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党中央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体现了中央对周边地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高度重视。我们坚持与邻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理念，中国周边外交实现了较好发展。在中美战略博弈和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冲击中，周边国家除日本和印度之外均坚持不选边站队，并积极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2017年以来国际格局和周边局势出现了许多新特点。而且从历史上看，任何大国的复兴和崛起都需要以稳定的周边为依托。因此，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周边外交，提升其在中国外交总体布局中的地位，努力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使之成为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引领示范地区。

一、中国周边地区已成为大国博弈的前沿

随着亚太地区乃至所谓“印太”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世界主要大国，包括美、英、法、德、俄等均以新的姿态和巨大的资源投入到中国周边地区，使之成为大国竞争博弈的前沿。

（一）美国的战略布局已前所未有地集中到中国周边地区

2017年以来，全球和周边安全形势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中美关系出现了结构性竞争。2011年奥巴马政府宣布“重返亚太”之后，美国已逐渐将更多军事力量部署到亚太地区，并尝试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行整合。特朗普政府执政后，更是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并通过加征关税、出口管制、科技制裁、金融限制、军事威慑等手段来遏制中国的发展，使全面竞争的对华政策逐渐成型。2021年拜登政府执政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基调没有改变，仍将中国列为“首要战略竞争者”，并在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框架内进行了一些调整，包括修复、利用和加强同盟体系以及发挥多边机制作用；增强对国内高科技和关键领域的投资，努力提升美国自身的竞争力；在全球重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加速重要产业和关键产品供应链与中国“脱钩”；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注重价值观外交，通过打“人权牌”“民主牌”“环保牌”等对华施压。此外，将中国视为“首要战略竞争者”的定位也使美国国防和情报工作的重点转向中国。2021年2月，拜登亲自在五角大楼宣布成立“中国特别工作组”（China Task Force），其目标是确定美国面临的所谓“最重要挑战和机遇”，并判断针对中国的优先事项等。同年10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William J. Burns）宣布建立“中国

任务中心”（China Mission Center），提高对中国的关注度。随着朝鲜和伊朗任务中心被并入中东和东亚任务中心，“中国任务中心”将成为中情局唯一以国家命名的任务中心，再加上2020年国土安全部牵头成立的“中国工作组”（China Working Group）和2018年司法部成立的“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美国正投入更多的人员和资源，来加强对抗中国的工作力度。与此同时，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加快了构筑反华“包围圈”，企图对中国形成合围之势。

第一，推进“印太”战略。首先，2021年3月和9月，美、日、印、澳四国先后在线上和线下举行领导人峰会。3月线上峰会的重点是建立关键和新兴技术工作组（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y Working Group），以确保技术标准掌握在所谓“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国家手中，其中涉及加强在信息通信布局、供应商多元化和未来通信领域的合作，力图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联手应对中国。9月的线下峰会将合作领域拓展到基础设施、教育、网络、太空等七大领域，但重点同样是瞄准5G领域的尖端技术开发合作，构建“安全半导体供应链”是其核心内容。其次，美国也在设法让欧洲国家更多介入亚太安全和“印太”战略，美英澳安全同盟（AUKUS）的建立就是一个标志，意味着美国军事战略力量已集中布局到“印太”地区，并以三边的新方式呈现出来。

第二，第二，强化美日和美韩同盟。2021年上半年，美日、美韩会晤频繁，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和韩国总统文在寅相继访问美国，美日、美韩分别举行了“2+2”会谈，三国还借G7外长会的机会举行了三国外长会。美日会晤后，日本随即越来越直接地展现对华强硬，屡屡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在多个问题上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而韩国作为美国极力拉拢的对象，“选边站队”的压力已变得越来越大，战略定位面临极大考验。

