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们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创立40周年。中心的建立，凝聚了多位老先生的心血，先父邓广铭也是其中一位。
一
提到北大中古史中心的创立，朋友们常会想到“邓先生”。看到今天中心的蓬勃景象，已经很难想象当年的筚路蓝缕、举步维艰。大家都知道中心成立于1982年，但很多朋友不知道的是，当时为成立这一中心，先生们上下奔走，争取了四年之久。
“文革”结束后，看到北大历史系损失惨重、人才凋零，先父感到切肤之痛，甚至夜不能寐。在他存世的手稿中，有一份1978年写给上级领导的信函底稿，从中不难看出老一辈对于培育古代史研究人才的焦虑：
我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的一名老年教师。自本年七月份起，我又担任了历史系系主任的职务。
在建国后的十七年内，北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的师资力量一直比较雄厚，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全都作出了一些成绩，因而它成为北大历史系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但是，从1966年以来，由于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摧残迫害而致丧生的，单是教授副教授，就有翦伯赞、向达、邵循正、汪篯四人……
鉴于上述情况之必需大力加以扭转；鉴于北京大学藏书之多为其他大学所不及，必须使其尽量发挥作用；还鉴于北京大学肩负着重点大学的任务，历史系（特别是中国古代史方面）也必须多出人才，多出成果，快出人才，快出成果。为此种种，我在本年一月一日写信给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同志，建议在北京大学建立一个“隋唐—辽宋金史研究中心”。
据此可以看出，早在担任历史系系主任之前，先父就希望能够建立这样一个研究中心。当年三月，他“又向北大校党委写了一份筹建这样一个研究中心的具体计划，说明在此研究中心成立之后所要承担的任务及其发展方向”，“大家齐心协力，使这个研究中心既是进行科研的基地，也是进行教学的基地，也是培养师资和专业人才的基地”。
当时百废待兴，这番吁请并没有得到学校领导的及时回应。但先父没有放弃重建历史学科的根本意愿，从他担任历史系系主任的那一天，即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竭尽全力“拨乱反正”，推动教学、科研、培养师资和专业人才的进程。当时担任系总支书记的郝斌老师说：“邓先生认为，教学混乱多年了，目前的状况简直不能容忍，必须大力整顿，尤其是基础课。”（《为邓先生祝寿》，载《仰止集》）祝总斌先生那时是负责教学的副系主任，他回忆说：
当时学校里有些思想还比较混乱，如“‘红专’‘白专’的区别还存不存在”等，邓先生对此一概不予理会，径自明确提出，在历史系拨乱反正，首要任务便是提高教学质量。为此，除本系教员外，只要认为有必要，还尽量聘请校外专家学者来系兼课。当时还没有汽车接送的条件，各位先生都是自己设法来北大上课，十分辛苦。可是由于邓先生的诚恳聘请、妥当安排和个人声望，他们全都欣然应聘，为提高北大历史系那几年的教学质量做出贡献。（《回忆邓广铭先生在历史系“拨乱反正”》，载《仰止集》）
相信我们这些1977、1978年入学的本科生，对此都有深切的记忆。北大历史系从此开创了注重教学、教授上一线为本科生授课的传统，为历史学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那时，已经年逾古稀的先父尽管自己已经无力系统授课，但他除讲座外，还一直关心着各门课程的进展，不时了解课堂反馈和班上学生的水平。系里见到教师、路上碰到同事、家中友人来访，他都会详细问及这些情况，随时解决各类疑难。
科研方面的推进也同步开始。1979年，先父提出了“北大历史系科研项目的初步考虑（稿）”，其中包括了商鸿逵、周一良、王永兴、田余庆、祝总斌、张传玺、许大龄等先生和先父本人的研究规划。
无论在教学还是科研中，爱才、惜才、任才，是先父内心的执持，也是他践行的原则。如周一良先生所说：“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先生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系主任。作为系主任，他首先抓的是人才。他注意发现人才、提拔人才、充分利用人才，来办好这个系。”（《纪念邓先生》，载《仰止集》）在2017年纪念先父110周年诞辰的会上，夏应元先生提到，周先生曾经说，邓先生是一个非常体贴人、爱护人、照顾人，非常懂得择人用人的学者。先父出任系主任后，首先把在世界史专业做俄文翻译的张广达老师调入中国古代史专业，做他心得颇丰的隋唐史和中西交通史研究。张广达老师说：
