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陆新村9号

1936年8月5日，我们现在知道，这一天距离鲁迅（1881—1936）生命的终点还有两个多月，但鲁迅并不知道，或者说他大概知道，但不确切。鲁迅怎么度过他的一天？当时，鲁迅住在上海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一座砖木结构、红砖红瓦的三层楼房，一楼黑铁皮门内有个小花园。走进台阶是会客室，有西式餐桌、书橱、留声机，工作台据说是瞿秋白送的，还有一个玻璃屏风，屏风后面是一个中式的八仙桌，日常用的餐桌，还有衣帽架。二楼的前间，朝南的房间，是鲁迅的卧室兼工作室，有书桌、藤椅、黑铁床。这里，建筑面积222平方米，使用面积估计也就一百五六十。三楼有阳台，有周海婴和保姆的卧室。

这个一百五六十平方米的大陆新村9号，是除了绍兴老家和北京八道湾四合院以外，鲁迅一生里住过“最阔气”的住宅了。

晚清和民国时期，大部分作家都不能完全靠稿费谋生。非常有名的作家，很多时间也要有别的谋生方式，或者编报纸杂志，如李伯元、吴趼人、黎烈文、孙伏园，包括后来的金庸等；或者在大学当教授，如胡适、周氏兄弟、闻一多、老舍、沈从文、朱自清等。极少数作家，在某一时期进入“官场”，鲁迅在教育部当佥事，胡适任国府驻美大使，陈独秀、郭沫若、茅盾也都曾经是职业革命家。但这些都是特例，人数远比办报教书的少。即使是职业革命家，表面身份、日常工作也还是要办杂志、编报纸，比方说夏衍、茅盾在香港。

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期间，周树人每月津贴60元。之后，任教育部佥事俸银200多元。 [1] 厦门大学，400大洋聘约，转到中山大学应该更多。1927年到上海后，基本上专业写作。有几年也在南京大学兼职“特约著述员”，每月300块。

《鲁迅日记》里对收支有清晰记载。月平均有300元到500元收入，固定100元寄给母亲和朱安，另外100元自己买书。余下来生活费用的也就是200元左右，小康偏上。鲁迅去世以后，许广平很后悔没有让他抽更好一点的、贵一点的烟，以至于损害了他的肺。抽烟还要挑牌子，可见后期鲁迅在经济上谈不上富有——看美国电影不会吝啬，跟北新书局谈版税是要计较的。

有人算过一笔账，鲁迅从1912年到1936年这24年里总收入124400银圆，其中55000元是薪金、讲课费，另外一半多一点是版税、稿费。 [2] 24年12万，每年就是5000元了，每个月差不多就400元了，如果平均来说，算不上发财，但也够生活。这是民国时期的中国作家的一个典型。

二　1936年8月5日鲁迅日记

1936年8月5日的日记，全文如下——

5日　昙。上午得赵越信。得依吾信。得吴渤信。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下午岛津（津岛）女士来。晚蕴如携蕖官来。三弟来。夜坂本太太来并赠罐头水果二种。夜治答徐懋庸文讫。 [3]

鲁迅日记通常纯粹记事，平实简单，这一天已算比较详细。两天之前8月3日的日记就是三个字——“雨，无事。”无事也要记一下。

8月5日日记提及三封来信、四个来访。我们在这其中最关心两件事：一，鲁迅和许广平、海婴去了须藤医院；第二，鲁迅这一天写完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三天前鲁迅的日记里就说过收到徐懋庸的信，所以这三四天里有了这篇文章。

最后几年给鲁迅看病的，主要就是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须藤父亲是杂货商，几个堂兄都曾在上海经商。早在1893年，须藤考入日本的第三高等医学院，十年后毕业参加日本陆军，曾经驻扎朝鲜。1918年退役，中校军衔，之后就到上海开医院。医院有一两百人，规模不小。鲁迅是通过内山完造认识须藤医生的。这之前，鲁迅看过不少日本医生，十几二十位，看得最久的就是这位须藤。因为鲁迅自己学过医，又在日本待过，和医生能够用日文交流，这些都是原因。医院离鲁迅的住处是2.4公里，往返也比较方便。