第三，以南海、疫情等议题拉拢东盟国家。东南亚也是美国织就的遏制中国的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拜登执政后，已有常务副国务卿、国防部长、副总统等高官相继访问东南亚国家，南海问题始终是美国设置的重要议题。美国多次声称中国在南海地区“更加强势和进取”，强调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在南海的“航行自由”，否认中国在南海的合法权利，再次宣称《美菲共同防御条约》（Mutual Defense Treaty）适用于南海。哈里斯甚至鼓动越南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想办法向北京施压”，并表示“愿意向越南提供帮助以在南海问题上应对中国”。疫苗是美国拉拢东盟的另一个工具。在多位高官2021年访问东南亚后，美国加大了向东盟成员国提供和捐赠疫苗、资金援助和紧急物资的力度，包括 2021年8月向泰国提供了500万美元援助，向缅甸提供了5000万美元援助，向越南捐赠了106万剂疫苗。截至2021年8月，美国已向东盟成员国提供了2300多万剂疫苗和超过1.58亿美元的紧急卫生和人道主义援助。总之，美国正加大力度在南海问题上进行炒作、挑衅，并利用“疫苗外交”来干扰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

第四，联合多国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拜登政府还增加了在台湾问题上的话语挑衅和武力威胁。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多次宣称，“美将维持对台承诺，继续协助台湾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2021年4月，美国还发布涉台“行动指南”，放宽美国官员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往来。同时，日、澳、法等国与美国步调一致，连续发表错误言论。日本一些官员也声称要与美国“共同防卫”台湾。2021年10月，澳大利亚前总理阿博特（Tony Abbott）等西方政客访台，阿博特表示将帮助台湾“摆脱国际孤立”，力挺其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二）以法、德为首的欧盟和英国也进一步介入中国周边地区

由于距离太平洋较远，欧盟对亚太地区的介入一直比较有限。但是，欧盟已经开始认识到与“印太”地区的高度互联。欧盟是“印太”地区最大的投资者、主要的发展合作伙伴和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欧盟也认识到，能否对“印太”地区施加有效且持续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欧洲的安全以及欧洲能否在全球发挥更大的作用。基于这些现实和认知，欧盟在2016年“新安全战略”中首次提到“印太”，并与东亚地区并列。2021年以来更是深度介入“印太”地区。

第一，欧盟与“印太”国家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深度参与“印太”地区经贸体系建设。目前，欧盟已经与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等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与印尼的谈判也在进行中。2021年10月，东盟和欧盟表示准备恢复2009年中断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也是欧盟与东盟构筑经贸合作关系的最终目标。之后，欧盟还将致力于同印度等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脱欧”后的英国一方面与欧盟进行贸易协定谈判，另一方面将注意力转向亚太地区，在相继与日、澳、越等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又正式申请加入CPTPP，旨在重建“全球英国”新的伙伴关系网络。

第二，法、德、英等国相继介入“印太”安全事务。法、英、德对“印太”地区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希望在这一新的地缘政治方向上获益。法国对“重返印太”表现积极，还自诩为“印太国家”，并制定了欧洲第一份“印太战略”，正将军事活动和军力投放、渗透到“印太”地区。德国是在法国之后第二个出台“印太战略”的国家，并宣称“印太”地区是德国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为显示存在感，“巴伐利亚号”护卫舰已前往“印太”地区开展为期6个月的航行任务，这是德国海军近20年来首次进行类似部署。英国“向东看”趋势明显。“全球英国愿景”（Vision for Global Britain）已向“印太”地区倾斜，而且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活动频繁。英国不仅出动“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编队首次到“印太”地区开展所谓“航行自由”行动，还在相关地区常态化部署了两艘军舰。英国还将借美英澳安全同盟东进亚太，协助美国控制太平洋。

