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前叶的中国新文学中存在着一股受弗洛伊德学说影响的小说创作流脉。对于多以行为情节来写人物的中国小说传统而言，这种专注于人物深层心理分析的作品，无疑代表着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现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侧面。因此可以说，弗氏对人的深层心理结构的透视，为小说的创作开辟了另一个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
作为精神病理学家的弗洛伊德，从分析人的内心深层的情感欲望，尤其是性本能的欲望着手，创立了一套系统的精神分析学理论。提出人的潜意识的概念。认为潜意识是意识的基础。梦就是潜意识在人睡眠时乘理智控制的疏怠而自行溜号活动。该理论的核心是它的人格构成理论，即认为每个人的人格都是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个层次构成。本我是人的欲望和本能，主要由性本能即“力比多”(libido)驱使。它按“快乐原则”行事，一味追求本能的欲望满足；超我相当于社会的检察机关，它按社会文明规范的法律和道德原则来行事，对不合社会文明规范的本我冲动实施压抑；自我相当于社会的行政执行机关，它按“现实原则”行事，在外部世界、本我与超我之间起调节作用，既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本我的欲望和要求，又要用超我的理性和意志时时压抑和提醒本我要遵守社会文明规范，不能任意蛮干。当外部环境的强大力量使自我感到无法调节现实与本我的冲突时，它就会产生有关外部世界的现实性焦虑；当实际行动中违反了超我的“至善原则”，超我就以强烈的自卑感和内疚感来处罚自我，使它产生道德性焦虑；本我的强烈的欲望和本能无法实现，也会迫使自我产生神经性焦虑。此外，从性本能的观点出发，弗洛伊德还提出男孩有恋母情结，即“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complex)，女孩有恋父情结，即“爱列屈拉情结”(Electracomplex)。认为人的受社会文明压抑的本能欲望可以转向社会所允许的活动中得到变相的满足，从而使本能欲望得到升华。艺术创造就是一种性本能的升华。弗氏的这一套理论，对个人的本能欲望与社会文明规范的矛盾冲突，以及人的复杂多变难以捉摸的内心世界进行了系统地理论化和科学化的分析和解说。这不但对心理学领域，甚至对整个思想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它很快超越了最初治疗精神病变的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界限而冲击到文学、艺术、宗教、社会风尚、伦理道德等社会生活的每一个侧面。
在中国，虽然早在新文化运动前就有人在文章中提及弗洛伊德的理论，但真正产生影响却是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之后。因为弗氏理论对性心理的高度重视，其本身就是对于传统的以理灭欲、忌言性色的封建礼教规矩的一种大胆的挑战。所以它的引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叛性，存在着某种精神的契合。1921年朱光潜在《东方杂志》发表《福鲁德的隐意识与心理分析》① 一文，正式译介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郭沫若最早把弗洛伊德的理论应用于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1921年，他写了《〈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作者的性格》一文，从弗氏的艺术创造是性本能的升华的观点立论，推断王实甫是一个在封建礼教束缚下导致性变态的人。他还用精神分析学理论创作了一批小说。比较典型的是《叶罗提之墓》和《残春》。前者通过一个七岁的孩子与表嫂的恋情表现儿童的性欲心理，后者则通过描写主人公与看护妇的婚外情被愤怒的妻子砍杀两个孩子的血腥现实所震慑的梦境，来阐释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人格构成理论。鲁迅也早在1922年写《补天》时就尝试用“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② 小说含蓄地写了女娲的性苦闷。