鲁迅去世是1936年10月19日，须藤医生撰文《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 [4] ，1936年11月15日发表，不到一个月。但内容接近的日语文章，则发表在1936年10月20日到23日 [5] ，即鲁迅先生去世第二天（写得真快）。根据《鲁迅日记》，最后的三年鲁迅请须藤医生看病，一共150次以上。须藤对鲁迅一生的健康状况比我们知道的多。他说鲁迅七八岁开始牙就不好，治乳牙以后“因为蛀牙的缘故夜里疼得睡不着，让父母很困扰，甚至被父母斥责连这点疼痛都无法忍耐” [6] 。那时绍兴没有牙医，最多就是拔牙的，其他人牙痛就去求仙问菩萨，所以鲁迅的蛀牙恶化，牙根腐坏，到23岁，大部分牙齿已经缺损，27岁装了假牙。因为牙病导致胃扩张、肠迟缓，以及其他消化器官均受影响。鲁迅到死，他的食量只有常人的一半。鲁迅“常常说自己生来就不知道饥饿和美味为何物”。这个也还是须藤的原话，“因其消化器官机能的衰退造成营养不良，其结果就是筋肉薄弱，当他自己觉察到时，体重已不到四十公斤。由于先生天生体质特异的缘故，不管是原稿的起草或是读书研究，常常都是在夜间进行，已成为他的生活习惯，加上体质筋骨虚弱，神经过度疲劳，成了恶性循环。” [7] 所以，须藤医生认为鲁迅弃医从文也是牙痛的结果。

据须藤记载，鲁迅的病情1936年1月开始恶化。1月3日鲁迅的日记就说，“夜肩及胁均大痛”，就去了须藤医院。3月2日，“下午骤患气喘，即请须藤先生来诊，注射一针。” [8] 连续几天都有记载，3月8日说，“须藤先生来诊，云已渐愈。”可是到了5月8日，日记里记载都是自己在发低烧。

三　鲁迅之死：误诊所致？

《鲁迅传》的作者朱正说须藤的医道不高明，只是因为来往久了，鲁迅对他有信任 [9] 。周建人（鲁迅的弟弟）曾告诉鲁迅，须藤是日本退役军人，乌龙会的副会长，鲁迅说：“还是叫他看下去，大概不要紧吧。” [10] 史沫特莱（鲁迅的美国友人）要介绍个肺病专家，鲁迅开始还不同意，到了5月31日，病情严重，冯雪峰看不过去，就去找了茅盾，茅盾做翻译打电话给史沫特莱，请来了一位美国医生叫邓恩。

鲁迅在散文《死》里面讲到了这个美国医生——

今年的大病……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样，一任着日本的S医师的诊治的。他虽不是肺病专家，然而年纪大，经验多，从习医的时期说，是我的前辈，又及熟识，肯说话。……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师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

D医师的诊断却实在是极准确的，后来我照了一张用X光透视的胸像，所见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诊断相同。 [11]

这么悲惨的情况，人家说病没法治了，鲁迅还能够用幽默的笔墨书写。《死》是鲁迅最好的散文之一。同一次诊断，周建人后来在1949年的《人民日报》上写文章 [12] ，说鲁迅病重时也曾看过肺病专门医生，医生说病严重，但还可治。“第一步需把肋膜间的积水抽去，如果迟延，必不治。须藤却说肋膜下并无积水，但只过了一个月，他又说确有积水。”才开始抽水。

到底在5月底之前，鲁迅的病是怎么医治的，怎么诊断的？

鲁迅自己在5月15日致曹靖华的信里说，“日前无力，今日看医生，云是胃病，大约服药七八天，就要好起来了。”

就是说5月的时候，须藤医生诊断是胃病，吃药七八天。

5月23日，鲁迅又写信给赵家璧说，“发热已近十日，不能外出；今日医生开始调查热型，那么，可见连什么病也还未断定。何时能好，此刻更无从说起了。”