我后来终于从世界史转向中国史，完全是邓师支持的结果。邓师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明知对他看重的青年人的热忱爱护可能为他招致麻烦，但他置之度外。在艰难困顿中，我既从他那里得到师辈的温暖，也从他那里学到了怎样做人。（《师恩难忘——缅怀邓师恭三先生》，载《仰止集》）
1978年，先父想方设法辗转托人，从山西调入陈寅恪先生的高足王永兴先生。王先生从“穷愁潦倒”中解脱出来，焕发了学术上真正的“青春”。他来到北大，与张广达先生共同担任敦煌吐鲁番学的课程，培养出一批史学新军。这段时间中，还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回吴荣曾先生，从校内中文系调来吴小如先生，从保卫部调入张衍田先生。他也曾为调入王仲荦、陈智超先生，聘请杨伯峻、王利器、左景权等先生来北大兼职而多次亲笔致信校长，做了很多努力。
如祝先生所说，“邓先生爱才若渴，敢作敢当”。“文革”后恢复评职称，先父作为系主任，主张一次将商鸿逵、宿白、田余庆等四位先生同时提升为教授，将原本受到不公待遇的张广达老师直接定为副教授。当时来自人事部门的阻力很大，先父始终据理力争，终于得到校方支持。1979年，邹衡先生执笔的《商周考古》出版，系里有一种意见说，这是利用工作时间写成的出版物，稿酬应该归于系里。先父不客气地回应：“能潜心做研究，本来应该发奖金，怎么还能扣稿费！”郝斌老师事后说：“邓先生是个率性的人，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都落在脸上。说起话来，用语干脆明确，绝少含混之词。而且今天定下来，明天就去办……邓先生这样做，今天回头来看，不仅有魄力，而且有担待。”（《为邓先生祝寿》）
看似淡薄人情的先父，有很重情感的一面，他心中时常惦念着周围的同事老友。他多次提到，周一良先生一辈子服从组织安排，为了工作需要，放下魏晋南北朝历史而去做日本、亚洲史，仍然成绩斐然。东洋史、西洋史都能做，这是其他学人难以企及的。1981年，先父提前辞去系主任一职，同时向学校领导建议请周一良先生出任历史系系主任。1997年先父最后一张遗影，是在友谊医院病房中与周先生一起照的。后来周先生回顾说：“这40多年来，我们两个的交往并不密切，但是我觉得彼此相知还是很深的。”
长期以来，先父与田余庆先生始终谊在师友之间。田先生说，读书期间，邓先生送给他一部线装的殿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一直放在手头使用；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搜捕进步学生，邓先生得知消息，危急中透露给他，让他躲避起来。“文革”前，他们多年一起编辑《光明日报》史学版，田先生在《邓师周年祭》中回忆道：
邓先生说，有史有论才是上乘之作，要细心对待；其次是有史无论，这种稿子有些有用，其中有些可能还有大用；再次是有论无史，其中不少是不花本钱的空洞文章，最不足取。史，是考索之功；论，是独断之学。有史有论，就是指在考索之功基础上获致创见的文章，这才是史学成就的主要方面。
“文革”后上报职称，田先生申报副教授，先父却坚持直接将其提为教授。周先生系主任任满后，先父又出面说服田先生接任。1991年先父从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任上退下来，强烈希望田先生出面主持中心工作。此事未能如愿，是他晚年心中的一大遗憾。先父心中，不为人情，只有学术标准。如田先生所说，“他心之所思，情之所系，全在学术”。
历史系三年间所谓“邓恭三变法”，在当时受到许多反对，却也得到了同道学人的深厚理解与支持。这就为其后中古史中心的筹办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
自1978年年初致信中国社科院领导谈及建立“隋唐—辽宋金史研究中心”之后，先父一直念兹在兹。当年夏，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刘子健教授到北大访问，二位亦密集商议此事。刘先生积极赞成在北大成立唐宋史研究中心，其后更来信说，“中国史上的绝大分水岭、划期的演变是唐宋时代”；并且主动提出，他愿意“先向美国、德国、日本各研究中心，做铺路的任务”，“使北大的唐宋研究中心立即取得国际上的重视、交往和合作，把研究中国史的真正的中心重新在国内树立起来！而且是现代化的中心。”
