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一个令人伤感的日子，它是我们共同的师长、亲人、同事、朋友胡军离开我们一周年的日子。胡军走得很突然，突然得有些令人震惊，有些让人难以置信，对于他的亲友来说甚至可以说是不知所措。我自己也经历过类似亲人逝世的伤痛，经历过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所以在得知胡军兄去世的消息后，立即给杨书澜老师发出微信表示哀悼，并嘱她节哀顺变！
我与胡军兄接触不多，也不少。我们相识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当时北京大学中文、历史、哲学三系之间的互动与合作时常有之，例如北大筹办文科实验班，就是三系合作，轮流坐庄。中文系成立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创办集刊《现代中国》，我和胡军应邀加盟，忝为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和集刊编委。我们因此在中心或编委会的聚会、聚餐得以谋面切磋。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因此呈现出多学科的色彩。在《现代中国》集刊上，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胡军的大作。那是同仁集刊的黄金时代！北大哲学系为迎接90周年系庆，陈来曾组织编辑了一套“北大哲学门经典文萃”（10卷），胡军负责编辑《金岳霖卷》，我应邀编辑《胡适卷》，这是我与哲学系合作的又一次机会。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20多本著作或编著，其中有7本是在杨书澜老师负责的综合编辑室出版，对杨老师的长期支持和帮助，我谨致以由衷的感激！
我与胡军兄共同爱好的主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共同的取向是对北大思想自由的学术传统的爱护，是对北大大师级的前辈学者蔡元培、胡适、冯友兰、金岳霖的敬重。大家知道，胡军的研究生涯是从研究金岳霖开始起步的，他在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推出学术传记《金岳霖》，在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中国大哲学家研究系列”里贡献《道与真——金岳霖哲学思想研究》，使他真正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金岳霖研究的专家。他撰写的《知识论引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修订版改题《知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则显现了他沿着金岳霖开辟的学术路径继续推进知识论研究的雄心。
在我负责筹备的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关的几次国际学术研讨会，都得到了胡军兄热情支持。2009年为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我们召开了“五四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五四——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胡军提交了长文《新文化运动的现代意义》。2016年，为纪念胡适诞辰125周年，我们主办了“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胡军提交了《胡适“争取学术独立十年计划”之现代解读》的论文。2019年为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我们主办了“百年回看五四运动——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人文学术论坛”，胡军提交了《蔡元培校长与五四运动》的论文。从他的论文表达的倾向可见，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建设，对北大的学科建设，对学术自由精神，都有一个人文学者的本能关怀。
胡军有着深厚的中西哲学学养，新世纪初汤一介先生曾经主编“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丛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胡军担任《分析哲学在中国》一卷，这是他打通中西哲学的一次努力。这套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好评。胡军撰写的《分析哲学在中国》2007年还被选入《中国文库》再版。
上个世纪90年代后伴随国学热的兴起，许多中国哲学研究者都固执于中国哲学传统的特性而游离“哲学”，胡军是一个例外，他似乎仍保持着对哲学本身的理论思考，根留哲学。他是较早自觉地探索哲学这门学科特性的新一代学者。2002年他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哲学是什么》是新世纪第一本比较系统地解析哲学学科特性的通俗理论著作。以后，他不断就此继续撰文，2010年他在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燕园哲思录》表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以后他的学术研究也从没离开对哲学的探究。