到了5月份的时候，发烧的原因都搞不清楚。

我们后来知道这段时间正是鲁迅为“两个口号”论争操碎心思的时候。严家炎教授在2003年《中华读书报》上撰文 [13] ，说须藤先生在鲁迅死后应治丧委员会要求，写了一份医疗报告，可是这个报告有可疑。须藤说是1936年3月开始抽肋骨积水，但多方资料显示，比方说鲁迅自述、周建人文章、鲁迅书信等，实际是在美国医生诊断之后，到1936年6月才开始抽积水。

病医不好也许不全是医生责任，但是改动报告，推卸责任，显然有违医德。40多年后，1984年，上海鲁迅纪念馆将馆藏的鲁迅X光片请了23位医学专家研究，读片以后的结论是——根据病史摘要和1936年6月15日后前位X线胸片，一致诊断：一、慢性支气管炎，严重肺气肿，肺大皮包；二、二肺中上部慢性肺结核病；三、右侧结核性渗出性胸膜炎。根据逝世前26小时的病情记录，大家一致认为，鲁迅死于上述疾病基础上发生的左侧自发性气胸。

这个结论从医学上证明了须藤医生误诊，如果死于肺结核是自然死亡，如是自发性气胸，其实是可以抢救的。10月18日凌晨，自发性气胸，如果当时立刻抽气减压，有可能转危为安。

8月5日日记除了写鲁迅夫妇为了儿子去须藤医院之外，还有一件事情更加重要，就是“答徐懋庸文讫”。《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鲁迅晚年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却不一定是鲁迅自己写的。此文关系整个30年代中国文艺界的思潮变化和派别斗争。

四　“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

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文艺界至少有六次文学论争，鲁迅卷进了其中的五次，而且都是主角。最后一次就是“两个口号”之争，影响深远，对晚年鲁迅的心力也是消耗巨大。如果说之前鲁迅一直“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那么这一次却是有苦难言。原因是这次论战离文艺思潮远，离政治人事近。以前自以为与右派论争，鲁迅理直气壮；这次是和“自己营垒中人”暗战，鲁迅不大擅长。

鲁迅在《花边文学》序言里说，“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 [14] 这里所谓“同一营垒的青年战友”，指的是廖沫沙。廖沫沙60年代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文革”初他和邓拓同属“三家村”。年轻时，革命文青廖沫沙写文章令鲁迅很不开心。详细情况很琐碎，都是一些文字误解，但鲁迅对于这些误解不会忘却。有人化名绍伯，在《大晚报》副刊调侃鲁迅气量狭小，鲁迅认为这个绍伯就是田汉。“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15] “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横站”就是说打仗时面对敌方，但又害怕后面有人攻击，所以不能正对着敌方，就得横过来。“身体不好，倒是年龄关系，和他们不相干，不过我有时确也愤慨，觉得枉费许多气力，用在正经事上，成绩可以好得多。” [16] 在1935年给萧军、萧红写信时，鲁迅把这种愤怒进一步放大，说：“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 [17] 这段自我描写真的令人感慨，“受了伤”，“舐干”伤口，因为什么？就因为廖沫沙、绍伯这些年轻人的文字？还是另有一些“给谁也不知道”的难言苦衷？

20年代中期写《坟》《热风》，鲁迅并没有明确的“同一营垒”的概念，孤身一人在《野草》里，伤口也可以舔舔，痛苦愤怒就他一人，不要考虑那么多阵营、战线，所以也不需要“躲”起来舔伤，“给谁都不知道”。营垒、战友、阵线、敌我、后方、横站等，这些都是军事概念，或者说是政治术语。鲁迅骨子里是个文人。

1935年9月12日给胡风信，鲁迅描写他在“左联”的处境：“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 [18]

后来不少研究者感兴趣这封信里的“工头”到底是谁？是不是讲周扬或夏衍？当时胡风、冯雪峰、丁玲和鲁迅关系比较好。这些人事派别的斗争后来一直延续到延安——“鲁艺”对“文抗”。丁玲、冯雪峰在50年代很早被打成反党集团和右派，胡风是反革命集团。1966年，周扬、夏衍等也成了黑帮。“文革”后胡风、冯雪峰、周扬等都平反了。可是丁玲和周扬之间，始终还是有些意见。本书并不关心文艺派别的斗争演变，更关注的是鲁迅的心态。鲁迅一直很敏感奴隶受压迫、奴才麻木忍让，现在居然有“工头”在他背后抽鞭子，他却什么都不能说，为了这个事情还向外国人撒谎。用鲁迅的原话说：“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 [19]

