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纳德·杰普奈克什·维迪亚 著

吴万伟 译

本文论述了人生在世的短暂以及作者被诊断患上不治之症后所经历的转型体验。

在2023年2月出版的《自杀伦理学》中，我考察了父亲的疾病，并从康德的义务论、密尔的功利主义和（Jain）宗教传统的视角思考自杀伦理学问题。父亲患有脊髓小脑共济失调症，这使得他遭遇运动障碍，几乎不可能走路。此外，他还处于老年痴呆症晚期，这使其难以记事，根本享受不到饮食的乐趣，基本生活功能丧失，完全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虽然面临各种困难，但他的求生意志十分强烈。他经常向我指出，在他与小脑共济失调症和老年痴呆症的斗争中，他已经战胜了我母亲死于癌症给他的打击，做了两次癌症手术，也熬过了新冠疫情。他说，促使他继续活下来的是他从家人的相处中得到的快乐，渴望看到唯一的孙子成长为医生。

在前一篇专栏文章中，我设想了自己若处于在父亲的状况，是否可能因为没有能力按自己的欲望行动而选择终结自己的生命。但是，我也清楚表明，我不敢肯定会采取什么方式了结残生，因为我还没有到父亲这样的状况或其他类似状况，我的设想仅仅是一种猜测，并没有多大参考意义。

但是，情况发生了改变。现在，我被诊断为胃癌晚期。统计学数据说，我再继续活五年的几率只有6%。而且胃癌已经引发两次中风。我生活在肠道-大脑悖论（gut-brain paradox）中。如果治疗中风，可能引发胃出血。而如果治疗胃癌，将大大增加中风的几率。我的两次中风已经损害了左手的功能。现在，我正在进行积极的肿瘤治疗。医生说，如果不治疗癌症，我可能再活两个月，这中间不会有多少不适，但此后，痛苦就会越来越严重。

每当记者把麦克风举到刚刚从还在燃烧的家中解救出来的人眼前，询问“你能告诉我现在感觉如何吗？”我总是感到非常恼火，觉得这种问题特别刺耳。哎呀，你觉得他们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这就是说，本文不是谈论我被诊断出患上不治之症的感觉。感觉很重要，有人可能说没有什么比这更加重要了，不过，这不是本文的核心重点。

现在出现了难以回避的问题：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该怎么办？我不能用“随后再说”为借口决定扔掉这些问题。时间并没有站在我这一边，当然，由此产生的部分问题与我希望在未来过的生活的质量有关。我们自然能够区分三种事情，活着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拥有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潜能，拥有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手段和条件。

有人活着，也有能力做他们想做之事。如果他们想独自出去散步，就出去散步了。有人活着，也有做他们想做之事的潜能，但没有想做之事所需要的手段和条件。他们在身体上有能力满世界旅游，但没有足够多的金钱。接着是有些人拥有经济手段做他们想做的几乎任何事，但缺乏做大部分事的体力或心智。非常清楚的是，当人们患上不治之症后在思考他们想过哪一种生活时，他们在选择如何度过剩余的时间，最重要之事包括死亡之前还有多长时间、身体机能的潜能、和经济手段。但是，除此之外，还有道德问题。

比如，在我患癌症期间，我有一些时间、经济手段和身体机能来收养一个孩子。这是在疾病被诊断出来之前我一直就有的夙愿。但是，我应该询问：明明知道几年之后，儿子就将失去父亲，我这样做道德吗？一方面，我似乎给了这个当下无家可归的孤儿很多好处。另一方面，我可能给这个本来就遭受没有稳定家庭之苦的孩子带来更多伤害。选择如何度过余生与选择如何度过自己的人生并没有多大本质上的区别。道德问题无处不在。

陈秀珠（Rebecca Chan）很好地描述了劳瑞·保罗（Laurie Paul）的“转型体验”立场。有关保罗的转型体验观点是，从认识论的和个人的角度来看，那是给人带来根本性转变的体验。一个人的转型体验若从认识论角度看是他们获得“体验究竟什么样”的知识，这种知识是他们若无这个体验就根本无法获得的。比如，第一次感受到爱---无论是浪漫的爱情还是对宠物的爱---这是真正知道爱是什么样的唯一的方法。当人们感受到了爱，此人的个人生活就会发生转变，如施动者特征、核心偏爱、人生目标、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等等都会有变化。虽然这些个人转型或许是因为认识论体验引起的，但也可能来自作为新体验结果的认识论转型。能够带来认识论和个人特征变化的恋爱体验就是转型体验。

伊文·汤普森（Evan Thompson）认为，死亡是终极性转型体验。他这样说并不是指处于死亡的状态。他的意思应该是濒临死亡的整个过程，其最高潮是个人生命的终结。他认为，从认识论角度看死亡之所以具有转型体验特征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死亡究竟什么样，除非你亲身体验了濒临死亡的过程，该体验能够让你以全新的方式明白很多事。他也认为，从个人角度看死亡之所以也具有转型体验特征是因为它改变了你体验自我的方式，这些是在变化发生之前你并没有充分掌握的东西。他说，与其他任何转型体验都不同，死亡是终极性体验，不仅在于其终极性、必然性、和涵盖一切，而且在于它具有根本性意义。