我是哲学界圈外之人，他最擅长的知识论研究领域，是我陌生而又敬畏的一个领域，对胡军的学术工作做出系统评价，非我所能。就我个人的兴趣而言，我比较欣赏的是他最后十年出版的几种著作以及这些著作所展现的思想主题，我以为它们体现了胡军的学术关切所在，而他所做的深入、缜密的论证，又表现了胡军颇具功底的中西哲学素养。
《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在深入剖析中国现代哲学家金岳霖、冯友兰、熊十力建构的中国哲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批判性地指出他们存在的问题和理论不足，为中国现代哲学中的形而上学辩护，试图探索中国现代哲学未来的可能走向。
直觉与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现代直觉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率先以此为研究主题，通过对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牟宗三、方东美、唐君毅等人运用直觉方法来建构各自的哲学思想体系的案例分析，探讨了直觉在中国现代哲学建构中的作用。我以为这是一项颇有创意的研究。虽然尚新建对柏格森的直觉论做过重新发现的解释，但那毕竟属于西方哲学范畴。在中国哲学中，虽然也有人对梁漱溟的直觉论做过个案研究，但对直觉论与整个中国现代哲学的关系做出比较系统、深入的论述，应该说是从胡军的这本书开始。胡军对这项研究似乎也有自得之感，在他后来的《论知识创新》《究真求道——中国走进现代社会的哲学省察》两书中，都一再提到直觉论驱动知识创新的方法论意义。
《论知识创新》（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讨论了人们现实关怀的一个理论命题：何谓知识创新？如何实现知识创新？胡军利用他已有的雄厚的知识论背景，驾轻就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本书从探讨“知识创新与现代世界格局的定型”这一关系入手，首先说明了知识引领现代社会、知识是高质量权力之源、科学知识是工业革命的基础、知识理论为发达国家奠基、知识理论引领现代人文艺术、体育，建筑、设计等知识理论是美化城市的基础；然后围绕什么是知识？就知识的三要素，感觉内容与外物的关系，论证是组织知识理论系统的方式等议题展开讨论，特别提出平等自由的讨论是知识创新的源头；这个论断与胡军对《论语》与《柏拉图对话集》的比较研究有关，胡军发现，从表面上看，这两部书都是对话体，但《论语》却是问答式的，孔子就学生提出的问题给出“简要直接的答案，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的讨论，更谈不上详尽、系统、明确的论证过程了”。而“《柏拉图对话集》中的任何对话的答案，都不是由苏格拉底给出的，而是苏格拉底与学生就共同感觉兴趣的问题的相互讨论”（《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自序）。这一比较结论对于我们认识中西传统教育方式的差异有着醍醐灌顶般的启示作用。最后就如何实施知识创新、知识创新途径、直觉驱动知识创新进行深入论证。我将此书归档为一本深入浅出、蕴含学养的专家小书。实际上这部著作出版后，当时就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和讨论。
《究真求道——中国走进现代社会的哲学省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这是胡军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他对自己一生从事哲学研究的工作总结，表现了他的终极关怀。该书的结语《知识主义宣言与自由之路》再次复述《论知识创新》一书中的主要论断，可以说是胡军的最后遗言。
很不幸的是去年一次偶然的事故夺走了胡军兄的生命，打断了一个哲学天才的学术思考，他的生命定格在2022年夏天的那场疫难中。
胡军是属于批判型的那类学者，这是长期浸泡在新文化的激流中养成的一种思维定式。他研究金岳霖，但他并没有止步于金岳霖，而是在金先生的学术道路上往前继续推进，看他的《知识论》与金先生的《知识论》，对比两者的不同，就可看出他力图向前拓展所做的努力，这是他的可贵之处。
胡军对创新有着不懈地追求。在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循着“接着讲”或“继续讲”的路子，比较关注的是传统典籍的整理和经典的诠释，做的是比较单纯的中国哲学史工作。胡军则试图将自己的研究工作向内（理论创新）向外（社会关怀）两方面拓展。他不是那种纯然的书斋里的学者，他业余有唱歌的喜好和书法的才能，他是那种从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憎分明的性情中人。与他相处，您会感到生活是阳光的，学术应该“究真求道”，尽管我们的周围可能充满了不尽如人意之处，学术界也不乏假冒伪劣的作品横行当道，但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摧折我们探索学术、奋勇进取的意志！因为我们挚爱自由！追求真理！
（本文为2023年8月19日作者在北大哲学系主办的“胡军教授周年追思纪念暨《究真求道》出版座谈会”上的致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