此外，在郁达夫、叶灵凤等许多现代作家的作品中，都可以发现与精神分析学说的暗合之处或说都能找到弗氏理论的踪影。不过，鲁迅应用弗氏理论的创作只不过是浅尝辄止；郭沫若在创作中对弗氏理论的套用则显得生硬，很多情节令人觉得突兀，难合情理；而郁达夫等人则更是在描写人物的性爱心理时对弗氏理论的顺手拈来，而不是刻意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对作品和人物进行通盘的设计和构思。弗洛伊德小说取得真正的实绩，是它与文学流派的结合。20世纪30年代由十里洋场的海派风气催生出来的所谓“新感觉派”作家，借弗氏理论来打开文学创新的新视野，这种艺术选择，实际上带有地域文化在中西文化撞击中的必然性。施蛰存是“新感觉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而被认为所谓“后期浪漫派”的徐讦，实际走的是现代都市心理分析小说的另一条路径。施与徐是真正从立意、构思到描写都能娴熟地运用弗氏理论，使中国的现代都市心理分析小说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二
施蛰存和徐讦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无疑是逸出主流之外的边缘作家。他们以其对艺术的执着创新和个性的坚守，创作出一批显示出独特价值和奇异光彩的作品。在他们的艺术探求中，二人不约而同地选中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作为他们艺术表现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当时身为《现代》杂志主编的施蛰存，以引导文坛新潮流为自己的使命，一心要探索一条现代小说创作的新蹊径。在急于创新求变的心态下，正盛行于中国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英国心理学家蔼理斯的性心理学自然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曾多次表示，他的“大多数小说都偏于心理分析，受Freud和H. Ellis的影响为多。”他的“小说不过是应用了一些Freudism的心理小说而已。”③ 当时直接引发他用精神分析学理论来创作的是被称为弗洛伊德的“双影人”的奥地利心理分析小说家显尼志勒。施蛰存在翻译他的小说时，对其中心理分析这种“新兴”的方法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不仅使他“心向往之，加紧对这类小说的涉猎和勘察，不但翻译这些小说，还努力将心理分析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去”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施蛰存创作了《鸠摩罗什》、《将军底头》、《石秀》等心理分析小说。
徐讦1931年在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学习时就接受了弗氏的精神分析学说。他认为：“现代的文艺、绘画、音乐、戏剧、电影，无论什么派别或标榜什么，都是或多或少间接直接的受着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⑤ 后来，他甚至将弗氏与达尔文、马克思和巴甫洛夫相提并论。“达尔文第一个从生物学上认识了人，马克思第一个从社会中认识了人，巴甫洛夫第一个从生理学上认识了人，弗洛伊德第一个从心理学上认识了人。”⑥ 他强调：“弗洛伊德学说之伟大就在他奠定了对于人性的分析与研究的基础”。“……影响于文学艺术的也就是人性的追究与发掘。”⑦ 毋庸置疑，徐讦小说创作中就是熟稔地使用精神分析学这一理论工具对人性进行着深入的追究与发掘，使他写出了《婚事》、《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巫兰的噩运》等典型的精神分析小说。
虽然施蛰存和徐讦均以精神分析学为他们创作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但是，由于两人的个性气质、审美取向、创作意图及艺术表现方式等的不同，又使他们的小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艺术特色和精神风貌。如施蛰存的小说淡化情节而注重对人物潜意识心理的分析和挖掘，注重表达个体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情绪体验；而徐讦则注重编织奇幻迷人的美丽故事，注重悬念的设置和情调的渲染。施蛰存颠覆一切英雄和偶像，他笔下的人物多为世俗化的人格残缺或变态的男性；而徐讦则追求完美，他笔下的人物多为超凡脱俗流光溢彩的女性等。本文仅就两人在审美取向和艺术表现方式上的不同选择来进行比较分析。
