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六次文艺论争
“五四”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1927—1936），据李欧梵在《剑桥中国史》里的整理 [1] ，至少发生过六次文艺论争，需要极简回顾。
第一次是太阳社和后期的创造社批判鲁迅“醉眼朦胧”与“阿Q已经死去了”，并问鲁迅站在什么阶级、什么立场上从事文学。其中最严重的指控，即郭沫若说鲁迅是“双重的反革命”与“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这些革命作家后来向鲁迅认错，鲁迅去世以后，郭沫若对鲁迅评价很高。
第二次是鲁迅与梁实秋的笔战。翻译论争有点文人相轻，“阶级性”问题却是鲁迅与梁实秋及自由主义阵营的严重分歧。文学到底是必须写阶级性还是必然要写人性？恐怕至今仍是有争议的话题。当时鲁迅笔头辛辣，又有左翼阵营声援，似乎占了上风。
第三次论争是30年代初，鲁迅、冯雪峰和“左联”对“民族主义文学”论战。国民党系统的文学派别“民族主义文学”，以王平陵、朱应鹏、黄震遐等为代表人物，核心观点是“九一八”后，文学应该放下阶级矛盾，共同提倡民族抗争。抽象看口号，“民族主义文学”和1936年的国防文学似乎接近。但“民族主义文学”强调的是黄种人对抗西方人，并不全是抗日的意思。没有几篇文章，论争就见胜负。国府除了检查制度或警察抓人外，正面参与文学运动，这是比较有名的一次，迅速失败。
第四次论争发生在左翼阵营内部，茅盾和瞿秋白争论文艺如何大众化。瞿秋白认为“五四”文人的语言太欧化，不是大众文学，茅盾就为“五四”新文学辩护。讨论参加者不多，但影响深远——延安以后，文学如何大众化，仍是重要课题。
二 “第三种人”施蛰存
第五次论争的主角就是施蛰存（1905—2003）——他和冰心、巴金一样，见证了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施蛰存是杭州人，早年住苏州、松江，中学时在鸳鸯蝴蝶派刊物发表过作品，读过上海大学。因为30年代主编《现代》杂志，加上周围的一批作家刘呐鸥、穆时英、李金发、戴望舒都比较倾向于现代主义，所以被称为“现代派”。“现代派”要打引号，因为并不等于西方的现代主义。《现代》杂志上面其实什么派别的作品都有。主编施蛰存当时才二十七八岁。有两件事情使《现代》杂志卷入了文学论争。
一是胡秋原、杜衡（苏汶）、施蛰存等人，在30年代左右文坛对阵时，希望自己能置身论争之外，做“第三种人”：“在‘智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争着文坛霸权的时候，最吃苦的，却是这两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这第三种人便是所谓作者之群。” [2] 虽然他们自己的定义很小心，但常人理解就是想走“中间道路”，马上被“左联”批判了。阶级斗争非友即敌，怎能允许“第三种人”？“左联”名副其实，主张“文艺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 [3] 战斗意识强于统战策略。回到当时的文化斗争语境，批判“第三种人”的目的，恐怕并不只是打击胡秋原、施蛰存——胡秋原、施蛰存在社会上影响不是很大。批判第三种人的效果，也许是让一些其他“民主主义作家”（巴金、曹禺、老舍等），不要在左右中间走第三条路。实际上，曹禺、巴金的政治倾向都比较靠拢“左联”，靠拢革命，老舍后来也有了转变。
除了文艺斗争大背景，还有一件小事也影响了“第三种人”的命运。施蛰存曾在报上写文章劝青年人多读《庄子》《文选》，说这样才能写好文章。鲁迅看了以后不喜。早在20年代鲁迅就看不惯胡适等提倡“整理国故”，现在施蛰存本人也就二十七八岁，还要装作很老成的样子向青年人推荐《庄子》《文选》，鲁迅认为这会引导青年脱离现实革命斗争，所以就套了一句杜牧的旧句讽刺施蛰存，将“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改成“十年一觉文坛梦，赢得洋场恶少名”。