五　“我真觉得不是巧人，在中国是很难存活的”

夏济安在《鲁迅与“左联”的解散》 [20] 一文中引胡适的话，说很晚才看到鲁迅给胡风的信，推测鲁迅如果当时不死，他将怎么介入之后的中国文坛。鲁迅当时不知道，就在他抱怨“横站”苦境时，1935年下半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已在莫斯科决定，“左联”应当解散。此时红军已经到达陕北，意识形态工作由总书记张闻天和王明、康生等负责。王明委托萧三带信到上海，先给鲁迅看，再转给周扬（地下党电台被破坏了，周扬和陕北断了联系）。1936年1月19日鲁迅看信以后觉得很突然，没法接受。他把信转给了周扬、夏衍，周扬等“左联”领导决定要执行王明代表中央的指示。

为什么看到要解散“左联”的信，大家态度会有不同？因为周扬他们是战士，服从命令是天职。鲁迅是文人，自己没想通，怎么执行命令？茅盾后来有回忆，说夏衍他们主张“左联”解散，要成立新的文艺界抗日组织，门槛低，只要抗日就可进来。他们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名义上是“左联”的领袖。可是鲁迅不肯见夏衍，情况有点尴尬。

茅盾跑来跑去无功而返，他说自己就是一个传话的人，这是几十年以后的回忆。 [21] 但当时鲁迅对他的朋友说，内幕如何，我不得而知，指挥的或者是茅（茅盾）与郑（郑振铎）。“我真觉得不是巧人，在中国是很难存活的。” [22] 说明鲁迅对处在中间的茅盾，也有看法。

此事僵持数月，1936年4月25日，冯雪峰从陕北回到上海，他是左翼地下党里面除了瞿秋白以外，最被鲁迅信任的人。他参加了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从陕北重回上海时，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都给他布置任务，还带了电台。

冯雪峰后来回忆，到上海马上去鲁迅家里，鲁迅见面第一句话就说，“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 [23] 冯雪峰后来说，这句话以及鲁迅说话的表情，他永远都记得。

然后，冯雪峰和鲁迅讲了长征、陕北、红军等。鲁迅又讲了上海的情况，冯雪峰说他记得鲁迅讲了两句话，第一句是说，“我成为破坏国家大计的人了”，另外一句就是说“我真想休息休息”。 [24]

1936年是鲁迅生命的最后一年，年初大病，去世是10月，4月25日就是鲁迅去世前半年。“破坏大计”，就是指他不加入新的统战的文艺团体。鲁迅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我们可以用，敌人也可以用。”与“国防文学”相对，胡风在鲁迅家里见到冯雪峰以后，提出了一个新口号，叫“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朱正《鲁迅传》说，这个口号表面上是胡风提，实际上是冯雪峰建议，也就是陕北带来的意思。 [25]

作为口号，“国防文学”更容易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有点长，但重要的是这个口号是谁提的。大背景是走向国共合作、西安事变，“国防文学”是战略调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原则坚守。用今天的术语，前者是与时俱进，后者是不忘初心。

王明名义上还是党的领袖，后来写了一本书叫《中共五十年》 [26] ，说这两个口号都是根据中共中央文件提出来的。周扬等人在1936年初提出“国防文学”，依据的是1935年8月1日为进一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而鲁迅等人1936年5月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依据的是中共中央1931年9月19日，因“九一八”日军侵占沈阳而发表的宣言，宣言里提出了“武装民众，进行抗日”。王明说，周扬和鲁迅不同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都是依据这两个中央文件，所以归根结底这两个口号都是他起草的，时间上一个是1931年，一个是1936年。

一个政治集团、政治力量为了自身利益而变换口号，非常正常。可惜文学家转弯没那么快。文人的理想，不仅为了利益、形势，更多出于理念、信仰。好不容易经过近十年战斗，鲁迅也有了阵营、敌我、横站之类的意识，突然又转向要他搞统战，用几年前刚刚批判过的民族主义（今叫“国防文学”）口号，鲁迅适应不过来。毛泽东后来说，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但是从“两个口号”之争的情况看，鲁迅确实是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但归根结底他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