三
施蛰存和徐讦在对人性的理解和表现上存在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取舍标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使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它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其实，人性的本质应该表现为人的个体的本我欲求与社会群体的文明规范之间的矛盾统一。社会的文明规范是人类在长时间的碰撞冲突中建立起来的。其本质目的就是为了自身及群体的生存与发展，使之不至像野兽一样弱肉强食而导致灭绝。社会的文明规范对个体的本我欲求是一种限制，但同时又是一种保护。二者之间是矛盾的，但又是统一的。极端地强调一面而贬抑另一面就会破坏二者的平衡和统一，造成严重的后果。如西方中世纪的严酷的神权统治，我国封建时代的“存天理，灭人欲”以及“十年浩劫”时的“狠斗私字一闪念”式的文化专制主义，否定个体的人的价值和尊严，对人性进行了粗暴的践踏。不了解社会文明规范的本质意义和目的是对人自身的终极关怀。反之，片面强调个人的贪欲而蔑视社会的道德规范，打着人性的幌子而专门兜售和表现什么“身体写作”与“床上功夫”之类的玩意儿，同样会造成物欲横流的社会恶果。弗氏的精神分析理论虽然强调性本能对人的支配作用，但他并不否认理智和意识对本能和无意识的反作用。事实上，正是这种作用和反作用构成了人的心理活动的过程。荣格在讨论弗氏的恋母情结时指出：“‘如果恋母情结真是决定一切的，那么至少在50万年前人类即已窒息于乱伦之中了。’也就是说，人类要使自身向着‘人’的方向发展，就必须在自身之中产生出一种抗体，才能对原生质进行有效的抑制”⑧。实际上，社会文明规范的建立和遵守是产生这种对原生质抑制的抗体的前提条件。弗氏的精神分析理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在人性问题上的神性和理性的统治，使人的本能欲望在人性中具有了存在的合理性。这对所有的作家认识和分析人的深层的复杂内心世界的启迪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作家们在运用这一理论时是“崇欲抑理”，还是“崇理抑欲”？却因作家的创作意图的不同及个人对人与社会的不同理解和追求而因人而异。施蛰存和徐讦在崇理还是崇欲的问题上也做了不同的选择。
施蛰存继承了破除传统礼教的五四批判精神，要剥去历史的伪饰而还其本真的面目，要重估一切价值而翻历史的成案。要用自然人性的展现这把利剑来刺穿和颠覆历史上被人们披上了崇高的道德外衣的精神偶像。所以他偏重于“崇欲抑理”，即用弗氏理论中本我的无意识对人的行为的驱动作用来颠覆和解构以往理性的纲常礼教、宗教信仰等既成的道德传统。在他的笔下，鸠摩罗什这一被人尊崇的高僧还原成了世俗的甚至是病态和变态的人格分裂者；历史名将花惊定的爱国情绪和民族情感即他的“忠”“孝”思想在本我爱欲的重拳下不堪一击；侠肝义胆的英雄好汉石秀成了因性压抑而性变态的色情狂和杀人狂；《阿褴公主》中的大理总管段功不顾国家之恨和夫妻之情贪恋于绝色的阿褴公主而丧生；《梅雨之夕》、《在巴黎大戏院》等以现代人为主人公的作品，也无不夸大潜意识中的性欲作用。前者的主人公在一个梅雨的黄昏邂逅一个不相识的少女就想入非非地做了一场“白日梦”；后者则写主人公去吸吮女子手帕中的汗涕来获得快感的变态心理等。他借助弗氏理论来亵渎神圣，消解崇高，颠覆英雄。在削平历史深度，放逐价值和意义的欲望式和想象性书写中窥探和揭示现代都市人的精神危机的深层创伤。
徐讦则既是一个坚定的启蒙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浪漫气质很浓的作家，他总是在小说里建构他理想的爱的世界。他在民族战争危难中寻找着精神危机的异样遐想空间。他说：“我是一个企慕于美，企慕于真，企慕于善的人。在艺术和人生上我有同样的企慕”。“基督教的信条是信是望是爱，我不喜欢基督教，但我爱这个信条”⑨。他运用弗氏精神分析理论创作小说，是为了深挖人性的根基从而更深入地探索和表现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他认为抓住了人性，就是抓住了艺术创作和表现的根本。“因为人性是不变的，文艺是由人所创造的，而人的概念中，就有一个共同的‘性质’这就是人性。