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在经历了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特别是在经历了1954年对恩师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之后，他基本上就不再写原创的文章了，认为为了自保和生存，“丢掉文学创作”“对我大有好处”。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①学校领导也是大会小会鼓励教师们大鸣大放。《文汇报》新增的一个杂文专栏的编辑不断地催促施蛰存写稿，沉寂了很久的施蛰存认为，文学的春天真的到来了，知识分子将能够自由地创作、批评和发表自己的意见。

一开始，施蛰存只是试探性地写一些文学研究方面的文章，如1956年7月15日写的《百家争鸣，研究古典文学的方向》，这篇文章只是对毛泽东的“双百”方针的一个响应。或者写一些“闲话”文章，如发表在1956年10月12日《文汇报》的《闲话重阳》，闲谈重阳的登高、饮菊花酒以及插茱萸等等风俗，纯属风俗知识的介绍一类。

1956年11月23日，施蛰存在《文汇报》发表了《夏原和知识分子》一文，看上去还是“闲话”，其实，并非闲话。文章以11月18日《文汇报》“读者的话”栏目登载的有关艺术家夏原的事情为引子，引出自己的感想。夏原在抗战时期从事木刻艺术，曾有以贵州苗家生活为题材的木刻作品，解放后因为“自高自大”被送进劳动教养所当作游民处理。施蛰存在文章中说：“一般地说来，自高自大当然不是美德，它不但妨碍了自己的进步，也容易影响别人的进步。……据我的看法，自高自大大多是自尊心的恶化发展。知识分子，特别是艺术工作者，凭他自己的学养，常常容易以自己的尺度去衡量别人的成就。……因此，自高自大的发展，往往是不自觉的。唯有能够从自己的甘苦中体会到别人的甘苦，才能养成‘不薄今人爱古人’的杜甫的胸襟。……正因为这是一种不自觉的发展，所以应该采取极自然的教育方法，以消弭于无形。如果采取打击他的自尊心的方法，我以为是毫无好处的。”②施蛰存的意思是，对这样有自高自大缺点的知识分子不要盲目打压，因为盲目打压，要么促成这自尊心的狂妄发展，以非常突出的自高自大态度来敌对思想改造；要么使其变成一个自卑自小的唯唯诺诺的人。施蛰存说：“我所谓极自然的教育方法，就是给他以工作。一切人都能从适当的工作中受到教育。……一定要适当的工作，使他不能不努力去做。他既不轻视这工作，也不憎畏这工作，他就不会再自高自大了。……自高自大虽然从自尊心发展而成，但自尊心与自高自大却截然是两个东西。我们要消弭的是自高自大，可不必连自尊心都一起铲除。”③施蛰存的主张是不要将人一棒子打死，要人尽其用，要给知识分子以出路，这样既有利于人才的择用，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因为夏原当时的状态，对他个人、对社会都是不利的，施蛰存说：“夏原如果从前确是个非常自高自大的人，可是‘几年来，他到处奔走，要求职业，连机关的传达都乐于去做’，这说明他的自高自大已经消耗到连一个艺术家的自信心都崩溃了，然而人们还把他当作一个游民处理，这又怎么能怪他要认为是‘宗派主义的排挤’呢。”④施蛰存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对待知识分子一定要给他们出路，要给他们发挥自己能力和才华的机会。但施蛰存对“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机械主义”等问题的讽刺，在当时是犯忌的。

1956年12月15日，施蛰存又在《文汇报》发表文章《咬文嚼字》，看上去也只是“咬文嚼字”的事，其实不尽然，他说：“语言文字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政治社会起了一个大变动的时候，它也立即跟着来一次大变动。……‘五四运动’以后，语体文代替了文言文，白话诗代替了旧诗，当时以为这一变动似乎是最大的了，但从今天看来，也还只是一种书面语文的改革，其影响还没有波动到口头语言。解放以来，语言文字的变动才是真大，非但今天的白话文已不是‘五四’时代的白话文，连今天的口头语也已不是‘五四’时代的口头语了。”施蛰存举出很多具有政治色彩的例子，如“坦白”、“靠拢”、“支援”、“联系”、“打通思想”、“克服困难”等等，它们都已经成为目前每个人的口头语。以“坦白”为例，施蛰存说：“我最欣赏‘坦白’这个词语，这不知是谁的天才创造。他把一个状词用成动词，像我们这些被旧的语文习惯拖住辫子的人，决不敢作这样的尝试。可是这个词语帮我们解决了一个不小的困难。在这个词语未诞生以前，我们常常用‘招认’，‘供认’，或‘招供’，这些词都像用在罪犯身上的，在非罪犯身上就不适当。或者用‘承认’，意义似乎又轻淡了些。倘若用‘忏悔’，又像是一个教友的口气了。现在我们都用‘坦白’，真是再合适也没有了!”⑤施蛰存对“新名词”的讽刺，就是对政治的嘲讽。