第三，欧盟制定“联通战略”和“印太战略”文件。2018年，欧盟制定了“连接欧洲与亚洲”（Connecting Europe and Asia—Building Blocks for an EU Strategy）的新战略，提出一个所谓可持续的、全面的和基于规则的欧亚联通性方案，重点打造交通、能源、数字及人际交流网，与亚洲国家和组织建立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同时还要在双边、地区以及国际组织层面增进合作。2021年，继法国、德国、荷兰出台“印太战略”文件之后，欧盟于4月和9月相继发表《欧盟印太合作战略报告》（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和“印太战略”文件，宣布将在可持续和包容性繁荣、绿色转型、海洋治理、数字治理与伙伴关系、互联互通、安全与防卫、人类安全这七大领域加强与“印太”国家的合作，以此对内展示团结，对外展现合作，紧跟美国步伐。欧盟认为，“‘印太’地区正日益成为欧盟的战略重点地区，该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人口和政治影响力使其成为塑造国际秩序和应对全球挑战的关键角色。”

（三）周边国家在中美战略博弈中进一步分化，一些国家对华更趋强硬长期以来，周边的一些国家在安全上依靠美国，在经济上依靠中国。但随着中美战略博弈加剧和美国对这些国家不断施压，虽然绝大多数国家迄今不愿选边站队，但对华态度分化趋向较为明显。一些国家追随美国，实施更为强硬的对华政策。一方面，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稳步推进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长有效期使中俄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并在更高起点、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推进合作，两国未来发展继续向好的趋势具有确定性和稳定性。中国与韩国、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总体相对稳定，虽然美国要求这些国家联合制华的压力越来越大，但它们目前尚能基于本国国家利益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例如，韩国并未加入“印太”联盟，东盟2019年发布的《东盟—印太展望》强调包容性和东盟的独立性，美国传统地区盟友新加坡也一直强调不可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越南也明确表示不愿意被牵扯进中美之间的纷争。另一方面，日本、印度等明显表现出偏向美国的态度和立场，并与美国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反华战略协作。大国博弈与周边问题相互交织，周边地区已成为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遏制中国发展的前沿阵地。

二、周边经济与中国经济新发展格局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

在世界主要大国都以新的手段介入中国的周边地区之外，周边经济形势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全球化更多以区域化、近岸化和本地化趋势来呈现，其中亚洲区域化的倾向尤为明显，且周边国家在经济上更加依赖中国。另一方面，机器人、3D打印、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运用将进一步促进区域化发展，亚洲特别是东亚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对双方都更为重要。

（一）全球化进入“慢速”阶段并呈现区域化、近岸化、本地化趋势

冷战结束后，与信息技术革命、全球市场统一、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加快对外开放相伴，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据统计，2002—2007年，全球贸易增速均高于实际GDP增速，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尤其是在2011年之后，全球贸易额年均增速（除 2017 年外）均低于实际GDP增速，全球分工进程明显放缓，全球产业链缩短，贸易强度下降，而全球价值链的扩张在2011—2013年达到顶峰后也一直停滞不前。全球化正逐渐由“快速”转为“慢速”，进入了“全球化减速”阶段。与此同时，TNT公司首席执行官彼得?巴克（Peter Bakke）曾谈到，全球化正在消亡，当前的经济转型就是由全球化转向洲际化，商品和贸易的大部分增长是在洲际市场实现的。减缓的全球化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区域化趋势，邻国市场效应尤为明显。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墨西哥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德国成为欧洲许多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2008年以来，区域间贸易增速及其在全球贸易总额中的比重明显低于区域内贸易。

疫情暴露了全球产业链的脆弱性，使各国更加注重产业链安全。2020年以来，因疫情和运输紧张，导致芯片等物资大量短缺。据统计，全球140多种重要产品中的70%集中在一国生产。为此，各国都在制定相应政策将产业转移到近岸或本地，或者是友好国家。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M. Raimondo）称，美国的半导体占全球产量的比重从20年前的40%降至如今的12%，并且几乎不再生产高端芯片，这危及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2021年以来，美国开始加强本土芯片的制造能力，加大投资力度并吸引韩国和中国台湾的资本加入其中。欧洲把医药等产业列为战略性安全产业，旨在提高原料药活性成分的本地生产能力。