其实，私下鲁迅并没有轻视《庄子》《文选》的意思，他反而嫌施蛰存文章哪有一点《庄子》《文选》气？施蛰存抗战以后一直在大学教书，云南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沪江大学等。在华东师范大学，他带的研究生，或魏碑考证，或唐诗研究，说明他的古典文学底子非常好。多年后我和李欧梵教授到施先生愚园路寓所拜访，谈起《梅雨之夕》走的是哪一条马路，虹口舞厅革命党人聚会等细节，十分清晰。90多岁获得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上台致辞，神清气爽：“你们终于想起我了……”全场掌声。
施蛰存和《现代》杂志，令人反思：后来大半个20世纪，作家是否还可以选择做“第三种人”？
三 魔幻历史小说《将军底头》
在《梅雨之夕》之前，施蛰存还发表过《将军底头》（《小说月报》第21卷第10号）。中国小说原有历史演义、侠义公案、世俗风情及神幻魔怪四大传统，晚清社会谴责小说以世情官场为基础，夹一点历史（《孽海花》），讲一点侠义（《老残游记》），总之写实是主流，神幻魔怪十分罕见。鲁迅《故事新编》是个例外，施蛰存的《石秀》《将军底头》其实也是“故事新编”。《将军底头》写唐代“花惊定”将军，率骑兵去四川边境抵抗吐蕃，但花将军有吐蕃血统，看不起自己手下汉兵，期望打胜仗就能抢财富抢女人。出征途中花将军已在犹豫，到底该尽忠职守为大唐而战，还是索性反叛回去吐蕃？施蛰存早期小说的语言其实有点笨拙，比方说“秋季的一日，下着沉重的雨。在通达到国境上去的被称为蚕丛鸟道的巴蜀的乱山中的路上”，一句话里面用了四个“的”，“时代已经把对于他的我们底记忆洗荡掉了”等，文字干涩。 [4] 小说前半部分情节也十分老套，军队进驻小镇，骑兵企图强奸民女，被将军砍头挂在树上，将军自己却暗暗爱上这个民女，而且夜间梦见自己占有了民女，第二天，将军还找到机会向民女表白，貌似通俗连续剧情节。可是小说结尾，突然翻转——将军在战场上砍了一个吐蕃首领的头，自己的头也被同时砍下，但将军的身体却仍然能够骑马回来。身体看不见自己的脸，只听见在洗衣服的这个民女调侃的声音，说：“头都没了，还洗什么呢？”将军的头其实在远处，在死了的吐蕃的手中流着眼泪。之前将军向民女表达爱意的时候，说过一句“即使砍去了首级，也一定还要来缠扰着姑娘”，没想到一语成谶。这是早期施蛰存的代表作《将军底头》。这种写法，几十年后再次进口，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
四 《梅雨之夕》：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写小说
除了这种“伪历史小说”以外，施蛰存更有名的代表作是《梅雨之夕》。从20年代起，不少中国作家已经受到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的影响，鲁迅翻译过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定义文学是“压抑在无意识中的欲望通过艺术而宣泄”。（施蛰存有不少兴趣点无意间与鲁迅重合，关于弗洛伊德理论，关于魔幻历史小说，关于北四川路……）鲁迅短篇《肥皂》写一个乡绅看到女乞丐被人议论“咯支咯支”洗一洗就很好看，于是就买香皂给老婆，也是写主人公不知自己的性压抑。施蛰存的心理小说是摆明车马、开宗明义，说明这是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写小说。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或者说无意识是人自己不知道，但又影响着他行为和心理的东西。我不知道的东西在影响我。我怎么知道有影响呢？《梅雨之夕》通篇都在说：“我没知道……”