接着，施蛰存在1957年4月26日和27日《文汇报》连续发表了《倒绷孩儿》、《第二第三》两篇文章，其实是一篇文章的两个部分，是真正的“咬文嚼字”，谈的是简化字的一些弊端。

施蛰存在1957年5月11日发表的《外行谈戏》中渐现锋芒，提出了戏剧界存在的问题。这篇文章刊出后，看到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反应，施蛰存的胆子就更大了。

嗣后，他写了《才与德》寄给《文汇报》。这篇文章已不再是“闲话”了，直接质疑了国家的用人制度：“方今国家任用领导干部，显然有任德不任才的倾向，而德的标准又很高，要求的是共产主义的品德，这已是超于我们传统的盛德以上了。……可惜近来各方面暴露出来的某些干部，品德之坏，在旧社会里都是骇人听闻的。……由此看来，任人以德，现在恐怕不很妥当，因为我们在最近二十年中，经过好几次大变革，可以说是一个离乱之世，有德之人，实在太少。‘老子打过游击’，只能算是‘功’，不能算是‘德’。有功则酬以利禄，何必以位?”⑥这篇文章充分体现出施蛰存的超前思想，表现出他的忧患意识和对共产党领导的祖国的深深的热爱。施蛰存认为干部用人“才”比“德”重要，不是他不重视“德”，而是他觉得有“德”之人实在太少，所以，“一个国家在百废俱兴的时候，‘才’的需要尤甚于‘德’。……‘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用人才’”。这么高瞻远瞩的思想，可以说是“人人心中所想，而笔下所无”的好文章，当然也是真正的“鸣放”内容。但是文章寄出之后，施蛰存却有些恐慌，建国以来历次思想运动的情形，像过电影似的历历在目。施蛰存感觉有些不对，赶紧给编辑部打电话请求退还稿件，但编辑说，来不及了，已经排好了版面。

从1956年11月23日发表《夏原和知识分子》，到1957年6月5日刊出《才与德》，可以看出，施蛰存一直在思考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之后的前途问题，认为新中国要给知识分子以出路，要让知识分子有用武之地，使知识分子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之才。洪子诚说：“这也是强调专业标准以维护知识分子的‘话语权’的另一种言说。”⑦

在《才与德》发表后的第九天，形势急转直下，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题为《录以备考》的文章，文章说：“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姚文元正是因为这篇狠毒的批判文章得以受到重用和升迁。然而，就是姚文元的这个开头，使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从此进入地狱。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的文章，认为《文汇报》“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汇报》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而复刊的，《文汇报》的编辑希望给知识分子一个稳定的鸣放平台，其复刊社论明确表态：“中共中央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后，全国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鼓舞，学术上自由讨论的空气日益浓厚，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在这方面，《文汇报》将以一定的篇幅作为‘百家争鸣’的论坛，并组织报道，反映各方面争论的问题，推动‘百家争鸣’，以繁荣我国的学术，加速向科学进军。”⑧邵力子在《文汇报》复刊贺词中说：“最近为了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决定仍在上海继续发刊。”⑨《文汇报》积极配合中央精神的行为，也曾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毛泽东甚至直接对《文汇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说：“你们的报纸办得好。”⑩周扬也说：“现在的情况《人民日报》胆子还是小，就数《文汇报》胆子大，什么都放，什么都不怕。当然，也是我们让它这样做才做的，因为政权在我们手里，共产党事先不讲一句话，它还是要怕的。到现在为止，已经‘放’出许多东西来，我们还要继续‘放’。”(11)《文汇报》的大胆“鸣放”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配合党中央精神的，怎么会一下子全错了?

