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随着新世纪钟声的敲响，又一个百年过去了。在整整20世纪的100年里，中华民族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有过太多的艰难险阻，历经太多磨难和痛苦。英国和法国的现代化进程大约用了150年时间，俄国和日本用了100年时间，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只用了短短40年时间就跨入了现代化的行列。而我们中国，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算起，已经近150年了，从1898年戊戌变法算起，已经100余年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算起，也已经50余年了。根据执政党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我们还需要50年时间即到新世纪中叶才能“基本实现现代化”。
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如此漫长曲折？
回首20世纪，我们有过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和无数的投机政客，却不曾拥有几个具有世界眼光的富有理性的政治学家。在20世纪中，中国频繁地发生了几次重大的政权更替，人们饱受战乱和蹂躏之苦，但都未能构建起最科学最民主最稳定的民主政体。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到“左”的严重干扰，现代化建设多次中断和延误。这使我们感到，在过去波澜壮阔的100年里，中国太缺乏启迪民族智慧和理性的政治学家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着巨大理论勇气和开拓精神的邓小平果断地实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把中国这艘远离了航线的“巨轮”重新拨正到现代化建设的航道上来。这是我们中国人迈入新世纪最可珍贵和最感幸运的财富，是我们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前提。邓小平不愧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长足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滞后，严重地制约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与我们缺乏政治学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最缺乏的是有远见和良心的政治学家。
当我们在顺利实现前两步战略目标的基础上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那些为了中国的富强而孜孜以求的经济学家们。正是这些经济学家们的不懈努力和英勇探索，我们才可能在经济领域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禁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成就。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历史性的巨大变化，无一不是经济学家们勇于探索和敢于创新的结果。在当今中国，我们可以随便地数出一大串杰出的深受国人关注的经济学家的名字，可我们却数不出几个有影响有见地的政治学家。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我们正 处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不应该不拥有伟大的思想家和理论家。执政党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其目标是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围绕这个总目标，经济学家的主要责任是努力实现国家的“富强”，而实现“民主”的历史责任毫无疑问地主要落在政治学家的肩上。我们的现状是，一大批经济学家在为经济改革不断研究探索、献计献策的同时，面对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而严重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境况，不得不部分地挑起了本应由政治学家承担的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任。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经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中央多次号召我们要勇于“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和其他方面的创新”。十五届五中全会又特别提出：“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归根到底要靠改革。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突破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我们的政治学家与经济学家一道担当起时代的重任，勇于探索，促进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创新，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笔者注意到江泽民经常喜欢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这句话“告诫”我们。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无疑是当今世界潮流，我们能否在这个新的世界大变局中占居主动，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我国以市场为取向的各项改革已经基本上与国际接轨，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将主动地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去。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不可分割。但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任重道远。时代深情地呼唤中国的政治学家。
我仔细研究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重要文献。被称着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1978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不仅提出了“解放思想”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而且提出了“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突出贡献，是实现了建国以来我党历史的伟大转折，确立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82年9月召开的十二大的突出贡献，是确立了我国“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１987年10月召开的十三大的突出贡献，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并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了重要的日程。十三大政治报告说：“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邓小平专门强调“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6页。）1992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的突出贡献，是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提出了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１９９７年９月召开的十五大的突出贡献，是确立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主题，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来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得到根本性地突破和创新，与时俱进的广大经济学家和社会各界长期以来不断地发表各种经济理论文章，百家争鸣，功勋卓著。而有关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探讨的文章实在太少了。党的十四大、十五大都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但这并不象市场经济那样引起全社会特别的关注和创新。特别是近十几来，自由、民主、人权等方面的政治术语几乎成了学者“忌讳”的词语，未能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探讨。真理是不怕辩论的，怕辩论的就不是真理。只要我们的政治学家们积极地开展政治学方面的研究，哪怕一开始观点并不全面准确，也都将有利于全民素质的提高和觉醒，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建设，有利于中国现代化事业。
中国共产党是在高举民主和科学大旗的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诞生的。应该说，共产党“天生”就有民主的细胞，而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也决定共产党是为全民族争民主、谋幸福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建设民主，保障人们的自由和人权。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提出中国共产党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法宝就是“民主”。邓小平在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同时，也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十五大报告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江泽民还指示中国社科院要重视研究民主问题，李鹏也指示要加强政治学的研究。90年代我国政府先后签署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十五届五中全会又进一步强调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法制建设”， “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由此可见，党和国家一向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坚强决心，广大人民群众又有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希望。可我们还是难以听到政治学家或政治学者们的声音，他们不是噤若寒蝉，就是躲躲闪闪，犹抱琵琶半遮面。
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同样，没有成熟的民主政治的
理论，也就不可能建设健全的民主政体。伟大的时代，常常产生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思想家常常促进社会的大变革。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产生了那么多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和理论成为反封建专制的强大武器，从而使西方彻底打碎了封建专制主义桎梏，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统治，赢得了生产力的巨大解放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在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迫切需要一批杰出的政治学家和思想家。
当前，在政治学的研究上，迫切需要我们按照“三个代表”的总要求，不断解放思想敢于突破禁区。
其一，冲破苏联模式的束缚。在整个20世纪，苏联对我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影响极其深远，这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十分消极的一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突破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束缚的过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也必须突破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的束缚，实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政治。
其二，冲破冷战思维的束缚。我们常常看到有人写文章指责西方仍抱有冷战思维。作为曾经倒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一方的中国，难道我们就没有一点儿冷战思维？我们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认识是否做到了公正客观？难道就没有一点儿偏见？“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好的，凡是资本主义都是坏的”这样的冷战思维是否存在？诸如此类的现象其实都是冷战思维的严重残余。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在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上是非常公正客观和理性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马克思称赞美国的《独立宣言》是人类“第一个人权宣言”。当林肯当选美国总统时，马克思代表第一国际中央委员会专门发出贺信：“欧洲工人认为由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阿伯拉罕·林肯来领导自己国家进行解放被奴役种族和改造社会制度的史无前例的战斗，是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先声”。马克思称赞美国是“最先产生了伟大的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地方。”（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0-21页。）。现在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我们有的人还是以冷战时期的旧眼光看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已经严重脱离了实际。
其三，冲破借鉴西方文明的束缚。在借鉴西方文明上，我们常有一种资本主义的东西不适合我国国情的论调，这使我国对西方发达国家文明成果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吸收和借鉴十分有限。邓小平诚恳地说过：“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1页。）邓小平还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以上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373页）。我们应该以宽广的胸怀来借鉴和吸收西方文明成果，不要以“天朝大国”自居而视之为“奇技淫巧”。
在政治学研究方面，首先要大量翻译出版和宣传介绍西方有关自由、民主、人权等方面的著作和理论，向全社会广泛普及这方面的知识，增强全民族的民主和法治意识。像我国政府已经签署的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应该公开发表，以引起人们的研究和重视。
我们需要消除的一种倾向是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应付西方指责的一种外在压力来消极对待，而应充分认识到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社会进步和文明的内在要求，应该积极宣传和研究，以促进我国人权状况的不断改善。
根据形势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成为党的十六大的主题。这就要求我们积极探索出既符合世界潮流又适合我国实际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我国的政治学家也应该像经济学家那样，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的历史贡献。
新的时代要求我们有新的作为。
新的世纪呼唤我们有新的创新。
新世纪来了，中国的政治学家在哪里？