就在“两个口号”之争时，鲁迅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1936年6月5日，鲁迅因病停了日记。他的日记之前连续25年没有中断过，可是在1936年6月停了25天。这时不止一篇文章由冯雪峰代笔。胡风对鲁迅说，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一笑说，我看一点都不像。 [27] 胡风这个回忆是否准确，也难说。

六　鲁迅：胡说！胡说！胡说！

再回到1936年8月5日，鲁迅日记提到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徐懋庸这个名字也因为这篇文章永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徐懋庸当时二十几岁，写杂文模仿鲁迅风格，鲁迅曾给他的杂文集写过序。

1936年徐任“左联”宣传部部长，也是新创办的中国文艺家协会的理事。1936年8月2日，就是我们看到那篇日记的前三天，他给鲁迅写了封信，里面直接批评鲁迅：“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言行”“恶劣的倾向”等，很不客气。“在目前的时候，到联合战线中提出左翼的口号来，是错误的，是危害联合战线的。”除了批评鲁迅、批判鲁迅支持的口号，徐懋庸还尖锐地责骂鲁迅身边的一些人，比方说“胡风的性情之诈”，“黄源的行为之谄”，“巴金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信中说鲁迅，“先生可与此辈为伍，而不屑与多数人合作，此理我实不解。”还说，“我觉得不看事而只看人，是最近半年来先生的错误的根由。” [28]

当然，读了这么一封极不客气的来信，8月3日那天日记：“雨。无事。”其实是生气，怎么没事？鲁迅成为文坛领袖，已经十多年了。这是他提拔的一个年轻人，居然跑出来这样和他说话，语言嚣张，态度不逊，而且这封信不仅是徐懋庸个人的骄横，还代表着“左联”其他一些实际领导的观点。在鲁迅看来，这是来自自己营垒的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一次攻击，所以《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过万字，罕见地把徐懋庸的信放在前面——通常鲁迅写辩论文章，都是把人家的文章附录在后面。

现在知道，这篇文章是冯雪峰代拟的初稿，鲁迅花了几天时间做了修改、增补，在我看来这是一篇非典型的鲁迅文章，鲁迅以前从来没有发表过这样格式的文章。

这篇文章跟鲁迅一贯的文风有什么不同？

第一，这篇文章里有大段的政治宣言，因为徐懋庸质疑鲁迅支持的口号危害统一战线，鲁迅在文中加了重点号，直接声明自己的立场。

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 ，我是看见的 ，我是拥护的 ，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 ，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 ，而且是一个中国人 ，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笔，所做的事仍是写文章，译书，等到这枝笔没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别的武器来，决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

其次，我对于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我赞成一切文学家 ，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 。 [29]

这样政治表态的宣言文字，实在不像鲁迅的文风。

第二，这篇文章里不再运用鲁迅常用的讽刺、讥笑、拐弯抹角骂人，而是直接正面，从政治人格上指责对方：

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

徐懋庸说不能提出这样的口号，是胡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可以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们也来努力向前进，在这样的意义上，说不能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这样的口号，也是胡说！但这不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标准，徐懋庸说我“说这应该作为统一战线的总口号”，更是胡说！ [30]

撇开内容不谈，这三个胡说，三个感叹号，应该也是冯雪峰的文笔，鲁迅在重病之下气愤之中，修改也力不从心。

第三，更重要的一点，文章里有不少地方非常有策略，虽然这个策略已经不大符合事实了，但是很顾及统一战线、政治正确，这个也是鲁迅一生的写作里很罕见的。比方说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我先得说，前者这口号不是胡风提的，胡风做过一篇文章是事实，但那是我请他做的。”