《文汇报》的同仁有些想不通，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理解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所主张的自由“鸣放”，是有条件的。毛泽东说：“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12)他们没有看懂这“潜台词”。而且“鸣放”的内容也是有限制的，毛泽东说，鸣放要“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13)当然，他们也不懂毛泽东的辩证法，毛泽东说：“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14)

不论想不想得通，中央都动了，《人民日报》都有态度了，《文汇报》不能不动。何况，毛泽东还把他对这件事的态度印出来发给了党内的干部，毛泽东说：“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15)《文汇报》同仁知道该怎样“何去何从”，也明白这一次要把握好短期的“主动权”，不愿意“继续胡闹，自取灭亡”，一定要“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于是，1957年6月18日，离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录以备考》的文章只隔了三天，《文汇报》就发表了夏之风批判施蛰存的文章《也谈才与德》。当然，文章的语气不是特别尖锐，有人猜测夏之风是《文汇报》编辑黄裳的笔名：“感到是黄裳的文风，在《文汇报》老人中，这几篇文章无人能写得出来，非他莫属。”(16)因为黄裳是施蛰存的朋友，批判施蛰存也是接到的任务，不得已，所以语气比较缓和。黄裳也回忆说：“1957年蛰存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才与德》，因此贾祸。其实这是一篇正确的针对时弊的好杂文。其时风雨如晦，报社急于认错，痛改前非。当时我还是个编委，在被揪出以前，还得写社论，写依照宣传口径的各种文字。当时有‘还债’之说，凡在鸣放中在本报发表的‘毒草’，都要一一批驳、消毒。《才与德》是名篇，这批判的任务就落在我的头上。于是胡说八道一通以应命。这是我对蛰存口诛笔伐的一段公案。其实蛰存的杂文是写得非常出色的。”(17)

紧接着，6月20日，《人民日报》批判施蛰存的文章出来了，这是署名阿木的《辟〈才与德〉》，语气已不委婉，措辞很锋利，定性十分明确。文章说，施蛰存的《才与德》“对今天的干部政策放了恶毒的一箭”，而且阿木将施蛰存过去的旧账一起算，说：“施蛰存还是二十多年前的施蛰存，依然以‘第三种人’的‘公正’姿态，向党、向革命吐出诬蔑性的唾沫!”(18)《人民日报》给施蛰存定了性，其他的报纸就没有了顾虑，于是，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向施蛰存袭来。大多数的文章，都是旧账新账一起算，“第三种人”、“洋场恶少”等“雅号”不断出现。批判施蛰存最用力的是姚文元，如果说黄裳是不得已，姚文元就是别有用心，是为了踩着人梯往上爬。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与施蛰存是老朋友，施蛰存结婚时姚蓬子还去松江参加婚礼。但是反右刚开始，姚蓬子就无中生有地说施蛰存一贯为国民党效劳。儿子姚文元对施蛰存更是大打出手，说施蛰存“由‘第三种人’变成了第二种人，历史给他提升了一级。……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却以在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民之外的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第二种人的姿态，挺身而出，施放冷箭了”(19)。马上有人跟着姚文元附和：“正像姚文元同志说的，施已从由‘第三种人——第二种人’，变成反社会主义的人。”(20)姚文元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给施蛰存定了性，施自然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右派”了。对于姚文元这样的人，施蛰存的评价是：“这些人是浩劫中的风云人物，他们兴风作浪，趾高气扬，前后判若两人。结果是与浩劫同归于尽。”(21)8月，施蛰存果然定为“右派”，上面叫他在“右派”通知书上签名，并问“有什么意见?”施蛰存说：“没有意见。”大笔一挥签了字，成为“右派”，从此不能上课。

《文汇报》虽然紧跟形势组织了“口诛笔伐”的批判，但中央并不满意，认为批判力度不大。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说：“《文汇报》至今不准备批判自己大量报导过的违反事实的反动新闻，大量刊发的反动言论，大量采用过的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的反动编排。……欠债是要还的，《文汇报》何时开始还这笔债呢?”(22)