这‘人性’是撇除了人和一切生物共同的性质外，人的范畴中共有的另一种性质，它超越了一切人种、风俗、习惯、传统的界限。我们之有一个可以共同沟通思想感情的活动，而这活动之有彼此完全相同之处，便是有人性的缘故。”“文学的本质还是人性，文学要表现人的思想感情或感觉。人的最基本的喜怒哀乐的来源，分析到最后则是两种本能，一种是维护个性，一种是延缓种族，前者是‘食’，后者是‘性’”⑩。由于徐讦运用弗氏理论是为了建构他的爱的道德理想而不是对现有道德理性的批判，所以他在创作中表现为“崇理抑欲”。在他的小说中，虽然他表现人的非理性的本我和兽欲，但最终他要给无意识找到归宿，用理性的人格力量或道德宗教意识来战胜或升华本我的要求和兽性的欲念。不管人的行为和心理多么怪异和神秘，都能通过理性的分析找出原因，对其认识、把握并引导着人们向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精神病患者的悲歌》虽然写主人公的潜意识的本我和他们的精神的变态，但最终海兰为了成全“我”和白蒂的爱而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婚事》的主人公们虽然不是“大团圆”式的“有情人终成眷属”，但各自都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而彼此间保持着真诚的友谊。《巫兰的噩运》中的男女主人公为他们对本我的一时的放纵而悔恨莫及，陷入了深深的忏悔之中。《杀机》中的两个朋友因争夺女友的爱被潜意识的嫉妒驱使而产生了谋杀对方的“杀机”。事后两个朋友都深深地反省自己，都以皈依宗教来拯救他们的灵魂。作者借故事中人物之口对人性做了剖析：“我觉得我们人性的成分只是神性与兽性，有的神性多，有的兽性多。但是，是人，就不会完全是神性，也不会完全是兽性的，不过如果我们不知道尊贵神性崇扬神性，兽性随时会伸出来的。这就是说先天上我们可能有人是六分神性四分兽性，有人是三分神性七分兽性，但是后天上如果我们一直尊贵神性，崇扬神性，我们的神性就会发扬，兽性就会隐没。所谓宗教的修炼，想就是要发扬神性。”此外，《秘密》、《结婚的理由》、《旧神》等作品，也都是从剖析和探测人的变态心理的角度来挖掘人的潜意识深处的隐秘世界的，但最终无不是用理性的人格力量、人类爱和宗教意识来战胜或升华人的本能的欲望。
四
就艺术表现方式来说，虽然施蛰存和徐讦均按照弗氏的理论安排小说的情节、描写人物的命运和心理、刻画人物的性格等，但由于二人在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创作时的不同的价值和审美追求，形成了精神分析小说的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模式。施蛰存偏重对这一理论进行形象化的阐释。以对高僧、名将、侠客等的颠覆性叙事来亵渎神圣，消解英雄，还原世俗。带有后现代的解构色彩；徐讦却有着坚定的现代理性信念和启蒙意识，坚信事物发展因果关系的设定，认为任何事物都可以通过理性的分析和理解来加以控制和展望的。因此他不是消解英雄而是表达理想。他对弗氏的精神分析理论进行创造性的想象，把其外化为奇异的情节和浪漫的传奇。
施蛰存偏重对精神分析理论的阐释，即按照精神分析理论来分析在特定的环境下人物应该有怎样的心理活动，是在什么样的心理推动下决定了人物的行动。偏重于对人物的本我与超我的冲突的双重人格的深入剖析与展现，以世俗的眼光挖掘人的心灵深处最隐秘的灵魂。他在《将军底头?自序》中表明：“《鸠摩罗什》是写道和爱的冲突，《将军底头》却写种族和爱的冲突了。至于《石秀》一篇，我只是用力在描写一种性欲心理”。其实他所有的心理分析小说，都是表现社会文明规范和人类本能欲望的冲突，具体表现为自我人格的本我和超我的冲突。《鸠摩罗什》的情节类似于法朗士的《泰绮斯》，都是表现人的宗教信仰和本能爱欲的冲突的。《泰绮斯》的主人公巴弗奴斯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他总感觉到女演员泰绮斯的诱惑。他离群索居到沙漠中去苦修并每天早晚无情地鞭打自己，用基督的理性来征服自己的情感。然而最终却是本我的情感战胜了基督，他回到了泰绮斯的身边表达了爱意。《鸠摩罗什》也是写人在宗教信仰与本能欲望之间的灵魂的痛苦挣扎。历史上的鸠摩罗什是被尊崇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三大翻译家之一的后秦高僧。而施蛰存则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来重新解释历史。在他的笔下，鸠摩罗什是一个一面念佛说经一面却又经不住诱惑纵情淫乐的人格分裂者。先是娶了漂亮的表妹为妻。妻子死后他认为可以潜修正果了。然而难以排遣的性压抑又使他难以抗拒放浪的妓女孟娇娘的诱惑，娶了貌似亡妻的宫女，甚至接受了赐给的十余个妓女，过着“日间讲经典，夜间与宫女妓女睡觉”的极端荒唐的生活。“非但已经不是一个僧人，竟是一个最最卑下的凡人了”。与《泰绮斯》相比，前者着重表现巴弗奴斯的情与理、灵与肉的激烈冲突，后者则重在表现多重人格分裂的痛苦。但二者均表现人的本能的非理性的强大使得理性力量几乎没有机会占到上风。