（二）亚洲区域化倾向明显，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经贸依存度进一步提升

在区域化过程中，亚洲集中度尤为明显。从区域经济总量来看，根据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1年度报告》的数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亚洲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已经达到47.3%；从贸易来看，亚洲区域内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在2019年达到了57.5%，亚洲主要经济体对亚洲自身的贸易依存度均在50%左右。亚洲经济体之间双边贸易规模持续增长，中国和日本在亚洲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投资来看，亚洲经济体的外资仍主要来源于亚洲内部，内部引资依存度指数从2016年到2019年已连续4年保持在50%以上，这表明亚洲资金更青睐亚洲内部市场。2020年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该协定的逐步实施尤其是其原产地累积规则（Cumulative Rules of Origin）的适用，将为区域和全球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吸引内外部区域投资进一步向该区域聚集，推动东亚区域形成更加紧密的经济一体化。由此，从长期来看，大多数亚洲经济体对亚洲的贸易和投资依存度将继续增强。除美国对亚洲经济体的依存度下降外，其他全球主要经济体对亚洲经济体的依存度进一步上升。帕拉格·康纳（Parag Khanna）甚至认为，“西方是亚洲国家投资的来源地和出口目的地，亚洲的发展中国家能否摆脱对西方的依赖而与其‘脱 钩’，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亚洲各国的经济情况多种多样，既能大批量生产商品，也能提供高端产品和服务，而且亚洲内部收入差距巨大，只有专注于满足彼此日益增长的需求才能获得最大收益。”

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在亚洲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已经成为大多数周边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经济总量方面，202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2.3%的增长，2021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8%。在贸易方面，亚洲主要经济体在零部件产品贸易中高度依赖中国，在亚洲贸易额前22位的零部件产品中，有18种主要依赖中国。2020年东盟首次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使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关系在亚洲贸易中处于核心地位。在投资方面，2020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降幅高达42%，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只下降了4%。中国2020年吸引的直接投资以及对外直接投资仍保持增长，成为全球最大的直接投资目的地。而从疫情中复苏和稳定发展的中国也将进一步增加对亚洲和全球的投资。在产业链方面，亚洲尤其是东亚有许多优势产业，汽车及其零部件、钢铁、液晶电视、液晶面板、电话、智能手机、半导体等产业链均集中在这里，而且亚洲区域内零部件产品贸易近十年来一直是亚洲内部经济体之间贸易增长的核心。中国在亚洲生产网络中也始终起到关键作用，快速的经济发展促进了亚洲工厂的崛起、壮大。疫情的暴发虽然导致中国和亚洲国家部分生产网络的中断，也使各国在贸易和投资中更加注重区域化和安全因素，但从中长期看，亚洲的制造业中心地位不会转

移。亚洲主要经济体仍将高度依赖亚洲工厂，亚洲工厂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也将远高于美国、日本和其他经济体。中国及其周边地区在世界经济版图上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

（三）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也将进一步促进区域化，东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第一，机器人的发展和应用加快，其能够显著降低劳动力成本，主要基于劳动力成本而进行的全球布局将发生改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力成本总体趋于上升，而技术成本总体趋于下降。设备投资成本、消费市场、供应链安全等在未来将逐渐成为跨国公司进行投资考量的重要因素，将有可能影响劳动力的跨区域配置，产业更倾向于集中在本地和产业链短的周边地区。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的报告，基于自动化和持续的技术更新，2010年以来对工业机器人的需求快速增长。2015—2020年工业机器人的装配量年均增长11%，2015年达到25.4万台，2018年更是首次突破40万台。2020年，机器人装配量的71%在亚洲，全球工业机器人装配量的76%在中国、日本、美国、韩国、德国这五个国家。工业机器人对制造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其应用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制造能力以及制造的自动化、数字化等。机器人正在对大部分蓝领岗位造成冲击，未来的技术创新将继续颠覆白领的工作。在东亚地区，特别是正快速装配和运用机器人的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在今后的贸易和投资中将更加依托亚洲内部，各行业的区域化、本地化生产和产业链延伸将进一步提升。