面对上上下下的“围剿”，《文汇报》编辑部不敢怠慢，立即表示认罪，不仅在《文汇报》转载《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而且发表蒋文杰执笔的本报社论《向人民请罪》，说自己“犯了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23)。《文汇报》盲目地给自己戴上莫须有的罪名，确实是不得已，蒋文杰后来回忆说：“那篇《向人民请罪》的社论，是临时突击出来的。7月1日清晨7时半左右，我刚上班，还未坐下，就被石西民叫去，他通知我：反右派斗争已经打响，《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已经发表，陈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已去文汇报动员揭发批判，你马上去报社，根据揭发材料，学习《人民日报》社论，代《文汇报》写篇社论谢罪。……我读了《人民日报》社论，知道来头不小，感到压力很重，觉得浦熙修、徐铸成是完了，现在的问题是救出报纸，救出编辑，救出《文汇报》党组。”(24)徐铸成是《文汇报》的总编辑，浦熙修是《文汇报》的副总编辑兼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这一年，二人都被打为“右派”，果然是“完了”。

编辑部在7月3日登出《我们的初步检查》，直接揭露了总编辑徐铸成和副总编辑浦熙修的“罪行”，说《文汇报》是在他们的把持下才发表资产阶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把所有的“罪状”都推在两个主要负责人的身上，反正他们是完了。编辑部态度诚恳，目的是救出报纸：“报纸编辑部，正在进行学习，从这次错误中吸取教训。我们感谢党的教导，一定要继续深入进行检查。我们恳切希望广大读者多予帮助，普遍揭发我们的错误。”(25)在《文汇报》编辑部的号召下，揭发批判逐步升级，接着，《文汇报》又发表了《作家们投入反右派战斗》，对所有在《文汇报》发表过鸣放文章的人进行清算。“欠债是要还的”，《文汇报》开始偿还这笔欠债了。

对施蛰存的批判延续了半年多的时间，据不完全统计，《文汇报》发表批判施蛰存的文章四十多篇。另外《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民报》、《光明日报》等多种报纸发表批判文章共计近百篇。

在各报刊对施蛰存进行批判的同时，施蛰存所在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的师生也开展了对他的批判。施蛰存的同事和施蛰存所教过的学生除了写文章批判外，还召开了大大小小的批判会几十次。在全校的师生大会上，党委书记常溪萍说：“施蛰存二十年前就是反共的，他宣扬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他主张有才即是德，他想拉着大家都去做剥削者、反动统治者的奴隶，不要人们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26)党委书记对施蛰存的定论是“反共的”，是“宣扬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在他的带动下，全校师生便无顾忌地在大会上积极发言批判施蛰存的“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在学校批判施蛰存的同时，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也组织了批判许杰、徐中玉等“右派分子”的大会，有人在发言中即“驳斥施蛰存现在的乱世说和才与德的谬论”(27)；有的报道还说：“许多老作家都是二三十年前在鲁迅先生领导下和影响下和‘第三种人’有过斗争的，谈起右派分子施蛰存，大家恨得咬牙切齿。”(28)《文汇报》还发表社论说：“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在最近一月来连续举行了多次反右派斗争的座谈会，对上海文学界的右派分子许杰、徐中玉、孙大雨、施蛰存、徐仲年、鲁莽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言行，进行了无情的揭发和说理斗争，剥下了他们的皮，显出了他们的原形。”(29)同年9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巴金、周而复、柯灵、唐弢、章靳以、郭绍虞、赵家璧、严独鹤、罗稷南等九位作家联名的公开信《进一步开展文学界的反右派斗争》，因为是著名作家、翻译家的文章，《人民日报》在当月即全文转载。文章说：“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已经揭露了右派分子许杰、徐中玉、施蛰存和党内右派分子王若望等。对于这些右派分子，我们已经举行过全体会员的座谈会十一次，小型会二十多次。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斗争搞得深入透彻，打垮右派分子的一切阴谋诡计，要右派分子低头认罪，重新做人。”(30)这篇文章反映出上海作协召开的反右座谈会有三十多次，可见力度之大。

以上批判施蛰存的人，大多数是施蛰存的朋友和学生，当时写出批判文章、做出批判之举，确实是迫于政治形势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施蛰存能够理解他们，从不怨恨，虽然他们有的说对施蛰存“恨得咬牙切齿”，有的说要“剥下他的皮”，但施蛰存说：“我也从来没有冤家，当时的批判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做戏，其实每个人对我都有好感，我又没有得罪过人。”(31)对于这样的跟风批判，很多当事人后来都有过忏悔，最有代表性的是巴金，他在《随想录》中说：“我并不像某些人那样‘一贯正确’，我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我相信别人，同时也想保全自己。”(32)巴金痛心地说：“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33)