《将军底头》和《石秀》也是典型的用弗洛伊德理论来重新解释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的心理分析小说。前者描写种族或说忠、孝与性爱的冲突，后者则写的是友情信义与性爱的冲突。花惊定本是个战功卓著的将军，作者却解构了他英雄的一面而把他还原为具有七情六欲的凡人。作品写花惊定这个有着吐蕃血统的将军奉命去征讨屡屡进犯大唐边境的吐蕃军队。在进军途中，他就陷入了是“替大唐尽忠而努力杀退祖国的乡人呢”，还是“奉着祖父底灵魂，来归还到祖国底大野底怀抱里”的矛盾之中。即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花将军处于是“尽忠”还是“尽孝”的选择上的两难处境。“忠”、“孝”都属于纲常礼教的社会意识层面，作者写他的“尽忠”还是“尽孝”的矛盾是在为表现他的无意识本我的强大而作铺垫。他对企图非礼民女的部下不惜砍头示众，而自己见到那美丽的汉族少女也“骤然感觉了一次细胞的震动”。他感到了那个被他正法的“骑兵的首级正在发着嘲讽似的狞笑”。但这却无法阻止他对那美丽少女的爱恋，就是用国家责任与民族大义也无法驱散他心中这种爱恋。他表示：“即使砍了首级，也一定还要来缠绕着姑娘”。在激烈的战斗中，他却想象着那美丽的姑娘在他的怀中受着保护。在被吐蕃将领砍下了首级后，没了头的花将军实践了他的诺言，依然跑回到“他所系念的少女”身边，听到少女漠然的调侃才使他感到一阵空虚倒地身亡。这看似荒诞的描写，却形象地表现了弗氏精神分析理论以性本能为其理论根基的要义。在作者笔下，忠、孝、荣誉、地位、爱国情绪、民族情感等等，与本我的爱欲相比都黯然失色。将军不是因失去了头而死，而是因失去了爱而死，即因支撑他生命的性欲本能追求的落空而死。《石秀》更是“一篇心理分析上非常深刻的作品，与弗洛伊德主义的解释处处可以合拍”(11)。作者对《水浒传》中石秀杀嫂一章按照弗氏的理论进行了重新的改写和阐释。把原书中重江湖义气和友情的石秀写成一个在友情、信义与性爱的冲突中，由于性本能无法得到满足而产生了严重的性变态心理的色情狂和杀人狂。他对潘巧云想入非非，但当潘巧云引诱他时他又因顾及与杨雄的兄弟之情而逃离。而本能的欲望又折磨得他到勾栏里去找妓女作为潘巧云的替代品来发泄。当他知道了裴如海与潘巧云的奸情后，难以抑制的嫉妒戴着正义的面具驱使他诛杀了裴和尚，然后又唆使杨雄杀了潘巧云和迎儿。他的变态的性欲心理使他对潘巧云由“因为爱她，所以想睡她”发展为“因为爱她，所以要杀她”。传统的侠肝义胆的英雄好汉在弗氏理论的解释下完全成了一个变态的色情狂和杀人狂，使高僧、名将、侠客在心理分析的映照下纷纷现出其世俗的原形，解构了神圣，消解了英雄，颠覆了历史。
徐讦在坚信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想象，把弗氏的精神分析理论外化为奇异的情节和浪漫的传奇。他认为：“文学不是记忆或回忆而是想象”(12)。他在运用弗氏精神分析理论进行创作的时候，不是偏重用这一理论对人物的本我与超我的冲突做深入细致的剖析和阐释，而多是按照这种的理论模式来建构想象的世界，想象人物将会有怎样的行为和命运。用一系列看来似乎偶然而又神秘的情节，编织成诱人的故事，使人们在读完这个故事后发现这些偶然与神秘的情节并非无根据的幻想，而都是符合精神分析理论框架的设定和想象。《婚事》表面写的是一个体面的有教养的家庭的一件怪异离奇的谋杀案，实则是一个典型地用精神分析学中的变态心理的理论来结构和想象的故事。主人公杨秀常自小形成了对弟妹谦让慈爱的道德人格，即他的超我，他叫妻子多照顾自己卧病的弟弟。但他自私的本我却在潜意识中怀疑自己的妻子而嫉妒和仇恨自己的弟弟。这种本我的能量发泄作用受到了来自超我的反能量发泄作用的严厉压抑，所以他决不承认甚至根本意识不到这种怀疑和嫉妒，并且这种情绪以“反向作用”(13) 的形式表现为对弟弟的超乎寻常的关心，而实际上这是他的自我为了把他对弟弟的仇恨和敌意掩藏于无意识之中的一种面纱。后终因本我的驱使梦见妻子和弟弟的不轨行为而杀死了妻子。面对杀妻的事实，自我体验到了来自超我的良心的强烈的罪恶感和羞耻感，产生了无法承受的道德性焦虑，当医生骗他说为他除掉了错乱的神经后，他的道德性焦虑消除，恢复了正常。这一变态、杀妻、发病及治愈的过程，完全符合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尤其是诱听病人的呓语分析发病原因和症结从而制订治疗方案的过程就是一部形象的“梦的解析”。