第二，3D打印技术大大减少了中间环节，并提高了中间品的生产能力，全球贸易需求将下降。当前，3D打印已进入快速发展期，美国和欧洲等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开始布局，对3D打印项目进行大量资助，旨在占领新工业革命的制高点。目前3D打印技术应用的最大领域是消费电子领域，未来将是汽车、医疗、航空制造业等。一般而言，传统的生产方式采取的是“减成法”，建立在组装线基础上，即对原材料进行剪裁、拼接，然后组装起来。3D打印技术与此不同，采取的是“添加式制造”，这一新的生产方式有很多优点，如促进产品多样化但不增加成本，零时间交付式生产、零技能制造、设计空间无限等。其中，有两个方面尤为重要。一是减少对原材料的消耗。传统加工制造是通过对原材料的加工进行的，其损耗量惊人，而3D打印技术的原材料只有传统生产方式的1/10，能源消耗也远低于传统的生产方式，这既环保又减少了成本，也大幅度减少了原材料的全球贸易。二是3D打印技术的应用将使很多产品的生产一次成型，不需要先制造出许多零部件再进行组装，这就大幅度减少了生产所需的复杂产品和零部件，减少了对全球贸易的需求。随着打印材料和技术进步，全球中间品贸易额将下降。此外，由于减少了对国外零部件的依赖，产品的安全性也会得到更多保障。

第三，化石能源全球分布的不均衡，导致各国对外部油气资源的依赖，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将减少这种依赖，其投资和产业链合作将更多发生在周边地区。截至2021年初，已有127个国家承诺在21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已成为发展趋势。如果说传统化石能源只出现在特定的少数地区，投资较大且高度集中，那么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收集和投资的分散化，可以降低对外部供应地的高度依赖。中国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202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增长已占全球的1/3。为此，沿海地区可推进核电开发，西部、北部地区可推进风能和光能的规模化开发，这些都是中国降低对国际油气资源依赖程度，提高能源自给率的重点方向。可以预见，能源革命将逐渐削弱化石能源丰富的国家的实力和影响力。各国未来的能源战略和能源系统将更加依托国内和周边国家的生产，与周边国家共同构建和延伸可再生能源产业链是今后国际能源合作的重要命题和方向。

三、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任何大国要实现战略崛起，都需要一个稳定可靠、可作为战略依托的周边地区。这是历史经验，也是国际战略共识。在国际格局加速变化、周边局势更为复杂、全球化呈现区域特点和科技革命不断突破的背景下，要实现战略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要更加重视周边，提升周边外交在国家总体外交中的地位，制定有效的周边战略。

（一）切实提升周边外交在国家总体外交中的地位

一直以来，中国坚持“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的外交工作总体布局。周边虽是首要，但排在大国之后，中国外交曾较长时期以大国特别是美国为重点。目前，中美进入了战略博弈阶段，而美国更多地采取战略前压，把竞争和博弈的重点放在了中国的周边地区，“亚太再平衡”“印太”战略等都是其明确的战略部署，今后还会不断增强。同时，全球化调整特别是疫情后出现的区域化、近岸化、本地化趋势，中国根据外部环境变化所构建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要求实现祖国完全统一，都使得周边地区在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中将具有突出的重要性。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综合国力不断上升，大国竞争将主要集中在周边地区，大国外交在很大程度上将体现在周边外交上。古人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外交某种程度上也应该追求“修身、齐邻、治域、平天下”，由周边推及全球，以构建周边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和示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认真总结中国营造良好周边环境的经验

历史上的“朝贡体系”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周边安全、推进周边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而且当时中国“以大事小”“以礼相待”。例如，明代前期的统治者对周边国家采取了一种不干涉的外交政策，即所谓“臣而不治”，力图避免兵戎相见的局面。在这一外交方略的指导下，明代前期中国与绝大部分周边国家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关系，为明初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一边倒”的同时，以周边外交的突破推动了与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率先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以点带面，通过与印度尼西亚和缅甸达成相关协议，基本解决了与周边国家的华侨华人问题和边界问题。冷战结束后，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从相互信任措施开始，不仅解决了边界问题，还由此创建了上海合作组织。中国应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为今后更好开展周边外交工作提供借鉴。

