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代表我姐姐邓可蕴和我自己讲几句话。
首先,非常感谢图书馆举办这个简单而隆重的仪式,非常感谢郝校长和庆伟副校长能够亲自出席,也很感谢各位老师、各位朋友能够拨冗莅临--其中多位老师,曾经是邓先生的学生,也曾经与先生有过“忘年交”式的情谊。
今天是我父亲邓广铭115周年诞辰。在这个日子,把他以毕生心血收集的线装书捐赠给他毕生学习工作的北大,捐献给北大图书馆,相信了却了他的一桩心愿。
我父亲与北大图书馆有着不解之缘。上世纪30年代初,他还没考入北大,就跟随好友李广田到设在红楼二层的图书馆阅览室借书;上大一时,他就给校长蒋梦麟写信,要求改善图书馆的条件;松公府新图书馆建成后,他说,感觉“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毕业后,胡适先生将图书馆的专用阅览室借给我父亲用,他更是“藏焉,修焉,息焉,游焉”,终日活动在图书馆中。他与“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毛子水、金克木的毕生情谊,也是在北大图书馆结成。2007年,我父亲百年诞辰,当年是图书馆“北大书库”协助举办了专题的小型纪念展览。这样的缘分,持久不变。
藏书捐赠事,是去年6月26日“理科史”会议期间郝校长亲自提议的,陈馆长当天就来电话促成此事。我和姐姐商议,觉得这批线装书若能永久完整保存在北大图书馆古籍部,收藏保管条件好,又能供北大师生利用,符合我父亲的心愿。暑期中,古籍部的李老师、钟老师组织各位老师,不避酷暑,连日工作,进行了专业化的清点、移交,其后进行了彻底的整理、编目、审核,装入函套,钤印保存。
暑期中,看着几千册书装箱、搬运,当时我的心情也很复杂。这些成箱的书,当年实际上是我父亲一本一本、一部一部,蚂蚁搬家式地买回来、凑起来的。抗战胜利后,他应傅斯年先生要求回到北大,他和我母亲再三斟酌后,放弃了买房安家的打算,全部积蓄除基本生活外,都用来购置图书。
我小时候,好不容易他答应春节去厂甸,结果他打发我自己去玩,他泡在琉璃厂中国书店一整天,然后抱着两函套书回家;逛隆福寺,他也是一头扎到修绠堂去看书找书。经常有古旧书店的老先生,包袱皮裹着、细木板夹着,到家里来送书。从东厂胡同搬到北大中关园,再到朗润园,多少年始终如此。家中像样的家具,相对讲究的柜子、木箱,都是用来存书的。
我和父亲多年一起生活,留在脑际最清晰的镜头、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家中安然宁静、无事打扰的时候,父亲端坐在书桌前,一边读书,一边用手轻轻摩挲着线装书页,那种发自内心的亲切感、别无所求的满足感,让我至今难忘。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批古旧图书,这是我父亲多年心血的累积,是他心中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全部价值,也是我和父亲之间的精神纽带。我相信,捐在图书馆,也会加深先父与北大师生之间的精神纽带。同时,在学校基金会的支持下,一定会成为代代师生人文学术传承的载体。
我父亲去世前没有留下书面遗嘱。他曾经说,书是小南要用的,将来留给北大。他1932年考入北大,与北大有66年的深厚情缘。在他心目中,与他相关的一切都属于北大。97年他去世前,在友谊医院的病床上,有位学生跟他说:“将来给您建个基金,奖励年轻人吧!”沉默片刻后,他只说了一句话,让我至今想起来心酸——他说:“哪有钱啊!”当时我们都没再说话,但我明白他的心意,明白他当时力不从心的无奈。
距离我父亲离世,24年过去了。非常感谢北大,感谢大图,感谢北京大学基金会,给了我父亲一个“圆梦”的机会,也完成了我们姐妹多年的心愿。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