1979年3月1日，先父致信刘子健先生，其中说：
您想把研究中国史的真正中心，而且是现代化的中心，重新在国内建立起来的良好愿望，我十分钦敬。依照前嘱，我即将向周培源校长转达您的建议。
诚如来信所说，中美建交，两国签订科技和文化协议，已为两国学术交流开创了有利的条件，今后社科方面和文化交流活动也一定会频繁起来。前景如此，“唐宋研究中心”似宜在具体项目上，例如，哪些项目可以中外配合，甚至在哪些项目可以分工合作等等，先有所考虑，然后再向有关领导提出与国外建立联系的具体方案。这有助于做到来信中所说的“筹备之较有把握”……您个人能事先提供某些学习性质的材料，当对促进今后中外学术联系上起莫大作用。至于异日“唐宋研究中心”与国外有关学术机构建立联系的集体重任，自然更需您鼎力相助。
身为北大历史系系主任，如何提高国内唐宋史学界的研究水平、建立海内外的学术联系，先父也是极为关心的。此时二位先生已经着意“把研究中国史的真正中心，而且是现代化的中心，重新在国内建立起来”，而且已经着眼于国际间的实质性交流。在刘子健先生等积极努力之下，海峡两岸及中外学界长期封闭隔离下形成的隔膜逐渐被打破了。
1981年先父卸任历史系系主任后，再度加紧筹办中古史研究中心。由于前期加深了学者们的彼此相知，此时不再是先父一个人努力，“中古史研究中心”包括的范围也有所扩大。当时父亲曾由我陪着到燕东园周一良先生府上长谈；宿白先生寓所与我家对门，往往推门而入，谈话直奔主题；王永兴先生、田余庆先生多次登门商议，拟写上报文稿；王先生数度与姚依林副总理、教育部蒋南翔部长联系，陈说情况，获得了理解与支持。先生们以古稀之年四处奔波，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上下呼吁，终于得到了国务院领导和教育部批示，把创办中心列入了学校规划。
以中心为基地，建设“学术梯队”和“学术联队”的期待，一直萦绕在先父心中。中心创办初期，他曾经说过自己的相关想法：
建立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的建议，是在一九七八年提出的……就北大中国中古史的师资力量来说，尽管在十年浩劫中北大历史系是一个严重受灾单位，但幸而生存下来的学有所长而也可以培养后生的中年以上的人，却还不少于五七人。如能着意创造一些方便条件，使他们能够通力协作，每个人都可领导一个梯队，相互之间又可构成一个联队，既可各显神通，也能互相切磋，便可以较快地作出一些成果，也可以较快地培养出一些人才。（《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序言）
抗战期间，先父应傅斯年先生召唤，先后在四川南溪县李庄板栗坳史语所度过了两三年时光。后方条件异常艰苦，但学人始终不感孤寂，“不废研学”，日常围坐于长案，读书查阅，沉潜于学问。他本人的《岳飞》《韩世忠年谱》以及《宋史》校正，都完稿于这一阶段。这种一流学人群聚、日夕切磋琢磨的景象，一直令先父难以忘怀。他认为主持史语所的傅先生具有“伟大学人恢宏的风度、弘通的见地、敏锐的思想、笃实的践履”（《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也希望效仿史语所，让新近创办的中古史中心成为一流的人文中心。
如马克垚老师所说，“邓先生主持中心时，正值草创，可谓举步维艰”。尽管有了上级关于中心研究人员编制和办公面积的批示，在校内却迟迟无法落实，经费也颇费踌躇。先父在世时，中心从25楼搬到文史楼，再到健斋，一直未能真正安顿下来。但他坚持追求资料集中、设施齐备、服务完善，指导中心大批购入史籍与研究著述。198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了《文渊阁四库全书》，价格不菲，经他决断，中心购置了全套。日益丰富而具有中古史特色的藏书，为师生提供了查阅、检索资料的便利条件，直到今日，仍然以其优势吸引着四方学人。
中心建立不久，先父就明确提出：
计划中所要致力的课题，一为属于这一时期的断代史和专题史的研究；二为外国学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著作的介绍和翻译，三为古代史籍的整理，四为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序言）
中心初创期，在先父直接指导下集体标点校勘了《宋朝诸臣奏议》，编辑了《宋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出版了《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显示出他关注新材料、新议题的学术眼光和重视目录索引等基础工作的一贯取向。