（三）争取处理好周边外交中的一系列大三角关系

由于大国特别是美国高强度介入中国周边地区，因此中国在周边外交中还要努力处理好一系列重要的大三角关系。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中美日、中美韩、中日韩、中俄印关系等。在中美日关系中，一直以来，中美关系的紧张或缓和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很大。拜登执政后，随着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进一步加剧，日本不断扮演反华“急先锋”的角色，在涉台、南海、军事、高技术、供应链等方面积极配合美国的战略部署。对此，要考虑如何排除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干扰因素，尝试从战略敏感度低的经贸、文化入手，耐心谋划和运作，以最大的诚意推进中日关系发展。2021年10月，习近平主席致电祝贺岸田文雄出任日本新首相，展现了中国改善中日关系的坚定决心。在中美韩以及中、美、东盟关系中，要鼓励亚洲当事国坚持外交独立，加大经济合作力度，特别是增强彼此民众的相互理解，谨慎处事，增强政策弹性，力避其追随美国。中日韩关系是增进东亚合作的基础，要抓住 RCEP 生效的机遇，积极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俄印三角中的俄、印不仅都是中国的重要邻国，而且还都是新兴经济体以及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可以通过中俄印三国会晤机制，并借助多边机制，推进中印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四）将周边地区打造成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节点和高质量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的引领示范地区中国明确提出在新发展格局下“一带一路”建设要努力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扩大双向贸易和投资。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产业发展，而产业链的延伸、转型和升级大多需要依托一定的区域，通过密切的区域经济合作来实现。亚太价值链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目前生产链条最宽、参与国家最多、贸易额最大和分工结构最为复杂的区域价值链体系。2019年亚洲制造业产值超过7.1万亿美元，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值的 50%以上，其中，中国为4.1万亿美元（占亚洲的57.7%），日本为1万亿美元（占亚洲的14.1%），韩国为0.5万亿美元（占亚洲的7%）。特别是RCEP的签署，其原产地累积规则有助于产业链在区域内部相对稳定而有序地转移，也将能够显著降低供应链延展至该区域的成本。中国应该抓住机遇，以产业集群为导向，一方面深化与RCEP成员国的关系，另一方面向周边国家延伸供应链和产业链，并在各国的技术优势领域共同构建创新链。同时，加快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提升三国区域经济合作水平，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小循环”，并在新兴领域形成区域供应链和产业链。由此，中国可与周边国家建立基于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深度融合的伙伴关系。

（五）积极提供地区公共产品，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地区公共产品的供应是一个国家积极参与地区一体化、承担相应地区责任、树立良好地区形象的重要途径。作为亚洲大国，随着国际交往的密切和综合国力的增长，从自身长远利益和地区整体利益出发，中国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更加积极地发挥主导作用，主动提供地区公共产品，这对促进中国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关系、地区信任以及提升国家声誉大有裨益。这是因为，许多地区公共问题对中国的发展极为不利，如中亚地区的毒品泛滥，最终将影响中国特别是西北一些地区的社会稳定，并加剧地区恐怖主义在中亚的蔓延。中国参与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除了主动承担责任和分担成本，还应该有意识地关注地区社会领域的需求，通过提供许多关切地区民生和整体福利的公共产品，获得地区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和信任，从而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奠定民意基础。

结 束 语

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无论是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中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周边外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运筹外交全局，突出周边在中国发展大局和外交全局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周边外交战略方针。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面对周边形势的新变化、新挑战，周边地区的极端重要性更为凸显，周边外交的地位也应该相应增强。今后，我们要从立体、多元和跨越时空的战略视角，切实提升周边外交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将安全战略、经济合作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新发展格局联动推进、深度融合，率先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将周边地区打造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引领区和示范区。

王健：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来源：国际展望，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