还是刘呐鸥、穆时英喜欢的都市风景线，从公司下班撑伞走回家的男人，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雨中行。明的理由是坐电车周围都是雨衣，寓所离公司又很近，走路可以看风景，这些都是理性意识到的雨中乐趣，但是乐趣背后有什么？主人公“没知道”。为什么不急于回家呢？没有小孩焦急等他，太太可能已经做好饭菜，没有期待家中温暖？或者家庭太温暖了，需要在路上透透气？或者不想终日面对太太？甚至想都不敢想？自动压抑了“不想”，是否婚姻常态——这不代表他不爱他的太太，怎么可以不爱呢（这些是后来张爱玲《封锁》处理的问题）。都市人至少有三种身份，在家是丈夫，在公司（单位、体制）是职员，但是在路上，潜意识里是自由身份，或者说戴上了自由的面具。都市人和乡村的人，最大区别就是前者不止一个身份。村里人犯了个错（比如王二和李嫂有一腿），就得背负一辈子。而城里人改过（改变自己）的机会多（受骗上当的机会也多）。也许雨中漫步回家就是一种第三身份的享受——另一层意义上的“第三种人”？这时“我”不是职员，“我”也不是丈夫，“我”就是一个“自由人”，一个“男人”（无意识中追求自由，并模仿“男人”的欲望）、一个“绅士”（“绅士”和“自由”其实也可以是面具），自以为谁也不认识我，但谁也可以认识我。
主人公有这么想吗？小说没有写。小说只写了他在雨中“且行且珍惜”。他觉得北四川路很朦胧，颇有诗意，这时有辆电车开来停住。“在车停的时候，其实我是可以安心地对穿过去的，但我并不曾这样做。我在上海住得很久，我懂得走路的规则，我为什么不在这个可以穿过去的时候走到对街去呢，我没知道。” [5] “我没知道”是颇别扭的汉语过去式，说明作者是事后记述，其实是“我当时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不马上回家，为什么还要在雨中欣赏街景，为什么还要在电车旁边停下。其实，读者都看得很清楚——这男人在无意识中盼望某种艳遇。可是他没有这么想，他也不敢这么想，这种“无意识中盼望”是他的“超我”不允许的，也是他的“自我”不知道的。“我数着从头等车里下来的乘客。为什么不数三等车里下来的呢？这里并没有故意的挑选，头等座在车的前部，下来的乘客刚在我面前，所以我可以很看得清楚。”注意头等车的乘客只是无意识的选择：即使是“第三种身份”，阶级意识也深入本我层次。
“第一个，穿着红皮雨衣的俄罗斯人，第二个是中年的日本妇人，她急急地下了车，撑开了手里提着的东洋粗柄雨伞，缩着头鼠窜似的绕过车前，转进文监师路去了。我认识她，她是一家果子店的女店主。第三，第四，是像宁波人似的我国商人，他们都穿着绿色的橡皮华式雨衣。第五个下来的乘客，也即是末一个了，是一位姑娘。她手里没有伞，身上也没有穿雨衣……”喂喂，你在干什么？又不是等人，为什么这么仔细地观察头等车下来的人？一个有伞的男人在注意一个无伞的姑娘。“她走下车来，缩着瘦削的，但并不露骨的双肩，窘迫地走上人行路的时候，我开始注意着她的美丽了。美丽有许多方面，容颜的姣好固然是一重要素，但风仪的温雅，肢体的停匀，甚至谈吐的不俗，至少是不惹厌，这些也有着份儿，而这个雨中的少女，我事后觉得她是全适合这几端的。”为什么事后才觉得？因为作者想强调雨伞男当时并无采花动机。女人找不到人力车只好躲雨。此时“我”明明可以过马路，“但我何以不即穿过去，走上了归家的路呢？为了对于这少女有什么依恋么？并不，绝没有这种依恋的意识。”没有依恋的意思不代表没有依恋的无意识，这正是这篇小说的核心。“但这也决不是为了我家里有着等候我回去在灯下一同吃晚饭的妻，当时是连我已有妻的思想都不曾有。”这男人此刻把“丈夫”暂时丢弃了，“第三种人”入戏太深。“我不自觉地移动了脚步站在她旁边了。”雨很大，有些淋着这美丽姑娘的衣角。女人是没办法，可这男的明明有伞怎么也不走呢？等了很久，小说写道：“我也完全忘记了时间的在这雨水中间流过。我取出时计来，七点三十四分。”“终归是我移近了这少女，将我的伞分一半荫蔽她……小姐，车子恐怕一时不会得有，假如不妨碍，让我来送一送罢。我有着伞。”各位读者，在你们的生活中有没有这样一个瞬间，你伸出伞或别人伸伞过来？“她凝视着我半微笑着。这样好久。她是在估量我这种举止的动机，上海是个坏地方，人与人都用了一种不信任的思想交际着！”（这正是刘呐鸥所谓“饿鬼似的都会”的本质，到处是机会，到处是陷阱，到处可以改头换面，到处可以重新做人）
