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我们而去，已经有十四年了，但面对这一题目，情感上至今仍无法轻松。
在提及自己的学史经历时，我最怕听到的是“家学渊源”。在这方面，我清楚自己的差距太远。我是在而立之年才真正接触到历史学科。我知道，我走上史学道路，父亲是感到欣慰的。但在我的青少年时期，父亲从未刻意培养或限制我的兴趣；对于我的志向选择，也从未过多干预。这是出于父亲的开明，或者他心中可能曾有什么顾虑甚至难言之痛，以前我未曾想过。回头来看，父亲对我最深的影响，应该说是熏陶渐染的“平日不言之教”。
父亲去世前，在友谊医院的病房中，曾经对我说：“我这个人，既非才子也非庸人，而是介乎二者之间。我的‘三十功名’是从‘尘与土’中爬出来的。这几十年来，我在学术上没有停顿，一是因为有大师指导；二是因为一直处在学术中心；三是因为我所交往、包括‘交战’的，都是一个时代的人物。”
父亲从贫瘠闭塞的农村走出来，对于将他带入学界的前辈恩师，内心始终存有极为深挚的感念。他不止一次回忆说：“自从进入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书以来，在对我的治学道路和涉世行己等方面，给予我的指导和教益最为深切的，先后有傅斯年、胡适、陈寅恪三位先生，他们确实都是我的恩师。”
父亲曾经说，解放初期，江泽涵先生从海外回大陆，途经台北，傅斯年先生托他回京转达，他遗留在北平的书，都赠送给邓广铭。父亲说，傅先生太不瞭解大陆当时的情况了。但先生的这份嘱托，这份历久弥深的师生情谊，却一直珍藏在父亲心中。1996年，为纪念傅斯年先生百年诞辰，应台湾大学逯耀东先生之邀，父亲写了《纪念我的恩师傅斯年》一文，刊登在《台大历史学报》上。当时他已年近九十，想起当年的情景，禁不住涕泪纵横。文章开篇部分，说“到一九五一年一月內，我闻悉傅先生逝世的消息之后，顾不得我应与他划清界线的大道理，不禁在家中失声恸哭起来。后几天，我就接到了陈寅恪先生《读〈霜红龛集·望海诗〉感题其后》一诗，知其为悼念傅先生而作，而我却没有敢写追悼傅先生的文字。”未撰文悼念傅先生，长期以来父亲引为内疚。此文的撰写，也是希望还却心中的夙愿。文章发表后，计划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学术文化随笔》丛书。97年出版前，编辑打来电话商议，要删去文中“失声恸哭”一句，说是显得“敏感”。那时父亲已经住在医院，我转达了编辑的意见，父亲断然回应说：“这句话不能删！要觉得‘敏感’，就把全文都撤下来吧，这本书也不用勉强出了。”
父亲坦率磊落的性格，即使在逆境中，也表露无遗。1968年，我去了北大荒，父亲则在不久之后，随北大教工“下放”到江西鲤鱼洲。或许是怕被检查吧，他的书信通常十分简单。我却从一位东语系老师那里，得知父亲在某次大会上，公开发言说“大学还是要培养人材的”。那位叔叔赞叹道：“这是什么时候，你爸爸可真敢讲话！”
“文革”后期，一次我从东北回来探亲，陪父亲走在校园中，路上遇到老友，他们即站在道旁谈起话来。议论到当时的政治形势，父亲说：“这‘文化大革命’，一次就是七八年，七八年又要再来一次，这可怎么得了！”越说越激动，声音也不由得提高了。我四下看看，从背后推推父亲，他却不为所动。
“敢讲话”的父亲，也有沉默的时候。父亲去世之后，我们清理他遗留的文字、物品，发现用层层报纸包裹、塑料绳捆扎的一些笔记本。其中有他三四十年代的课堂笔记，也有五十年代的某些会议记录。其中一个深色封面的小本，记的是批判胡适的动员报告，以及各级传达和群众的批判发言。本子中夹着一张没有署名的字条，上面写着：“该你发言了，你怎么一直不说话？”看着这没头没尾的一句，不难想到它的上下文，也不难理解父亲当时所面临的压力。
胡适先生牵系着父亲的学术生涯、北大记忆。当初他选定以宋史为方向，正与胡先生的殷切鼓励有关。大学四年级时，他选修了胡先生主讲的《传记文学习作》课程，以《陈龙川传》作为毕业论文，得到先生的具体指导和高度评价，由此开始走上了治宋史的道路。北京大学的档案馆，至今保留着30年代学生们的选课记录。父亲毕业时的成绩单上，两门高达95分的成绩十分引人注目。其中一门，就是胡先生的“传记文学”课程（另外一门得到95分的课程是军事体育训练课。父亲曾说，体育老师本来给他75分，而至少门门课程都在80分以上才能得到学校的奖学金。眼看生计无着，父亲去找体育老师请求帮忙。得知父亲其它成绩都不错，老师看看他说：“这‘8’可不好改。”沉吟片刻，提笔将“7”改成了“9”。对于这位同情贫寒学生的老师，父亲一直十分感激。）。