我赞同保罗的观点，我们用“转型体验”这个术语抓住了一种非常有趣的哲学现象的含义。我也赞同汤普森的观点，死亡是一种独特和有趣的转型体验。但是，我对死亡的转型体验途径与这两位存在细微差异，与保罗的差异体现在“转型体验”的定义上，与汤普森的差异体现在如何将死亡置于转型体验的特定位置。

与保罗和汤普森相反，在我的途径中，我们需要将焦点集中在逐渐明白即将到来的体验与体验本身的差异。这两者都有转型改造的潜力。比如，当你即将成为孩子家长时，这个知识和事实本身都具有转型改造的潜力，当你最终有了孩子，那也是转型性的。逐渐认识到的未来体验让你准备好重新评价当家长意味着什么，同时并没有让你沉浸在养孩子的辛苦体验中。逐渐认识到的未来体验与失败是一致的，这个方式在体验中并不存在。你逐渐认识到---在非真实性的“知识”描述基础上---你将成为父母，但是，此后比如你流产了。你逐渐明白你患上了不治之症，只剩一年的寿命，但是，随后你的死亡可能提前或者推后。

我的观点是，得知患上不治之症之所以是一种有趣的转型体验是因为得知身患不治之症是一种完全彻底的转型体验。相反，得知怀孕常常意味着孩子随后就要来到这个世界上，虽然并非总是如此。它也是可重复的体验。你知道你要孩子，再生一个孩子，然后重复这个体验。你知道身患癌症，你知道自己要死了，但是，当你死了，就没有办法去再死一次了。在没有来世的死亡描述中，死亡不是体验，因为主体仅仅存在于死亡之前，最多只是部分体验死亡过程，但他不可能在体验死亡之后还继续存在。人们必须与之共存的是身患不治之症的知识而不是死亡。是生活在明明知道死亡即将来临之中的这个认知成为知识改造人的结构框架。

在我的观点中，不治之症的时间维度处于核心位置。我们都是要死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总是生活在这样一个背景知识之中---死亡将以数不清的方式随时到来。得知身患不治之症的终极性并不能打破这些基本事实。人们可能在周一上午逐渐明白他们身患不治之症，六个月之后即将死去，但是，在周一下午离开医院的时候撞上了公交车。得知身患不治之症对人的转型改造并非因为打破了背景知识，而是在于将背景知识推向前台，因为它呼唤人们去反思自己的人生工程。得知身患不治之症与转型体验的个人特征紧密相关。我们从第三人称视角都知道，我们都要在某个时候死掉，我们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死而已。我们都合理地相信，那些比我们年长的人可能比我们先死。但是，这种第三人称视角的知识不可能让我们置于和自己的死亡亲密接触的关系中。不治之症的终极性给予我们即刻的、亲身经历即将到来的死亡事件的现象学体验。如果涉及到临终体验，这种终极性知识就具有了深刻的转型改造潜能。

我的朋友维克多·派恩达（Victor Pineda）经营一个根据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与人合作起名“赋能的世界”。维克多患有四型遗传性眼科疾病（collagenopathy type 4）。他是小时候就有这个毛病。我们一起上高中，是30多年的老交情和好朋友了。维克多是个鼓舞人心的人。虽然一直被困在轮椅之中，需要呼吸机帮助呼吸，但他拥有无限的能量和创造力。他的简历令人钦佩和敬仰。八年前，在对其职业生涯和人际关系进行一番反思之后，他开始拍摄一部电影，焦点集中在如下问题上：值得过的人生是什么样？得知身患不治之症也引发这个问题，因为人们暂时与剩余时间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关系。2016年，我们在泰姬陵附近见面讨论他的电影和他准备采取的方向。任何创造性工程都要经历很多次修改。看到维克多如何通过该工程来改变其对此问题的反思令人不胜震惊。他探索人生价值的电影的核心并没有发生真正改变。从其深度的个人和哲学探索中诞生的东西是人们能对此问题的种种回答的深刻理解。作为任教25年的哲学教授，我能很容易地说，最伟大的哲学突破之一是看到这个问题存在着更多种类的答案，远比人们最初想象的多得多。

正如我们能够调查我们渴望在剩余的日子里过什么质量的生活那样，我们也能够询问现有生活还值得我们承受痛苦到什么时候？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生活都是在受苦，因为人生无常，至少在佛教徒看来都是如此。我们能够询问：什么样的痛苦是值得我们去承受的？当我们询问什么样的生活值得过时，我们需要超越个人层面的思考。父亲清楚思考过这个问题，什么痛苦值得承受的问题是由他在为谁活着的那个人来回答的，也就是他的家人和孙子。他的生活基本不能自理的痛苦是他必须承受的痛苦，因为他是在为家人活着。活着的价值不是来自活着本身而是来自他强烈认同的那个群体，来自他获得人生意义的人群。对于很多人来说，存在问题的答案不是活着的内容而是为谁而活。在与维克多的交谈中，我逐渐看到了如何回答人生价值问题的这个维度的重要意义：什么样的人生值得过？我赞同为谁而活是确定什么样的人生值得过的核心。虽然家人给我巨大的支持，我深深地爱着他们，但是，在我看来，为谁而活的范围更广泛，包括了那些和我拥有共同目标、价值观和历史的人。