1958年，施蛰存与许杰、徐中玉等“右派”一起到上海郊县嘉定劳动。改造两年后，1960年回华东师大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徐中玉回忆说：“‘反右’之后，蛰存先生的职务、学衔、原工资全被撤去，给贬到系资料室去搬运图书、打扫卫生、应付门面时，他仍继续铢积寸累，夜间回家偷偷做业务工作。那时他只领取百余元生活费，老夫人持家素无收入，他只能抽八分钱一包的‘生产牌’劣烟，每天上下班来回原须坐四站公共汽车，也常改为‘安步当车’。还多次随学生下乡劳改。”(34)

虽然回到了学校，但是仍然没有远离政治运动，开会、劳动、学习，他这个时期的日记，简单地记录了其时的生活状态：

自今日起，校中集中学习反修正主义两周，上下午均有会，因不得暇矣。(1964年2月24日)

学生下乡参加秋收劳动，老教师集中学习《实践论》及教改。每日上午有会，因之较不得闲，今日去嘉定参观马陆公社棕枋大队，丰收气象甚好。(1964年10月29日)

下乡参加劳动，上午摘棉花，下午访问贫农，五时始归。(1964年11月5日)

今日起集中在红专学院学习毛泽东著作，为期二周，上下午均须到校，遂无读书作文余暇。(1964年12月14日)(35)

1964年12月8日，施蛰存六十虚岁，妻子陈慧华为他燃华烛一双，以作庆祝，施蛰存说：“自念入世匆匆六十春秋，多在刀兵水旱、政治纷乱中过却，可谓生不逢辰矣。”(36)划“右派”以后的施蛰存日子过得很艰难：“一九五八年，工资降级，稿费收入也断绝了。嗷嗷待哺的人口多，我把这两部《金瓶梅》卖了两百元人民币。”(37)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3页。

②③④施蛰存：《夏原和知识分子》，1956年11月23日《文汇报》。

⑤施蛰存：《咬文嚼字》，1956年12月15日《文汇报》。

⑥施蛰存：《才与德》，1957年6月5日《文汇报》。

⑦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

⑧《〈文汇报〉今天继续出版了》，1956年10月1日《文汇报》。

⑨邵力子：《庆祝国庆七周年并贺〈文汇报〉继续出版》，1956年10月1日《文汇报》。

⑩朱强：《〈文汇报〉副刊的风雨60年：渡尽劫波“笔会”在》，2006年10月26日《南方周末》。

(11)周扬：《周扬文集》(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04页。

(12)(13)(14)(15)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7、393、425、427页。

(16)郑重：《我看到的黄裳》，《书城》2006年3期。

(17)黄裳：《忆施蛰存》，《夏日最后一朵玫瑰：记忆施蛰存》，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18)阿木：《辟〈才与德〉》，1957年6月20日《人民日报》。

(19)姚文元：《驳施蛰存的谬论》，《文艺月报》1957年第7期。

(20)(27)《作家们投入反右派战斗：上海作协部分作家座谈毛主席报告》，1957年6月23日《文汇报》。

(21)施蛰存：《三军与匹夫》，1986年9月15日《新民晚报》。

(22)《〈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

(23)蒋文杰：《向人民请罪》，1957年7月2日《文汇报》。

(24)蒋文杰：《1957年的三篇社论》，《群言》1999年8期。

(25)本报编辑部：《我们的初步检查(下)》，1957年7月3日《文汇报》。

(26)《华东师大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1957年6月27日《解放日报》。

(28)本报记者：《在作协大厅里》，1957年7月4日《新民报》。

(29)《上海作家们，进一步深入展开反右派斗争》，1957年7月30日《文汇报》。

(30)巴金、周而复、柯灵等：《进一步开展文学界的反右派斗争》，1957年9月4日《解放日报》。

(31)朱健国：《施蛰存的第五扇窗户》，《文学自由谈》2004年9期。

(32)(33)巴金：《随想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1、176页。

(34)徐中玉：《回忆蛰存先生》，《夏日最后一朵玫瑰：记忆施蛰存》，第33页。

(35)(36)施蛰存：《投闲日记》，《施蛰存全集》第5卷，第1679-1688页。

(37)施蛰存：《杂谈〈金瓶梅〉》，《随笔》198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