《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则是一个在精神分析理论基础上想象出来的怪诞离奇的三角恋爱故事。小说以“我”作为精神病学专家的助手住进梯司郎家为他治疗其独女白蒂小姐的精神失常症为表面线索，以“我”与白蒂小姐及她的女仆海兰的感情纠葛为趣味线索，而真正主宰这一切的内在线索却是白蒂小姐内心世界的矛盾冲突历程。白蒂的精神失常和行为怪诞完全是一种下意识的青春活力的发泄。她住在一个古堡式的家中，一切都要严格地遵守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的礼节，这使她的本我受到严重的压抑。她只能到下等酒窟中去解脱和宣泄，而这种宣泄方式与她的教养和她家族的高贵的姓氏是决不相容的，于是她的整个生活失去平衡而产生精神变异。虽然她潜意识里爱着“我”，但由于她的高贵矜持和傲慢，她羞于承认这个事实，她惭愧于征服一个使女的情人。作品中负有医治别人精神病症的使命的“我”的心理其实也是不正常的。“我”表面上爱的是海兰，而潜意识中爱的却是白蒂，由于白蒂的优越地位和高贵自傲而使这爱升华为婢仆爱主的心理。整部小说的内在逻辑结构非常符合由精神分析学而发展来的“意义治疗学”理论。按照“意义治疗学”的观点：现代人的变态行为主要由于人“求意志的意志”受挫所致，治疗的方法是寻找失去的生命的意义，主要通过爱的心灵的交流使人意识到自身对生命的责任。作品就是用海兰和“我”对白蒂的双重爱使白蒂最终认识到自身对生命的责任和对海兰的责任，从而使精神恢复了正常(14)。
《巫兰的噩运》则写年已半百的“我”培植了一种特别珍爱的红豆巫兰，因为这种巫兰的花瓣里的两颗红点总是叫“我”联想亡妻颈下和阴处的两点红痣。“我”的儿子学森带女友帼音从香港来台观光。“我”发现帼音的长相和神采很像亡妻，特别是在游泳时发现她颈下也有一颗红痣。“我”开始做与帼音在一起的荒诞的梦。而帼音也突然决定留在台湾寻机去美国。学森独自回了香港。很快“我”和帼音莫名其妙地陷入爱河。就在决定正式结婚时，学森赶来在日月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帼音受到严重刺激而精神失常。这篇有乱伦情结的故事也处处合于精神分析理论。儿子爱上举止相貌都像他年轻时的母亲的帼音是一种恋母情结；而从小丧父的帼音总把学森看成孩子而对他的父亲则一见钟情可以解释为恋父情结；“我”的爱帼音则很大程度上是把她作为亡妻的替代品。儿子恋爱失败使他感到自己受了愚弄，而愚弄自己的竟是自己最爱的父亲和恋人，这使他感到人生的荒诞，感到自己对父亲和帼音再也没有责任和意义了，从而否定了自身存在的价值而自杀；对帼音来说，学森的死无异于超我给她在本我驱动下的自我一当头棒喝，使她处于道德焦虑的严重压抑下而精神失常。《炉火》中也有类似的情节结构，不再多论。可以看出，虽然施蛰存和徐讦均运用弗洛伊德理论来创作心理分析小说，但施蛰存大多是对人物人格分裂的深入剖析和展现。他对人物心理的分析过程就是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形象化阐释和套用。徐讦则是按照精神分析的理论模式来建构想象的世界。用精神分析理论的框架来设定和想象一系列看来似乎偶然而又神秘的情节，编织成诱人的故事。一个偏重于对这一理论的当下性阐释；一个则偏重于依照这一理论框架进行创造性的想象。形成心理分析小说的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模式。
五
施蛰存和徐讦成功地运用弗氏精神分析理论写出了一批现代意义上的都市心理分析小说，为中国现代小说增添了新的艺术范式，在小说的叙事模式的现代化转型上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是，由于两人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及个性气质的不同，使得他们的作品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特点和风貌。