1982年，北大历史系中国史专业改革开放后的首批本科生毕业。当时中心刚刚有了编制，即从本科生中留下了秦汉史方向的李开元、历史地理方向的李孝聪、考古方向的薄小莹、隋唐史方向的马小红。这几位后来都继续深造，成为各个领域的学术中坚。李开元曾经回顾说：
1982年毕业，统一分配工作，我最初打算回故乡成都，四川省的名额是公安厅，我不想去。邓先生知道我的想法后，将我留在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
当时的中古史研究中心，断代从魏晋到宋，我的毕业论文和兴趣，一直在战国秦汉。邓先生专门和我谈了断代的事情，要我重新考虑。后来，他和周一良先生商量，说田余庆先生研究魏晋上及秦汉，就安排我去给田先生当助教，在中世纪古代史中收留了我这个战国秦汉史的异类。这是影响我一生的大事，终生难忘的恩德，也是我师从田先生的开端。（《怀念邓广铭师：恢复历史学的叙事传统》）
其后又有硕士生、博士生陆续毕业留校，也从中央党校调入了本科毕业的刘浦江。曾经有议论说，同届学生不宜成批留校，将来提升职称时会有麻烦。先父则认为“文革”后情况特殊，亟须补充人才，并且以中国戏曲学校水平突出的1959届毕业生为例，说他们当年集体组建为中国京剧院四团，彼此协调，水涨船高。
先父希望中心是个“储才之馆”，对于中心这批年轻人始终严格要求，并且寄予厚望。他希望年轻人走实证的道路，拿出实实在在的成果，曾经阻止年轻学者去参加“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也曾把中心的重要工作交给留校不久的青年教师。20世纪80年代后期，为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他请荣新江协助编纂纪念论文集，联络学者，核对史料，通读校样。他还将用功多年、长期系念的《三朝北盟会编》整理工作交给了刘浦江。有次他听到一些年轻人谈话，随即称赞：“阎步克真是不错，材料熟悉，出口成章。”浦江曾经回忆说：
邓先生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傅孟真先生提携年轻人真是不遗余力！”早年受惠于傅斯年的邓先生，说起这话来很是动情，那神情令我印象颇深……邓先生晚年的很大一部分精力就用来培养史学新锐，他对年轻人的提携，也完全当得起“不遗余力”四个字。（《不仅是为了纪念》，载《仰止集》）
先父的晚年，确实为中心这批年轻人的成就而倍感欣慰，也曾为他们职称的事而上书校方。
三
1982年至今40年间，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不断充实力量，出人才、出著述，取得了丰硕成果，“在中国史学界树立起一面旗帜，在国内、国际史学界都发生了重大影响”。当年接替先父担任中古史中心主任的马克垚老师说：
说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就应该说到邓先生的开创之功、坚持之力。这在中国史学的发展上，是有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内容的。
我有时也会想，在那个百废待举的时期，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着这些前辈老先生“开创”“坚持”，执意前行呢？先父曾经说，经历过无数次运动，经受过无数次批斗，他内心一直没有放弃希望与追求。他经常说到陈寅恪先生《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文字，特别是其中“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数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襟怀与风骨所系，是他们心底的向往，使他们在坎坷中仍能保持良知的底线和长期的信念。
1969年，先父随北大教工“下放”到江西鲤鱼洲。不久后有位东语系老师告诉我，即便在那种情况下，邓先生还公开发言说：“大学还是要培养人才的！”那位老师感慨道：“这是什么时候，你爸爸可真敢讲话！”大家为他捏一把汗，他却全然不顾。大学是要培养人才的——这是老一代学人心中不曾泯灭的执念。
包伟民在《邓广铭先生的学术风格》一文中说：
一个杰出的史学家往往也是当代社会高明的批判者。这种气度与眼界，虽说不是全凭秉赋，却也不见得是每一个史学家都有相应历练机遇的。现在北大的师友们谈起恭三先生，对于他当年创办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时所表现的眼光、气度与干练，无不叹服。
