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我在浦山先生的遗体告别式上见到了李慎之先生，未想他那么快也过去了。想当年他任社科院主管国际片的副院长，送我等赴美留学时正是意气风发之际。当时他侃侃而谈，旁征博引中外名人，要求我等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李先生谈话中显现的才气之高，令人十分敬仰。
后来我曾在加州接待慎之先生，陪他在旧金山湾区游逛，有许多深谈。谈到他自幼学数学，起点竟是如何计算银行的“复利”（利滚利）。由此又谈到美国白人出生率低，黑人和拉丁人出生率高，以及多少年后将“利滚利”一般把白人变成少数民族，改变美国的政治版图，也改变美国的对外政策。其思想之活跃令人叹服，却毫无鼓吹民主之意。民主是无法治理社科院的，慎之的治院风格其实颇“铁腕”，“国际片”的成就也显而易见。
近年读他写的文章，大肆鼓吹“民主化”，对中共的革命持否定态度，直斥为搞专制。对毛泽东的评价也一落千丈。由此不禁想到毛对知识分子的评论。知识分子是毛，要么附在这张皮上，要么在那张皮上；中国的皮，美国的皮，共产党的皮，或者民主派的皮。思想要独立，难哪！
思想之大转变，原无可非议。但李先生天资聪慧，缘何“觉悟”甚晚，至退休之后才突然“得道”，乃至否定自己为之辛勤服务了几乎一生的体制？从话语间或能读出其个人怀才不遇的大怨，当比不得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境界。
李先生晚年的“觉悟”，其实未臻胡适之先生早年的水准。共产党的认识高出胡先生甚多，所以能强国，富民。否定新中国的成就是徒劳的。陈翰笙先生至今还活着，他那跨越三个世纪的生命可以作证。八十年代初师从陈先生时，先生对共产党的政策多有严厉批评。我曾问他，为什么要听李大钊之劝，加入共产党？他说，“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晓得？为了打倒军阀嘛。”李先生的历史感是否钝了些？大概因为较陈先生晚生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吧。
李先生已去了，后辈当以赞颂为主，不应苛责其事业的瑕疵。后生唯不知应赞颂他晚年的觉悟呢，亦或他辛劳几乎一生的功绩呢？他自己用前者否定了后者。作为退休的高级干部，他的遗体理应得到覆盖中共党旗的尊荣，可他自己在九泉之下会愿意吗？如何评价名满天下的慎之先生？窃以为，当慎之，又慎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