父亲曾经说，经历过无数次运动，经受了无数次批斗，他有屈从的时候，而未能如人赞誉的“宁折不弯”。但在他内心，一直没有放弃希望与追求。我常想，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一代学人，在坎坷中仍能保持良知的底线，深藏自己的信念而不至沦落？父亲经常说到陈寅恪先生《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文字，特别是其中“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数句。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应该正是他们心底的向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襟怀与风骨所系。
看似淡薄人情的父亲，有很重情感的一面，他心中时常惦念着周围的同事老友。父亲多次说，周一良先生一辈子服从组织安排，为了工作需要，放下魏晋南北朝历史而去作日本、亚洲史，仍然成绩斐然。东洋史、西洋史都能做，这是其他学人所难以做到的。“文革”结束后，父亲应邀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80年代初，据说有人在内部会议上批评说，邓广铭的“拨乱反正”，不是要回到17年（指新中国建立后到“文革”之前的一段期间），而是要回到1949年以前，回到胡适、傅斯年的时代去。这成为导致父亲辞去历史系主任一职的原因之一。这些事情，他从不在家中商议，而一经决定，就一意前行。记得一天早上，他刚刚起床，就坐在床前跟我说，要向学校领导建议，请周一良先生出任历史系主任。他说，这是为历史系的发展着想，也是希望周先生能迈过梁效这个“坎”。周先生若能出来主持历史系的工作，精神面貌和外界的感受都将会大不相同。
1983年秋，商鸿逵先生突然过世。得知噩耗，父亲和我匆匆赶去向商伯母吊唁。路上他一直沉默不语，回家后即要我找出刘禹锡的集子，抚着“世上空惊故人少，集中惟觉祭文多”的诗句，久久不能自已。1994年3月，他为《商鸿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题词，即“抄录唐代诗人刘梦得答白乐天怀念亡友元微之诸人诗之后四句，藉以发抒我对商先生怀念伤悼之情：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万古到今同此恨，闻琴泪尽欲如何！”
对于后辈，父亲有严格要求的一面，也有尽力护佑的一面。他不仅爱才惜才，孜孜于培育史学人才，而且希望人人都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合理的机会。60年代前期，我的一位初中同学因凑不齐学杂费而辍学，父亲听说后，当天即让我赶到同学家中，把应该缴纳的费用带给她。此后的两年中，每个学期都是有我的一份，也有她的一份。父亲说他的家乡“是真正的穷乡僻壤”，对于农村考入北大的学生，他通常多一份勉励。80年代后期，他早离开了历史系的教学与行政岗位，却仍会为学生的遭际牵肠挂肚，寝食不安。89年夏，有些学生临时决定回家却无从筹措路费，父亲知道后，毫不犹豫拿出积蓄帮助他们。毕业班学生找工作困难，父亲不管是否熟识，都想方设法为他们帮忙。父亲去世之后，学生们回到母校，曾到父亲遗像前汇报他们的成就，一个个动情失声。
“文革”结束后父亲付梓的首部论文集，是1994年面世的《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当时我曾帮他校订整理旧作，处理过一些鲁鱼亥豕的问题。该书正式出版后，父亲在扉页郑重地写上“小南吾儿存念 父字”数字。看着这遒劲而略带颤抖的字迹，到今天还是忍不住落泪。前辈已经远去，作为后来人，诸多责任时在念中。
本文原载张世林主编：《想念邓广铭》，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