自从鞑靼人150年前进入中国以来，这个国家在一种削弱的管理状态下逐渐衰落，被内战和叛乱搅得混乱不堪，被几个无价值的竞争者争夺不已。”斯当东说：“他们中国人对地球和宇宙的关系完全无知，这就使他们无法确定各个地方的经纬度，因此航海技术永远得不到改进。”“中国人虽然在特定的几种工业上的技术非常高超，但在工业上和科学上，比起西欧国家来，实在处于极落后的地位。”巴罗说：“在总体上，可以认定中国是现今世界上尚存的、最早达到一定文明程度的国家之一。不过此后，因为朝廷的政策或其他原因，它就停滞不前了。他们在2000年前，当全欧洲相对而言可以说还未开化之时，他们就已经有了跟他们目前所有的一样高的文明了。但是从那以后，没有任何方面有任何进展，在许多方面反而倒退。目前，跟欧洲相比，他们可以说是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伟大，在举足轻重的大事上渺小。”使团这三位要员对中国现状的评价，彻底修正甚至颠覆了此前十八世纪欧洲“中国热”所树立的中国形象。对此，美国学者孟德卫（David E. Mungello）如是评论道：“早在1800年前，中国的衰弱已经渐露端倪。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期间的观察就给出了一个最清晰的影像。”
中国形象的改变并不独是英国使团所有，法国启蒙思想家早已有之，甚至可以说可能是法国人影响了英国人的看法。但对中国实力的评估，却是英国使团此行的一个最大收获。孟德卫甚至认为：“虽然马戛尔尼使团的出使是一次外交失败，但在东印度公司看来，其所获取的信息可以抵偿他们的赞助费用。”斯当东在他的报告附录中有十个表，详列了他获得有关中国土地、人口、国家收入、官员数目及薪俸、英国和其他欧洲各国对华贸易、英国对华贸易、外国从中国运出茶叶统计等统计数据，这些数据充分显示了英国使团对中国了解的精确程度，为英方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巴罗的旅行记从皇城行宫、社会百态、宫廷生活、人文艺术、法律制度、宗教信仰、农村面貌多方面对其所见所闻作了报道，他的评述虽充满了傲慢和偏见，但也的确展现了中英实力对比的天秤已朝着有利于英国的方向倾斜。《马戛尔尼关于中国的考察报告》分风俗与个性、宗教、政府、法律、财富、人口、税收、军事、贸易与商业、艺术与科学、水利、航海、中国语言诸节对中国的现状作了新的评估。这份内部报告明显增强了英国方面的实力感。“马戛尔尼的伙伴们到达中国时坚信自己比其他欧洲人强，他们回国时又增加了一种新的信念：他们同样也比中国人强。他们看到这个从马可·波罗以来大家都说得天花乱坠的帝国竟是如此的落后。为什么呢？因为它反对进步、反对科学、反对事业精神。相反，他们却发现了自己强大的动力”。英国使团成员普遍认为在航海、科技、军事方面，他们已遥遥领先于中国。
最后、马戛尔尼使团的使华游记为英国发动两次鸦片战争提供了丰富的情报资源和动力因素，成为英国抉择英中关系的重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马戛尔尼使团实际开启了中英关系甚至中西近代关系史的序幕。
马戛尔尼使团与后来的中英关系及两次鸦片战争存有密切关系，大致有四条线索可循：一是马戛尔尼使团对沿途风土人情、城市面貌、地理环境的实地考察，填补了此前英国人没有亲身游历北京、热河、天津等地和黄海、渤海海域的空白，其旅行纪录自然也就成为后来英国人“中国经验”的主要材料来源。事实上，英国军队在两次鸦片战争的活动区域和入侵北京的路线，正是马戛尔尼使团走过的旧路，使团不蒂充当了英军或英法联军的先导。二是马戛尔尼使团掌握了大量中国军事情报，从环绕在英国战舰周围简单、笨重、低矮的中国帆船，他们看出了中国水师与英国海军的明显差距；从粗犷的武将王大人那里；他们获悉了中国军队的步、骑兵人数和诸多军事材料；从清军那些翻跟斗、叠罗汉的操练，他们得出其根本无法匹敌以精确瞄准火器为主要训练内容的英军的结论。乾隆皇帝为了展示军威，上谕沿途各省督抚排列军队，供使团检阅，没想到这反而给英国使团提供了实际观察清军的绝好机会，据马戛尔尼12月18日日记载，使团南下后，“自南州府以降，每过一城镇即有极严肃之兵队向吾辈行礼，此军队行礼之事吾于所经各处均遇之。”“然以余观之，此种宽衣大袖之兵，既未受过军事教育，而所用军器又不过刀、枪、弓、矢之属，一旦不幸，洋兵长驱而来，此辈果能抵抗与否？尚属一不易置答之疑问也。”英方以为清军缺乏战斗力，不堪一击。依恃其拥有的军事优势，故他们后来胆敢远道而来，悍然发动一场又一场侵略战争。三是使团虽未就扩大两国通商的六项要求与清朝当时达成协议，但他们掌握了中欧之间茶叶贸易较为真实的数据，这为英方后来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实为其以战争手段达到马戛尔尼使团扩大通商要求的继续。两次鸦片战争所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远远超越了马戛尔尼使团当年提出各项要求的范围。四是使团的最小成员小斯当东1816年作为阿美士德使团的副使再次访华，以后又当选为英国议会议员，1840年英国下议院就发动鸦片战争进行辩论时，他是主战的强硬派代表。
返观中国，这件对英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在中国却是一片空白，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影响的痕迹。随着马戛尔尼使团的离去，清朝又回复原态。英国阵营强大的使团，没有引发清朝深入探究英国的冲动；马戛尔尼使团赠送的科技仪器、军事武器，没有激发起中方研究近代科学的兴趣。一切就像没有发生一样，中国后续的历史没有因此产生任何连锁反应。面对这样一种无奈的结局，戴逸先生只能以“失去了的机会”表达对清朝的遗憾。如果说，乾隆“限关自守”政策所发挥的限制性接触这一防范作用，也许还情有可原，但面对军事、科技方面落后的压力却无动于衷，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应对措施，则反映了清朝自我更新机制的衰竭。由此造成的社会停滞局面，最终让清朝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注释略，请查阅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