比较而论：施蛰存是以精英的形式表现世俗的内容，而徐讦则是用通俗的形式表现精英的意识。施蛰存以弗氏心理分析学为理论依据，主动吸收和借鉴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西方现代派的艺术表现手法，用审丑的眼光深挖并表现人的本我的潜意识中的复杂情感，把以往小说的注重描写行为层面的人进而深入到注重描写心理层面的人，由现实的真实进入到灵魂的真实。这是以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对现代小说的叙事模式进行的创新和开拓。而在思想内容方面，施蛰存却借弗氏理论来崇欲抑理，用世俗的价值标准来重评历史，亵渎神圣，消解崇高，解构英雄。这已经超出了对破除传统礼教的五四批判精神的继承，而带上了后现代的先锋意识和颠覆性色彩。其历史小说《鸠摩罗什》《将军底头》和《石秀》等表现出的削平历史深度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及带有戏说性的欲望式和想象性书写，可以说是新时期以莫言、苏童、刘震云等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滥觞。施氏小说的价值在于他的创新性和先锋性。而过分夸大人物无意识本我的决定作用，刻意套用弗氏的精神分析理论，使他的小说在显示出一定的心理真实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历史的真实。虽然作品中人物心理的深入挖掘折射出了一定的人性深度，但由于缺乏对人的终极意义的哲学层面的理性思考和扣问，因此，无论对人性的表现还是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都没有达到优秀作品所应有的深度和力度。徐讦的小说是用通俗的形式表现精英的意识。徐讦是一个具有启蒙主义和理想主义思想的浪漫主义作家，他的小说在形式上披着恋爱和传奇的通俗外衣，而内容上却是表现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和精神追求的精英意识。但是，他的小说缺乏施蛰存小说的那种创新性和颠覆性。他没有勇气在现实的社会中去追求和实现他的人生理想，而是避开世事的纷扰和争斗，躲到“荒谬的英法海峡”去做他的“白日梦”。他把弗氏的精神分析理论外化为一个个奇异的情节和浪漫的传奇故事，在想象的云端里构造着抽象的永恒的爱和美的海市蜃楼。他笔下的人物都是爱和美的理念的象征或符号，缺乏真正的个性或典型性。读来可以怡人心性但却缺乏对人的心灵的震撼力量。他的价值在于创造出了可读性与哲理性完美融合雅俗共赏的一种小说形式。
施蛰存和徐讦的创作实践表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我国现代小说的艺术创新确实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它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的一个深层而广阔的心理想象空间。
注释：
①见《东方杂志》第18卷14号。
②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第3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十年创作集》第80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④施蛰存：《关于“现代派”一席谈》，载《文汇报》1983年10月18日。
⑤徐讦：《个人的觉醒与民主自由》第102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⑥徐讦：《场边文学》第196页，香港上海印书馆1971年版。
⑦徐讦：《回到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第103页，香港文风印刷公司1957年版。
⑧方维保《爱的黄金分割——对三部中国文学作品的精神分析学研究》，《阜阳师院学报》1994年第1期。
⑨(12)徐讦：《风萧萧?后记》，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⑩徐讦：《徐讦全集?后记》[M]台湾正中书局，1980年版。
(11)书评：《将军底头》，载《现代》第1卷第5期，1932年9月1日。
(13)“反向作用”认为人的每种本能都可能以两种方式引起焦虑：或直接施加压力于自我，或假乎超我间接地压迫自我。在这种情况下，自我便会集中注意力于该本能的对立面，以避免攻击性冲突。……这种以对立面来掩藏某种本能于无意识之中的机制，叫做“反向作用”(reaction formation)。[美]C. S. 霍尔著，《弗洛伊德心理学入门》第81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4)参见孔范今、潘学清《论后期现代派》，见《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小说卷四》，第487—488页，明天出版社199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