“于是她对我点了点头，极轻微地。——谢谢你。朱唇一启，她迸出柔软的苏州音。”接下来他们并肩雨中行，“她是谁，在我身旁同走，并且让我用伞荫蔽着她，除了和我的妻之外，近几年来我并不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主人公本质上还是住家男人。“我的鼻子刚接近了她的鬓发，一阵香。无论认识我们之中任何一个的人，看见了这样的我们的同行，会怎样想？……”理智马上清醒，回到世俗的处境。“我将伞沉下了些，让它遮蔽到我们的眉额。”之后有两个小插曲，一是“我”觉得这个女子很像自己14岁的初恋少女（用理性来合理化自己的本能，为荒唐行为寻找理由）。二是看见路边一个店里的柜子里有一个女子，“突然发现那个是我的妻，她为什么在这里？”当然这是幻觉，透露主人公无意识的恐惧。基本上，人的幻觉，梦想是外衣，恐惧是内核。人的行为，貌似追逐理想，其实逃避恐惧。前者是生育本能，后者是生存本能。
走在马路上的男人（其实女人也一样），自以为拥有公司、家庭之外的第三种身份，其实职业和家庭早已植入他的无意识，制约他短暂的“自由”追求。文坛上的作家也一样，自以为是“第三种人”，其实“左倾右翼”也时时影响着他的独立选择。
两人一路没说几句话，问了姓氏，“我”又幻想这个女人像日本画《夜雨宫诣美人图》，仔细近观女人的容颜，鼻子、颧骨，又觉得不像，也不似自己的初恋女伴。这时“我忽然觉得很舒适，呼吸也更通畅了”。这其实是一个无意识当中被压抑的欲望释放进化的过程。终于雨停了，女人说“谢谢你，不必送了”，我也只好礼貌告别。记住，第三个身份要扮演“绅士”。可是回到家里叩门，却听到那少女的声音，奇怪，她怎么会在这里呢？——其实是恐惧追随着他。门开了，像是路边见过的女子，其实是妻子。“妻问我何故归家这样的迟，我说遇到了朋友，在沙利文吃了些小点，因为等雨停止，所以坐得久了。为了要证实我这谎话，夜饭吃得很少。”
严肃认真或者缺乏安全感的妻子们，也许会指责丈夫们花心、渣男或“精神出轨”，但这只是都市人无聊的生活常态，在体制和家庭之间用第三种身份短暂挣扎游荡（也是“第三种人”在“左翼”与“右派”之间寻找假想的自由）。男女平等，左右为难。主啊原谅他/她们吧，他/她们当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在做什么。我们现在也未必知道我们究竟要什么，究竟在做什么。
[1] ［美］费正清、［英］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史》，共15卷，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已不少于11册。李欧梵先生之论述可见于《剑桥中国史》第12—13卷中华民国史部分，参见［美］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刘敬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478—507页。
[2] 杜衡：《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现代》1932年第1卷第3期。
[3] 瞿秋白：《文艺的自由与文艺家的不自由》，《现代》1932年第1卷第6期。
[4] 施蛰存：《将军底头》，《小说月报》第21卷第10号，1930年10月；收入《中国短篇小说百年精华》现代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编，香港：香港三联书店，2005年。以下小说引文同。
[5] 施蛰存：《梅雨之夕》，上海：新中国书局，1933年3月。收入徐俊西主编，陈子善编：《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施蛰存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以下小说引文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