得知我身患不治之症并没有让我早先有关自杀的思考变得更清晰，也没有让我更坚定地承诺于将自杀作为我生活之路的组成部分。对我来说很清楚的是，我更愿意在世时没有那么多痛苦，拥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同时能够使用自己的心智。我们不清楚的是，我能够忍受多少痛苦和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的困境，抱着希望万一有可能恢复自理能力，或者找到新生存方式。维克多常常指出，技术能够带来解放，能够为被世界遗忘者赋能。在不久的将来，或许可以在大脑里植入一块儿芯片，帮助那些因中风瘫痪而丧失部分身体机能的人。或许，我的妻子能梦想成真，我们将在很多年之后一起死去，最好死在火星上。

得知我身患不治之症而让我看得更清楚的是，我没有了时间来完成自己想进行的种种课题，这成为一种转型体验。比如我必须决定我想在现有时间内完成什么样的哲学任务。表达这个想法的方法之一是：我更喜欢让哪种自我持续存在？那个想写出《论认证》---将印度哲学和分析哲学认识论结合起来的专著的那个自我，还是想写出《道德关切的范围》的那个自我，专门探讨非人类生命的道德权利和人工智能的道德权利结合起来的问题？

第一个课题谈及我的目标，通过引入印度认识论的一个概念让印度哲学与分析哲学对话，这个概念位于非事实的辩护和事实知识之间。这个概念被置于西方认识论中没有的认识论结构之内，它能够影响在当今全球化的、跨文化的、多学科背景下探索认识论的方式。我的课题灵感来自印度哲学新正理学派（the Navya-Nyāya school）的14世纪创始人甘吉沙（Gaṅgeśa）。我相信正理派传统著作能够为当今认识论提供很多东西。我发现有关认证概念的有趣之处在于在知道和被认定为知道之间存在差异，知道是因为主体可通过认知来满足某些客观的心智-世界关系，被认定知道是因为主体在社会交流背景下满足某些客观的心智-世界关系，被认定为知者的议题是引起争议的。在我看来，这个区分对于诊断应用认识论的很多问题都非常重要，对于重新思考认识论中的根本性区别也十分重要，正如维特根斯坦在其《论确定性》中做的那样。

第二个课题谈及我批判性地质疑感觉主义（sentientism）的欲望---对于道德立场和情感生活来说，现象意识和情感意识是否必要的问题。西方和东方的很多哲学家发现感觉主义是该问题的最根本回答：内在的道德立场是什么？人们能够在耆那教哲学（Jaina philosophy）和大卫·查尔默斯（David Chalmers）的著作中发现这种观点。虽然我赞同这是摆到桌面上的最有说服力的答案。我发现它常常被呈现出来，不做任何批判性反思。我对非人生命和新出现的人工智能模式的研究已经激发了我探索下面这个问题的兴趣，即被绑在满足生存目标上而不是基本绑在现象意识上的计算智慧是不是道德立场的基础。现象意识和情感意识是有程度差异的属性，谈及为何某件事比另外一件事更重要，但是并不涉及为何某件事具有内在道德立场。简单地说，我感兴趣的是这样的主张，即某些东西能够成为无意识的福利主体。

我不确定我在这些课题中的观点将在深刻的哲学中终结，但是，我这些课题的动机从哲学上说是诚实的。虽然如此，现在或许到了焦点集中在个人课题和智慧追求之外的成就上的时候了。比如，和妻子一起去巴塔哥尼亚高原（Patagonia）或者沿着约翰缪尔步道（John Muir Trail）穿行（由荒野探险者约翰·谬尔得名，它从优山美地峡谷（Yosemite Valley）中的半穹峰（Half Dome）山脚，延伸到海拔4400多米的惠特尼峰（Mount Whitney）山顶，通过安塞尔·亚当斯荒野，红杉国家公园，国王峡谷国家公园，全长约356公里。由北至南而行，穿越整个步道约需3个星期。---译注）？人们如何在这些事上做决定？

不治之症的时间维度是非常明显和重要的。人们还剩多少时间对于他们能完成什么具有重要意义。这里存在着的一种紧迫性既不会因为工作得更快而减弱，也不会因为工作得更频繁而减弱。因为紧迫性关乎的是终极结果，根本没有进一步修改和限制存在空间。

作者简介：

安纳德·杰普奈克什·维迪亚（Anand Jayprakash Vaidya），圣何塞州立大学（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哲学教授和比较哲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兴趣包括批判性思维、认识论、从跨文化视角和跨学科视角研究心灵哲学。

译自：Terminal Illness and Transformative Experience by Anand Jayprakash Vaidya

Terminal Illness and Transformative Experience - The Philosophers' Magazine (philosophers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