事实上，口号是冯雪峰向胡风提的，鲁迅出来背书，是保护胡风和冯雪峰——文章是“我请他做的”，怎么样？

鲁迅又说，“这口号，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标新立异’，是几个人大家经过一番商议的，茅盾先生就是参加商议的一个。”但实际上茅盾没有参与，茅盾回忆录里有说明。鲁迅文章还说，“郭沫若先生远在日本，被侦探监视着，连去信商问也不方便。”这又是统战笔法了，鲁迅平常有事，哪里会找郭沫若商量？一篇文章里有三处提到郭沫若，另外一处是引用郭沫若的话，还有一处这样说：“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 [31]

现在没法考证，此话是鲁迅本意，还是冯雪峰起草的统战策略。

整篇文章写得很有气势，逻辑分明，局部地方极有文采。有一段非常有名，是这样说：

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

这番话到后来就被人反复引用了，“文革”当中批判“四条汉子”，出处就在这个地方，这倒像典型的鲁迅文风。

1936年8月5日，这时鲁迅的生命还有两个多月。

[1] 陈光中：《走读鲁迅》，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61页。

[2] 同上，249—250页。

[3] 《鲁迅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615页。

[4] ［日］须藤五百三：《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作家》月刊（上海）第2卷第2号，1936年11月15日。

[5] ［日］须藤五百三：《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上海日报》晚报版，1936年10月20日至22日。日本关西大学北冈正子教授指出《鲁迅先生纪念集》中“日本各杂志新闻所记载的追悼文细目”提到1936年10月23日《上海日报》曾刊载一篇须藤五百三名为《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的文章，之后该文章被“剪短的摘要在日本的杂志《新青年》1973年1月号（第18卷第1号）上”。北冈正子将其与须藤五百三发表在《作家》杂志上的《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对比后，认为二者“应该是不同的文章”，前者并非后者的日文原稿。“所提到的有几个不同点。首先是标题的假名部分并非片假名而是平假名（“医者より观たる鲁迅先生 ”），另外发表日并非二十三日，而是昭和十一年（1936年）的十月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日，分上、中、下三回，发表在《上海日报》的夕刊（晚报版）。把《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与《作家》中的《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比较之下，显而易见的不同之处在于《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附录的“鲁迅先生病状经过”并没有附在《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里面。另外，即使把日文与中文在翻译上的差异都计算进去，文章的长度，《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还是比较长。从这两点应该就可以断言，《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并不是《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的日文原稿。”参见［日］北冈正子：《有关〈上海日报〉记载须藤五百三的〈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邱香凝译，《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11期。

[6] ［日］须藤五百三：《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上海日报》晚报版，1936年10月20日至22日。参见［日］北冈正子：《有关〈上海日报〉记载须藤五百三的〈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邱香凝译，《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11期。

[7] ［日］须藤五百三：《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上海日报》晚报版，1936年10月20日至22日。参见［日］北冈正子：《有关〈上海日报〉记载须藤五百三的〈医者所见之鲁迅先生〉》，邱香凝译，《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11期，25页。

[8] 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95页。

[9] 朱正：《鲁迅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377页。

[10] 周海婴：《父亲的死》，《鲁迅与我七十年》，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年，51页。

[11] 鲁迅：《死》，《中流》半月刊第1卷第2期，1936年9月20日。引自《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634页。

[12] 周建人：《鲁迅的病疑被须藤医生所耽误》，《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9日。

[13] 严家炎：《鲁迅的死与须藤医生无关吗？》，《中华读书报》，2003年3月19日。

[14] 鲁迅：《花边文学·序言》，选自《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437页。

[15] 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选自《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52页。

[16] 鲁迅：《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301页。

[17] 鲁迅：《致萧军、萧红》，《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445页。

[18] 鲁迅：《致胡风》，《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43页。

[19] 鲁迅：《致胡风》，《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43页。

[20] 夏济安：《鲁迅与“左联”的解散》（Lu Hsün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League of Leftist Writers ），收入其英文名著《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 ），中文版参见夏济安：《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

[21] 参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307—347页。

[22] 鲁迅：《致曹靖华》，《鲁迅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81页。

[23] 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248页。

[24] 同上。

[25] 朱正：《鲁迅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385—290页。

[26] 王明：《中共五十年》，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

[27] 胡风：《鲁迅先生》，《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

[28]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47—548页。

[29]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49页。重点号原有。

[30]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49—550页，553页。

[31]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