伟民在同一篇文章中又说：
先生一直强调，对于经典作家提出来的理论方法，应该力求掌握其精髓，杜绝教条主义的生搬硬套。
说到治史的思想方法，先生十分重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治史指导思想的地位。而且，在我看来，他对于自己对这一理论工具的理解水平，可以说是相当自信的。记得有一次我陪着他从北大朗润园十公寓走到二院历史系办公室去，一路上他给我解释在经济史研究中一些基本概念的涵义，例如关于官田与国有土地的概念差异等等。他告诉我，不能只读后人所写的史学理论的书，应该更多地阅读经典作家的原著……举凡有助于治史的所有现代学问，都在其关心之列。有一次在先生家里，他向我介绍现代社会学有关某一问题研究的发展史，娓娓道来，简要清晰，当时我惊叹极了。在先生看来，辩证唯物主义大概是所有“现代学问”中最重要的一种吧。
张广达先生在《师恩难忘》一文中讲道，邓师任历史系系主任，提出“实事求是”四字作为他的办学方针而身体力行。前辈们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契合时代向前的要求。
四
荣新江曾经说：
我们中古史研究中心，一共十来个人，邓先生就像一位家长那样关心着每一个人的学习和研究。要照管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虽然年龄各异，却也不难。但要领导这样一个高知识结构的群体，却非易事……他同时具有渊博的知识和广阔的胸怀，这也使得初期的中心，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重读敦煌书序 追念恭三先生》，载《仰止集》）
先父生活简单，平素很少过问家事，但他确实总是惦记着中心的事、中心的人。王小甫读博士期间，从新疆来京的家属无处居住，先父安排他们夫妻和孩子暂时借住中心所在的健斋，并且跟他说：“只要你在这里把书念好了，这房子就算派上用场了。”小甫全家一住四年，博士论文也在这个局促的房间内完成，论文出版后受到了学界一致好评。
1997年7月，先父病重，住入友谊医院。他不肯遵医嘱输血，担心系里、中心的经费被自己耗尽。他在病床上还问及青年教师的职称、生活。濒于弥留之际，他心中还惦念着中心，偶尔开口，曾提起“中心要开一个会”。当时我一句话说不出，心中真是感慨万端。
2017年2月，北大历史系与中心联合筹办“纪念邓广铭先生诞辰110周年”会议，邀请函中说：
恭三先生是中国宋史研究的奠基人，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著述宏富，领域广阔，尤精宋史，被誉为“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先生一生追求真理、淡泊名利，为中国的史学教育事业，为北京大学的文科建设，特别是历史学科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作为“文革”后的首任系主任，邓先生以毫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决心和魄力，大刀阔斧拨乱反正，开创了教学与科研并重、高水平教师坚持为本科生授课等优良传统，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82年，邓先生主持创立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并担任首任中心主任，直至1991年。“在此十年之内，在此中心培育出许多名杰出学人，在学术上作出了突出贡献”成为邓先生“晚年极感欣慰的一桩事”。中心后更名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领域扩大到整个中国古代史，经过35年的发展，已成为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基地、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镇，实现了邓先生等前辈学者的创办初衷。
这段文字，恰当概括了先父在改革开放头二十年间的执着努力与追求。
我们这代人学术生涯的起步阶段，伴随着中心的创办过程。如今的中心已到不惑之年，这片天地，在传统的院落中，洋溢着当代的活力与生机。
创建中心的前辈已经远去，作为后来人，诸多责任，时在念中。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